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的大事因缘

十年前的事件，现在终于到了一个可以全面盘点其大事因缘的时候。作为中国人，自然应该更多地分析一下与中国的关系。
说到911，其前因，应该追寻到1976年的9月9日。那一天，毛泽东去世。很快，他所代表的，对于人类实现公正的道路的探寻也被终结。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轨迹。这一改变，真正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与格局。
在毛泽东的规划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集团，为人类探索出一条公正的新路。中国应该成为这个集团的领导者。但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作出了新的选择：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补齐自己实体经济的短板，完成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的最后一段历程。在这之后，在分析新的形势，寻找新的机会，探求新的道路。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都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一方面，中国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的最后一段历程，即将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巨无霸。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独特性，使中国和世界都达到了一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时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性所在。
由于中国自身的人均资源的匮乏，以及体制性的优势，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最后聚焦到一个唯一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唯一的一个比较优势——丰富的、不可储备的、几乎是无限供给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由于中国文化的特质，也由于体制的优势，而使人民对体制承诺的共同富裕的前景，有着足够的信心，对体制有着充分的信任。因此，尽管发生了很多惨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是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建设成了一个成本运营的洼地。在这个洼地中，西方获得了双重的回报。第一，就是中国产的廉价商品充斥发达国家日常消费品的各级市场，大大降低了西方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成本；第二，就是在中国因成本低廉，市场广大而又几乎是处女地的状态，使在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获得了在别处不可能实现的超额利润的回报。这种回报，又在资本市场得到了足够杠杆效应的放大，使西方资本赚得盆满钵满。总而言之，中国实际是主动接受西方资本的剥削，又为西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承担了社会成本。这实际是一种“新殖民地”的地位。这是包括曾经进入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韩国在内的，所有在二战结束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毛泽东所定义的“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共同命运。但是，中国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的最后一段历程，使自己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巨无霸。
如同任何人造的事物一样，这个实体经济的巨无霸，对中国和对西方，都有着“异化”——被创造出的客体反身控制了创造的主体——的可能。
对中国而言，如果由此使中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被西方资本彻底控制，被锁定在产业链的固定的中低端制造业环节，则为自己现代化的本意开始的改革开放，最终会造成自己的“去现代化”结果，成为西方控制自己，维系西方本身产业链高端地位的最有力的条件。
对西方而言，如果不能彻底控制住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就会遇到一个自己从来不曾期望，事实上也是无法应对的局面——整个世界经济的实体核心环节，被一个巨无霸所控制。而自己的经济结构，却由于金融泡沫带来的快感，迅速地麻痹，然后去实体化。同时，却要面对这样一个实际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着独立意志的对手。这种状态，会使西方彻底失去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且使西方本身的经济进入不能自主的状态。因此，为了延续和倍增自己的好日子而“栽培”出来的这样一个“新殖民地”，会成为一个终结西方的优势地位，甚至反过来“操控”西方的政治经济实体。
这种“新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地”所面临的异化的前景，是以前的那些“先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的发展历程中，都要遇到的。这些国家的精英和平民，并不甘于自己被锁定在“新殖民地”的地位，都进行了自己的努力和抗争。但是，这些努力和抗争，都遭到了直接的失败。因此，两个国家发生的两个事件，就具有了鲜明的启示性意义。
第一个事件，是所谓的“前911”，即1973年9月11日，美国怂恿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阿连德政府，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美国热衷于向全世界推销军事独裁体制，也不是因为阿连德政府的左翼色彩，而是因为这个政府做了一个左翼政府一定要做的事情——将被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矿资源收归国有。阿连德政府被颠覆，说明一个被美国以压倒性优势操控的国家，想通过美国所认可的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一个有民族独立意识的政府，谋求经济独立的，这样的思路，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后智利发生的事情，这里就不需要赘述了。简而言之，智利由此获得了极高的经济效率。但这种高增长的受益者，却不是智利人民，而是美国的跨国资本和他们在智利的少数代理人。直到皮诺切特遭到清算，智利人民的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第二个事件，就是美国终于在越南战场难以为继，狼狈逃出。为了避免美国撤出越南导致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崩盘，美国必须谋求中国与自己达成战略默契和谅解，使越南的效应不再扩散。曾经因极端反共，充当麦卡锡助手而被美国保守势力推上副总统位置的尼克松，当再次被美国保守势力推上总统的位置后，第一要务就是赶到中国和毛泽东谈哲学。中国考虑到苏联的因素，决定接受美国妥协的建议。红色革命在印度支那半岛成功后，没有向东南亚其它地区发展。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半岛革命的成功，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另一条道路。当然，这条道路成功的一个客观条件是，能够得到一个大国的直接的、有力的支持。没有这样的外部条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的变化，不仅这种模式没有能够推广，曾经获得独立的越南，现在又进入了“新殖民地”的阶段。当然，这次的“新殖民主义者”，背景有些复杂。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西方第一次遇到一个真正难以应对的状况。这个“新殖民地”本身有着巨大的诱惑。只要摆平了中国，整个世界的格局和规则就会被彻底锁定在最有利于西方的结果：西方处在产业链的最高端，中国处在中低端制造业的环节，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只要给中国提供资源，由中国加工，然后消费那些由中国制造的，却被西方资本控制的产品，就可以过上接近于西方普通人的，很是悠闲的生活。这样，历史就真的可以终结了。但是，如果对中国的控制失败，就会出现一个西方事实上无法承受的结果——自己被自己塑造出的这个“新中国”所异化，不仅失去对世界的掌控能力，且使自己被中国所逐步掏空、挟制，最后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和规则发生彻底的改变。
因此，在世纪之交，中国和西方，实际进入了决定各自前途，也是整个人类前途的决定性的斗争阶段。而斗争的焦点，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能否始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共同富裕、独立自主为方向。而中国进行这场斗争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而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变质，不动摇，就最终能够取得斗争的胜利。对于西方而言，扳倒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中国的解体，那不是西方想要的最优的结果，甚至同样是西方所不能承受的结果。但如果掏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掏空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就会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变成在西方的支撑下才能生存和维持政权的行尸走肉，最后只能任由西方摆布。如此，才是西方最理想的格局。
要达到这样的格局，对于中国的态度，就不能是如苏联那样长期对峙，然后寻机肢解的策略。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在接纳中国进入西方控制的国际市场的同时，培养一些中国社会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异质力量和他们的代表，逐步掏空、替换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经济的“共赢”，既有可能增强这种异质力量，也有可能使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资源，更充分的条件，来应对各种冲击和挑战，强化自己的体制，证明体制的成功，从而形成一种示范效应。这样不仅不能改变中国，还会使很多国家和整个世界因中国而改变。所以，在经济交流合作的前提下，还要实行软硬两手，才能实现自己的根本意图。
软的一手，就是“接触促变”。就是通过各种交流，在中国社会培养一批由衷相信西方的体制只要照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重大问题的“接轨派”信众。如果不能培养出虔诚的信众，退而求其次，也要培养一批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或者缺乏大局观，完全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希望以一个体制的大变动，满足自己所有诉求的“普世派”。不论哪一派，只要他们掌握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能不断灌输“普世价值”，掏空、替换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客观上都是西方的成功。
硬的一手，就是“以压促变”。通过军事的威胁，市场空间的封堵，以及不断触动中国最敏感的痛点——声援中国内部的独立、分裂势力，逼迫中国不仅做出实际利益的让渡，也在对社会经济体制，包括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力方面，不断地退让，为其软的一手的实现，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氛围。
必须承认，在911之前，西方一直是居于主动的。中方已经一步步退到了底线。这种底线是否能够守住，今天回看当年，也是要捏上一把冷汗的。具体的例子，不一一分析了。这里只提一件事，就是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时，接受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允许境外媒体进入中国，不受限制地采访各种活动，包括在中国政府划定的“民众表达意见”的场所发生的各种活动。熟悉颜色革命过程的朋友，应该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是，2011年9月11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作为被亨廷顿圈定的，可以和西方进行“文明对决”的两大文明体系的另一个，比之中国，当时处在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经济上，伊斯兰世界坐拥三分之二的世界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但是，也正因此，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希望伊斯兰世界能够实现统一，而是希望伊斯兰世界能够始终处在分裂的，处处依赖或受制于西方的状态。欲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伊斯兰世界去工业化。这样，在经济上，伊斯兰世界向世界供应资源，还可以坐收一些“硬通货”，使人民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一旦违背了西方的意志，就会被用各种办法“制裁”，最后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政权合法性流失，成为一推就倒的泥菩萨。因此，巨大的资源储备，居然成为伊斯兰世界分裂、内乱和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这使得伊斯兰世界的有识之士，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本看不到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任何希望。对于这种焦虑和愤怒，西方连进行“普世价值”的说教的兴趣都没有，完全对伊斯兰世界采取的是一种“抽血”的政策。西方的意图是，尽快抽空或者控制住伊斯兰世界的资源，然后任由穆斯林人口自生自灭。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这是一些除了占用资源，制造麻烦，毫无意义的多余的人。以这样一种轻慢的态度对待一种和自己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的，曾经比自己更辉煌的文明，迎来911事件，就是最正常不过的结果了。
在事件发生后，西方以美国为首，在应对过程中，完全暴露了自己的体制的虚弱和颟顸。
在事件后的第一时间，西方转变了主攻方向，将伊斯兰势力作为阶段性的主要敌人，缓和了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北约具备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但是西方却不具备同时和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对抗的实力。毕竟，二战以后和二战以前是世界，有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及时转移主要方向，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如果能够成功改造伊斯兰世界，就等于三分天下得其二，即便中国完成了经济的转型升级，但西方同时掌握了产业链的高端和低端，中国也没有什么办法折腾了。所以，即便是从与中国斗法的角度论，这也可以认为是另辟蹊径。但是，正确的决策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战略运筹能力和实际的执行力的底蕴，发生了决定性的错位，导致严峻的形势。
美国在第一时间锁定了基地组织，在要求塔利班交出拉登不成后，就直接发动了摧毁塔利班政权的战争。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整个过程却暴露了西方的虚弱。对于一场“文明冲突”背景的战争，双方都应该有拼尽全力，扎硬寨打狠仗的决心和意志才能够撑到最后胜利的时候。任何在战略上的投机取巧，都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只有有了这样的决心和意志，在具体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采取一些灵活机动的措施，降低成本，才能有效地达成目标。美国选阿富汗这个点，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这是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有可能与美国展开对抗的三大势力——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的节点。只要在这里建立起稳定的控制，可以一举解决美国面临的战略挑战。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三大势力，都会在这个地方与美国展开斗法。美国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坚决消灭已经撕破脸的塔利班，然后替代塔利班，承担起在阿富汗进行现代社会管理的责任，下大力气，投入巨量资源，在阿富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实实在在地为当地人民服务，建立起广大人民对美国的由衷信服。如此，不论其他三方怎么折腾，都只能眼看着美国控制住自己的战略节点。这不是什么大而无当的空话，中国最终牢牢控制住西藏，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其实是最实的。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海量的资源的投入。但是一旦成功，就是牢不可破的。但美国实际的表现，却似乎是志不在此。
首先，布什总统接受普京总统的建议，引入了熟悉阿富汗当地情况的北方联盟。由北方联盟在地面主攻，美军提供地面侦察和空中打击的支持，在颠覆塔利班政权后，北约的“维和部队”才大规模进入阿富汗。这个做法，直观看是很精明的。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反塔联盟在地面战斗中，以自己的优势和北约的技术优势相结合，先解决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塔利班，也就完成了大规模的地面战斗，避免了美军遭到挫折和伤亡。然后再大量进驻，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压服和排挤反塔联盟，逼迫其交出控制权。这样，自己以最小的代价，特别是最小的伤亡，就实现了战略的意图。这显然是一个很精明的策略。但是，如前所述，这种斗争，是需要扎硬寨打死仗的。这种自作聪明的投机行为，导致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
不论塔利班还是反塔联盟，都有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基础。北约的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他们明智地选择了避开潮头的策略。在北约“势如破竹”后，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控制，他们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使西方特别是美国，被迫持续不断地进行毫无建设性的资源消耗。最终，当这种消耗无以为继时，只能灰溜溜地离开，或者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勉强支撑一阵之后，还是要灰溜溜地离开。只是消耗的资源却更多了。为摆脱这种困境，北约也搞了一些打水扫院子送书包发糖果之类的“亲民活动”。但是，因为没有消灭原来有社会基础的塔利班和反塔联盟的有生力量，所以这种活动的效果根本无法保留发酵，等于是做了无用功。而欲消灭这些有生力量，又过度依赖自己的技术优势和空中优势，以致发生了若干次对平民的攻击，实际激化了当地居民的仇恨。而今，美国从阿富汗离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美国似乎在希望拖到下一个总统任期，再来解决这个难题。这里最重要的不是面子，而是怎样避免当年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导致的雪崩一样的收缩和解体的前景。而今我们回头假设一下，如果当时北约能利用911之后内部同仇敌忾的共识，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下定决心，在面对面的军事斗争中解决掉塔利班和反塔联盟的有生力量，再进行现代社会建设，支持一个亲西方的，有社会基础的政权进行管理，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吧。当然，现在再讲这些，对西方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在这之后，西方又接连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应该是意识到了，对阿富汗的改造，是在一片贫瘠而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从头进行现代社会建设，需要投入的资源几乎是一个“无底洞”的现实，美国将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突破口，转向了伊拉克。具体的考量，可以参见前一篇《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里面的分析。应该再次肯定，在战略上，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在执行中，却犯下了比在阿富汗还要低级的错误。居然在赎买了仍然掌控着武装力量的，萨达姆政权的军政官员之后，在后萨达姆的权力安排中，完全摒斥了这股势力。对于这种力量，从来都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在战争中消灭，二是赎买后就不断继续投入，或者干脆支持其建立起新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由于出兵理由太勉强，连北约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导致其战略决心和意志还不如在阿富汗。最后，又陷进了一个除了灰溜溜离开，就只能不断毫无意义地虚耗资源的困境。
可以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所犯的错误，都是在正确的战略决策之下的，因为意志力的不足，导致的悲剧。但是，在今年的“中东波”，西方则完全是被自己的敌人所引导和挟持，犯下了自断手足的根本的战略决策的错误。具体的过程，还是请参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一文的分析。
经过十年的时间，这个世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对西方而言，在文明冲突的两条战线上，西方已经陷入了全面的被动。
在对中国这条线上，就硬实力论，美国已经没有系统性的优势可言，只能在东亚不断进行战略收缩；就软实力论，且不说中国内部，就是在西方内部，真正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体制的信心，也在逐步地超过对西方的体制的信心。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中国在西方内部的“野生五毛”。
在伊斯兰世界这条线上，在挺过西方的单一的军事优势的三板斧之后，不仅使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绝境，更在软实力上逆袭成功，完全操控住了西方主流舆论的口径，调动西方的力量，定点清除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三个亲西方的“军事独裁政权”。而对于具有高度危险的不确定性的也门和叙利亚，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土耳其，西方对其失去控制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埃尔多安之所以敢对军方采取措施，就是算定了美国已经不敢再支持军方推翻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民选政府。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很好地实行了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略。所谓“韬光养晦”，就是不直接挑战西方文明现实的实力优势；所谓“有所作为”，就是利用西方文明的规则，钻进它的内部，逐步掏空其某一个环节的优势，自己“鹊巢鸠占”，最后“不战而胜”或者一击毙命。
就实际而言，实体经济这一块，中国基本掏空了西方，后面有什么“金砖四国”“VISTA五国”等兄弟跟进，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概的模样。而金融运作和意识形态这一块，目前的利比亚态势而言，表面看，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挟持了西方舆论的制高点，驾驭着西方的硬实力为自己所用，这算一次偷袭的个案。但实际上，西方，主要是欧洲大陆，却是对伊斯兰教的渗透越来越警觉，但实际上却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办法。现在，法国、英国都先后采取了实际措施，力图把伊斯兰教割除出自己的机体。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伊斯兰教在欧洲大陆的疯长，是不可能逆转的。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理解：为何除了挪威的左翼执政党，普通挪威人对布雷维克并没有太多的谴责；为何勒庞这样的人物，在法国的支持率在稳步上升。当然，西方的政治正确，是不会在主流话语空间里给这种“新纳粹”什么发声机会的。这就是西方现在的体制和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危机所在。
总之，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西方优势的不同层面，其实都已经被“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渗透和取代了。但在表面上，西方还保有“核心优势”。如果不能及时清醒振作，进行一些真正大开大合的合纵连横，西方将很快被“不战而胜”。
所以说，人类文明对决的大戏，酝酿了二十年，今天才刚刚拉开帷幕。每一个人既是看客，也是事实上的参与者。每一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决策者，也不会有那些“英雄”的风采了。但所有人的作用汇集在一起，就是真正决定性的。不论那个还在“捉迷藏”的卡扎菲的一页是否已经翻过去，有一页是实实在在地翻过去了。那就是“颜色革命”被西方用作颠覆自己不喜欢的政权的手段的历史，变成了反及自身的现实。不论是欧美，还是北非，那些西方国家和亲西方政权，将会被各种“花儿”扰攘不已。如果说中国的“文明冲突”的主战场在经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主战场，就在意识形态。
特别要强调的是，伊斯兰方面选的这个时点还是很高明的。明年，西方阵营的三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要换届。过于复杂的，需要长时段才能显出效果的战略运作，肯定会被西方的决策层推到一年以后才能展开。而这段时间，只要把住西方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其实是完全可以操控西方的决策者，驾驭西方的硬实力为自己所用的。
近日，利比亚在表面上平静了下来，但埃及和土耳其，都以自己的方式迎来了911十周年，美国更是如临大敌。另一方面，在欧美金融危机第二波大潮凸显的背景下，负责主持“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王岐山副总理，却在伦敦释放了重要的信号。新一轮的斗争，已经渐入佳境了。
本着“料敌从宽，料己从严”的原则，我们还是要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自我调整修正的能力作出充分的估计，也对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作出充分的估计。因此，越是在这时，越要保持冷静和谨慎。但是，不能因此就失去观察历史的大视野。这样，才能认清当前战略机遇期的本质，认定国家和个人的定位。值此911十周年之际，写下这十年的大事因缘，以求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