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柳亚子

本帖最后由 wxmang 于 2012-2-26 16:06 编辑



我们现在还知道柳亚子，是因为他与毛主席唱和了几首诗而已。但是现在一些宣传有点夸张了，所以也有人出来打脸。
下面内容主要来自一些回忆录或论文，我只是整理一下而已。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从香港辗转来到北平。
柳亚子来解放区的路上春风得意，这是在途中写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作》：“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向北溟。”柳亚子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柳亚子觉得自己就是那鲲鹏，只不过庄子笔下的鲲鹏是由北向南，柳亚子则是由南向北而已。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
柳亚子在起身赴北平时，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怀着很高的期待的。22日，在致上海的毛啸岑信中，他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页）。“有利可赚”，表明了他的待价而沽所欲不小。
但是进了解放区的地盘却无事可作。因为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代表，每党推举六人参加。在柳亚子到达解放区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陈劭先、梅龚彬、朱学范六人为代表。
满怀希望来到北平的柳亚子，却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这六个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说，也是由中共中央确定。而以柳亚子的自我估价，毛主席一到北平，就应该单独召见他，向他请教种种政治大计。但实际上，毛主席迟迟没有与他单独晤面。这段时间，毛主席找的是李济深、黄炎培、傅作义、章士钊这些人，看着同一些柳亚子本不放在眼里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毛主席召见，柳亚子心里的悲凉和酸楚，可想而知。
而１９４８年１月民革组建时柳亚子是核心人物，被公推为秘书长，但是柳亚子自视甚高。
例子就是民革筹建时酝酿由李济深主持工作，柳亚子却说：不论年龄，要讲权威和声望，除了区区以外，不客气，任潮先生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了。这等于说自己的权威和声望还在李济深之上。柳亚子还说：可以推举李济深为大哥哥，但是，要把大哥哥来代替父亲，这是比地球更大的笑话。柳亚子此言相当不恭。
所以柳亚子民革秘书长当得颇不顺心，不久就辞职组织诗社。但是当时柳亚子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今连个民革代表都当不上，实在夫复何言。

柳亚子后来又认为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连文人资格都成了问题。最后柳亚子只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眼看别人忙碌政协会议，柳亚子只有牢骚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句话，不知天高地厚。　　
柳亚子狂妄的例子：
1、对毛主席说：“在孙中山任下，你毛主席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当然可以说是孙中山的信徒，你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不就是孙中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你主张工农联盟，向苏联一边倒，孙中山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你搞土改，孙中山也要平均地权……”
2、柳亚子决心“于毛公有所献替”，他写信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明史、中华民国史，安顿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留守人员……　没想到，毛主席回信“泼冷水”。毛主席复信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已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毛主席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从毛主席的复信看，柳亚子提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自己能在其中任职馆长，后来的文史馆副馆长一职，当非柳亚子初衷。至于柳亚子想在江苏政坛有一名分，那就是乡土观念在作怪了。
3、柳亚子向毛主席自荐担任江苏人民政府领导（他家亲属说是顾问，有人说是要当主要领导，例如据曾彦修在《关于柳诗“牢骚”问题致编者》一文中说：田家英告诉他，柳亚子要求解放江南后，要担任江苏省的主要领导（曾彦修：《关于柳诗“牢骚”问题致编者》，《随笔》1994年第6期）。
4、柳亚子要求聘用范志超为私人秘书。范志超与柳亚子相识20余年，被柳称为“三传弟子”。范与柳家有着深厚的交谊。柳亚子到北平时，范在美术学院任教。到北平后，柳亚子立即要求有关方面以官方名义聘请范为他的私人秘书，一时无回音。柳又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这一要求，毛主席虽未回绝，但仍然迟迟不见落实。柳亚子一怒之下，自发聘书一张，具款“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范志超当然不能接受。柳亚子可以不懂政治常识，也不妨不顾政治常识，但范志超却不能不懂更不能不顾。也就在这时，有人告诫范志超，以后少和柳亚子接近。柳亚子心情的悲怆是可想而知的（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4—575页；范志超《记柳亚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由官方任命秘书一事，柳亚子或许认为是小事，其实很令毛主席们为难。这首先关乎“待遇”问题。如果柳亚子不在享受此种“待遇”者之列，那就不能为其配备秘书，此事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秘书不能由自己选定，而应由有关部门选派。尤其为柳亚子这类“民主人士”配秘书，要由有关部门选择组织上信得过的。因为他的使命，实在不仅仅是“秘书”。从此事也可看出，柳亚子的政治感觉，实在是很迟钝的。自封“一品大臣”，这正是柳亚子的政治期待。自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柳亚子，认为自己在“新朝”中是应该“官居一品”的。
　毛主席对柳亚子的这些要求都没理茬，我觉得有点像当年吴佩孚的一个老同学来要官当：给我一旅之师，必能荡平南方革命党；
吴问：知道革命党有多少人吗？
又说：给我一县之地，必能造福桑梓；
吴回答：桑梓人民何辜？
再说：让我去绿化西北山川，然后解甲归田，颐养天年；
吴答：先去颐养天年。　　5、最狂妄的柳亚子还要与毛主席并肩领导中国革命。柳亚子在诗中这样描绘自己与毛主席的关系：“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这意思是说，毛主席与柳亚子，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呢？“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这意思是说，在文的方面，我柳亚子天下第一；在治国平天下上，毛主席第一。要在一文一武地与毛主席平分秋色了。（《为韦江凡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
6、柳亚子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经常说：“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写了《叶剑英市长来迓，赋呈一首》，最后两句是“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意思是说，怎样报答共产党的盛情呢，只能在打过长江一事上献计献策。——他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有共产党人所不及的奇谋良策。在共产党人中，他认为惟一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是毛主席，其他人都颇不足道。
所以政治家鄙夷柳亚子是诗人狂人，诗人谴责柳亚子是政治家骗子，柳亚子在政界、诗界都没有地位。
所以北平不待见他就很正常了。柳亚子连想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衣冠冢都做不到——没车!找统战部连贯，连贯说车辆太紧张；找周恩来，下面推说周恩来太忙……而当时有人是配有专车的（金绍先：《关于柳亚子先生——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柳亚子纪念文集》。）在四月一日日记中，柳亚子写道：“夜，餐时与任老（即黄炎培）夫妇及寰老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从这里可知，黄炎培是配有专车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车，也就算了。可有一部分人是有车的，而柳亚子却不属“有车一族”，此事也应给他以相当剌激。《感事呈毛主席》中那句“无车弹铗怨冯驩”就是这种刺激的反应。
柳亚子一向热衷用世。筹备１９４６年那次政治协商会议时，柳亚子就是积极参与者。由于柳亚子在国民党内部是反对派不会当选代表，共产党就特意把柳亚子放在社会贤达方面提出。柳亚子知道国民党还会反对自己，特地向蒋介石捎话：谁反对柳亚子当政协委员柳亚子就要报复谁！可是蒋介石不怕柳亚子报复，国民党说柳亚子不过是个诗人，硬是拒绝柳亚子参加政协。　　
当然还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逸事。
毛主席进城的第三天，柳亚子就给他写信，《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云：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首诗，第一句是在称颂毛主席“开天辟地”壮举，第二句便开始发“牢骚”了。“说项”即称誉他人之意，这里应指自己长期对共产党的拥护和襄助，“依刘”则指投靠他人。典出三国时期王粲依附刘表却又不受礼遇不被重用的故事。“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思就是说：我长期站在共产党一边，为共产党尽心尽力，如今却像依附刘表的王粲一样受冷落，我实在受不了。
第三句用了两个典故。“夺席”指夺取他人的席位。《后汉书·戴凭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五鹿为复姓，这里指西汉的五鹿充宗。《汉书·朱云传》说：五鹿充宗深得汉元帝的宠信，占据着谈经的席位。元帝令五鹿充宗与其他人辩论，但其他人慑于元帝对充宗的宠信而“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后来充宗终于败在朱云口下。柳亚子将这两个典故同用，意在说明自己是像戴凭一样有真才实学而非像五鹿充宗那样不堪一击。
第四句用的是《史记·孟尝君传》中冯驩慨叹“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典。
第五句“头颅早悔平生贱”，是“早悔平生头颅贱”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后悔平生为了你这个朋友、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而不计生死、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牢骚”就发得有点咄咄逼人、不知轻重了。
柳亚子也知道这一句算是把话说兜底了，只能退不能再进了，于是有了第六句的语意转折。“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宁忘一寸肝胆丹”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对你这个朋友、对共产党，仍是一片赤胆忠心。
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第六句的转折有些突兀，但其实这正可以看出柳亚子写此诗时的真实心态。柳亚子此时心中有着巨大的委屈，有着严重的不平衡。他给毛主席写此诗，要表达这种委屈和不平，但表达委屈和不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和同情，从而做出对他有利的干预。要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就要把话说得狠些；要让毛主席同情并干预，却又不能只说狠话，还要表示“此心未改”。这样，就有了第五句的“悔”和第六句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最后两句是说：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就要回到那里，像严子陵那样隐居了。分湖，是柳亚子家乡吴江县的一座湖。为怕毛主席不懂，柳亚子在诗后特意做了说明。这等于是在让毛主席做出选择：要么满足我的愿望，要么让我撂挑子走人。
　　由于毛主席没有马上理他，柳亚子火气越来越大。例如，4月7日日记写道：“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柳亚子到北平后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生活有专职管理员、警卫员、厨师、公务员。一天，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我要吃水果”
　　“那得七月以后……”　　 柳亚子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
管理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这个管理员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
柳亚子还说：“再没人管，就吊死在这里……”
周恩来立即登门，严肃的说：“柳老，我给你提个意见，可以吗？柳先生，打人，在我们人民队伍里是不允许的。”未及柳亚子反应，周恩来起身，“不当之处请您原谅，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说罢，离席而去。别以为周恩来总是一团和气。
柳亚子顿时僵住，本来以为周恩来看望是礼遇，正要进言李济深那样的人不能重用，新政协的人事不能大权旁落。
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派秘书田家英送给了柳亚子。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又不知天高地厚了，又和到“徜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
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上爬了。
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第132页。）

但是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柳亚子在《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其中有句曰：“南阳讵敢劳三顾，北地犹堪赋百章。”他把毛主席的来访，比作刘备的三顾茅庐，那他自己自然就是诸葛亮了。这首诗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借，金粉楼台胜渡江。”这又一次表示了“长借名园”之意。每次说到想长住“名园”时，都与归隐吴江相连，这也似乎在把“长住名园”当作了不回故里的一个条件。
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谈、趣闻”。因为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例如郭沫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汩罗的屈原，是辱没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
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柳亚子：《我的诗和字》，《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柳亚子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
柳亚子说：“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仓胥呢。”（柳亚子：《八年回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梦醒之后，柳亚子写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他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柳亚子：《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磨剑室文录》）。柳亚子也向毛主席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主席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陈迩冬《一代风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袖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
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
柳亚子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溢于言表。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柳亚子写道：“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自认为与毛主席不过瑜亮之间，要煮酒论英雄了。
柳亚子在《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就有句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把自己比作管仲，如果能被齐桓公这样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
在《十月六日得润之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则有句曰：“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这是说自己沉寂多时，现在要与毛主席一同大显一番神通。
柳亚子在《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这首词以这样的句子结束：“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的特点是在歌颂毛主席时，往往与别人不同。他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与毛主席同时歌颂，并且是把自己放在与毛主席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颂。这就像是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主席，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着两幅像跪拜。
在歌颂毛主席时，柳亚子有时称“毛公”，有时则称“毛郎”。例如，194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柳亚子应《大公晚报》之约，赋诗二首（《十月十二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前七日，〈大公晚报〉罗承勋索诗有作》）。其中有句：“论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在《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主席”；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主席”（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这两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斯大林，像对待弟辈一样对待毛主席。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汉末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柳亚子这是在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更有气魄。上面所说的《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就是因为曹立厂（即曹立庵）为其刻了两枚印章而赋赠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大儿斯大林，小儿毛主席”的那枚。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主席。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
柳亚子这样一种夸人的方式，比骂人或许还令人难受。
在开始阶段，柳在日记里提到毛时，都称“毛主席”。但后来，“毛主席”则常常变成了“老毛”。例如，6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许，偕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议，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这所谓的“文研会”，全称是“北平市文献研究会”，是柳亚子自己张罗起来的。在这样的时候自行张罗这样的组织，似乎有点另起炉灶之意。而在这样一个自己张罗的组织中被选为主席，竟也颇有几分得意，称为“黄袍加身”，真让人生哀怜之心。至于要用这“文研会”来延揽“老毛”“入我彀中”，就让人在哀怜之余，又哭笑不得了。这柳亚子自行张罗的“文研会”，自成立后便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时候的北平，怎么可能允许柳亚子这样的“民主人士”自行张罗组织？张罗这样的组织本身，就说明了柳亚子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
1966年7月，“大儿斯大林，小儿毛主席”这两枚印章被康生发现，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必死于“红卫兵”的拳脚之下。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王晶垚：《纪念南社和柳亚子》，《柳亚子纪念文集》）。



1949年6月6日，在《三赠刘仁同志女英雄》中，柳亚子写道：“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吾侪一意依民众，大盗千年是帝王。”在《六月六日在韶九胡同有作》中，则写道：“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这个最早写诗歌颂毛主席的人，终于以诗的方式表达对不满了。

夏衍回忆到：“柳亚子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即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李在国民党清党时曾参与清除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垢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631—632页。）
柳亚子后来的头衔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4年，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毛主席待人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