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一）

自年初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政治风波，到横扫了突尼斯、埃及的“民主运动”，再到如今越发混沌的利比亚、也门局势，中间还夹杂了欧洲的一下骚乱。这些，确实需要进行一个深入的梳理，做出一个前瞻性的预测了。而这些事态，在当前的焦点，当然是目前由混沌而逐渐“明朗”的利比亚事态。这应该成为本帖分析的重点.
第一个问题，近半年来的骚乱的实质是什么？
本人认为，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流社会灌输的“共识”的破灭后的青年的焦虑的宣泄。这个“共识”就是：一个人遵循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辛勤劳动，努力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就可以不断改善自己的状况，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受益者和守护者。
在全球化没有向全球推展开之前，这种“共识”是有不断产生的现实依据的支撑的。毕竟西方的资本控制的，不断扩张的产能，也需要一定的市场空间。在冷战的背景下，半个世界的市场向西方资本封闭，只是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没有那些过剩产能的消费空间。所以，西方只能不断调整一次分配，积极调整二次分配，使自己的大多数国民，具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实现实体经济资本的循环。
但在社会主义阵营选择了改革开放，甚至苏联东欧阵营消失后，特别是中国决定大强度推进自己的改革开放后，西方的资本，似乎突然开启了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增长，并提供廉价资源和初级消费品的，巨大的资本运作空间。由此，真正实现了一个《世界是平的》的愿景：资本可以向一个运营成本的洼地不断涌流，得到巨大的利润回报。而这个回报，会在资本市场得到一个杠杆率的放大，使资本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得到最大的回报。
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而言，放弃在本国的实体经济投资，转移至那些新兴经济体，获得超常的回报后，把自己的财务报表再处理一下，就可以向资本市场预支出最大的收益。当然，为了稳定自己的老家，已有的福利，是轻易不能动的。但为了摆脱那些讨嫌的工会和左翼政党的纠缠，要加大投资转移的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会逐渐式微，而左翼政党干脆放弃了自己逐步实现公有制的核心政纲，脱离了自己的基本支持群体。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事实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如果还是遵循经典的全球化的“比较优势”逻辑，就等于将被锁定在产业链的最底层。用某些人的话总结中国模式，就是“走自己的路，不给别人留活路”。如此，这些国家，必然发生社会意识的分化。少数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群体，会成为“华盛顿共识”最衷心的拥戴者；多数人会逐渐厌弃那个“共识”，逐步倾向于极端的反市场化，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后果，就是那些发达国家，在金融的泡沫还没有破灭时，看起来是非常繁荣且稳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所有人的状况，看起来都是稳步改善之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认为是那个总是喊“狼来了”的“顽童”。尽管他们可能是那个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幼童”。这样，就会使整个社会实际迅速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改良的基本动力，也失去了一旦形势转变后，可以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那样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样，一旦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整个社会会在价值观上突然崩裂
今年，再远一点，追到去年初开始的，向全球波及，却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某些伊斯兰国家的诸多骚乱和恶性事件，其实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原因。
最典型的，就是刚刚平息的英国的骚乱。骚乱的参与者，已经不局限于某个族裔，某个宗教信仰，或者某个社会阶层，而是所有对现实不满的人群的一次集体的“狂欢”。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明确：这个社会，已经不能为我们提供主流价值观承诺的那个人生价值实现的机遇和通道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继续遵循和守护那个价值观呢？既然不愿去遵循和守护，不妨破坏和嘲谑一下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骚乱的参与者会把被劫掠者抢到一丝不挂，而被劫掠者似乎比较乐于“配合”。其实，这是双方合演的一出双簧。他们都对这个社会的脆弱和虚伪不满且不屑。但是，由于处境的差异，有的人能够直接出来冲击这个社会的秩序，有的人则又有诸多顾忌。这时，后者并不会反对配合一下前者，一起羞辱一下这个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规则甚至禁忌。
PS：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某宣传机构的新址设计，其外观有着明显的性指向和嘲谑意味，何以会通过甲方组织的审核，顺利中标，且迅速落成，以致设计师自己公开说明了那个意味，而甲方权威人士却坚决否认？其实，想一想那个宣传机构里的某些主流对体制的一些微词，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半年来，或曰一年半以来的，发生在全球化的产业链的高端和低端地区的诸多骚乱和恶性事件，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共同的心理动因和社会经济背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流社会灌输的“共识”的破灭后的青年，或曰“欲中产而不得”的群体的焦虑感乃至于挫败感的宣泄。
当然，这种宣泄，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在那些被锁定在低端的国家，这个理由就是“反抗独裁暴政”，在发达国家，就是某个突发事件。即便没有媒体的介入，参与骚乱的人，也会自己对“元素材”进行一定的添加。这种添加，显然得到了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放大。
这种骚乱活动，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政府完全可以使用“合法暴力权”，以一种蛮横的态度，迅速铁腕平息下去。至于是否反思深层原因，做出改进，是下一步的事情。但在那些有着强大外部势力介入的地区，则会经历这样的过程：骚乱发生——镇压——外部势力施加明暗影响——政府投鼠忌器，摇摆不定——骚乱受到鼓舞而蔓延——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局势走向失控边缘
这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政府继续退让，或者不足以在暴力上压服得到外部支持的“反抗者”，最终政权被颠覆，颠覆者通过一场“司法审判”，为自己的“反抗”和新的统治确立合法性；第二种可能，就是政府顶住压力，排除干扰，迅速平息事态。最终也是以司法的手段，为自己的暴力镇压确定合法性依据
半年来的各次骚乱，其实体现了这三种模式。英国是第一种模式，巴林和阿尔及利亚可以暂时归于第三种模式，埃及是比较典型的第二种模式，突尼斯也可以算第二种模式。叙利亚和利比亚还需要观察。但一般认为，叙利亚会归于第三种模式，利比亚走向第二种模式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就需要分析，何以中东地区不同的国家，骚乱会有不同的结局？这就需要深入分析本帖开始所列的后三个问题了 .
关于中东这一轮的风波，历数这些被波及的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我们可以发现共同的特点：属于阿拉伯世界，实行世俗化的强人政治体制，现实中普遍低亲西方。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这一轮会有共同的遭遇呢？这就需要回顾一下它们共同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的体制的问题。
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遭遇“阿拉伯的劳伦斯”解体以来，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核心，在二战后的民族独立的潮流和冷战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政治精英，为实现本地区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做出了不同的政治模式的选择和尝试。现在“海合会”的成员国，都走上了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地缘优势，在西方阵营的支持下，实行君主独裁政体的模式。还有一些国家，则选择了类似于当年的共产国际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的模式。
我们如果以西方的现代政治观念来衡量，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些政体的“专制、独裁、落后”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基本状况：除了现代工业必须的资源以外，基本外在于现代经济生活方式的经济结构，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形态的社会结构，除了宗教，没有现实凝聚力的文化基础，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两种模式，是使该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最适合的模式。而且，这两种制度模式，也是面对现实的诉求和国际环境，不断进行调整的。一种制度的评判标准，应该在于该制度是否使当地具备基本的稳定和秩序，使人民有一个安定的，在现代化的方向上不断改进的基本生活条件。只要符合了这个标准，就应该承认，这个政治体制，是适应了当地的情况，符合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一个有政治合法性的制度。以此衡量，我们就应该承认，不论是中东核心地区的伊斯兰君主专制制度，还是相对外围地区的军事强人统治，都是在当地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制度选择。我们应该抱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那么，为何在今年，却似乎是突然发生了这样的风波呢？简单地说，就是发生了风波的国家，其基本制度虽然具有合理性，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一定是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
按照现在西方的某种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统治者的利益和民众诉求”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无解状态。但是，若以此论，那些“海合会”的国家，似乎也应发生骚乱，而沙特阿拉伯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游行，但很快平息下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有充分的经济资源来赎买某些政治诉求，还有强力镇压的一手，所以和北非那些国家有所不同。这只是表象，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就是：这些海合会的君主专制政体，其能够维持下来，实际靠着两个支撑：第一，就是大量的石油美元；第二，就是有着宗教和地缘战略双重价值支撑的，得到了西方绝对支持的体制正当性。前者不需要解释了。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国家，是体制规定了的世袭制度。不是属于君主的直系血亲的，自然不会惦记“接班”的事情，一旦确立了储君，王室其他成员，也不再有什么念想了。整个权力精英群体，最核心的考虑，就是如何实现整个体制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遇到一些来自权力群体外的政治诉求，其应对的意志是统一而明确的。一般的模式就是：做一些利益的赎买，表达一下“改革”的意愿，加上一定的强力威慑，自然就把风波平息下去了。这是一切体制性权力机制，对于反体制的政治活动的基本模式。只要不想改变体制，就不会有例外。但是，同样的方式，在北非的那几个国家，却都不大灵光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需要回顾一下这些国家的历史，再分析一下其体制的现实问题。
当年纳赛尔建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时，不知是否从劳伦斯和列宁两个人那里得到了启发。但其基本理念，却是两个人的思想的混合：阿拉伯民族必须独立，且在不受传统宗教束缚的情况下，以阿拉伯的统一、现代化、社会公正为诉求，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纽带，谋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其基本策略，是照搬了列宁的经验。先争取一个国家的成功，再以一个国家掌握的资源，支持其它国家的本党同志的成功，最后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以一个政党为纽带，结成一个新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样的策略筹划，需要一个现实的，经过奋斗可以实现的目标作为阶段性的激励要素，才能逐步推进。在1950年代，这个目标就是颠覆原殖民地宗主国的扶持的傀儡政权，实现民族政治、经济的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待到这个目标基本实现后，就是反对伊斯兰世界共同的直接的敌人，这就是以色列。　　
必须承认，纳赛尔的这个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一群出身部落的，非王室背景的，有着比较先进的世界眼光的青年精英，迅速夺取了政权，在经济文化上推动了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切实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对于掌握着阿拉伯世界核心的经济资源和宗教解释权的海合会国家，并不急于进行“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共同的“反以色列，收复圣城耶路撒冷”的诉求为号召，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那些富国的资源，不论其统治者是否情愿，都必须被这些世俗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所用。几次中东战争，不论直接的成败得失如何，对于增强这些国家的凝聚力，强势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都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冷战的背景下，这些“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与那些君主专制国家，不仅在体制上是对立的，在冷战中，也是分属极端对立的两大阵营的。纳赛尔制定的策略，不仅“空手套白狼”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援助，也“与虎谋皮”整合了那些“油霸国”的资源，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战略运筹。但这种运筹，也是有着自己致命的弱点的。
首先，如果苏联出于策略的考虑，不再支持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则这一套运筹或者失去运作的空间，无法实施；或者就是埃及凭一国之力，勉强组织起一个联盟，搞一出“一锤子买卖”。这一锤子只要没有砸实，就会无以为继。
其次，不论苏联还是那些君主国，其实从根本而言，并不希望埃及能够真正成功。对苏联而言，在1950年代末，已经和美国达成了“和平共处”的“戴维营精神”。其实质就是，美苏平分世界，长期和平竞赛，把制度对决交给后代去解决。当然，为了安抚各自的军工利益集团，还要时不时进行一下局部的代理人战争。在中东地区，就是时不时支持埃及和以色列打上一仗。但是，这种战争的原则是：只能一次次打成平手，或者及时叫停，不能允许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那样的话，不论哪一方做大，都会是背后的超级大国被挤出中东地区的第一步。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是乐见的结果。而如果能不时打一下，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既是可控的，也是自己的军工产品最好的试验场和“火广告”。两个大国可以各自数钱，何乐不为？就阿以双方的实力论，显然苏联方面约束自己的代理人的“任务”更吃重一些。事实上，苏联也很好履行了这个任务。
对那些君主国而言，一直被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和自已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集团挟持，显然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受。这种感受，事实上是压倒了自己的宗教圣城被异教徒“抢占”的痛楚的。但是，只要对方一举起道义大旗，它们又只能乖乖接受挟持。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在战事顺利时积极抢风头，希图压倒埃及的地位；在战事不顺利甚至被动时，就先出工不出力地随时准备掉链子了。
因为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事实上纳赛尔的筹划，近乎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不论公开的任务能否完成，只要能以这个任务继续忽悠着不断圈来资源，使自己国家的国民一次次凝聚和紧张起来，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最有利的举措。用网络语言讲，就是不断地“刷经验值”。只要最后民族国家得以稳固地建立起来，就是战略上的成功，起码是所谓的“次优结果”。
应该承认，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埃及完成了这样一个“次优结果”。遗憾的是，苏联在其准备与以色列的决战期间，和埃及发生了决裂。那又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这里就不赘述了。纳赛尔终于积劳成疾，没有等到最后的决战就去世了。萨达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终于意识到，纳赛尔的战略筹划，已经实现了“次优结果”，而那个“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就力排众议，向以色列伸出了橄榄枝。在这之后，以色列事实上不再有真正致命的安全威胁了。在大松一口气后，美国阵营接纳了埃及，苏联继续扶持新的代理人，进行在中东地区持续的二流武器的实验和展示活动。而埃及则从反以阵营的核心力量，迅速转化为事实上的以色列的盟友。阿拉伯世界在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彻底失去了主动权。那些“民族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进入了一个迷茫期。在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迅速放弃了强硬的反以色列的姿态，向西方释放出了“接轨”的信息。但是，美国对于是否接受这些信号，似乎并不急于做出抉择。直到911事件的发生
22年前，在席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化民主”浪潮的鼓舞下，年轻的历史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完成了自己著名的小册子《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其内容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重复了。针对这样一种“历史的自信”，更有历史感的萨缪尔•亨廷顿，却要泼上一盆冷水。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自己著名的学术演讲《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这里有必要将本人对于该著作的理解，作出一个概述：曾经被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掩盖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差异性，导致对于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的根本原因的解释，将被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相应地，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联合的纽带与斗争的焦点，将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转向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所决定，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诠释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由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这种“文明的冲突”也是不可调和的。西方及其已经驯服的“外围国家”，选择的文明体系，是为自由市场经济进行论证的“新教文明”，也可以模糊地称为“基督教文明”。而处在赶超阶段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和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则会选择与时俱进的不纠缠意识形态是非，而是更注重社会整体功利的“新儒家伦理”。至于那些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全球化过程中又被锁定在无望的产业链最低端的国家，则必然会选择“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对这三种“文明”加上引号，是因为今天各自的阐释，已经与其原典的论述有了一些差异。这里同样不去详述了。
简言之，起码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亨廷顿似乎并不反对福山的判断。即“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淡出，而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的考虑，会成为全世界人民主要的关切。但是，与福山的“资本光辉照耀下的四海一家”的乐观相反，亨廷顿认为，这样的利益考量下引发的“文明的冲突”，才是真正的不可调和，甚至是防不胜防的。这将伴随着整个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在整个1990年代，在新的“三个世界”——发达国家、赶超国家和产业链低端国家——中的前两个国家集团中，基本都是“历史终结派”。当然，因为亨廷顿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头衔，大家对他还比较客气。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而911的几声爆响，又使绝大多数人彻底否弃了福山，推崇起亨廷顿的“老成谋国”了。
911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处境。中国就不必说了，那些迷茫忐忑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独裁政体，也都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渊薮的周边，积极配合美国，筑起反恐斗争的第一道防线，从而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接纳，既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也得到一些资源的支持，使本国的现代化建设上一个新台阶。这些曾经的英雄，新时代的独裁者，终于焕发了自己的第二春。美国也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但是，随后，美国却展开了自己的新规划。
这个新规划的实质就是，彻底改造伊斯兰世界，使其在经济上摆脱新的“第三世界”的处境，进入依赖西方，同时又能有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的第二集团。在政治上，在这些国家建立起与那种“合理”的社会结构相匹配的政治体制。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除“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
在十年之后，因为这十年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这样的战略规划是狂想。但是，客观而言，这是西方在当时的压倒优势下，很容易做出的一个决定。在有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都不去谋求根本的解决之道，难道要等到实力下降再解决？当然，在具体实施这个规划时，由于西方自身的种种问题，这个战略措施，招来了悲剧性的结局。但是，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战略规划本身的问题。这属于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赘。
却说这个战略的实施，需要一个比较有利的突破口。当时最有希望成为这个突破口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利比亚，一个是伊拉克。结果，大家都知道，伊拉克人民“沐浴到了自由的阳光”。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伊拉克的“条件”太“优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