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我可能没有忙总读的那么精深,那么透彻,但是也想写一写有别于忙总的心得体会。
我观察毛主席的工作方法,简单总结是:宏观目标明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充分展示和分析社会矛盾,推动矛盾发展,精心组织顺势突破一点,发起群众运动迅速占领纵深。
这一点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上,表现尤为突出。
如果孤立地看,1947年开始给农民分地到1955年合作化,十年不到,政策翻了饹饼,似乎相当的无厘头,而这种政策变化是通过组织千百万分散的农民来自觉完成的,可以说是一大奇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还是可以看到较清晰历史逻辑。
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一个任务是工业化。最初,中共选择新民主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个过程被抗美援朝战争打断,由于中国军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当时苏联一大批重工业的援助,这让毛泽东看到了加速国家工业化的机会,毛甚至用这个理由说明了一大票像荣毅仁那样的资本家放弃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接受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工业化的突出矛盾就是个体农业产出无法支撑工业化增加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无法支撑新增工业生产的原材料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云出了个统购统销的招数,用配给和控制消费的方式来缓解矛盾,但面对千家万户的个体农业生产,实施起来相当困难。为了更多地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工业化,急需把农民组织起来,用组织的人力,通过互帮互助,兴修水力,加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产出,同时为统购政策构造一个方便操作的系统环境,一句话国家需要农业合作化。
怎么把刚分地不久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呢?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分地后农民因自身条件的差异出现分化的矛盾,敏锐地察觉到分化后,贫困农民有组织起来的积极性,就是说穷人需要合作化,政府在合作化找到了自己基本的队伍。利用这种积极性,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大力宣传像王国藩的“穷棒子社”、“鸡毛也能飞上天”,一面因势利导推动,吸引像陈永贵这样的有雄心的富裕中农参加到合作化过程中来,提高整个合作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政策上限制富裕中农单干的便利性,最终很快地在全国掀起了合作化的高潮,一举达成了用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
反右也是如此,当整风变成右派进攻,实际是旧时民族精英与工农政权的冲突,待矛盾相当激化后,通过一封来信《这是为什么?》和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就把自己的基本力量组织起来了,很快在矛盾冲突中取得优势。在矛盾的发展中,组织自己的力量,推动事情朝有利于已方的方向发展。批判胡适是这样,大跃进是这样,文革的发起和推动亦是如此。
所以我以为,毛泽东是直面矛盾、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大师,不认识到这一点,不能学到毛泽东工作的基本方法。
用这个观点来看忙总对现实的分析,我觉得并没有抓到核心要害,把政改的动力寄希望于TG内有危机感的大员也不大靠得住。
所谓三十年改革,核心实质就是放任资本成长。
所谓“改革后遗症”,就是权力对资本长大后缺乏心理准备和适应能力。
所谓“政改困局”,其实是资本与权力的緾斗正酣,到底是资本驾驭权力,还是权力统治资本还没有分出胜负。
当今社会核心矛盾的三角是:权力、资本、民众;主要矛盾是权力与资本的緾斗,虽然权力之间也有冲突,资本之间也有矛盾,民族资本可能联合权力来对抗买办资本,地方权力可能联合买办资本对抗中央权力,但这都是第二位的。当权力与资本緾斗时,民众是看客,最多是自费五毛,所以我是赞成忙总认为的,政改没民众什么事的观点的。而当权力与资本眉来眼去的时候,民众是贡品,所以,下起岗来,拆起迁来动作快着呢。这就是万里风中虎提过的双角龙时代。
我倒是希望“政改困局”继续困下去,斗则国家和民众两利,合则民众独伤。所以说,从实践上看,“和谐社会”是对广大民众最不利的社会。
我的感觉,忙总一直是负责大型项目实施的,对资本有天然的亲近,希望“政改困局”的发展和解决,能使权力有个自我约束,有个自定边界 ,在资本面前更加守规矩,行为更可预见,一句话来说就是要温顺些,节制些。不知这个感觉对不对。哈哈,这样的话,权力如果不是活雷锋,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很讲可行性的芒总那,似乎是很不可行的。
政改政改,的确是政治权力构架的改革,中国的政改本质上是被资本逼出来的改革,所谓左右之争,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无非是资本驯服了权力就右,权力压制了资本就左了。要论政改的动力,论政改的可行性,要到这两方去找。
忙总认为,政改的最大动力来自政权内部,我是非常同意的,而政权最愿意做的事是“节制资本”。
从道义上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就提出来的社会管理目标,从现实冲动上看,这是权力最喜欢的事情,体面又光荣,利益还丰厚。关键是剧本要事先准备好,就像主席早就备了“合作化”的剧本一样,“穷棒子,瘸腿驴、鸡毛飞上天”就都是突破口。就像富士康的跳楼门、胡士泰的力拓门、抓牟其中,杀铁本,做掉刘志军都可以做成节制资本的突破口,当然,借矿难在煤炭行业已经小试牛刀,效果还不错。现在的政改趋势就是这样,权力越来越方便,管的范围越来越广,本想做成有限政府,却越做越像全能上帝。问题是,驯服了资本后,权力的独步天下怎么办?“资本”可真像陈云比喻的那样:是“握在手中的鸟”,抓紧了就死了,放松了就飞了。一看勒资本太紧,要失去平衡了,到时只好重复一遍推恩削权,或引外资进寨逼权力松手,再来一个循环。
我认为,目前的政改是资本逼迫的,资本自然也不会束手就擒,一定会通过定点收买权力,来做“宪政政府”,要求“程序正义”,盼望“司法独立”、赶快军队国家化,把“原罪”一赦免,心里就踏实了,限制一定的权力,输送一定的利益与权力分享也是值的。
这个思路是典型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法子了,对付着过。百姓最多是自费五毛,在一边看戏外加助威,不管是哪边占上风,都以为是自己喊的那一嗓子最起作用,其实在权力和资本眼里不过是个帮衬和起哄的。
这种法子毛主席肯定不会用的。都说主席是医国圣手,善医未病。节制资本的事毛主席已经干过了,借着“以次充好,唯利是图,坑害志愿军和百姓”的茬口,一个“五反”就把资本治得老老实实,随后干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全收了。收完了他就觉得不太对头,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官僚与资本合流”、“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工农吃二茬苦”,搞得跟天书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不就是权力独大后,资本向权力输诚当跟班,和谐了嘛,这是主席认定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所以,我有一个粗躁的认识,认为毛主席政改的逻辑还是清楚的,就是从资本和权力的两轮车改成资本、权力、民众的三循环。
用权力节制资本,资本组织民众、民众约束权力。
我个人认为,在实践中,由于难度太大,就是毛主席这样的超级牛人操盘,也搞得一地鸡毛。由于当时全是国家资本,没有经验,对民众的组织非常粗躁,民众的力量发散了,控制不住了,在约束权力的环节上搞砸了,毛主席他也老了,有心无力了。
毛主席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做,碰到困难,有一件事他是一定会做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不搞群众运动,我还是毛泽东吗?”
这一点,估计99.9%当权者都做不到,没辙。
(这个帖子最后修改于: 09-10-2011 01:50 AM by 起于青萍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