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从1978年说起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背景是什么？

我想用已经公开的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来说明（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这次会议关于农业问题，讨论了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但是都未能在会上正式通过，会议只是同意把两个文件下发到地方讨论和试行，从程序上说会议文件还不是最终作出的决策。

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是观点分歧。

一、现状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但对农业成就却有很高估计：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就不赞成这个说法，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廖汉生说：“决定”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说：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会主义改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而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说：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他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省委书记马兴元说：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二、原因讨论

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安康地区大小河流总流量100亿方，而水库蓄水不到总流量的0.5%；祁连山雪水的60%白白流掉。

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说：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显突出。1949年全国人均土地2.71亩，1977年减少到1.57亩。29年里，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了近58%。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也导致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

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景平说：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说：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省委书记陈璞如说：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说：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说：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说：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说：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在维护集体所有制、正确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下，要解放一点、搞活一点，例如建立作业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超产奖励；又如山区给社员留一点自留地，允许养少量的小牛等牲畜。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说：现在定额管理方法各异，但对产量要不要落实到组和户并超产奖励，群众心有余悸，就是怕说包产到户。文件也说不许包产到户。究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

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说：过去往往首先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时也搞得很乱。“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句话也要研究。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这里只提供事实，结论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