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事实
1、高岗为人高调，一身江湖气，称兄道弟，结帮拉派，封官许愿，男女作风糜烂。但是有功劳，例如与刘志丹、谢子长共创陕北根据地，才有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落脚之地；接替林彪担任东北局一把手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四野百万大军入关作战提供后勤保障；抗美援朝，为志愿军提供后勤保障（彭德怀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1935年，毛主席和红一军团到达陕甘宁边区不久，毛当面赞扬高岗：“高岗是一贯正确的领导人，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他一切正确，不断前进。”
2、1949年3月，五大书记是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石，10月1日建国，权力中枢变成毛主席，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高岗，然后三个个党外人士打酱油的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1952年高岗进京（高岗带了10万干部，130万工作人员进京）。，组织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为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与周恩来主管的负责外交统战为主的临时政务院平级（周副主席从江西苏区开始就不是一把手就是二把手，但是建国后只是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为什么？想想看）。提拔高岗，贬抑周恩来，显然是毛主席有压制刘、周二人日益表现出的右倾想法（刘的观点：剥削有功；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让毛主席很愤怒，毛主席认为：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么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能是民主党派、民主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他们的知识分子，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20——30年以后，等到自己七老八十了，再搞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不行。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所以批评刘少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刘的名言我们都能耳熟能详：“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所以高岗得到重用，决非高岗个人野心所致。
其实五马进京就是为了抑制刘周，才以“充实中央领导班子”的名义“削藩”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进北京，以“削藩”的名义“充实中央领导班子”。例如任命饶漱石为刘少奇原分管组的织部长。然后共产党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负责制；一人轮流值班一周，叠床架屋成立书记处，主持党内日常事务，邓小平任总书记。
3、因为周恩来、薄一波取消国营企业税收优惠，与私有经济统一纳税，毛主席再次大怒，周、薄两人分头大会小会深刻检讨，撤销薄一波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职务，财政部改组。接着，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安子文遭到长期围攻。再接着，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就批评东北、山西合作化冒进，晋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天津剥削有功的讲话，作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刻检讨。
4、高岗得到重用后，就开始飘飘然，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不知道对方厉害，例如1953年1月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5、对方的第一个反击其实是引蛇出洞，那就是在八大上刘少奇提出的国务院总理负责一切经济外交日常事务。高岗勃然大怒，说：刘少奇是资本家的女婿，长期在白区工作，重用一批城里地下党的变节分子(薄一波等“61个叛徒”)，一说发展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我们边区武装斗争，硝烟弥漫，血雨腥风，追求的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决不轻易向资本主义妥协。高岗观点博得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共鸣，而且得到陶铸、陈正人、柯庆施等封疆大吏的同情和支持。
6、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在对手捏住其与苏联勾勾搭搭和与林彪勾勾搭搭证据后，毛主席离京修养，高饶在北京成了反党联盟，被分别关押审讯，高岗两次自杀，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被中央关押的状态下第二次吞服大量强效安眠药而身亡，享年49岁。
高岗死后不到一个月，9月15日，筹备了近两年时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与政务院平级的经济计划委员会随着高岗的自杀烟消云散。
对手政治斗争武功之高，力道之大，令人不寒而栗（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发言者有44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然后把高岗留在东北和带进北京的所有小兄弟一网打尽，永世不得翻身，好几万人哪，叹息）。
7、八大结束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所以真的博弈开始了。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1960——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1964——1965年四清，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48年，毛主席就把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此，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解释：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52年，毛泽东继续革命，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根本不顾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脸面，毫不客气地明确提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8、高岗的问题其实是：28年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洒血，就是为了夺取政权以后大力发展继续革命的对象——资本家、地主富农，按照剥削有功的道理，等他们通过剥削而充分发展了，实力充分强大了，再动员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进行一场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革命？
9、按照前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说法，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不久高岗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我交谈时常强调说，他一向支持高岗，前中共中央书记博古企图把他除掉，是高岗救了他。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
与此同时香港人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见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使召集高岗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惟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应当承认，香港资本家讲的是实情，在东北全部机关、企业、房屋的正面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而几乎见不到毛的肖像。斯大林的肖像在多数情况下画得根本不像斯大林，他的脸形被画成东方人，中国人的样子，当然大家都知道画的是谁。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4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视为至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提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这份报告以及其它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这还不算什么，他还把一夹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 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曾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
汪东兴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3月4日随毛泽东访问苏联，12月28日这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深夜，毛主席对我说：“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毛主席办完公，把我叫来，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毛主席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告洋状吗？”我说：“就是向洋人告状嘛。”主席点头同意。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是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2016-05-23 14:31:45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