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献礼】E舅公的故事：你们不让我当老大很久了

前几天在讨论阶级固化。我认为阶级不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完全是一个经济概念，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既然是文化概念，就不可能短期内产生，也不可能迅速的消失。

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固化后的阶级特点不一定在财富或权力上，而更多是一种心理优势。而这种心理优势会导致一个社会结构的稳定。

以下是小说，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也不要人肉。

“远远苍翠的山顶上，一只苍鹰在慢慢的盘旋，显得碧蓝的天空非常空旷而悠远。

在朝阳照射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长途汽车正欢悦的向山脚下的鲤鱼塘渡口飞奔。周围是郁郁葱葱的马尾松林。

鲤鱼塘是从遵义流出的湘江河在与乌江汇合前的最后一个大渡口。摆渡的船是用很粗的竹缆固定在两岸的大木船，汽车开上渡船后，船工用力拉竹缆，把渡船拉过河。一次只能渡一辆车，所以摆渡的码头两边挤满了等待过河的车和人，也就有了卖各种吃食的摊子，例如柚子，橘子，最让人惊讶的是还有卖帽儿头的摊子。

过了鲤鱼塘，翻过一个大山坡，就能在山顶看到波涛汹涌的乌江了，在崎岖且蜿蜒的山道上晃荡半小时，乌江的江界河渡口到了，第一次看见了汽轮拖带的趸船，我好激动。。。。。。。”

　　１９７３年冬天寒假，我１１岁，开学就要读初二。随母亲回外婆家祭祖扫墓。上面一段是我在寒假作业中写的情景。

　　E舅公是我母亲的大舅。

我的外祖祖（我母亲的外公）的祖上是世袭土司的继承人，在明朝改土归流后（实际是清朝雍正才正式完成的），就是一个世袭土丞。

外祖祖因为耻于世袭土丞的名号，发奋读书，在光绪年考中进士。（当婆婆第一次讲时，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太了不起了，相当于今天非洲某小酋长自学考上牛津的研究生。后来我到北京后，专门跑到北京国子监查光绪年的进士名录碑，发现的确如此，才真的相信。真是聪明过人）

然后外放做知县，做官的第一个地方应该在E省，因为大舅公（我母亲大舅）小名就叫E生，我叫E舅公。

做官的第二个地方应该在B省，因为第二个舅公叫B生，我叫B舅公，是位医生，抗战时期受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加入远征军（应该是新编28师，因为他说过野人山死里逃生的事情，而师长刘伯龙是家里面故交）。抗战回国后与一布依族头人的小姐结婚，解放后各次运动都无一幸免，受尽折磨，晚年才稍好一点。落实政策，在一个县政协里面安享晚年。（他们布依族的山寨老宅我曾经去过年，十分有意思，过年的那种色彩，气味都与汉族不同）

做官的第三个地方应该是G省，因为三舅公叫G生，我叫G舅公。因为去世得早，所以接触不多，只是知道是与一苗族头人小姐结婚（后来我去过老宅，与他的后代有过往还）。

以上三子是原配夫人所生。

此外原配夫人还生了5位小姐。全部都嫁给当时贵州的官宦人家子弟或外来做官的人。

以上八位子女出自原配，他们也最为团结。

辛亥革命爆发，外祖祖携款回家（号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过了几年悠游林下的生活。后来静极思动，与其旧部下，同事和亲戚等人合伙在云南开锡矿，外祖祖亲自担任锡矿监督（我想大约相当于COO），直到20年代末龙云控制云南才被迫离开退出。

夫人去世后，娶了续弦夫人。我在1973年去老宅时，她还活着，非常硬朗，和蔼，给我们东西吃。（其他就没印象了。听我母亲说我出生时还为我准备全部衣服）。她生了两位小姐和一位少爷。与我母亲年龄相差不多，大姨婆比我母亲大三岁，小姨婆大一岁多，最小舅公比我母亲只大不到一岁。他们与我母亲一起长大，一起上小学和中学。所以感情极好。

这三位都是叛逆。最小舅公干脆宣布脱离家庭，自己改姓，后来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当地名医。

外祖祖的陵墓我去拜祭过。在祖坟山。巨多巨大的坟墓，都是石灰石雕凿的墓碑、墓道、拜台、墓墙。尤其是墓墙周围高大的石雕特别阴森，而且因为年代久远，都长满了黑色的苔藓，十分让人恐惧。墓地里都是高大的柏树，阴暗而幽深。

很小时，就听家里的老人在聊天时，知道E舅公年轻时是个叛逆分子。他有非常多的趣闻轶事。民国初年在贵阳法政学堂读书时，不但经常呼朋引类，吃喝等等，而且还演戏玩票。

外祖祖是个典型的守财奴，所以经常生闷气（实际上他的原配8个子女个个是会花钱的主）。听三姨婆说老先生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走进一家他自己开的酒楼，对掌柜说：老大净拿起我民国三年的光洋请客，要不过大家不过，今天给我来三个钱的豆腐。

在云南开锡矿，这是个日进斗金的产业，每次回贵州，他带的送人礼物居然就是玫瑰大头菜，美其名曰其他土特产大家都见惯不怪。抠门到叹为观止的地步。

我见到E舅公是在1973年，去老宅祭祖时。因为他是长子，所以必须呆在老宅（我估计他特别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

老宅是在镇外的一个缓坡上，在镇内就能看见（现在房子高了可能挡住了），离镇约1000米。整个坡顶都掩映在凤尾竹群中，看不到任何建筑。春天还能看到大量粉红色妖艳的桃花点缀在凤尾竹中。缓坡下面是一条非常清澈见底的小河，碧绿的水静静环绕整个山坡。跨过小桥，就是掩映在竹林中的缓缓的坡道，沿着山坡蜿蜒。走到大门前，是5级石阶，上去是一个只剩下门框的门楼遗址，老宅周围是夯土的高墙遗址，残垣断壁。据说以前上面可以走人，并有胸墙，四个角是高高的砖砌碉楼。我外婆在15岁时就在上面向围攻的土匪和溃兵开枪（实际上我的外婆是个极为有有英雄气概的传奇人物。抗战时期，我的外公在琴巩当县长，我母亲3岁被土匪绑票，当年28岁的外婆骑马携两把驳壳枪去与土匪谈判，好在当时附近驻有国军新28师的部队，外公与师长刘伯龙有交情，出兵营救，才幸免于难。到1949年时，长沙兵变（TG说的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交投名状，一些亲戚被枪决，我外婆带着几个卫士，拖着全家老小10多口连夜逃回贵州，一路被追杀，十分悲惨）。

通过门楼残迹，就是院子，青石铺地，有一些青石花坛，上面种了一些兰花。两边是二层厢房，以前楼上是客房，楼下一边是客厅或待见厅，谈话、办公都在此处，一边是客人的餐厅和书房。偏厦是的厨房（就是厢房与正房交界处），旁边边是洗漱浴室之类。厢房和围墙之间有厕所。同时厢房后还有些平房，以前是卫士的住所。

正房是7级石阶，五间相连，中间作为堂屋，供奉祖宗牌位（1973年去时供奉的是毛主席像和堆放一些农具）非常高大，其他房子因为年代久远，都成为巧克力颜色，只有正房因为用的是楠木，所以仍然有金色的感觉。然后左边一间以前是书房，右边一间以前是会客室，现在成为生产队的仓库。在最左边一间现在是E舅公居住，实际是前后两间，加上有二楼，所以是四间。

正房后面有两排平房，以前是家生娃子居住，现在是贫下中农居住。（家生娃子就是世代家奴，父母都是家奴，由主人做主婚配，生的孩子仍然做家奴，就是家生娃子，与一家人一样，极端忠诚）

再后面就是一个有荷花的鱼塘，塘边有柚子树和花红树。再往后就是凤尾竹林和围墙。这大约就是老宅的格局。

生产承包后，砍掉了巨大的竹林和百年树木，这是一次大破坏。据说前几年地方政府把他重新翻建为一个旅游景点，拆掉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这更是彻底的毁尸灭迹的破坏。真是焚琴煮鹤。

我们1973年去时，所有厢房都分配给贫下中农（实际都是家生娃子），只有正房才是E舅公家住（这与其他地区对地主赶尽杀绝情况很不同）。我们一到，所有人都出来了，不管男女老少都对我母亲叫：大哥回来了。因为我们以前一直看到的是受尽各色鸟人欺负和屈辱的母亲，现在突然发现她很有地位。

我们一家住在正房的最右边一间（E舅公的儿女都出去了）。这间房子实际是楼下一前一后两间，楼上两间。

当时一起去短期居住的还有从贵阳来的三姨婆。她嫁给了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风云人物之一的任可澄家的孩子。（任可澄1915年12月与蔡锷、唐继尧、刘显世、戴戡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917年7月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长。1920年11月任贵州省长，1925年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等等）

对房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柜床，一个火箱。

柜床是三面都用镂空的木板围起来，顶上也围起来，上面雕刻着山水花鸟之类，三国人物之类，一面是可以开关的门。上床后把门一关，就像一个小房间，感到很安全。床非常大。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看著穿顶的雕刻磨时间。

火箱是一个金字塔把尖砍掉，翻过来，在里面一半的位置上设置一圈半米宽的木板，人坐在上面，火箱中央是个铸铁的火盆，冬天生青树的木炭火（没有烟），非常暖和。我冬天喜欢躺在火箱的板凳上，投过花窗的光线看书。

我们1973年去老宅时，E舅公已经70来岁岁了，但是还是十分硬朗，耳聪目明。他的夫人看起来大约只有50多岁，是个精力旺盛的农村妇女，整天都在做事情，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我们一说话她就笑，虽然很少跟我们讲话，但对我们非常的和蔼可亲。

E舅公的子女都出去了，有的在成都，有的在北京。每月会给老父亲寄回一些生活费，再加上政府还有点补贴（他解放后就担任类似现在县政协副主席的角色，只是那时政协这种机构已经瘫痪了，没有什么事情）所以生活还将就过得。当然不能跟当年拿着民国三年光洋请客相比了。

我们去时，外祖祖的续弦夫人还健在，我们也叫外祖祖，大约也有80来岁了，十分硬朗。会讲一点汉语。穿着是典型的布依族服饰，阴丹士林布做的斜襟外衣，上面罩一件黑布的围腰（有点类似汉族的肚兜，只是更大，而且是罩在外衣外），上面有许多几何图案的刺绣，下面是黑色的宽脚裤，裤边也是复杂的几何图案刺绣，头上用很长的黑色布条盘一个大的头帕。

经常我跟我弟弟在院子里打闹淘气，她就搬一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口看着，笑眯眯的，可能这个院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闹腾过。住在厢房的贫下中农子女如果不上学就要去放牛、打猪草，没有时间淘气。

不过我们也的确够闹腾，上房顶找鸟窝，用棉线拴住小鸟的腿放飞；到竹林找竹虫，然后用来开展竹虫擂台赛；与其他院子的小孩斗殴等等。有时我们在院子里打斗激烈了，她就会喊：来来来。我们就知道有东西吃了，有时是两个油炸糍粑，有时是一个柚子，有时是几块麻糖，都是她自己走路到老宅街上去买来给我们准备的。她与E舅公住在一起，住在后屋，由E舅公供养。但是她的两个女儿（大姨婆和小姨婆）会定期给她寄一点零花钱。

E舅公是个机械工程爱好者。每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他第一件事情是制造香烟。他有一把从德国买回来的白色塑料把的剃刀，他用它来切烟丝，而烤烟是他自己亲手在后园种植的，据他说种子是印度带回来的，需要特殊的管理方法（具体没记住）。他切烟丝时非常专注，咬牙切齿的，切得非常细，切完后，他会拌上他自己发明的各种香料（可惜我不抽烟，不懂。据我父亲讲味道很醇厚）。

然后他会很小心的请出他自己发明制造的一台手工卷烟机，应该说挺漂亮的，是全红木制作（当时只知道是红色木头），非常精巧。每完成一支烟，他都要非常认真仔细的检查质量，先要放在眼前端详，不合格就撕掉，重新来。然后放在鼻子前仔细闻，然后非常满意的哼一声，放入一个银烟盒，然后在制造第二根，精益求精。等烟盒烟装满后，他就会仔细的把他的制烟工具收好。

然后就要出去巡视。有时也带我们出去。有一次带我们去参观他给修大寨田（70年代全国都在学大寨修人造小平原）设计的人工传送带，实际就是利用杠杆原理，把山上的土用竹兜装上，旋转一下，送到山下。十分得意。

这时我们必须马上开始真心诚意的夸奖，否则他就要眼睛一鼓，假装很不高兴的说：不是为了给你们这些家伙看这个家，我早就出去做大事情了（实际他做过的大事不过就是做过我外公的秘书科长，以及他的另外一位妹夫的国会代表助理之类事情）。

这时我们必须马上把诸如巧夺天工，匪夷所思，神乎其技之类的马屁话再重复几遍，他才高兴。

然后又带我们去看他改造自然的另外一处设计，例如门口小河上的水闸之类。总之在那附近，这类土木工程项目他搞了不少。

我成年后一直在想，E舅公是个可爱的人，但是他很不快乐，如果他不守在老宅，说不定更快乐。

有一天，前院厢房的一个老太太在院子的石板上晒小鱼干。这下我和我弟弟就来兴趣了，跑过去刨根问底，主要想搞清楚在什么地方可以搞到这些鱼。当然是在前面水库里打的。但是老太太的一席话可彻底改变了我对剥削阶级的看法。她在聊天时就说：这在以前，我们根本就不吃这种小鱼。你家大舅公逢年过节都会去买大鱼给我们吃，一买就是一百担呀，中午清蒸鳜鱼，晚上红烧青鱼，哎呀你没见过呀。还要给我们新衣服。哪像现在，吃没的吃，穿没的穿。

这是在文革时期，我们在忆苦思甜教育下，知道的都是剥削阶级如何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现在居然是劳动人民赞扬剥削阶级。这给我是震撼性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莫非老师都是骗人的？

晚上，我就开始死缠烂打问E舅公为什么要买鱼给他们吃。

他说得很简单：要想别人对你好，你要先对别人好。你对别人好到什么程度，别人就会对你好到什么程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当时我记不住，也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后来长大后才觉得当时应该说的就是这句话，这是出自《尚书·蔡仲之命》）。简单说就是老百姓必须靠恩惠才能收服，才能为你所用。

但是当时我对政治技巧并无兴趣，关心的是到那里买这么多鱼，要多少钱。这一段经历我写在寒假作业中，结果我的班主任还找我谈话，要我改掉剥削阶级的思想。

能够体现这种阶级存在的事情，在春节大年初二开始的拜年活动中展现无遗。

从大年初二开始，四乡八寨的寨老们就要来拜年，直到正月初十左右才能结束。

基本格式都是一个穿阴丹士林布长衫，头包白布，下穿一双草鞋，手拿一根一米左右长的，竹竿已经变成深褐色的叶子烟杆（烟锅一般是青铜的，烟嘴一般是翡翠的）的老寨首走在前面，有时下毛毛雨还要撑一把黄色的油布雨伞。后面跟一个健壮的后生，挑一担礼物，担头一边按惯例是挂一只活的鸭子或鹅；另外一边是几条鱼或鱼干；担子里一般是腊肉，自家酿制的甜酒，土制红糖，五彩糯米粑粑，诸如此类等等。走到门楼前，就要放鞭炮，这时E舅公就会带着我等虾兵蟹将迎将出来，双方拱手，互道问候，然后请到堂屋神龛下喝黑乎乎的煉茶。最后吃一碗鸡汤卷粉再拱手道谢而去。

与一般传统拜年不同，这种拜年是不需要回拜的。我认为是以前例行贡献的残余影子。

当然这些礼物也不是自己全吃（实际太多，也吃不掉），要分给全寨的人。

另外一个例子是，初三的时候公社的书记带一干人等来拜年，送的是好多瓶子酒（当时还是很稀罕的），当然他们不放鞭炮就进来了。

分宾主坐下，寒暄几句，他们就说在某地发现磷矿了，公社也想去挖，然后搞个磷肥厂。只是那块地盘现在属于另外一个公社，需要E舅公出面去协调，理由是：那座山以前都是你家的祖业，现在去挖点磷矿用用没什么不可以。

Ｅ舅公的回答很有意思，非常的委婉而坚决拒绝。翻译成我的直接了当语言就是：这个事情搞不得，你们不让我当老大已经很久了。

是啊，历史已经变了。

他们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入历史了，而我们这一代却还在2000年来最大的变局中没有出来。

我觉得我是比较幸福的，一方面亲身体验了2000年来的传统生活和价值观，另外也可能能够看到大变局后的未来的景象。

历史不会再有我们这种站在新旧两个时代门槛上的人了。所以我想弄清楚这次大变局（主要是文化上的）到底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对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将是什么结果，比什么都更有意义。


实际上我跟这些舅公、姨婆、姨公在一起，感觉到的都是一种自尊自信，那种顾盼自如，安静从容是一致的，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有一个姨公1975年才从战犯管理所释放，我76年见他时，居然向我推荐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二十多年的囹圄生活，并没有使他猥琐卑贱。虽然面目清癯，仍然目光炯炯，那种安静平和的气质与普通人可以一望而别的。

他们这一批人都具有那种处变不惊，顾盼自如，心平气和，宽容自信，雍容大度，落落大方。。。。。。的气质，他们可能没什么财富，也可能没有权位，但是仍然有一种自信和无形的威严、和蔼。即使落魄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不会着急忙慌的，仍然会有一种岳峙渊渟的气象。不会看到一点小利就走不动路。

所以三十岁以前长什么样是爹妈给的，我们无能为力，三十岁以后长什么样，是我们自己修炼的。所谓面由心生，气质是自己修炼出来的。是否雍容华贵，是否顾盼自如，是否神清气爽，是否自信自尊都是我们自己修炼的结果，与爹妈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