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西成是在是个妙人粗人,做的事绝对是土匪习性。
看马甲兄写的几段,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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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西成的电报规矩
周西成规定贵州电报一律不许用密码,无论收到任何消息必须公开,结果张道藩吃了打,李益之送了命,鸦片贩子却用明码发了财。
“六洞桥”(今博爱路附近)是贵阳旧时的名胜之一,桥边的贵阳知县官署是张之洞的出生地(张之洞的名字就出自六洞桥)。1928年的时候,这座早先的知县衙门已经改成了电报房,也成了商人们和报人们探听外界情况的重要场所。
电报房的电报机是广东省主席李济琛送给周西成的,但周省长并没有把这高科技的设备用于调兵布阵,而是很慷慨的把它当作了公用设施。不过,周军阀对这“嘀嘀哒哒”不说人话的洋玩意还是比较戒备的,他规定贵州的电报一律不许使用密码,无论收到什么消息都必须公开。
老周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是说到做到。1927年,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李益之(贵州凯里人,黄埔四期生)等人到贵州来发展党组织,并且许愿让周西成做省主席。几个人五迷三道的说了半天,周西成听得很开心,最后笑呵呵地问:“你们带来了几张党证?”
“一百多张”
“啊,不够不够”
“周主席认为需要多少张”
“先拿七百万张来。老子贵州,要党大家党,要不党大家都不党”
张道藩一听就傻了眼,赶紧发电报向中央汇报,他发过去的是明电,中央回过来的是密码,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按周省长的规矩,贵州的事情无不可对人言,所有信息必须公开、所有密码本都必须交出来,可这几个国民党员虽然做思想工作的本事很有限,脾气却犟得很。本来那份密电的内容也没啥了不起的(说的是国共分裂的事,这消息全国的报纸都登了),但一帮小子却故做神秘的不肯透露实情,结果当然就挨打,而且打着打着把李益之给打死了,张道藩幸亏是贵州望族子弟,求情的人多,才勉强保住性命回了上海——不过才子毕竟是才子,这一顿暴打也不能白挨,张道藩回去就写了一个叫《密电码》的剧本,自编自导自演,把周西成骂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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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西成建电厂
周西成的土匪做事习性一览无疑,而且那位首席科学家,估计就是忙总说的大忽悠,旷世奇才 呵呵
。
十年过去,梦草公园的景色依旧,只是门口多了块“政府接待处”的牌子,原先跑街伙计聚会的场所已经变成了豪绅权贵们的禁苑。中秋时节,公园里菊花盛开,一群鸳鸯在池塘里游泳,几只孔雀在花丛间散步,草地上搭起了一座戏台,可奇怪的是,戏班的演员都在台底下坐着,戏台上却站着一位戴眼镜的年青书生,面色严峻,一言不发。
“这演的是哪一出?”赖永初不禁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嘿嘿,这是在演《辕门射戟》”
原来,戏台上的这位年青人是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名叫花莱峰。
早在1919年,当时的新派首领王伯群曾经从德国人手里购买了两套75千瓦直流发电机,准备在贵阳建造电灯厂,这些设备由上海经湖北、湖南运到贵州,不料却在镇远境内搁了浅,整艘船都陷在了河滩上,接着贵州政坛就接连发生变故,刘显世下台、王文华遇刺,当官的忙着打打杀杀抢班夺权,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直到今年夏天涨大水,那条倒霉的船儿居然自己又浮了起来,省政府才赶紧派刘守益教授去查看情况。
刘守益号称“法国教授”,据说精通四国语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相当于贵州的“首席科学家”,他到镇远视察了一圈,回来汇报说“机器一大堆,全都锈烂了,不能用”,可话音还没落,旁边就站出个花莱峰,这位日本明治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刚好也去看过那套设备,坚持认为“机器只是外面锈了,里面并没有坏,擦一擦修一修还可以用”,于是两个人就在省长周西成的面前吵了起来。
周西成的最高学历是贵州陆军学堂的步兵科,当然只懂枪械不懂机械,但人家毕竟是久经考验的高级领导干部,气魄跟平常人大不一样。当下周省长先问刘守益: “你保证机器不能用?”,法国教授回答“我保证”,然后又问花莱峰:“你保证机器可以用?”,日本留学生回答“我保证”,周省长于是就说“那好办,我把机器拖回来。三个月后的中秋节晚上八点钟,电灯不亮枪毙你,电灯亮了枪毙他。这样很公平吧?”
两个书呆子立刻就不吵架了。
……
现在,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梦草公园里横七竖八的扯起了电线,戏台上、凉亭顶、树梢头、假山间、花丛中、以及“光复楼”的牌匾两端都挂起了“西门子牌电光珠”。在场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没见过这圆不溜秋的玻璃玩意,也不知道它亮起来会是个什么模样,于是一面交头接耳地讨论着科学,一面掏出怀表算计着时间,偷空还要看看戏台上面那个生死未卜的年青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复杂。
副官长(相当于政府办公厅主任)杨献廷拎着一瓶酒走到戏台前,“花先生,喝口酒吧,等一会搞不好就喝不成了”,可花莱峰却回答说:“不着急,等通电以后再喝”
“好!够硬气”,副官长一伸大拇指,其他人也跟着喝起彩来。
也就在这喝彩声中,公园里的电灯“刷”的一下全亮了,灿烂的光晕把四周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映照得一片辉煌。
“哎呀好亮哦,比蜡烛灯笼亮得多!”
“岂止蜡烛,简直跟小太阳一样,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
十多年过去,当初护国战争时候的周副连长已摇身一变,成了手握重兵的周省长。这些年,贵州历经刘显世、卢焘、袁祖铭、唐继虞、彭汉章等许多人的轮番统治,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周西成却在这混乱的局势中步步高升,由营长而团长、由团长而师长、由师长而军长、由军长而军务会办……终于在1926年入主省城,坐上了贵州的头把交椅。
相对而言,周西成的这个省长当得还算是很不错的。虽然执政不过两年多,但肃匪盗、整吏治、修公路、建工厂,做了许多前任没有做过的事情,以至于当时有一个 “南黔北晋,隆治并治”的评价,把周西成和阎锡山相提并论。阎锡山喜欢重用自己的老乡,“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周西成也一样,“无官不桐梓,无酒不茅台”。他当省长的这两年,桐梓县城连个私塾先生也找不到,因为能识字的桐梓人都跑出来做官了。但周省长有时候也是“任人唯贤”的,比如中秋节这天,他对贵阳人花莱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伙子干得好!从现在起,你就是建设厅的技正!”
“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这职位原本是刘守益的,现在换了花先生,那位桐梓籍的“法国教授”又该如何处理呢?还没等大家提问,周西成又说了第二句:“刘守益不学无术,欺骗政府,现已打入死牢,即刻枪决!”
这下子可把花莱峰吓了一跳,他赶紧解释说,自己是学物理的,如果修不好电机理应受罚,可那刘守益是学美术的(他跟徐悲鸿、张道藩是同学),为电灯的事情送命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也纷纷求情,有的说刘先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有的说中秋节杀人不吉利……哀求了好半天,周西成才答应“从宽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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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西成修马路
周西成还很封建迷信讨口彩。。。
早先,贵阳的道路都是狭窄曲折的,沿途尽是台阶,无法通车,于是从1926年起,周西成就决定推行城市改造工程,把贵阳的主要街道改建成十二米宽的新式道路。说起来,这项举措当然是有助于提升GDP的,但是即便如此也难免会产生扰民的后果,所以城市改造工程才刚刚完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今中华路),老百姓就编出歌谣来发牢骚——“民国十五拆城墙,周西城坐阵在贵阳,喊了一声修马路(嘛),一阵鸡飞狗跳墙。男工女工无其数,手提锤钻响叮当,拆了好多好民房,各处整得亮堂堂。拆了富人尤自可,拆了穷人好凄凉,哪天出个真命主(嘛),天下太平不慌张……”
南北干道完成之后,周省长又准备再搞一条横贯东西的干道,这样一来老百姓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了。那时候的政府没有城管,对付钉子户的事情只能靠警察来应付,可傅明轩却不愿意干这种事,他跑到省长面前乱忽悠:“上次沟通南北已经拆了北城,现在修东西大道就要拆西城,恐怕不大吉祥”
周西成一寻思:“对呀,这拆西城不就是拆我周西成的台么?确实不妥当”,于是就放弃了修建东西干道的计划,决定改建环城路。
(注:贵阳现在的格局也基本如此。只有一条南北大道,其它都是环城)
建环城路的拆迁量当然比先前要小得多了,傅明轩的一番忽悠让老百姓减少了许多痛苦,也给自己挣来个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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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西成的汽车钱
这个搞收藏的得喜欢死了。
“汽车钱”(AUTO DOLLAR)又名车板,是贵州省政府发行的银币。
早先,贵州并没有铸币的设备,自周西成率兵攻打重庆、把南岸铜元局的机器抢回贵州之后,才在贵阳的阻桥坡(今团坡桥)设立了一个造币局。1928年5月,贵州发行了第一套银元,因为钱币正面的图案是一辆汽车,汽车下的草丛里隐匿着“西成”两个字,所以也被人称为“周家汽车钱”。客观的讲,这套“车板”的设计还算是比较新颖的,银币上独出心裁地标注了“一元”和“七钱二分”两种货币单位,在中国的钱币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但这套银币的成色不足,重量也达不到七钱二(26﹒86克),因此在价值上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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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西成的名片
这种名片成本稍高,现代人都不怎么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西成的队伍里就养成了一个赠送照片的习惯。那照片的正面是长官本人的标准相,背面则写着“某某同志惠存”之类,每当下属完成了某项任务,厅长或者省长便会赏赐一张签名照,就象是颁发奖章一样。能得到这种照片当然是件挺光荣的事,但可惜当时贵阳的摄影水平十分落后,底片用的是玻璃、显定液用的是硫酸硝酸的混合水,所以相片既不能修饰也不能放大,画面上的长官都是呆呆傻傻模模糊糊的,看上去很不气派。于是赖永初就把周西成的相片送到香港去做加工,用美国柯达底片修眉画眼,用德国矮克发相纸添彩放大,精心制成十英寸(12×10)的“艺术照”,并且还在人像旁边添加了省长本人的两句律诗—— 峻岭登临空眼底,群山俯首拜春风——从而一举开创了贵州照片样式的新潮流。
虽然印制一千张这样的照片需要耗费四五百块大洋,但由此而产生的艺术魅力却也是难以抵挡的,于是省里的其他高官也纷纷效仿,并且还各自量身拟定了合适的座右铭,比如毛光翔的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王家烈的是“黔路先锋”,黄道彬的相片上则写着:“建乡即建国,渡己先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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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西成“印”纸币
周西成空手套白狼,真是好手段
早些年,贵州的纸币都是由华家的“文通书局”承印的,“文通书局”是个以修订佛经为主的印刷厂,既没有编码机、也没有制币的纸张,所以那钞票的号码只能靠人工誊写,多摸几下字迹就模糊、多用几次票面就断裂,破损的速度比贬值的速度还要快,搞得大家苦不堪言。于是周西成执政之后,贵州就改用了中国银行的“国币”。“国币”的纸张好、印刷也精美,但这东西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贵州并没有干涉的权力,可周西成却不管这一套,他把“国币”拿过来就加盖上自己的印章,有印章的认帐、没盖章的他就不认帐,结果三两下就把央行的钞票变成了地方的钞票,连印刷费都省了……当然,这种乱盖章的办法很容易被人假冒,于是周省长的图章只好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种式样,一会儿是黑的、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方的、一会儿是圆的、后来又变成了紫色的香炉形状,简直随心所欲信马由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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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西成提拔干部
简直就是随心所欲
这戴鸿滨倒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早先是贵阳审判厅(法院)的三等录事,属于最底层的文员,既没有后台也没什么功劳。有年冬天,周西成突发其想,装成个递状纸的老头去衙门微服私访,结果发现法官在帮人批八字、其他人在修理钟表(公务员太穷了,只好搞点副业),只有这戴录事还裹着一床烂棉被哆哆嗦嗦的写公文,周省长顿时大为感动,当即任命该同志为修文县县长。
戴鸿滨凭空得封“百里侯”,但他这人的本事实在有限,上任没多久就弄出不少洋相,周西成只好另给他委了个“风化设计委员”的官职,这委员究竟是干什么的,省长没有说,谁也不知道,于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混到了1936年。桐梓系军阀倒台之后,南京派人来清理贵州官场,查到“风化委员”的头上,中央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索性大笔一挥就划到了“禁毒督察处”,戴鸿滨立刻就从“糠箩兜”掉进了“米箩兜”。
禁毒督察处是专门管理鸦片事务的部门,处长是“复兴社”派来的,五位督察有四位是军官,只有戴鸿滨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个瘾君子,自然就成了大家拉拢腐蚀的突破口。不过这戴督察倒也挺自觉的,据说刚进禁毒处不久就有人给他送“迤南土”,老戴捧着这号称“王中之王”的上等货色不禁号啕大哭,“宝贝啊宝贝,想你的时候见不到,如今见到了又不敢想……”,鸦片贩子连忙安慰说:“怎么不敢想?今后但凡需要,随时可以奉送”,老戴顿时拍案大怒:“以前我是设计委员,可以随心所欲,如今已是禁毒督察,再想这个东西,岂能面对国家”!说完就把云土丢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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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西成惩治贪污犯
现在是怎么也做不到这么有效这么土匪十足了
尽管缺乏修养,但这帮草莽倒并不贪财。当时贵州的官员在就职之前都必须在城隍庙烧香发誓,誓词可以自己编,但承诺一定要兑现。比如独山县长张丰五说“我若贪赃枉法,愿被机关炮打死”,结果他贪污了两百块大洋,周西成就真的用重机枪扫射;再比如遵义县长拓泽忠发誓“倘若欺压百姓,愿受千人指万人骂”,到头来真的披枷带锁,被兵丁押着游遍了全省的八十一个县……所以周西成自己比较清廉,他的手下也不赌钱不纳妾,除了政府提供的一套公馆之外,其他并没有多少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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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西成造假钞
这个,没话说了
周西成对吏治的要求很严,但却对商业的规则满不在乎。上个月,这位老大突发其想,居然伪造了一批滇币,准备通过银行流进市场——政府造假币,银行用伪钞,说起来简直荒唐透顶,可周省长却觉得“信而安之、阴而图之,柔外刚中、行险而顺”,认为用假钞票买真东西确实很划算,颇有些兵法的虚实之妙。
(12-03-2011 04:46 PM)wxmang 提到: _周西成的确一个异数,1893年生,1929年战死(实际上是中弹后,被士兵救援掉在水里淹死的),死时只有35岁。遵义附近桐梓县城人,狗剩帮成员,混狗剩帮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读书,不回家。
后来跑去当兵,蔡锷讨袁护国军开始时,加入戴戡部队去打四川。1916年,川军杀掉戴戡,周西成率一营人马突围回家,1920年正式升为川军熊克武部的营长(当时贺龙也在这里混)。
后来川军内讧,周西......
(这个帖子最后修改于: 12-03-2011 10:54 PM by 流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