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帖）我做过的白日梦2（2）

二、梦的背景知识：为什么造反

1、杨应龙曾经是个明王朝的好孩子

杨应龙曾经为明王朝东征西讨，身先士卒，屡立战功。万历14至18年（1586--1590年）杨应龙数从征调，三次率播州兵配合明朝军队征剿松潘和建昌等地，屡建战功而受封骠骑将军。

例如《平播全书》说“杨氏世称恭顺”。对朝廷一直是“奉琛奉币，职岁之贡献无虚；不叛不侵，非时之征调惟谨。”杨应龙自隆庆六年袭职以来，更是“川贵两省有征调，朝奉檄而夕发兵，毋敢后时。”对朝廷依律称臣纳贡，“趋事勤敏……裹粮效命。”应朝廷调遣多次率军出征卖命，参加平乱立下赫赫战功，被朝廷分别加封为都指挥使，赐飞鱼彩袍，领二品官衔，封骠骑大将军。

贵州巡抚郭子章《西南三征记》记载了杨应龙替朝廷排忧解难的多次战绩：“乙酉（明万历13年）夏，杨柳番（四川邛崃土司）啸聚……征播州土兵……丙戍正月……播兵为前锋……杨应龙以所部精兵从中击之……丁亥四月……，讨邛部夷……播州兵先登……播州帅杨应龙率众大呼冲之，贼退。”

《遵义府志?年纪》也记载：“神宗万历14年（1586）正月，松番诸番作乱，四川巡抚徐元泰决计大征，命播州兵为前锋，六月班师。15年（1587）七月，征播州士兵三道入讨邛部属夷，以其地置屏山县（今四川宜宾西南面）”。

《明史纪事本末》也赞杨应龙“以征喇嘛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今天西康地区一带土司造反）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而受到朝廷的多次奖赏。当时的播州隶属四川，又与贵州重庆连疆接界。但是，“蜀兵弱，每有征讨，止调土司。”不管是领兵征叠茂，还是防御松潘，杨应龙都是亲自领军前往，成为当时四川的一支最有战斗力且最易征调的土兵雄师。

杨应龙除了以武功封骠骑将军之外，他对朝廷的一些不仁之举也惟命是从。例如明朝廷从明成祖永乐皇帝缮治北京宫殿开始，就在播州采办大楠木。嘉靖年间，修仁寿宫，到播州采木，丢掉几千民工性命，才把5000棵大楠木运进京城。明神宗永历皇帝修建定陵，杨应龙更是遣万夫入仙人山、娄山关等“虎猿不迹”的险恶之地砍伐大楠木，自己出钱出工于万历13年进大木六十根，从而得到了明神宗“特给大红绯鱼服，加职级”的奖赏。（《明史纪事本末》）

当时采木是以民工的生命为代价的苦差役。有民谣说采木是“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而那上千万两的采木经费又都是征诸民间的，闹得当时是群臣激愤，民怨沸腾。但作为采木大户的杨应龙，却并不见其有什么愤怨之言，对朝廷这种敲骨吸髓般的掠夺开采，杨应龙始终忠顺地按朝廷的吩咐在办理，不但非常积极，并且不允许自己所辖之土民有叛乱反抗之举动。他遵守着先人“尽臣节”的家训，也奉守着明初杨铿纳土归降明朝时朱元璋“令世抚诸苗”的圣谕。可见杨氏是“未有不臣之迹”的。杨应龙没有反叛朝廷的动机，相反却替朝廷殷勤地效着犬马之劳。

2、贵州嫉妒和朝廷逼反

从史料记载来看，杨应龙反明一事最先起因于杨应龙以奸情杀掉妻张氏及灭门其家族，随即妻叔张时照（也是一个土著部落首领）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前去贵州告杨应龙反。贵州巡抚叶梦雄上疏告杨应龙凶恶诸事，巡按陈效亦历二十四条罪证，力主声讨。（《明神宗实录》）

万历19年，贵州抚臣又提出“应龙罪犯必诛”和“应龙拒命不赴会堪”等等的罪名。

接着贵州又挑拨播州五司七姓尽皆叛离杨应龙，并派兵保护。

贵州抚臣为何如此痛恨杨应龙?

在《明神宗万历实录》中有这样一本奏折说明了原因：万历28年10月20日大学士沈一贯向皇上的奏折。奏折说:“昨得（川黔）两省按臣书揭咸云:‘播州沃土人人垂涎’。”（《明神宗实录》大学士沈一贯上顺的奏折）。

由此便知，贵州抚臣力主惩治杨应龙的动机，是要灭除和瓜分播州这块沃土。尤其是想要占据播州接近贵州方面的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等五个长官司土地。

这件事叶梦熊的继任贵州巡抚江东之在他的《防御事宜疏》中是这样认为的:“播州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长官司与（贵州）思州、石阡、兴隆等处，地方军民犬牙相错，且黄平司与贵州黄平所同城，重安司在兴隆以东，草塘司在兴隆以西。乃云、贵往来孔道。故未有播害及五司而黔之军民不概受其荼毒者也。”因此，贵州一直想要分割这五司的地盘为己有。

但是播州历来归四川管辖，贵州并无插手的机会。只是到了万历时代，贵州巡抚叶应熊上任后受命节制播州军事，这给贵州提供了扩大地盘的想象空间：播州南北纵贯二千里，几乎将贵州切为东西两半，而且黔北一带相对富庶。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成化22年（1486），杨氏拥有145处田庄，有大水田、柳川、冉川、屯平、大足、黄鱼、永安、先锋、洪江、米田、通平、毛陂、石梁、雷水、崔家、桃溪、半山、泥川、会川、朗山、干溪、海龙坝等处，大水田“万世永赖”碑称：“凡州内所属钱粮，永为杨姓供费，以故命修四十八庄，此系太平一庄”。有茶田二十六处、猎场十一处、蜡崖二十八处，渔潭一十三处。土官在风景幽美的地方修建别墅行宫，有大水田太平庄、桃溪庄（现在仍然是遵义高档楼盘所在地）、永安庄、金鼎山避暑别墅、新舟斗牛城等处。桃溪庄“凡诸寻乐处，规则几万厦”，有“望月台，垂纶放舟处，望鹿城”等。永安庄为九重四合天井，华丽壮观，规模巨大。这都让贵州巡抚眼红。

于是叶应熊1590年借题发挥上折奏了杨应龙24大罪状，说他在海龙囤上修建了新王宫，九五之尊气势只略逊皇家；说他虐待子民，嗜杀成性等等。贵州力主查办。

万历23年邢?出任贵州总督，以“传闻土酋杨应龙借口官兵仇杀，不肯听堪。”一事上告杨应龙。并要“诚下诏明正其罪，从宽治之，贬其爵削其土，仍袭其子。”

于是万历皇帝下诏杨应龙，要其去重庆听堪。

杨应龙也自缚前往听堪。处理结果是：罚以四万两白银助采皇木，余下赎金以其二儿子扣压做人质。并革去杨应龙职务以其长子朝栋代理。交出黄元等12人抵祸，斩首于重庆。

与此同时，邢?又按前论削其疆土，将播州所辖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个长官司地划给了贵州黄平通判管理。（《平播全书》）。

至此，贵州抚臣状告杨应龙的目的已经基本上达到。

可是这件事刚结束，就传来做人质的杨应龙二儿子杨可栋死于重庆狱中的消息。

削职罚金，丢地失子，这对于杨应龙来说，实在是处罚过重。积压心中已久的仇恨一齐涌上心头，终于愤懑的喊出:“今朝廷不容我，只得舍命出綦江，拼作做”的怒吼。

由此便知，朝廷要灭除杨应龙的决心：故意逼反。

3、官场腐败

明朝到了万历年间，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社会凋敝。万历王朝放任官场买官卖官，当时主宰文武官员升迁的大臣对不同的官阶开出不同的价码，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官。

许多人没有钱但又想当官，于是就借钱买官。文职称“债官”，武职称为“债帅”。这些债帅债官因为是借钱买官的，他们不仅贪生怕死，而且上任后为了还债就不遗余力地对下属和兵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勒索。

川贵两省的几任巡抚均是这种情况，对下面土司敲诈勒索，而杨应龙自视甚高，不买贵州巡抚的账，结果就是被控24条大罪。

相反，杨应龙一直巴结四川巡抚，因此当贵州巡抚告状时，四川巡抚说:“杨应龙无可堪之罪”。因为当时四川巡抚认为四川三面与播州相邻，四川内部土司一百多个，都依靠播州兵镇压，而且播州兵骁勇善战，多次赴征调弹压有功，剪除不是长策，所以四川巡抚，巡按都主张安抚。明王朝中央朝议后认为由两省会勘，杨应龙愿赴蜀不赴黔。

万历20年12月，杨应龙到重庆与两省巡抚当庭对簿，结论是论法当斩，允许以二万两白银赎罪。当时日本入侵朝鲜，明朝中央羽檄征天下兵，杨应龙愿自己带领五千兵土征倭报效。万历皇帝诏可，释之。兵已启行，但是征倭停止。

四川新的巡抚都御史王继光至，想再次敲诈勒索，严提勘结，而御史张时照等复奏万历，强调安抚为主，但王继光一意主剿。

杨景淳评四川贵州官员在处理杨应龙造反事情上有三个失误：以喜事误、以纳贿误、又以避嫌误。（《明神宗实录》杨景淳）。一次又一次的没有作出合理的解决，让杨应龙与朝廷的矛盾越积越厚，最终造成了逼反杨应龙的结果。

时任首辅兼吏部尚书的申时行后来评论此事时说:“川贵土司，唯杨氏世称恭顺。向使委员不索贿，应龙不系狱，征必赴，召必来，何至称兵叛逆乎。挑衅起祸必有其责者。故好事喜功，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也。事可永鉴也。”（《明神宗实录》）。《明史 。食货志》也说“万历官多暴横”。

从史料上还可以看出杨应龙起先并没有想造反，但由于矛盾的累积一步一步地将其引上反叛的道路。在削职罚金、丢地失子的情况下，杨应龙还是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强忍住这些屈辱和悲痛，于万历24年8月同子朝栋各向朝廷献大木二十根，以便和明朝廷修好关系。可见在如此沉重压力下，杨应龙都没有选择去冒险，而是希望和明朝廷修好关系，这点足以说明杨应龙起先是不想造反的。

在和解无望情况下，万历27年，杨应龙决定“舍命出綦江”。当他攻下綦江后，军师孙时泰建议他攻下重庆，直捣成都平原。但是杨应龙此时没有采纳。可见此时他还对朝廷抱有一丝的希望，还希望得到朝廷的宽恕。

要不是明王朝的腐败，各级官员就不会如此勒索杨应龙，就不会引起贵州巡抚与杨应龙矛盾；如果没有官员政绩要求，导致贵州对播州领土虎视眈眈，就可能不会激化矛盾，逼反杨应龙。

如果当时朝廷有一个明白人，则播州这场空前的浩劫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4、杨应龙残暴压迫下属五司七姓

杨应龙领导的播州宣慰司，当时隶属四川，下属有黄平、草塘两个安抚司，真州、播州、白泥、余庆、重安、容山等六个长官司，统帅境内下属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部落。

杨应龙性格残暴，喜欢酷杀树威。例如以奸情，灭掉其妻张氏一门，以至于其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逃亡贵阳，向当时的贵州巡抚叶梦熊告发谋反，叶梦熊向朝廷上疏请发兵征剿。

并且勾结黔东南苗族，劫掠自己部属，巧取豪夺了辖区内五司七姓的土地和财物。结果导致其下属的五司七姓部落均有反心。再加贵州巡抚一挑拨，立即全反。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和谐。朱元璋就有“内中华外夷狄”的观点，认为“中国乃阳，蛮夷乃阴”。“西南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以小事大，义所当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少数民族始终有一种提防心理。（《明太祖实录》）而且一直实施以夷制夷策略，一个大土司，管辖若干个不同民族的小土司，让他们互相争斗，互相搏杀。

这种分而治之策略也为后来迅速平定杨应龙造反起了关键作用。

5、简评

在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文化中，任何中央王朝都是不愿意，也不允许出现封建割据或各种自治政权的存在的，即使迫于鞭长莫及，权宜之计允许，也是随时准备一旦有能力，或者采取民族同化的方式消化吸收，或者采取武力解决。无一例外。

播州土司政权能够存在724年，就是利用中央王朝鞭长莫及的机会，随着明朝征服贵州，建立贵州行省，汉化加快，在四川贵州两个汉区的腹心部位还存在一个强大的土司政权，就是对国家稳定的威胁，势必除之而后快。所以播州被武力剿灭或和平同化是必然的。只是明朝地方官选择了逼反杨应龙，采取武力解决这种能够迅速获得政绩的办法。这就是政绩害死人。

“应龙负隅之虎也，广幅千里,四面皆山，食足兵强。”（《明实录》杨景淳上书奏折）。杨应龙在播州不但有16万能征善战的僚兵，还有南宋以来由祖先杨文主修的为了防御元蒙军队以地形险要而著称的军事城堡海龙囤，以及娄山关等防御要塞。

如果杨应龙没有足够的力量，四川和贵州巡抚就不会暗算他，以至于因一点鸡毛蒜皮之事就拟定“二十四罪状”上告朝廷。

朝廷也不会将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也正由于他的力量的强大，在白石口之战，才使得明军全军覆没。也是因为如此，万历27年，杨应龙才决定“舍命出綦江”。

这就促使朝廷绞杀杨应龙的决心完全形成。假使杨应龙力量弱小，明军就不会如此兴师动众，调集15个省24万大军将其剿灭。

因此杨应龙力量的强大，且缺乏政治头脑，不知低调，是引发平播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