郑州片段回忆

我一共在郑州短期工作过三次。一次是在黄委会做黄河中下游防洪体系建设项目联络员，一次是去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探讨巨龙集团建设问题，一次是处置亚细亚仟村不良债务。

现在能够闲聊的只有第一次，另外两次还涉及很多秘密无法说。

第一次是1985年冬--1986年夏。

1985年秋天，我在中科院系统所随邓述慧老师参加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项目评估（我们负责投资概预算审查，投资财务可行性评估，投资风险评估和社会效益评估），在评估会上，清华的张光斗先生透露一个消息说：黄河水利委员会向水利部上报了一个黄河中下游防洪规划实施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施，将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运营方案，防洪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建议暂时不要急于评估小浪底，而是先搞清楚黄委会的项目实施情况。

中咨公司当时负责水利项目评估的领导是罗西北（罗章龙的儿子），立即向国家计委了解情况，结果国家计委说：水利部有本位主义想法，你们不能完全听他们的结论，否则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必须有自己独立的队伍，平行搞清这个项目情况。

为此，中咨公司从国家计委专门申请了一笔钱，立项了一个黄河中下游防洪体系调研（这个项目是后来著名的华北水资源研究课题的先导课题，这个课题的完成，其核心结论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衡，比能源和土地资源的制约更大。这个结论直接导致了中央最终下了上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的最后决策。华北水资源研究，也是我在中科院最后一个项目，参加完成就离开了），把项目中的黄河上游洪水预报系统和黄河中下游多水库联合调度系统优化方案和效率评估交给了中科院系统所。

他们把项目交给系统所的原因是系统所当时的副所长邓述慧老师1985年从MIT斯隆管理学院做完Fellow回来时，是在荣毅仁的中信集团的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做总经理，与中咨公司很熟。不过邓老师在荣老板那里没呆多久就被被当时系统所的所长许国志先生劝回了系统所做副所长。邓老师在出国前，是中科院二局局长，是资深的项目管理专家，搞过中国核武器项目管理。

当然系统所做的项目侧重于黄河上游洪水预报系统和黄河中下游多水库联合调度系统的运营效率评估和运营方案优化。而黄委会侧重于这两个系统的工程实现。

当时系统所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刻，老先生已经不能在一线工作，文革耽误十年，人才严重断层，工农兵出身的不堪大用，而文革前毕业这批人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困难时刻，根本不可能长期出差，所以只能让我们这批77级，78级的生瓜蛋子冲在前面。

事实上，我在系统所做的项目无一不是需要长期出差，在野外游动作战的，例如三峡工程移民人口容量，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的财务可行性评估，黄河小浪底工程评估，山西万家寨水利枢纽评估，大庆油田技改规划，塔里木油田开发规划，海南莺歌海油气田规划，黄淮海农业现代化区域规划（其实就是黄淮海地区盐碱地改造，所以我长期在河南的黄泛区滞洪区出差）等等。

对黄河防洪这个项目，当时所里的计划是我作为经常住现场人员，随时了解他们工作进度，关键节点解决方案和效率指标，然后把数据及时带回北京，给所里不便长期出差的老师们进行后台分析，提供参考，然后把系统所的研究成果，进度，结论和一些问题解决方案，再让我带回郑州，交给他们，给他们参考，互通有无，互相参考，互相支援，全面了解项目效率和成果，便于最后做出客观评估，以便于国家正确决策小浪底工程。所以其实我只是一个现场联络员而已。

我算是邓述慧老师的嫡系部队。邓述慧老师是科大数学系59级的校友，当时系统所的人都说的是我是她儿子，我每周六必去她家做饭吃，与她的儿子玩游戏，看电视。

所以关键时刻，我不上谁上，很自然这个项目就是我跑不掉的了。

第一次去郑州是参加黄委会的黄河中下游防洪体系建设的项目动员会，是在郑州黄委会的大会堂开的。

当时是冬天，我跟邓老师两人从北京坐火车（当然她是软卧，我是硬卧）到郑州，黄委会派车在郑州火车站接站（黄委会当时在郑州很有地位，接站车可以直接上站台），安排到中原宾馆。这次来参加项目动员会的人不少，北京的有国家计委，水利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以及中科院，地方的有山西，河南，山东等等省的主管副省长和水利厅领导等等（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个主题是涉及中下游省份分配黄河水资源扯皮，是个打得花儿开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会开幕式的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黄委会领导介绍参会人员时说：中科院的来参加的同志有某某某，等等，最后叫到还有刘芒同志，说完后他自己也小声嘀咕一声：怎么叫这个名字。结果下面哄堂大笑，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是我在报到签名时，把小的一点写得太淡，结果小变成立刀旁，文小芒就变成刘芒了。

启动会议开完邓老师回北京，我就留下来跟黄委会规划设计院和通讯调度中心协调我们交换资料清单，协调工作日程表，了解他们工作进度，工作次序，核心模型和算法等等问题。这时自然就不能住中原宾馆这种地方了，黄委会把我安排在他们招待所。

当年的黄委会招待所在金水路跟城东路交叉的西南角上，背后就是紫荆山公园。我住在二楼，从房间窗子朝东一看，正好看见郑州国际饭店的大楼（当时应该还没有正式营业）。

招待所当时没有独立卫生间，每层有一个公共卫生间，一楼有一个公共澡堂，每天下午六点到十点供应热水洗澡。

房间里有一个14寸黑白电视机，还是无线信号，用拉杆天线接收，经常是雪花一片。不过好像也就四五个台而已。很少看，情愿看书。

吃饭是在一楼食堂，早餐大多数时候是馒头，甜汤（其实就是面粉搞的稀糊糊），一个煮鸡蛋和咸菜，有时有油条和胡辣汤。中餐大多数时候是大米饭加炒菜，炒菜大多数时候是圆白菜煮五花肉，或胡萝卜炒肥肉，偶尔有点海茄子（不带刺海参，最低档的）或鲨鱼皮，这就算打牙祭了。晚餐经常是打卤面，豆角焖面等等。

每天伙食标准大概是两元（早餐四毛钱，中晚餐各八毛钱），如果是吃米饭，就是一块用铝盘蒸的比较硬的，四四方方四两一块的米饭（当时标准是早餐二两，中晚餐各四两），装在一个碗里，另外一个碗打大半碗菜。如果吃打卤面条，就是一个碗装白面条，一个碗装卤（主要是西红柿鸡蛋，木耳黄花，蒜苔肉丝等等类型），如果吃焖面（这是河南人一大创造，就是把切面放笼屉蒸熟，然后与炒好的大酱豆角五花肉片反复拌匀后，一起焖），就是两个大半碗。

总的来说，吃饱是没问题的，比中关村的各所食堂要好得多。中关村各所食堂我都吃过，最差的算得上数学所食堂，最好的应该是动物所食堂，物理所，计算所，声学所，化冶所等等食堂只能说能够保证活下来。数学所食堂差，不是因为饭菜质量问题，而是大师傅脾气大，因为以前是何香凝的家厨，被郭沫若要过来，后来一文革，郭沫若不敢再养家厨，就下放到数学所食堂了，估计也华罗庚先生为领导排忧解难，结果这位粤菜特级厨师在食堂自然是怒气冲天，心情一好，就给你吃烤鱼，呛腰花，蒜蓉蒸鱼，我们就幸福，心情一不好，中午饭都能只给你煮鸡蛋，还是冰冻的，硬棒棒，咬不动。不过阎大师傅的心情不好时候居多。直到退休，换了新厨师，才算正常起来。

要说吃面条，我觉得郑州烩面不错，当时钱不多，只能偶尔吃一次。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调查黄河防洪时，在孟县与县里领导座谈防洪和水利问题时，中午招待我们吃杂面条和羊汤，用醋和盐凉拌一种树芽（很特殊的清香味道），那个杂面条水平高，面条劲道，入味，香甜，作为浇头的羊肉鲜嫩，有点醋蒜的香味，无比开胃，吃得几乎所有人最后走路都得看着天，弯不下腰，上车都得歪着身子，慢慢挪动。当然也可能跟我们太饿有关系。

吃得最差的面条是在山西吕梁山里面，吃高粱面饸饹，放点盐，放点醋，放点干辣椒面，就硬吞，割嗓子。喝水也是地窨子水，微黄的水，里面都是死掉的小虫子或微生物。

当时出差补贴很少，最早只是每天3元（当时出差的餐费是自己掏腰包的，是不能报销的），后来物价涨得厉害，才升到12元。而住宿费是实报实销，所以当时全国都实行啃床板制度（这才是全国性的掩耳盗铃），也即把餐费加到住宿费中。例如我在黄委会招待所每天住宿费是五元，但是他收七元，其中两元就补助到餐费中。不过登记住宿时必须交全国粮票，每天一斤。不吃饭也不退。

吃饭的方式就是按时拿招待所发的有明确黄委会招待所标记的两个饭碗去，一个装饭，一个装菜，并不需要饭票或打卡。

我是米饭党，吃馒头很困难，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不吃招待所的早餐的，而是到金水路马路对面的一个叫少林小吃店的小馆子吃，五毛一碗羊杂汤，两毛二两粮票两个五香饼（很像陕西的白吉馍，但是上面有芝麻，而且比较软）。

这个小吃部仅仅只是一个低矮的砖头搭建的棚子，外形很像电影里的土地庙，里面一口巨大的锅熬着乳白色的羊杂汤，一个柳条筐装满五香饼，只有一个2平米大的窗口对外，交完钱，用一个大粗瓷碗舀大半碗乳白色汤，放入若干切好的羊肝，羊肺，羊肚片，撒点香菜末，再加点白胡椒粉就端给你，同时给你两个五香饼，五香饼两面金黄，一面有白芝麻，夹层有葱花和盐，有点像北京的芝麻烧饼，不过比烧饼薄，也柔软得多，不过从流派上讲，应该还是烧饼家族一员，只是与时俱进，入乡随俗了。

羊杂汤很不错，不膻，吃的人很多，这个店是没有店堂的，大家都是一手拿汤碗，一手拿五香饼，站在外面一块空地吃，吃完后把碗放在墙角一个柳条筐里走人。先交钱，后端汤拿饼。估计雨天就没什么人了，因为露天没法喝汤。不过河南好像冬天不怎么下雨。

这碗羊杂汤最大特点是没放什么八角，桂皮，丁香之类香料，这是我在国内任何地方喝羊杂汤没碰到过的。

早上吃一碗羊杂汤，一天都是热乎乎的。后来我去郑州，住在国际饭店，还专门去找过，可是已经物是人非，早就拆迁了，那一带当时已经是废墟一片。

我的工作是吃完早餐，就步行去附近的黄委会规划设计院找相关单位协商工作计划中的问题，制定工作节点，或者坐车去黄委会通信调度中心（在城北路，附近是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做同样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一直呆在郑州，我还同中咨公司和黄委会的人一起沿黄河调查过，从山西万家寨开始，一直走到郑州花园口水文站为止。中间有时开车，有时走路，每到一个县，都要与当地主管水利防洪的县长，水利局局长，防洪办公室主任等等座谈。历时一个月左右。

当时这两个项目采用的技术都是世界级的。

上游洪水预报系统，是在上游关键节点地区布置无人值守降雨和径流监测站，然后把降雨和径流实时数据无线上传到各中心节点基站（有点现在蜂窝移动的基站意思），然后基站再用有线网络把数据实时上传到郑州黄委会通信调度中心，进行数字分析，然后用洪水预报模型计算（这是一台IBM大型机的工作），计算出洪水的流量，时间和波形，用来预报洪水，为中下游水库关闸获得预警时间。当时这套系统能够为三门峡，伊洛河等等水库获得7、8个小时的提前关闸时间，可以大幅减少下游洪水危害。

当时第一批监测站和基站的降雨传感器和径流传感器，监测站集成，基站集成，电源，无线传输系统等等都是进口设备。这些设备有德国，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

下游多水库联合调度，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当时只有美国实现了四个水库联合调度的优化算法。黄河是三个水库联合调度（三门峡，陆浑，故县），当时中央还没有决定上小浪底水库。

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是指对流域内一群相互间具有水文、水力、水利联系的水库以及相关工程设施进行统一的协调调度，使流域内水利效益最大化（其实就是最少可能弃水，因为水就是钱，不但可以发电，也可以灌溉和工业用水），同时保证防洪安全和水库大坝安全。

单库分散调度的方式在进行防洪和兴利调度的同时，没有考虑其对水库群以及整个流域的影响，不利于流域内水利综合效益的发挥。

所以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是多目标调度，包括防洪、兴利、生态联合调度和应急目标的优化。

当然黄河中下游联合调度，首先考虑水库群大坝安全（因为陆浑和故县水库质量不高），然后再承担水库上、下游防洪任务。

联合调度的基础是洪水预报，然后再结合调度模型的优化算法，对各水库的运行进行统一协调、统一安排。通过采取蓄洪滞洪、削峰错峰等措施，减少水库最大泄量，达到保证各水库和区间防洪安全的目的，充分发挥水库群的防洪效益。

水库群拦蓄洪水可以有效减轻中下游的防洪压力，再加上中下游堤防、水闸、泵站、分洪区等配套防洪工程，可以有效保障中下游的防洪安全。而且还能显著提高水库群蓄水能力。

水库群作为一个系统，其效益不再是各水库效益的简单相加，而应大于各水库效益之和。（目前在黄河干流上，我们已经实现了龙羊峡、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群的联合调度运用，进行调水调沙、水量调度、防洪防凌调度、兴利调度等，对优化配置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河流健康，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显著）。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严重缺水，所以水库群联合调度的基本原则以总弃水量最小拟定各个水库的蓄水和放水次序，梯级水库上游水库应先蓄水后供水，库群中如有调节能力高、汛期结束较早的水库应先蓄水，在供水期按总供水要求进行补偿调节。

从技术上看，水库联合优化调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阶段、多层次、多目标、多决策主体的风险决策问题，问题具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性质。需要多目标优化算法（例如多目标免疫遗传算法）和多属性决策方法。

有时工作时间太晚，会错过在招待所食堂吃饭的时间，就只能去城东路上的一个小饭馆吃（沿金水路与城东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往北走两百米），是一个简易的建筑，很像现在的临时工棚。小饭馆经常人满为患，有时要等很长时间。有一次我实在等得忍无可忍（大概一小时以上了），自己去厨房寻摸，发现桌子上有一盘刚炒好的菜，迅速端起就走，出来后才发现不是我点的蒜苔炒肉丝，而是豇豆炒肉丝，不过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吃完走人（当时是先买菜牌后吃饭，吃饭还要粮票，我们出差常年都有一批全国粮票在手里）。这家小饭馆的特色应该是抓炒的菜很不错，而且不贵，一个蒜苔炒肉丝，不过八毛钱而已。我在这里还吃过黄河糖醋鲤鱼（当然是局部，不是整条），印象深刻，因为鲤鱼上面放炸得酥脆的龙须面，再浇糖醋汁，这个以前闻所未闻，很新奇，味道也好，鲤鱼没腥味，肉嫩，面条酥脆。

找到这个窍门后，后来我又多次去厨房自己端菜（其实该叫抢菜）自己吃。当然我也没占便宜，故意端高端菜吃。

总的来说，当时郑州还是很淳朴的，并无欺生现象，而且对外地人还比较友好，基本都是善意的，而且乐于助人。有时在法国梧桐树下与别人随便聊天，也挺有意思。

星期天，人家要休息，我也只好到处乱逛。当时郑州给我的感觉是绿化太好了，满城的法国梧桐，与南京一样。

我常去的地方有几个，一个是附近的紫荆山百货大楼（主要是去买雪糕冰棍吃，很有特色，有金黄色的蛋黄雪糕，这个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没见过）。一个是紫荆山百货大楼对面不远的老的河南省博物馆（现在应该搬家了），里面主要展品是青铜器，汉砖和各个朝代的墓葬随葬品，尤其是春秋战国的墓葬较多，博物馆水平很不简单。所以人家一直说中国文物地下看河南，地上看北京，当时陕西的兵马俑好像在普通人那里还不怎么著名，它大概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才牛起来的。还有一个常去的地方是花园路与政三街交汇处东北角的一家新华书店二楼的旧书处理市场，在那里我买到了不少文革前的旧书，那个旧书市场很大，一长排书架在墙边，书架中间的地下也堆满旧书。从旧书来看，河南文化底蕴还是厚。我逛过我去过的所有地方的旧书市场，除了北京和上海，郑州这里水平和丰富程度都不错，超出杭州长沙武汉广州这些地方，当然成都重庆等等就更无法相提并论了。西安也许可以比一下？同样是中原历史名城，同样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石家庄的旧书市场简直就是没文化人开的，太原旧书市场干脆惨不忍睹，大概煤老板们不看书吧。

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去紫荆山公园闲逛，那时郑州很时兴的是照彩色照片，一到星期天，很多花枝招展的姑娘会撑着各种花布伞，斜倚在公园的草地上搔首弄姿的照相，一个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不把胶卷照完不收场。我一般就站在旁边看，看完一拨，再换个草地，看另外一拨。紫荆山公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很多人在像护城河一样的小河沟里划船，我还真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其他地方划船一般都在水面宽广的地方。公园里面还有很多卖东西的，例如风车之类。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公园里面的连环画摊子看连环画，一本几分钱看一次。

当时十天半月我就得回一趟北京，带数据回去，有时还得去中咨公司回报进度和情况。然后在北京呆十天半月左右，再次南下。

有一次冬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郑州，路上晚点，半夜一两点钟才到，我一出郑州站，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架着，脚不沾地的直接扔到一辆米黄色小面包车上，说：去我们那里住。我说：我是郑州的，我住在黄委会。

大概黄委会在郑州地面有些名声威望，立即就把我放出来了。我离开时，车上剩下的几个人一脸羡慕加绝望的看着我。还是央企有面子呀。然后我就踩着积雪，从容离开，走到公共汽车站，坐车到金水路跟花园路交界处，下车，慢慢背着大包走到黄委会招待所。把服务员从床上敲起来，开门进去，一看是熟人，二话不说，给我原来住的房间钥匙，然后自己扭头进去继续睡觉。

有一次去黄委会规划设计院，在办公楼偶然遇到系统所的另外一个副所长刘源张院士，他看见我，说：小文，你怎么来了。他大概以为我是来找他的。我说：在这里做防洪规划实施项目。他说我来是应水利部邀请来推广TQC（全面质量管理）的。刘先生是国内TQC技术的引进者和管理体系的奠基者（他是从东京大学回国的，在日本就是质量管理专家）。

那段在郑州的日子其实过得很快，因为很忙。

做项目的最后一次去郑州，回北京时，有点时间在火车站附近闲逛，结果就被小偷得手了，装在旅行包中的钱包被偷走，里面有身份证和工作证，全国粮票和钱，好在火车票在衣服口袋里，以至于我到北京后，下地铁，只能跟检票员讲自己遭遇，大概看我样子比较诚实，一挥手就把我放进去了。到木樨地坐320公共汽车时，也是如此，对售票员说一句被偷了，就算了。

后来小偷还把工作证和身份证寄到系统所。当年的小偷都有这种基本素质，现在的阿里巴巴都做不到，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