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要说清楚中国最近30年的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农发组（全称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因为有人认为农发组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有人认为他们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老练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恰如其分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有政治野心的陈*一*谘

要想讲清楚农发组，必须先讲讲陈*一*谘。

应该说，陈*一*谘是一位思想极其敏锐，组织才能出众的人物。陈*一*谘是北大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历史系，1959年因写了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当了人民公社书记和农校校长。

在河南当公社书记期间，陈*一*谘开始到处串联，主要找一些上山下乡的北京干部子弟，到过山西和陕西的一些著名知青点。据高王凌回忆，每到一处都是与人彻夜长谈，有一次长达20多小时，谈的主题都是如何改变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他们无不具有宏大抱负：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而且及其希望为国家所用。例如干部子弟张木生1965年刚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就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道，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开动双脚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自己跑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奔赴内蒙插队。然后阅读了存在主义、未来主义、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等等，写了篇3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文章批判了斯大林体制和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在知青中出现了很多手抄本（像不像现在网络论坛上的所谓大牛们粉丝行为？），结果张木生进了一次监狱。

经过陈*一*谘串联，罗小朋、邓英淘等等从山西插队地点也来到他所在的河南驻马店，邓英淘甚至当上陈*一*谘手下的生产队长。再加上附近的王小强。陈*一*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小规模的讨论，学理论，议政治。吸引力很快超出河南，形成知青串联，并吸引全国青年。

典型的例如贵州的孙方明。孙方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麻袋厂当厂医。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他加入一个青年“思想部落”，其灵魂人物是钱理群（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然后孙方明通过朋友结识了当时在河南插队的罗小朋，197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一口气就聊了38小时。通过罗小朋又与陈*一*谘联络上，开始通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长的信大约上万字。

1975年，孙方明想同钱理群一道去河南参观陈*一*谘办的“农民大学”。但是那一年正赶上河南大水灾，没能实现。第二年年初，他又千里迢迢从贵州坐火车到河南去见陈*一*谘，看了学校，聊天，前后待了十几天。当时就约定有朝一日出了头，在北京聚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到1978年时，陈*一*谘已在河南农村待了10年，他的政治抱负和眼光远在一个公社书记的范围之外，通过这种政治串联，陈*一*谘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小班底，认识了不少北京干部子弟。例如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等等。

然后通过邓英淘，认识了邓力群（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再通过邓力群认识了胡耀邦，再利用他们的关系调回北京，到社科院农经所工作，被分在人民公社研究室，因为他当过公社书记，了解农村基层情况，当时的室主任王贵辰就让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

回到北京，陈*一*谘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青年思想沙龙的中心。张木生这时是这个经常聚会的团体中的重要成员。张木生对马列著作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在这一群人中，有个“马家枪”的绰号，就是说他的马列理论造诣非同一般。研究马列是当时的青年们倾入精力、展现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例如李零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合著）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唯物主义原始表述》就是典型例子。陈*一*谘与周其仁建立起直接联系，是通过周其仁的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投稿，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一本叫《未定稿》的内部杂志，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就是王小强。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

参与这个沙龙的还有陈锡文，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营部书记、新闻干事。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学，1974年到河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小朋，1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自己申请到河南农村插队。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此外还有北京大学老师杨勋与何维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等。他们经历类似，担忧国家前途，反对“文革”。

当然这种政治沙龙或政治串联，在当时是一种潮流。另外一个类似的组织就是所谓“改革四君子”沙龙。只是在陈*一*谘组织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把业余性质的沙龙，变成一个正式组织。

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翁永曦本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他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记者；而第二位黄江南则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第三位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以及第四位社科院研究生朱嘉明。

他们这个沙龙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后来翁永曦在《农民日报》组织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第一次就自发来了五十多人，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第二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多人互相都不认识。后来又搞过几次，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就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

1979年，华国锋提出建设十个“大庆”，30个“大化肥”……再次要搞大跃进。

改革四君子立即提出著名的建议：也即后来流传甚广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失调--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应该大跃进，而应采取危机对策。

报告通过姚依林直达陈云，陈云亲自修改，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引用。

所以当时北京的自发性质的经济沙龙是很有能量的。

二、农村发展组简历

农村发展组首先是一个大学生课外研究活动，由于其政治性和陈*一*谘组织能力，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了三四十人。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他们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风险。

人大78级经济系的人最多，有杜鹰、白南风、周其仁、白若冰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白南生、罗小朋等。北京经济学院的江百辰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的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而且其父亲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对发展组帮助很大。此外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的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当然发展组的骨干是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

发展组的主要领导除了陈*一*谘外，还有何维凌和杨勋。

何维凌是上海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原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生，是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在文革中因与同班同学胡定国合写了“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半步桥关押。1968年底与杨勋同是“北苑监狱学习班”第二组的学员。文革后期，何维凌、胡定国因是反动学生分配不出去，留校在清河劳改。周培源担任校长后，重新处理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留校任教，成了化学系的教师。

杨勋当时是北大经济系副书记，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文革”中曾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与何维凌成为半步桥监狱难友。

1980年的10月发展组由杨勋代表，以课题组的形式，与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代表陈*一*谘签了一个“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就表示从此有这么一个组了。

《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是发展组的宣言。文章说，关于中国农村问题，“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念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然后杨勋找北大图书馆馆长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三十个借书证。有了北大的这块根据地，就可以找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申请研究经费。陈*一*谘在邓力群家里，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来，要求给发展组2万元经费（80年代早期这钱不算少）。然后由北大经济系代管。有了这笔钱，陈一谘就在未名湖后湖“梁效”住过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每月租金200元），又从贵州借调来了孙方明在北招值班（实际就是杨勋用盖北大经济系印章的便签，孙方明每月五十多元工资就由邓力群赞助的2万元经费中支付）。建立了固定联络点。此后几年，孙方明一直都在北招值班，为发展组立了大功劳，因为当时发展组的人大多数都是在校学生，一群乌合之众。

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在北大成立（发展一词是何维凌翻译的），发展组成为一个正式被承认的组织。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会议室，到会讲话的有时任TG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会议由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王耕今主持。发展组成员都是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研究生。


邓力群在成立会上讲：“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杜润生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杜润生还说：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

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笔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2万。后来，1981年暑假发展组去安徽滁县调查时，国家农委又拨下来8000元，是杜润生签的字。

发展组正式宣布成立后，就离开北大招待所，开始时暂时寄生于中国社科院农村所。1981年77级的毕业生们通过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的帮助，争取到了50个编制指标，就先后分配到了社科院农村所。

当时发展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所里有一间房子的牌子写着发展组，但发展组的活动并不在所里，而是在西直门内租下了当年中联部招待所（伍修权的公馆）的一半作为活动基地。

创建发展组时，陈*一*谘非常有远见，通过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杜鹰的妈妈从西山档案馆复印了关于农村的3000件中央文件。那时，这些文件只能保存在社科院农村所党委的保险柜里，任何党员都不能外借，也不能复印，只能到党委办公室阅读。

农发组实际就是体制内的自治组织：有最高层的支持，拿着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承担御用智囊责任。

发展组下，曾分设有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现状组、秘书组等。按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分工，例如何维凌邓英淘牵头方法组，对策组的杨勋周其仁搞土地问题，高小蒙搞粮食问题感兴趣，罗小朋李零是历史组的。一般每月学习一次，有时候每周一次，有时候是何维凌给大家讲方法论，讲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没有中文教材，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给大家讲，邓英淘给大家上数论的课，白南生讲一些国外社会学的方法，陈*一*谘会给大家讲农村调查的方法，比如到了生产队怎么调查，到农民家里怎么调查，你要先问他的支出，不能先问他的收入。（这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黄埔军校）。

当时大量年轻人愿意去发展组的想法很简单：假如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就先上班给大家打开水，然后跑腿打印、校对、装订。何年何月才能熬出头？

所以北京各大名校的干部子弟投靠发展组的1977级和1978级学生热情极高。他们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北大讨论学习，这对发展组成员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基础作用。何维凌还将他在20楼的一间单人宿舍提供给发展组使用，在木樨地22号楼，他的家也成了发展组的读书活动据点。这样自从1983年何维凌就被北京市公安局盯住了。何维凌为此被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不得不离开发展组，转到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创建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联络处”。

1982年2月25日，TG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先给100人的编制，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

1982年2月，77级在校大学生毕业分配，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等面临去留问题。陈*一*谘到邓力群家去谈这些人的去留问题，邓力群就在他家里给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挂电话，落实了50个编制放到社科院农经所。

发展组的编制虽然放在农经所，但仅仅是挂靠，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来自上面的两个研究室负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经所担负发展组的日常经费，而一部分课题费由社科院院部课题总费用中出。

1982年3月，国家农委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TG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
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后，对发展组的直接过问逐渐减少，他委托吴象联系发展组。业务方面，主要由杜润生来指导这个组的工作。

但是陈*一*谘一直在搞政治，一会宣布王耕今（当时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是组长，他和杨勋是副组长，一会又说他是组长，杨勋、何维凌是副组长。再后来还说吴象、王耕今、杨勋是他们的顾问。一切都根据需要和利益来办。所以内讧不断。

1985年年初，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请王小强牵头出来组建体改所，于是，发展组分成了三部分：体改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农委）和社科院农发所。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由杜润生直接领导。

1986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发展组从名分上也正式消失了。

8平方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被冻结，人员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进监牢，1990年以后，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被整顿清查，最后整个机构被撤销。陈*一*谘的妻子吴彦同他离婚，陈*一*谘后来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三、包产到户调查


1979年7月，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带了一份介绍农村“包产到户”的材料来到北京。“包产到户”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各个单位避之惟恐不及。经过多番曲折，郭崇毅找到了社科院，见到了陈*一*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陈*一*谘在见过郭崇毅的当天晚上，他把郭带来的材料转给邓力群一份、胡耀邦一份。据陈*一*谘事后的回忆，两位领导人都做了批示并转发。

这次谈话，促成陈*一*谘启动关于“包产到户”的农村调查，农村改革也终将从农民的自发创造开始变成政府的普遍政策。

而当时的背景是：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秋种根本播不下去，农民将无粮可吃。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

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振林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全体党员会上传达省委精神时就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为躲避政治风险，他们编造了一个名称：“四奖一定”，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四奖一定”很快从黄花大队传播到整个山南区，来年2月传播整个肥西县，随后向安徽其他地区蔓延。到78年冬天，凤阳小岗村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再迈出一步，18户农民暗中搞起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比“四奖一定”来得更为彻底干脆。

安徽农民的做法引起全国震动。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包括安徽在内的七省农委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时任安徽省委政研室主任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周曰礼代表安徽出席。听到周曰礼发言谈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他打起来：这是“分田单干”！反对者占了大多数。

因为双方意见争执不下这次会议的纪要搞了两份，国家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来听汇报，听到安徽这边还有个纪要，而且赞成包产到户，不禁有些惊讶，急忙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问安徽省委怎么回事。

王任重打电话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到了多少，你们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吹特吹包产到户，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万里说这些意见省委已讨论过了。

最后的会议纪要是：包产到户在偏远地方、独家独户的地方或贫穷的山区可以搞。

1980年1月10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定每人准备15分钟的讲话稿，安徽代表讲了3小时，宣扬包产到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各省的到会代表都不赞成安徽的做法。江苏、浙江两个省说，你们搞的象瘟疫病一样，传染我们，我们不得不管。

最后总结，杜润生传达华国锋的讲话，基本调子是不同意包产到户：因为搞集体化后，我们农民吃了很多苦头，要求包产到户，我们是很谅解的，但是不得不提醒另外一些同志，你们不要逼我们再来一次反对单干风。传达完后，杜润生一句话没说，只说两字：散会。

这时省一级领导公开站出来支持包产到户的，除了安徽的万里，还有贵州的池必卿。

1980年，中央不同部门分别派出六七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只有一个组支持包产到户。

其实，包产到户不是什么新东西。1953年农村开始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始终在TG领导人眼前晃动。这是农民的本能。1956年在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广西、广东、山西、河南各省就出现第一波包产到户，特别是浙江的永嘉和广西的环江这两个地方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到1957年，中央定性为方向性错误。第二波包产到户发生在1959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南、江苏、湖南、甘肃等省出现混乱，1959年春“整社”后这些省份出现包产到户。这一次，农民们得到了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支持，但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压制。接下来是1961年到1962年的第三次包产到户潮。这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其中较典型的是安徽的“责任田”。1960年，安徽当年人口比上年净减384万。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其要点实际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年底，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1%。试验效果是当年全省粮食产量增长将近30%。此举本来得到毛主席批准，但是在1962年1月的TG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了职，责任田随之全面夭折。这一波包产到户引发TG高层斗争。4月初，时任TG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派人到安徽调查，得出结论：一些地方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就应该让农民搞。这些成为他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遭受批判的缘由。邓被撤职，而当时，杜润生就是邓子恢的部下，任TG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所以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上报中央的想法是非常大胆且有政治远见的。

1981年暑假前夕，发展组准备利用假期，用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调查组名义赴安徽滁县地区进行农村调查，预计经费7000元由杜润生的农委提供。

实际下去之前，农发组的立场已经确定：支持包产到户。调查不过是找论证的数据而已。因为这些人都下过乡，知道农民打心眼里是希望包产到户的。

由于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支持，又在农村所得到了副所长王耕今、所长詹武的支持，又有了经费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及应届毕业生参与，于是一个二十几人组成的民间调查队伍7月中旬冒着酷暑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安徽滁县地区，地方对这个“通天”的调查组非常重视。地委书记亲自接待和配合，派了秘书长冒着高温陪下乡调查，并配给两台车。

滁县调查历时一个多月，几乎跑遍了凤阳和嘉山两县，重点是凤阳。主要调查方式是听汇报、看资料和找农民干部座谈，并到田间农舍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组分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和陈*一*谘等；另有一组为流通组，专门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

1981年8月底，调查结束，开始为国庆节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农村调查资料。在安徽调查和回来写报告的过程中，陈*一*谘都是包产到户最坚定的支持者。

1981年12月，TG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发展组以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报告，就是《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

发展组滁县调查报告涵盖了粮食生产、贫富差别、剩余劳动力、农户间合作、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总报告由陈*一*谘、孙方明执笔，参与写作的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杨勋、孙方明、谢扬、邓永思等。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全都直接交给了邓力群和杜润生。然后这些报告到达紫阳真人手中，十分赞赏，批示说：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胡耀邦对这些报告也非常肯定：“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这些调查报告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

TG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了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核心是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这个《纪要》就是TG中央（1982）1号文件。用杜润生的话来总结，它“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安排“1号文件”。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发展组连续参与了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其实，TG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直至1980年1月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还占上风。党内真正的风向转变是5月31日，286做了一个讲话，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在此前4月的“长期规划会议”上，286已经表示，同意在一些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5月这次的讲话，他讲得更明确：“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286讲话肯定了包产到户后，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当了国家农委主任。于是，包产到户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

四川省广汉县在省委书记紫阳真人支持下，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1981年杨勋和陈一咨被指定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其他理事都是各部部长）。

发展组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5个1号文件的制定。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1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村和农业的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前三个‘1号文件’，每一个都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到了写第四个‘1号文件’的时候，有点弄不动了。再改就要改统购统销了，这就牵涉到国家的整个财政流通体制。杜润生请示万里，说是否就此打住？万里却很坚定，这个“1号文件”已经成了农民的精神期盼了，还得往下写。

于是1985年的“1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1986年，“1号文件”决定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30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改良。但它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却很大。

四、感慨


发展组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给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个体制内的怪胎，能够因缘际会的发展壮大，不但与陈*一*谘能力有关，更主要的当然是邓力群的极力支持。邓力群不仅让社科院拨给2万元科研经费作为启动资金，亲自促成把陈一咨调北京，并支持儿子和女婿加入发展组，后来还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负责联络发展组，同意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最后使发展组成了一个具有权威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荒诞，一个左派教父，竟然也是一个右派组织的教父。所以真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