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9/15
一、政权从基层逐步撤离的简单背景信息
二、对撤乡并镇政策背景的进一步解释
三、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四、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从1978年说起
五、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六、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的瓦解
七、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农村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的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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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权从基层逐步撤离的简单背景信息
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9/15 15:27:00
*** 我先声明我只是描述事实，没有价值判断。所以不爽的人不要扔我砖头，要扔找决策者去。
我的信息主要来自公开信息，少部分数据我要修改（错了不负责），因为我要保护数据来源，这是受过一点保密训练的人都知道的。所以有人对某些数据有疑问，很好，恭喜你，你对了。另外，我只说已经做得事情，没做的不说，不犯错误。
一、现状
按照有关规划，到2012年全国乡镇总数将降低至3万个，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乡镇数量的三分之一，撤并达到60%左右。
实际上目前一半以上省市自治区已经完成撤并工作，例如陕西省已经完成撤并乡镇330个，撤乡设镇210个，撤乡镇设街道办事处19个的任务。
下一步计划是建立镇公所派出机制。
二、乡镇政权简史
乡镇机构诞生的时间不长，只有100年多一点的历史，始于清末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民国时期，设置了乡公所，1958－1982年期间，乡镇一级被人民公社取代，1978年人民公社体系解体，乡村地区重新设置乡镇一级机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乡镇9万余个，平均人口不足1万。
从1993年起，分税制开始实施，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失败，由繁荣转为衰落，乡镇政权收入减少，开始把创收的目标锁定在农民身上，乡提留、村提留，各类罚款、税费层出不穷。（九十年代中后期，纯农业地区每个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人均承担税费在每人每年200元－300元之间，超过农民全年粮食种植能够获得的纯收入）。如果农村家庭中在粮食种植外没有其它收入，是无法缴纳乡镇以及村上的各项费用的，结果是辛苦劳累一年，欠一屁股债。
结果强迫农民外出打工，没有条件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卖血。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爆发的因卖血感染上爱滋病的社会灾难是这一时期乡镇职能错乱的副产品。
2006年农村税费改制后，原有的乡镇机构在财政上无力维持，走上了借债运营的路子，乡镇债务迅速膨胀。乡镇机构已经成为恶治，并形成一个靠食民利以自肥的庞大利益群体。
为了应对乡镇机构的财政危机，减员裁人，合乡并镇提上了日程。
三、撤退的理由
1、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就是把县作为政权的最低一级，农村地区由地方乡绅实行自治管理。这项制度起始于唐宋，终于清末。对皇权不下县实施得最为彻底的是朱元璋，在明朝初年，诰令地方官员不得擅离官衙前往县城之外的农村，违者腰斩。在朱元璋看来，一个县官不好生生坐在衙门内听讼断案，而去乡村转悠，是扰民生乱之举。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建立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的时候，需要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物质的积累，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牺牲。这样的发展格局，需要一个对乡村社会牢固控制的强力政府机构，而这个政府机构必须有效地承担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使命，拥有强大的汲取和输送资源的能力。建国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乡镇政府一直高效率地运转，按照国家需要源源不断地把资源和劳动力从乡村社会输送到城市。
随着人民公社的高效率汲取输送体制解体后，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后，乡镇政权对农村控制已经大为减弱，只好采取增加机构、扩充人员的办法来增强自身的能力。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后果之一，是增加了乡镇本身运行的成本，而越是增加人员，越是增大了成本，就越是降低了自身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资源的能力。乡镇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而国家实行了分税制，把丰厚的税源收归中央，贫瘠的税源留给地方。作为乡镇，干脆不管，让你就地筹集。这就是著名的前总经理的国家给政策，乡镇想办法政策。这样各省级人民政府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给了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向农民征收税费的依据，能不能收上来，你有没有钱花，就看你自己有没有本事了，反正国家也不再从乡镇要什么了，也不管你了。这也标志着，乡镇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汲取输送资源的职能消失了。
乡镇继续存在的价值，是在自己筹集经费养活自己的同时，竭力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完成上级安排下来的数不清的乡村建设指标。而上级安排的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只给指标不给经费，只给指标不给办法。乡镇完成指标的办法有两条，要么想方设法加大对农民收取税费的项目和征收力度，要么想方设法编造一套虚假的数据汇报上去蒙混过关。巧立名目加大对农民征收税费的力度，既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程序，也使乡镇政府在社会上蒙受更大的骂名；编造虚假数据的做法，就更使乡镇的“劣迹”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乡镇政府的脸面越涂越黑。
于是国内终于有人喊出：解散乡镇政府这种“掠夺性政府”。实际上说乡镇政府是“掠夺性政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乡镇“掠夺”的资源都输送给了国家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而分税制改革之后，乡镇“掠夺”的资源主要用于供养自身了。
3、乡镇是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罪魁祸首
要减轻农民负担就要先拿乡镇开刀。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民比例严重失调，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在分税制的条件下，乡镇的财政收入从本乡镇范围自行筹集，因此乡镇工作人员多，吃皇粮的就多，需要向农民收取的就越多，这是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的直接原因。
撤乡并镇的对策，其实是对以前屡次精简屡次膨胀的反思的结果。
乡镇数量太多，而每个乡镇都是按照党、政、人大加上七站八所建构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精简人员难度太大，效果不显著，因为无论你怎样减，机构还是那么多，机构多就需要相应的人员坚守岗位。
而撤乡并镇则首先在压缩乡镇政府的总体数量上下功夫，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的乡镇合并成一个，相应地，乡镇政府党委人大政协七站八所，从两套、三套甚至更多，一下子合并成一套。相应地，乡镇主要领导，正职副职，七站八所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只有一套政府机构的编制来设置，多余的人员势必要找出路，分流出去。
这样一来，乡镇数量少了，干部少了，人员少了，机构精简了，消耗少了，而负责供养乡镇的农民数量却大幅度增加了，官民比例减小了，于是乡镇对农民的压迫自然就减轻了。
4、乡镇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的最大服务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
从现实来看，乡镇政府想提供任何公共服务都是力不从心的。实际上，大部分乡镇的财政资源，已经不能保证提供教师工资和保障乡镇机构的正常运转，现在，许多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教师的工资都不能全额发放甚至要拖延数月发放，根本没有什么财政能力来从事公共物品的生产。
为了开辟财源，乡镇也曾开办了许多乡镇企业，可惜都关门倒闭，留给乡镇的是巨额债务包袱。为了完成上级压下来的名目繁多的各项任务，乡镇不惜借债达标，结果债台高筑。
5、乡镇政府人员缺乏服务能力
由于资源汲取型的乡镇机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以赴地“抓拦堵截”和催粮催款，把进入乡镇工作的人一律培养成“治安”能手、“协税”能手以及编造材料哄骗上级的能手。一些在村里横行霸道的小混混，被吸收进乡镇政府聘用的人才队伍，这些人虽然在村民中口碑极差，但是却能在催粮催款、抓拦堵截工作中大显身手，颇受乡镇青睐。
作为基层政府，既不能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又不能服务于辖区内的民众。缺失服务功能，乡镇就真的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了。
四、具体做法举例
河南省规定，平原、丘陵地区原则上不保留3万人以下的乡镇，山区原则上不保留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人的乡镇。乡镇撤销后按整建制并入相邻乡镇。
这样将有14万超编人员面临分流。河南省里规定：每分流1名财政全供人员（目前实行的买断制度，大约一人5万元），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补助5000元；每分流1名差供人员，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补助3000元；每撤掉一个乡镇，省财政给县财政补贴50万元。但是实际上这些钱并未真正到达个人手里，所以引起大量的上访事件。
其他省市政策大同小异，只是数据不同而已。
五、后遗症
1、政府控制能力下降。
撤乡并镇，国家行政力量从村庄的撤出，导致对农村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公共事务或公共工程组织能力基本消失。
2、治安恶化。
村庄自治和行政空心化现象，让一些家族势力、非法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迅速乘机填补进来，严重危害了农村稳定和治安。再加上村庄大量强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留下386199部队组成的空巢村，一些黑恶势力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渗透到空心化的村庄，导致近几年来农村治安状况不断恶化，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不少农民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而且村民间发生纠纷和冲突，或者村民遇到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在以前愿意找政府寻找合法的途径加以解决，政权撤退后，迫使一些村民通过私人途径解决问题，甚至是寻找黑恶势力进行解决。
3、农民负担加重。
一些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机构同时跟随乡镇撤并而撤并，例如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网点开始撤离，甚至一些中小学也开始撤离，导致农民寻求公共服务机构的成本增加。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农村孩子的读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开支。
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冗员现象，没有达到从根本减轻乡镇政府的行政开支和财政负担的目标。
当前在乡镇工作的没有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县级政府领导安排进来的，乡镇领导不敢裁减。结果是不裁减无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而裁减有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结果引起被裁减工作人员不满，乃至上访。
同时裁减的乡镇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一次性买断模式，但一般县乡两级政府拿不出安置费。结果是乡镇工作人员随同乡镇撤并而集体搬迁，乡镇政府虽被撤并，但是乡镇工作人员则全部加盟新组建的乡镇政府。
5、导致乡镇政府负债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引发债主和乡镇政府之间的冲突。
目前国内大多数乡镇政府都有负债，甚至严重负债。负债少的乡镇与负债多的乡镇合并，结果是负债比较少的乡镇政府和乡镇农民非常不满，因为加重了这些乡镇的债务负担。同时一些负有大量外债的乡镇政府被撤并后，其债务负担无人承担和承认，前后乡镇政府和领导对乡镇债务采取踢皮球的态度，引起一些债主冲击乡镇政府和上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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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撤乡并镇政策背景的进一步解释
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9/16 16:18:00
上一个背景信息一起很多争论，为表示客观，我不介入。我再提供一点这个政策的背景信息。
中国撤乡并镇改革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改革的本质就是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根本是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理论。（这个理论的细节有兴趣可以上网寻找）
这个理论不但被紫阳真人接受，也被前任班子接受。实际上撤乡并镇的实施是在上任总经理推出分灶吃饭，税费改革后不久，这是与国企减员增效，大下岗一样的思路，甩包袱。现任不过是萧规曹随而已。其实一直在进行，下岗的乡镇人员一直在上访，在示威，只是大家不在意而已。
最近又成热点，不过是下任总经理可能将继续执行而已。
根据这个城市化理论，有关部门制定中国城镇化中长期规划，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中国未来70%是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占30%，考虑到老少边穷地区情况，实际上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比例将可能低于15%。这样的人口数量既不需要，也不能支撑一个庞大的基层政权机构，所以收缩就是必然的。
政权撤退，并不是不管，而是中国派出县一级政府的派出所（镇公所）来提供基本的服务和管理。
这就是这个政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从目前试点来看，操作上非常粗糙，效果不好。不过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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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9/16 16:33:00
当年的战友如何成为对手
一、莫干山会议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现在当年能够上山开会已经在中国政坛和学术圈成为一种荣耀。
莫干山会议是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策划的。
1984年的背景是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僵化。
1984年5月温元凯在合肥搞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等，自称“全国改革者大会”，结果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温元凯被处理。
改革者大会后，全国草木皆兵。所以他们在当时属于“顶风作案”。
1984年，朱嘉明33岁，是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是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张钢35岁，是《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他们当时认为，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行城市改革配套不行。应该利用年轻人的力量团结起来，推动一下。于是策划了在莫干山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会议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也参与组成会议筹备组。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论文审阅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高梁，蒋跃、张少杰、贾康等等也参与审稿。原则是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
最终上山的包括紫阳真人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副主任王岐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等。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如今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
会议规定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所以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这些例行公事，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挂牌讨论，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参加者无不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张钢甚至因为劳累过度，胃出血，做了胃切除手术。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例如“挂牌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会议场所被挤得满满的，气氛热烈，基本观点有“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如今大家知道，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基本可以肯定是8平方的导火索。
莫干山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提出了“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的不同的国家发展思路，宏观经济是否应该打破“综合平衡”发展（当时王史华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现在消费低迷，产能过剩。
会议结束后向中央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些报告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并向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紫阳真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
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涌现了人才；解放了思想；决策层产生影响。（可以与当年紫阳真人在那个著名的“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纲领建议以后，接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引起的轰动相提并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
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
然后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受聘（方风雷就是这时出山的）。
莫干山会议的后遗症是导致以后大量青年人专心致志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改革方案设计，有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当时说法是“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这种情况影响到现在。
莫干山会议余波荡漾。
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通胀加大，改革意图实际受挫之后，1986年，紫阳真人要求各部门和中青年研究力量都要参加“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研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于我国推出价格、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
但最紫阳真人去东北考察国企情况后，决心动摇了。因为追求规范化的“利改税”改革之后，国企效益出现20多个月连续下滑之说，使他不再看重“规范化”之路，于是从1987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价税财连动改革实际就是前任总经理的分灶吃饭改革）。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最终走向8平方。
二、京丰宾馆会议
京丰宾馆会议是1989年4月5日召开的，叫“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期四天，有400多全国各地来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来会议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会议当时分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会场，政治会场的参加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参加者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参加者有黎鸣、包遵信等。
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当时是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当时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等等今日的大人物也参与会议。
此外参与者还有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高山（当时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红人，8平方后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周其仁，林毅夫，茅于轼，严家其等等。
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组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从现在来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上非常耀眼，而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当时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当时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加其（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当时是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等等。
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的人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当时是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当时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就是现在凤凰卫视那个普世分子），盛洪（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现在茅于轼的老板），钟朋荣（当时是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当时新华通讯社主编），梁从诫（当时《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其中只有冯仑成功。其余人都是搞的咨询公司。迟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当时是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当时是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当时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当时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当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郭树清9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吴晓灵（现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当时《金融时报》副总编）等等。
这个会议只是宣告了激进改革派被淘汰淘汰出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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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从1978年说起
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10/27 11:39:00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背景是什么？
我想用已经公开的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来说明（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这次会议关于农业问题，讨论了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但是都未能在会上正式通过，会议只是同意把两个文件下发到地方讨论和试行，从程序上说会议文件还不是最终作出的决策。
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是观点分歧。
一、现状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但对农业成就却有很高估计：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就不赞成这个说法，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廖汉生说：“决定”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说：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会主义改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而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说：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他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省委书记马兴元说：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二、原因讨论
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安康地区大小河流总流量100亿方，而水库蓄水不到总流量的0.5%；祁连山雪水的60%白白流掉。
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说：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显突出。1949年全国人均土地2.71亩，1977年减少到1.57亩。29年里，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了近58%。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也导致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
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景平说：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说：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省委书记陈璞如说：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说：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说：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说：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说：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在维护集体所有制、正确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下，要解放一点、搞活一点，例如建立作业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超产奖励；又如山区给社员留一点自留地，允许养少量的小牛等牲畜。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说：现在定额管理方法各异，但对产量要不要落实到组和户并超产奖励，群众心有余悸，就是怕说包产到户。文件也说不许包产到户。究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
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说：过去往往首先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时也搞得很乱。“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句话也要研究。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这里只提供事实，结论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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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11/9 14:57:00
要说清楚中国最近30年的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农发组（全称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因为有人认为农发组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有人认为他们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老练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恰如其分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有政治野心的陈*一*谘
要想讲清楚农发组，必须先讲讲陈*一*谘。
应该说，陈*一*谘是一位思想极其敏锐，组织才能出众的人物。陈*一*谘是北大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历史系，1959年因写了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当了人民公社书记和农校校长。
在河南当公社书记期间，陈*一*谘开始到处串联，主要找一些上山下乡的北京干部子弟，到过山西和陕西的一些著名知青点。据高王凌回忆，每到一处都是与人彻夜长谈，有一次长达20多小时，谈的主题都是如何改变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他们无不具有宏大抱负：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而且及其希望为国家所用。例如干部子弟张木生1965年刚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就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道，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开动双脚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自己跑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奔赴内蒙插队。然后阅读了存在主义、未来主义、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等等，写了篇3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文章批判了斯大林体制和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在知青中出现了很多手抄本（像不像现在网络论坛上的所谓大牛们粉丝行为？），结果张木生进了一次监狱。
经过陈*一*谘串联，罗小朋、邓英淘等等从山西插队地点也来到他所在的河南驻马店，邓英淘甚至当上陈*一*谘手下的生产队长。再加上附近的王小强。陈*一*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小规模的讨论，学理论，议政治。吸引力很快超出河南，形成知青串联，并吸引全国青年。
典型的例如贵州的孙方明。孙方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麻袋厂当厂医。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他加入一个青年“思想部落”，其灵魂人物是钱理群（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然后孙方明通过朋友结识了当时在河南插队的罗小朋，197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一口气就聊了38小时。通过罗小朋又与陈*一*谘联络上，开始通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长的信大约上万字。
1975年，孙方明想同钱理群一道去河南参观陈*一*谘办的“农民大学”。但是那一年正赶上河南大水灾，没能实现。第二年年初，他又千里迢迢从贵州坐火车到河南去见陈*一*谘，看了学校，聊天，前后待了十几天。当时就约定有朝一日出了头，在北京聚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到1978年时，陈*一*谘已在河南农村待了10年，他的政治抱负和眼光远在一个公社书记的范围之外，通过这种政治串联，陈*一*谘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小班底，认识了不少北京干部子弟。例如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等等。
然后通过邓英淘，认识了邓力群（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再通过邓力群认识了胡耀邦，再利用他们的关系调回北京，到社科院农经所工作，被分在人民公社研究室，因为他当过公社书记，了解农村基层情况，当时的室主任王贵辰就让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
回到北京，陈*一*谘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青年思想沙龙的中心。张木生这时是这个经常聚会的团体中的重要成员。张木生对马列著作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在这一群人中，有个“马家枪”的绰号，就是说他的马列理论造诣非同一般。研究马列是当时的青年们倾入精力、展现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例如李零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合著）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唯物主义原始表述》就是典型例子。陈*一*谘与周其仁建立起直接联系，是通过周其仁的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投稿，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一本叫《未定稿》的内部杂志，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就是王小强。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
参与这个沙龙的还有陈锡文，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营部书记、新闻干事。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学，1974年到河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小朋，1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自己申请到河南农村插队。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此外还有北京大学老师杨勋与何维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等。他们经历类似，担忧国家前途，反对“文革”。
当然这种政治沙龙或政治串联，在当时是一种潮流。另外一个类似的组织就是所谓“改革四君子”沙龙。只是在陈*一*谘组织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把业余性质的沙龙，变成一个正式组织。
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翁永曦本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他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记者；而第二位黄江南则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第三位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以及第四位社科院研究生朱嘉明。
他们这个沙龙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后来翁永曦在《农民日报》组织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第一次就自发来了五十多人，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第二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多人互相都不认识。后来又搞过几次，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就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
1979年，华国锋提出建设十个“大庆”，30个“大化肥”……再次要搞大跃进。
改革四君子立即提出著名的建议：也即后来流传甚广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失调--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应该大跃进，而应采取危机对策。
报告通过姚依林直达陈云，陈云亲自修改，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引用。
所以当时北京的自发性质的经济沙龙是很有能量的。
二、农村发展组简历
农村发展组首先是一个大学生课外研究活动，由于其政治性和陈*一*谘组织能力，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了三四十人。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他们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风险。
人大78级经济系的人最多，有杜鹰、白南风、周其仁、白若冰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白南生、罗小朋等。北京经济学院的江百辰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的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而且其父亲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对发展组帮助很大。此外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的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当然发展组的骨干是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
发展组的主要领导除了陈*一*谘外，还有何维凌和杨勋。
何维凌是上海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原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生，是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在文革中因与同班同学胡定国合写了“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半步桥关押。1968年底与杨勋同是“北苑监狱学习班”第二组的学员。文革后期，何维凌、胡定国因是反动学生分配不出去，留校在清河劳改。周培源担任校长后，重新处理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留校任教，成了化学系的教师。
杨勋当时是北大经济系副书记，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文革”中曾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与何维凌成为半步桥监狱难友。
1980年的10月发展组由杨勋代表，以课题组的形式，与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代表陈*一*谘签了一个“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就表示从此有这么一个组了。
《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是发展组的宣言。文章说，关于中国农村问题，“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念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然后杨勋找北大图书馆馆长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三十个借书证。有了北大的这块根据地，就可以找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申请研究经费。陈*一*谘在邓力群家里，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来，要求给发展组2万元经费（80年代早期这钱不算少）。然后由北大经济系代管。有了这笔钱，陈一谘就在未名湖后湖“梁效”住过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每月租金200元），又从贵州借调来了孙方明在北招值班（实际就是杨勋用盖北大经济系印章的便签，孙方明每月五十多元工资就由邓力群赞助的2万元经费中支付）。建立了固定联络点。此后几年，孙方明一直都在北招值班，为发展组立了大功劳，因为当时发展组的人大多数都是在校学生，一群乌合之众。
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在北大成立（发展一词是何维凌翻译的），发展组成为一个正式被承认的组织。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会议室，到会讲话的有时任TG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会议由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王耕今主持。发展组成员都是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研究生。
邓力群在成立会上讲：“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杜润生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杜润生还说：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
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笔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2万。后来，1981年暑假发展组去安徽滁县调查时，国家农委又拨下来8000元，是杜润生签的字。
发展组正式宣布成立后，就离开北大招待所，开始时暂时寄生于中国社科院农村所。1981年77级的毕业生们通过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的帮助，争取到了50个编制指标，就先后分配到了社科院农村所。
当时发展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所里有一间房子的牌子写着发展组，但发展组的活动并不在所里，而是在西直门内租下了当年中联部招待所（伍修权的公馆）的一半作为活动基地。
创建发展组时，陈*一*谘非常有远见，通过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杜鹰的妈妈从西山档案馆复印了关于农村的3000件中央文件。那时，这些文件只能保存在社科院农村所党委的保险柜里，任何党员都不能外借，也不能复印，只能到党委办公室阅读。
农发组实际就是体制内的自治组织：有最高层的支持，拿着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承担御用智囊责任。
发展组下，曾分设有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现状组、秘书组等。按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分工，例如何维凌邓英淘牵头方法组，对策组的杨勋周其仁搞土地问题，高小蒙搞粮食问题感兴趣，罗小朋李零是历史组的。一般每月学习一次，有时候每周一次，有时候是何维凌给大家讲方法论，讲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没有中文教材，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给大家讲，邓英淘给大家上数论的课，白南生讲一些国外社会学的方法，陈*一*谘会给大家讲农村调查的方法，比如到了生产队怎么调查，到农民家里怎么调查，你要先问他的支出，不能先问他的收入。（这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黄埔军校）。
当时大量年轻人愿意去发展组的想法很简单：假如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就先上班给大家打开水，然后跑腿打印、校对、装订。何年何月才能熬出头？
所以北京各大名校的干部子弟投靠发展组的1977级和1978级学生热情极高。他们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北大讨论学习，这对发展组成员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基础作用。何维凌还将他在20楼的一间单人宿舍提供给发展组使用，在木樨地22号楼，他的家也成了发展组的读书活动据点。这样自从1983年何维凌就被北京市公安局盯住了。何维凌为此被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不得不离开发展组，转到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创建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联络处”。
1982年2月25日，TG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先给100人的编制，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
1982年2月，77级在校大学生毕业分配，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等面临去留问题。陈*一*谘到邓力群家去谈这些人的去留问题，邓力群就在他家里给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挂电话，落实了50个编制放到社科院农经所。
发展组的编制虽然放在农经所，但仅仅是挂靠，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来自上面的两个研究室负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经所担负发展组的日常经费，而一部分课题费由社科院院部课题总费用中出。
1982年3月，国家农委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TG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
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后，对发展组的直接过问逐渐减少，他委托吴象联系发展组。业务方面，主要由杜润生来指导这个组的工作。
但是陈*一*谘一直在搞政治，一会宣布王耕今（当时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是组长，他和杨勋是副组长，一会又说他是组长，杨勋、何维凌是副组长。再后来还说吴象、王耕今、杨勋是他们的顾问。一切都根据需要和利益来办。所以内讧不断。
1985年年初，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请王小强牵头出来组建体改所，于是，发展组分成了三部分：体改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农委）和社科院农发所。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由杜润生直接领导。
1986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发展组从名分上也正式消失了。
8平方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被冻结，人员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进监牢，1990年以后，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被整顿清查，最后整个机构被撤销。陈*一*谘的妻子吴彦同他离婚，陈*一*谘后来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三、包产到户调查
1979年7月，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带了一份介绍农村“包产到户”的材料来到北京。“包产到户”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各个单位避之惟恐不及。经过多番曲折，郭崇毅找到了社科院，见到了陈*一*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陈*一*谘在见过郭崇毅的当天晚上，他把郭带来的材料转给邓力群一份、胡耀邦一份。据陈*一*谘事后的回忆，两位领导人都做了批示并转发。
这次谈话，促成陈*一*谘启动关于“包产到户”的农村调查，农村改革也终将从农民的自发创造开始变成政府的普遍政策。
而当时的背景是：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秋种根本播不下去，农民将无粮可吃。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
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振林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全体党员会上传达省委精神时就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为躲避政治风险，他们编造了一个名称：“四奖一定”，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四奖一定”很快从黄花大队传播到整个山南区，来年2月传播整个肥西县，随后向安徽其他地区蔓延。到78年冬天，凤阳小岗村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再迈出一步，18户农民暗中搞起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比“四奖一定”来得更为彻底干脆。
安徽农民的做法引起全国震动。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包括安徽在内的七省农委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时任安徽省委政研室主任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周曰礼代表安徽出席。听到周曰礼发言谈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他打起来：这是“分田单干”！反对者占了大多数。
因为双方意见争执不下这次会议的纪要搞了两份，国家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来听汇报，听到安徽这边还有个纪要，而且赞成包产到户，不禁有些惊讶，急忙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问安徽省委怎么回事。
王任重打电话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到了多少，你们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吹特吹包产到户，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万里说这些意见省委已讨论过了。
最后的会议纪要是：包产到户在偏远地方、独家独户的地方或贫穷的山区可以搞。
1980年1月10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定每人准备15分钟的讲话稿，安徽代表讲了3小时，宣扬包产到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各省的到会代表都不赞成安徽的做法。江苏、浙江两个省说，你们搞的象瘟疫病一样，传染我们，我们不得不管。
最后总结，杜润生传达华国锋的讲话，基本调子是不同意包产到户：因为搞集体化后，我们农民吃了很多苦头，要求包产到户，我们是很谅解的，但是不得不提醒另外一些同志，你们不要逼我们再来一次反对单干风。传达完后，杜润生一句话没说，只说两字：散会。
这时省一级领导公开站出来支持包产到户的，除了安徽的万里，还有贵州的池必卿。
1980年，中央不同部门分别派出六七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只有一个组支持包产到户。
其实，包产到户不是什么新东西。1953年农村开始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始终在TG领导人眼前晃动。这是农民的本能。1956年在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广西、广东、山西、河南各省就出现第一波包产到户，特别是浙江的永嘉和广西的环江这两个地方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到1957年，中央定性为方向性错误。第二波包产到户发生在1959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南、江苏、湖南、甘肃等省出现混乱，1959年春“整社”后这些省份出现包产到户。这一次，农民们得到了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支持，但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压制。接下来是1961年到1962年的第三次包产到户潮。这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其中较典型的是安徽的“责任田”。1960年，安徽当年人口比上年净减384万。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其要点实际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年底，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1%。试验效果是当年全省粮食产量增长将近30%。此举本来得到毛主席批准，但是在1962年1月的TG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了职，责任田随之全面夭折。这一波包产到户引发TG高层斗争。4月初，时任TG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派人到安徽调查，得出结论：一些地方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就应该让农民搞。这些成为他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遭受批判的缘由。邓被撤职，而当时，杜润生就是邓子恢的部下，任TG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所以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上报中央的想法是非常大胆且有政治远见的。
1981年暑假前夕，发展组准备利用假期，用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调查组名义赴安徽滁县地区进行农村调查，预计经费7000元由杜润生的农委提供。
实际下去之前，农发组的立场已经确定：支持包产到户。调查不过是找论证的数据而已。因为这些人都下过乡，知道农民打心眼里是希望包产到户的。
由于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支持，又在农村所得到了副所长王耕今、所长詹武的支持，又有了经费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及应届毕业生参与，于是一个二十几人组成的民间调查队伍7月中旬冒着酷暑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安徽滁县地区，地方对这个“通天”的调查组非常重视。地委书记亲自接待和配合，派了秘书长冒着高温陪下乡调查，并配给两台车。
滁县调查历时一个多月，几乎跑遍了凤阳和嘉山两县，重点是凤阳。主要调查方式是听汇报、看资料和找农民干部座谈，并到田间农舍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组分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和陈*一*谘等；另有一组为流通组，专门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
1981年8月底，调查结束，开始为国庆节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农村调查资料。在安徽调查和回来写报告的过程中，陈*一*谘都是包产到户最坚定的支持者。
1981年12月，TG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发展组以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报告，就是《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
发展组滁县调查报告涵盖了粮食生产、贫富差别、剩余劳动力、农户间合作、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总报告由陈*一*谘、孙方明执笔，参与写作的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杨勋、孙方明、谢扬、邓永思等。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全都直接交给了邓力群和杜润生。然后这些报告到达紫阳真人手中，十分赞赏，批示说：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胡耀邦对这些报告也非常肯定：“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这些调查报告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
TG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了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核心是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这个《纪要》就是TG中央（1982）1号文件。用杜润生的话来总结，它“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安排“1号文件”。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发展组连续参与了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其实，TG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直至1980年1月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还占上风。党内真正的风向转变是5月31日，286做了一个讲话，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在此前4月的“长期规划会议”上，286已经表示，同意在一些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5月这次的讲话，他讲得更明确：“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286讲话肯定了包产到户后，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当了国家农委主任。于是，包产到户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
四川省广汉县在省委书记紫阳真人支持下，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1981年杨勋和陈一咨被指定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其他理事都是各部部长）。
发展组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5个1号文件的制定。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1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村和农业的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前三个‘1号文件’，每一个都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到了写第四个‘1号文件’的时候，有点弄不动了。再改就要改统购统销了，这就牵涉到国家的整个财政流通体制。杜润生请示万里，说是否就此打住？万里却很坚定，这个“1号文件”已经成了农民的精神期盼了，还得往下写。
于是1985年的“1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1986年，“1号文件”决定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30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改良。但它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却很大。
四、感慨
发展组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给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个体制内的怪胎，能够因缘际会的发展壮大，不但与陈*一*谘能力有关，更主要的当然是邓力群的极力支持。邓力群不仅让社科院拨给2万元科研经费作为启动资金，亲自促成把陈一咨调北京，并支持儿子和女婿加入发展组，后来还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负责联络发展组，同意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最后使发展组成了一个具有权威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荒诞，一个左派教父，竟然也是一个右派组织的教父。所以真的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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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的瓦解
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2011/11/19 17:27:00
这篇帖子我不想争论细节准确性，因为受个人视野局限和资料不足影响，这一类问题肯定是很多的。我只想提供一个独立的视角。如果与你的感觉或想法差异较大，建议不要情绪化。实事求是的站在数据基础来讨论，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人民公社诞生于1958年，在1962年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1983年10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及其后来的贯彻执行一系列文件，最终撤销了人民公社的建制。
解体人民公社的致命一击是包产到户。而包产到户的理论基础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http://www.fengyanforum.org/forum/thread-1957.html一帖中已经说了，当时农发组的调查报告结论是：
由于农业生产上的监督极为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队中社员的积极性也就低。一个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互助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在自己的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的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所以在生产队体制下劳动的激励和生产率都要低于单个家庭农场和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下的劳动激励和生产率。
1、人民公社是什么
人民公社就是在现在乡镇这个层次实行社会、经济和公共事业国家集中控制的模式。包括生产、销售、分配的全民控制，是计划经济渗透到农村的通道，是一种特殊的计划经济。
人民公社制度事实上基本上形成农村的产出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低成本拿走（例如熟悉的统购统销政策），而农村的事情却留给农民自己解决（例如通过农民合作承担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治安等，也就是所谓的“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办”）。
而这些制度的保证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以土地集中和国家所有为基础，由从上到下的各种计划来进行资源配置和控制，实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都由中央确定（实际是一种全国性质的巨型井田制）。
所以人民公社实际是一种政经合一的组织体系。
2、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瓦解
实行生产承包后，分户经营形成农产品的价格双轨制，使得统购统销体制解体，“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不复存在。这个过程主要发生于1978年到80年代中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根基。人民公社体制的消亡正是从生产队的瓦解开始的。包产到户导致生产队的基础：农民生产瓦解，也导致原有生产队内部有很多干部和组织瓦解，人民公社的其它制度就失去了联系和控制生产者的能力。
人民公社瓦解完全是一种政治操作，例如从是供销合作体制瓦解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供销社曾经是连接城乡经济的主渠道，被称为第二商业部，是人民公社体系下核心的合作组织。
包产到户一开始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给紫阳真人为首的决策层一个错觉，认为农村改革是一切改革的突破口。生产责任制成为农村改革的基准，此后的改革都要与此配套，不适应的都必须改掉。
首当其冲就是流通流域的问题。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因为在安徽实施包产到户成绩卓著被286重用）认为：“根据目前国家财力状况，今后一个时期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必须采取基本稳定的方针。增加农民的收入，不能指望提高收购价格或降低收购基数，而只能主要依靠发展商品生产，实现多产畅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1页）
也即面对农村联产承包制的重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低效，决策层认为不能够放弃工农业的剪刀差，以及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一方面不能减少对农村的索取，另一方面又希望实现农民增收，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呢？那就要实现农产品的多产畅销。为了多产需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科技教育，发展多种经营；为了畅销，就必须改革和打通流通环节。所以万里继续说：“最不适应的一个是科技和教育的问题，一个是流通环节的问题，流通环节的问题当前尤为突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1页）
刚好城市普遍存在物资的短缺，如果打通了流通环节，农民能把增产的东西卖掉，不就增收了吗？只要疏通流通环节，增产必定增收，这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个政治常识。必须改革流通体制，很快就成为改革家的共识。
万里在1982年11月分析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解决了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流通的问题。现在情况是，农村的商品生产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可是流通环节却还没有能够适应这种发展，许多农副土特产品不能运销出来，造成产地积压，销地缺货，鲜活产品烂掉不少。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目标就是瓦解供销社。
当时高层认为供销社首先是没什么用。因为国家对农村的经济需求主要是两方面：工农业剪刀差与直接的农副产品索取。前者是主要的，是国家最主要的宏观利益所在。可是这主要是通过控制价格而不是购销主体来实现的。后者的主要内容是粮食，国家需要控制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安全。可是这种最重要的农产品并不是由供销合作社控制的，供销社主要收购派购物资。供销社不过是农村的国营商店和次要的收购站。
其次是高层认为供销社不听话。当时整个供销社系统利用准市场环境中大捞部门利益或维护地方利益。被中央上层痛斥：“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方面农村商业不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单位抬价抢购紧缺商品，冲击国家计划的情况”。（万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而且它有“官商作风、机关作风、服务态度不好等，群众意见很大，要努力改进。”
包括供销社在内的农资部门自己服务不到位，却又垄断了农村流通体系，这是自己找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
农村流通体制的放开首先就是从那些派购物资和日用生活品的购销放开开始的，这正是供销社原有的垄断范围。改革的出路自然就是要打破垄断，“自己办不了的，要有领导地放手让农民去办。”
供销社尽管拼死挣扎，但在改革大潮面前和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紫阳真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同时农村供销系统要想生存，必然要与城市的买家展开资源争夺博弈，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矛盾时，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必定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所以供销社不可能替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