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2010-12-17 01:32:00
前几天，大风把北京T3航站楼的房顶掀掉时，我正在候机。在凛冽的寒风中，晚点10小时，百无聊赖中，只能躲在咖啡厅喝茶。寒冷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就顺手写了下面这些。
1、吃过桌饭
那一年五一节刚过，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接管了另外一家国企，是化工厂。（我们的工作方式基本是武工队方式，接管后，用半年时间恢复生产，稳定现金流量，稳定市场份额。然后就请上市工作队进入，开始进行资产剥离，企业包装，准备上市。这时我们接管工作队就开始撤出，去接管别的企业，只留3、5个人，看住财务、销售、采购等等关键环节，其他全部移交给当地管理人员。一般为了配合企业上市，他们都很认真，工作积极性比我们还高。这时也不会有什么冲突。）
我们一行人，有30多口，包括12名请来的会计师事务所做账务审计的年轻人，6名做法律事项确认的律师，加上接管人员10多人，涉及财务、采购、销售、人事和技术等等专家。
我们为了方便，租住在这家化工厂傍边的一家大型纺织厂的招待所（对外号称宾馆）。
进入没几天，化工厂的办公室主任就来找我：忙总，张厂长请你吃晚饭。哪个张厂长？
答：就是纺织厂的。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答：他说想向你学学习学习。这是什么理由？不过人家是地主，而且是本地第一大企业的领导，不得不给面子。
晚饭就在租住的宾馆雅间展开。
张厂长带领其办公室主任老廖及招待所所长兼工会主席（全国劳动模范）在门口迎接，我带办公室主任赴约。寒暄介绍后入内。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一个200多平米的大厅，一面墙上用彩色霓虹灯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牡丹图案，另外一面墙上用投影放着LD视盘，有一个年轻女子正在自娱自乐，卡拉OK，相当专业（后来知道这是厂文工团独唱演员，当地很有名气）。
大厅中央有两个大圆桌，一个上面罗列层次不明的N盘大小不一的各种颜色的菜肴；一个是中央一个大火锅，正象鲜花怒放般变幻花样，周围放满肥牛，肥羊，青菜，豆腐，粉丝，调料之类东西。
墙角的矮柜上放满各色酒水。看这阵势，我觉得怎么也得来一个排才能对付。
结果主宾四人而已：我和张厂长，两个办公室主任。招待所长兼全国劳动模范当小二跑堂，独唱演员高歌助兴。
先分宾主坐下。（我的习惯是不客气，人家让我坐什么地方就坐什么地方）坐下后张厂长先滔滔不绝发表仰慕感言，无非是崇拜得如长江之水之类，早就想登门拜见之类。
然后他的办公室主任老廖开始介绍张厂长的光辉历史：初中毕业，顶替进厂，从机修学徒做起，经过不懈努力加上自己天资聪颖，终于成为这个3万人以上大厂（号称全国觅名列前茅，出口免检）的厂长。
登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要知道这个企业可不简单，藏龙卧虎，全国劳动模范就有4、5位。技术实力也是行业内的佼佼者。
当然立即开喝。我由于对酒精过敏，只能喝酸奶。他们三人就推杯换盏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其实那些菜大多过于油腻，相当多属于黑乎乎，油乎乎，粑乎乎）张厂长提议转台，吃火锅。然后立即转移阵地，进入下半场，这叫吃过桌饭。
说实在的，本人也算见过点餐饮豪强们世面的人，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跑堂的小二妙语连珠，笑话不断，唱歌的独唱演员歌声曼妙，霓虹闪烁，灯红酒绿，实在其乐融融。
当然我就开始打鼓：这顿饭不好玩。
吃完饭，张厂长提出再来点余兴，例如打打麻将之类，我立即敬谢：明天还要大盘点，不能睡晚了。大家尽兴而散。
过了20多天，我们基本完成接管流程，会计师和律师准备离开。早上我们正在准备重新开工点火流程时，张厂长带着老廖来了：忙总，明天请你们全体去砂刀沟游玩，看看熊瞎子。
借花献佛，犒劳弟兄们也是应该的。
第二天早上四点多种，天就大亮了，一辆农夫车在院子里开始往上面装液化气罐，厨具餐具，食品之类，宾馆大厨师站在旁边指挥装东西，招待所长兼全国劳动模范当司机，正在唠叨。
一会一辆大巴开来停在宾馆院子里，招呼大家上车。我正准备往车上走，张厂长坐着一辆老款的灰色奔驰560来了：忙总，你上这辆车。老张，你小子挺不错呀，还有奔驰坐。
答：哪里哪里，是当年与一个香港人到苏丹开棉纺织厂的合资公司抵债的老车。
老廖开一年丰田4500作为备份车，防止奔驰半路耍脾气（这奔驰经常耍脾气，想走就走）。
一行人立即浩浩荡荡直奔砂刀沟去也。
早上六点钟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山凹里一个巨大的熊园，这是老张的表弟开的，主要是活取熊胆汁制熊胆粉。主人一行人等在门口，进去寒暄就开始介绍参观。这是一段非常残酷而且难受的经历。所有100多头巨大的黑熊都只能站在笼子里（脖子被套住了，类似中国古代的站笼刑具），腹部都插有一根橡皮管，流出的胆汁就缓缓接到一个玻璃瓶中。熊由于疼痛，不断用爪子打铁栏，晃荡晃荡十分可怕，真担心挣脱出来。整个熊房里面灯光昏暗，气味难闻，声音恐怖。我实在难以忍受，中途就偷跑出来，在院子里溜达，这时一个下身穿橡皮裤靴，上身穿卫生衣的老小伙子一直跟着我，隔一分钟就问一次：你是那一部分的？
我后来回了一句：我是41军装甲团的。喔，那可在南面哪，好远那。就走开了。
后来又去参观熊的食物制作流程，熊胆粉提纯流程等等。最后参观种熊，爆发力实在太惊人，巨大的身躯竟然瞬间就扑上来，好在有栏杆，也把大家吓得够呛，女生们尖叫不已。
我一直在想，老张让我看熊园，总不会让我们来投资吧。
8点钟时我们到了砂刀沟，这是一个两面夹山，一面临水，山清水秀的地方，水的下面是个小水库，可以钓鱼，水的上面是个小激流，可以漂流（招待所所长兼全国劳动模范带来一个漂流橡皮筏）。这时大师傅开始支起炉灶案板准备做中饭。
这时故事终于来了。老张带着我走到泉眼旁：忙总，这个矿泉水质量没的说，地矿部检验过，相当好。老廖立即补充：每天出水2000多方，如果装瓶，就是一笔大买卖。
我问：这水能让你随便装？
答：这是我们厂的农场。
欧也，这才是要点。
我问：你们农场有多大？
老张答：1万来亩。是当年备战备荒时划拨的。你要就都送给你了，雇几个人种种玉米，养养肉牛，年底一杀，搞几个车皮往北京一运，给大家一分，多好。
这时我脑海里立即浮现一个伟大的场景：北京一大帮小白领少爷，娇小姐，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一人抗半扇肉牛，或坐公交，或乘地铁，或打出租，奔走在京城大街小巷，知道的是发福利，不知道的以为银行改推销牛肉了。我还不得被骂死：这小子大脑短路，怎么会出这个馊主意。
张厂长，这个不行不行。我们哪里会养牛种玉米。
不要你们会，你可以雇人呀。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我想你把我们厂兼并得了。我们厂已经6个月没开资了。只要注入流动资金，立即就能开动起来。
这个再说再说。明天我去你们厂看看。
好好，老廖，你明天早点要他们把丰田车间收拾好。
这小子还有丰田车间？深藏不露哦。
（待续）
张厂长的故事续1
张厂长的故事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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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当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在招待所吃早餐，张厂长和老廖兴冲冲的赶来了：忙总，都准备好了，去瞅瞅。
我只好对手下人讲：财务组继续把财务清册核对一遍；告诉生产部和技术工程把点火生产流程再测试一遍。储运处的装修清理马上开始。其他事情等我参观完纺织厂回来再说。
进入纺织厂巨大的厂区，静悄悄的，只有麻雀在雪松和塔松之间来回跳动。整个厂区都是前东德或苏联式的建筑，巨大的厂房整齐排列，气势非凡。尽管黑色的水浸痕迹到处，米黄色水泥砂浆斑驳后到处露出灰色的墙砖，但是气派依然，曾经的辉煌仍然可以看出来。
他们带找我在里面七弯八拐，到了一排平房后面，从一个有塑料门帘的小门进去，里面是用铝合金加上玻璃隔开的一个大仓库，把灯一开，十分惊人的整齐排列着一排排崭新的机器：丰田原装的剑杆织机，喷气织机，精梳机等等（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
老张，你简直是个土财主嘛，这么好的设备藏得这么深。
忙总，你不知道，不藏起来，早就被工商银行拿走抵债了。
这些设备怎么来的？
前几年国家经贸委搞技改贷款弄来的。2000多万美元呢。世界一流的纺织设备这里都配齐了。说到这里，老张不无得意。
你怎么不想办法卖掉救急？
这是我们厂的命根子，翻身就靠它了，哪里能够卖掉。老张用手抚摸着机器：你看擦得多亮。
这时老廖讨好的说：这是我们厂长的心肝宝贝，每天都要人来保养。
可是这些机器不用，不就慢慢贬值了吗？
是呀，忙总，我就要跟你说这事情。我们的设备，工人都是一流的，只要有流动资金，就能开起来。你能不能到你们省分行活动一下，帮我贷1000万，800万买棉花，200万做备品备件，就能启动一个车间，慢慢就能都启动了。说完，渴望的眼光盯着我。
好好，我一会到办公室就给周行长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贷款规模。
谢谢哪。那我们快去吧。二位陪我到化工厂办公室，这是督战嘛。
周行长，我是小忙，纺织厂想贷1000万流动资金，有没有可能？
忙总，你好你好。贷款这个很困难哪。纺织厂的基本结算户开在工商银行，我们没法贷流动资金给他。
那其他办法有没有？
现在工商银行监管他的所有账户，进一分钱都会被划走还利息。他们已经欠工商银行10多亿本息了。
喔，谢谢。改天来请你吃饭。
我转过身来，看见张厂长刚才在眼睛里有的一丝火苗有开始暗淡了。老张，不要着急，我认识省信托的黑总，信托资金可以绕过工商银行监管，直接支付给供应商。
黑总，我是小忙，你好你好。我有一点事情请你帮忙。你们想现在还能够搞信托贷款吗？能！什么条件？手拉手，存二贷一。头寸我有啊，我想贷一千万。面谈？好好。
老张，我们走，去省城。老黑那里有指标。
忙总，谢谢你呀。这是老廖发自内心的话，我听得出来。
下午我们到达门口站着两个巨大石狮子的省信托大门口，老张长出一口气：但愿成功。
结果相当顺利：只要信托存款2000万转入到信托帐上，纺织厂当天就能从托管专户往外用钱。利息优惠，比银行利息多一个百分点。
从老黑办公室出来，老张脸上又有了光彩。
老张，走，我们去省分行转钱。（我们接管企业的所有资金都由当地分行监管，我签字，分行行长签字就可以完成支付）
周行长，我们刚才与省信托老黑商量搞手拉手，想转2000万过去做信托存款。
忙总，这个恐怕不行。我授权是监督你们账户资金的采购支付，转存款可能得请你申请总行领导批准。这个真的不是为难你。
再说省信托现在非常困难，已经支付不了到期存款，你的存款进去可能是肉包子打狗。
张厂长的工厂情况我也知道一点，生产成本比浙江的民营企业的销售价还高不少，就算质量好一点，在国内市场上也没有竞争力，生产多少亏损多少。他们厂离退休员工就有1万多，怎么弄？
产品想出口，又没有配额。今年我们省的纺织品出口配额已经用完，明年申请也不见得有怎样的结果。人家民营企业搞这种指标有天然优势。
忙总，真的对不起了。
好好，周行长，不打搅了。。。。。。饭就不吃了，我们赶回去另外想办法。
一出分行大门，老张就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脸色灰暗。
老张，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再想办法。对了，我认识佐丹奴的老总，看看他们要不要棉纱。
小宋，你在我办公桌上的名片夹中找找华润张先生的电话，我不挂电话等。
张先生吗？我是忙总，我有一批精梳棉纱着急脱手，请你问一下佐丹奴的黄总要不要，我这里打他电话不方便。我在线等。。。。。。。
喔，明年2月份以前订货已经完成了，只有明年一季度才能考虑，那来不及了。谢谢谢谢。请你问问其他朋友有需要的吗。。。。。。喔，这批纱没有出口配额，只能问国内的生产厂，对对。好谢谢谢谢，再见。
等我挂上电话，老张拉住我的手：忙总，算了，上周市政府已经把我们厂列入破产名单了，下周就要上报省里。国家都不要这个企业了，我还死撑干什么？早死早超生，早破产早消停。我也实在撑不住了。老张一瞬间脸上象蒙上一层灰，目光黯淡，轻轻叹一口气：忙总，走吧。
3、三陪先生
自从纺织厂被列入破产名单，老张就好像没事干了，每天一上班就来我的办公室，坐在旁边看我办公，与人谈话，有时看我空闲，还问问题，例如：忙总，你说全面预算实施咋这么难呢，我看你天天都在和这帮王八羔子讨价还价，你不烦呀。
有时也旁听我们的办公会，参与我们的一些讨论。有时也和我去现场视察。虽然他不是化工行业的，但时一些基本的现场管理经验极为丰富，不断指点我要注意的细节和要点。例如废品清理是个小小生意赚大钱的东西，必须抓起来，给弟兄逢年过节分点鸡鸭鱼肉，保证树你大拇哥。（其实不起眼的废品一年的收入竟然有300多万）
这位老兄悟性极高，经常能够有惊人之语，一语点醒梦中人。例如他那哪里是流程问题，完全就是想多招几个人。
社会经验也极为丰富。例如一次某家伙来推销原料，一进门就把最新式的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打开（当时还是模拟手机）：沈书记呀（市委书记姓沈），我在忙总这里呢，中午南湖宾馆？好好，我马上过去。。。。。。忙总呀，你看忙得很，忙得很，中午还要去赶场。你看我们那10车皮俄罗斯货接受得了呗。。。。。。质量检验不合格？哎呀，我再跟你搞点日本的产品来一兑不就合格了。。。。。。没这规矩？我说忙总呀，你就是这点好，有立场，有制度，你瞧瞧这公司以前都揭不开锅了，你一来立即那个啥，欣欣向荣了。兄弟这次也是没办法，与人家合伙做的这笔买卖，齐市长你知道不？老张指定知道，这就是齐市长小舅子的货，你说怎么办呀。忙总呀，帮兄弟一回，兄弟自有回报。。。。。。公事公办？现在中国哪有公事公办的事情，你个书呆子。。。。。。
等这位骚扰者离开后（我每天都要接待无数位这样的主），老张立即说：你可不要上当，他那个电话说不定是打给他妈的。这种小混混我见得多了，不要怕，他没什么本事。真有本事的那里还需要到你这里来，直接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再说有本事的人，没有下家那会发货？
每天下班后，老张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晚上也不回家，陪我住在招待所（反正招待所除了我们10来个接管的人，也是空的）。我说：老张，不回家老婆不惦记？
回家才惦记呢，一回家就是一大屋子人，都是要报销药费，要生活费的，打架斗殴要讨公道的。烦人。在你这里消停点。
从此这家伙就成为我的三陪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时间如流水般就过去了，晃晃悠悠就到了12月，冬天来临了。一天中午下班，我去招待所吃午饭，远远看见老廖和招待所所长兼全国劳动模范（这是这位老兄的口头禅：我是全国劳模）在招待所大门口神情严峻的在商量什么事情：廖主任，今天怎么没看见张厂长来我那里上班呀，干什么去了？
忙总，出事了，我们厂一老员工在家上吊自杀了，张厂长去殡仪馆安排了。
喔，为什么？
这老两口都是建国就进厂的老职工，只有有一个儿子，跟张厂长同批顶替老妈进厂做机修工，前年得了口腔癌，治疗背了一屁股债，今年开春还是死了，媳妇也带着孩子跑深圳去了。老头想不开，昨晚在家上吊了。
那带我去看看。
我们在一个工厂区公共排污臭水沟边绕来绕去，在一群四层的，灰色砖砌的五十年代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苏式工人家属楼中穿行，楼门口都是一溜碎砖堆砌的小煤棚，甚至鸡圈。
到了一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门洞，站着一些四、五十岁女工，小声嘀咕。看我们来了，自动让开一条道，我们走上四楼，房间小的很，在进门一个7、8平米的小厅中在地上放着块木板，上面放着尸体，蒙着床单，两个民警正在小声做笔录。
里面一个小房间有人在小声抽泣，嘤嘤地哭。其他人看我们来了，让开一个缝，我钻进去。
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一贫如洗。在清水水泥地面上，小房间里用砖盘了一个炕（这个企业由于没有能力购买取暖煤炭，早就停止供暖，绝大多数人家都靠烧煤取暖，所以也都从木床改为了火炕），炕上铺了一层塑料地板革，有几床被褥。除了头顶的裸线挂的一个阴暗的白炽灯外，就是两个塑料盆，再无其他任何家具和家私。
我站在小房间中间，尽管穿着军棉大衣，仍然感到寒气袭人，全身发抖。
我掏出钱包里所有钱放在炕上，突然狂奔而出。跑到楼下，对准没门板的门框狠狠踢了一脚，这时老廖紧跟而下：忙总，忙总。
我一路走，一路踢路边的煤棚：这他妈的是什么当家做主，这他妈的是什么翻身做主人。。。。。。
这时路上的其他人都立即避开我，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忙总，忙总，小声点，别人会当你是反革命的。
哈，我他妈的是反革命？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混成这个德性还他妈的说什么反革命。。。。。。我他妈的要革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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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学在人看的津津有味的地方会挖坑了
那个张厂长吧。
希望他们过得好，不过听忙总的意思，看来艰难啊，叹息。
见忙总提起此事,心里有些不忍.
两个月前去了一趟重庆,向一个做企业的朋友请教了关于民工荒的看法.我原以为单纯从生活质量做对比,渝的物价水平要低于京沪,假设一个初级工的月收入是2000,他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渝应是最高的,从这一点应该促成回流返乡.但朋友告诉我,对于这类人群不能只算经济帐,目前回流的民工多为拖家带口的人群,家里有留守儿童和父母要照顾.越是年轻的单身民工越向往京沪和沿海一带去见见世面,钱往往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我这个朋友就面临着人手不够的问题,而且是在重庆.
或需要，都是盲人摸象，局部情况。总的来说，目前总量不缺，但是行业和地区供不应求，同时失业严重。是结构性失衡。是政策原因导致的，也是滞胀的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大型国企破产之后，领导层的去处？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我原来只听说是MBO了...
看来就是给忙总留下深刻记忆的那段时光
那些不幸不正是我们更加努力工作的原因？
拨改贷？技改？政策性亏损？
但不是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江浙广东的民营纺织企业以低成本（劳动力低，税收低，设备水平低）占领市场，加上民营企业体制灵活，获得各种出口配额有优势，使这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陷入绝境：没市场。另外前任厂长借钱到海南和北海炒房炒地投机失败，也是重要原因。（当然责任人政府后来处理了，但是损失却无法挽回）
这样的企业，以今天的标准应该是很好救的。
产品市场没有大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优势
生产成本比浙江的民营企业的销售价还高不少，就算质量好一点，在国内市场上也没有竞争力
成本问题，财务成本应该占了一大半吧
欠工商银行10多亿本息
再把退休工人剥离，还是有竞争力的。
从保留那批设备并能精心维护看，工厂的人心看来也还没散。
在我看来这样的企业只要债务重组一下，再投进入一笔流动资金，再请个忙总这样的团队（从文字看老张做这个老总也还算合格），马上就能活下去。就算不会活的很滋润，维持下去的成本也是远低于破产的。是出于何种考虑要抛弃他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破产呢？
最后于2010-12-17 21:32:46改,共1次;
首先人很多，全扔给政府，政府受不了，扔给市场，工人受不了。其次国企里是讲接班的，而且还有很多内部联姻，退休工人子女就不说了，说不定还有几个侄子外甥女啥的在一个单位，把退休工人剥离了，单位在岗的工人也得闹翻了。国企里人心没散，很大程度上就是单位还管着老职工和退休工人，他们在这个单位里还有点希望。等彻底不管了他们希望破灭了，那人心也就散了。
谢谢忙总的好文。
让我们这些出国较早的“老留”们能借此来理解很多我们过去苦苦思考，但不得其解的问题。
记得第一次回国探亲，与上海纺织局的老友见面时，很惊叹发生了的巨大变化，当时他们那种不知所措的状态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凤凰浴火，才能重生。祖国今天的发展成果，是一代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代价才换来的。
今后往哪里去，如何走？历史会是最好的导师。
虽然现在我们仍然无法对那段时间的“对”和“错”得出完美的结论来，（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当时就能提出更完美的解决方案来，直到现在我们也仍然面临着带有太多“问号”的将来）。但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时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深思的。
破产了还不是一样的推向社会，最后政府买单。
从忙总的介绍看，这个厂可以说是生生被债务压垮的，只要1000万流动资金就能运转起来。对比一下10亿负债的1个月利息，1000万真的是个太小的数字了。
对这样的企业不用要求太高，只要能正常运转，不计利息不计折旧，能把工资挣出来就可以了。事实上工资都不用发足额，工人们是可以体谅的。只要企业能运作，多少开点支，医药费多少报点，大家就都有希望了。
事实上最终执行的这个中国版的休克计划，先不谈工人从中遭受的痛苦，站在政府角度也没有能够把包袱甩出去，最后所有的退休工人还是要政府包下来。
你今天救了它,很快,明天又会来一个循回.你再去救它?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血汗钱?
你今天可以用钱救它,可是它的根本问题不是缺钱,所以治标不治本.
最后于2010-12-17 23:22:14改,共1次;
是不是每个宏观中都必然要发生的转变，微观上无数的个体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呢？
像你这样亲历过的人写出来的才最真实。让我们知道上个30年的中国，让我们知道现在生活的可贵，让我们知道在未来不要再犯哪些错误，让既得利益者反思。
为什么还会跑去卖袜子？难道就是不愿意离开家乡吗？
，不会坑蒙拐骗，不会欺压员工，不够狠，所以当不来厂长。其实我的下场也一样，我也无法在民营企业生存。
我家长辈从爷爷奶奶起都是上海棉纺系统的老人，爷爷是60年代的上海是劳模（有绝活，听声修机器）。94年家里一半人都下了岗。包括全部的姑姑婶婶加一个叔叔。94年时我还小，学会一个词，断臂再生。这个操蛋的词带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时候家里的女性都立刻成为全职家庭妇女，只靠男人的一份工资养全家，生活立时变得艰难起来。那时买菜经常捡尾市，奶奶经常买水果摊上的带烂点水果给孩子们吃（便宜）。记得有次我弟弟小时候闹着要买一个10块钱的变形金刚，被姑姑流着眼泪臭打一顿。
家里的小孩子还算争气，一个个念书用功，现在都出来了，有几个出了国念硕士拼生活，有几个在大城市靠着技术和一点小本事过着小康的日子，老人们也都退休了，每天锻炼身体照顾照顾孙子辈，都还幸福。
小的时候不懂，觉得当时真苦。现在看了忙总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在东北有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上海棉纺系统这点难处真都是不叫难处。
忙总的文章，让我们这些后辈对生活有真实的认识，但是也让我困惑，为什么社会进步的代价都是让善良的老百姓来付？
通宝推：方恨少,
受的苦不多。东北很多国有企业一直到2002年才勉强摆脱生死存亡的困境。
冷血！
不就是为了创造财富吗?当他们创造不了财富只会消耗财富的时候,要它们做什么?在那儿摆造型吗?
至于其中的工人,那是安置问题,即使你国家完全养起来,也比这个企业继续在那儿摆造型要合算得多.
至于是不是工人的血汗,我只知道,有人想进这些企业卖血汗也卖不了呢,比如那些农民.卖血汗也搞世袭的.
终于有＂反哺＂农民和农业这种说法了,真是大好事.
更重要是国家安全的支柱，没有单位这种东西，中国在文革就解体了。更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能说今天吃了第四个包子饱了，就说前面吃的三个包子是浪费。
没有比较不知道，大连虽然也经历下岗，但是没有那么凄惨。大连人千恩万谢薄熙来。
后来的辽宁没有薄熙来去中央痛苦流涕的哀求，不知道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
一部投资300万的小制作电影，2006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恐怕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关。片中的那个谢厂长，虽然不是片中的主要角色，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在片子里他在地产商的百般劝诱下最终晚节不保，但在之前他是个很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片子56分钟时的一段情节更是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宝奶奶的那段话“你跟三宝说喊他不要回来，工作忙得很，厂里忙得很”具有一代人鲜明的思想烙印.
最后于2010-12-18 06:05:34改,共1次;
能源电信金融之类,当然是安全支柱,不能放开.值得付出某些代价.
至于改革开放前的绝大多数国企,那根本就没有安全支柱的作用.
后来破产了那么多国企和所谓的地方国企,这国家不也没解散反而活力大增实力大增吗?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的行为模式。
的，否则就被淘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下一代可能更务实，跟缺少浪漫主义情怀，理想主义色彩，其实也未必不好。
一个院子里都是羊或都是狼都是公平的，就怕出现一群狼扑杀一群羊：现在就是这样。这是最不稳定的状态：狼觉得不足，羊觉得悲惨。
通宝推：罗阿宝,
我管过信访。当初，这种事情见得多了。
许多工人两、三万块钱就回家了。不少工人是上山下乡回来的，70年代末还有上山下乡，90年代开始疲软，然后就是大规模下岗。他们的工龄能有多少年？一年一千多，两三万块钱，够干什么的？医疗养老，全没着落。去外地打工，扣了房租和吃饭，剩不下什么。
当年几万块钱好歹是点钱，今天看，还能干什么？马上还有新一轮通胀。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是天生的弱者，数量众多，基本没有什么博弈能力。出力最多，获得的最少，一旦失业基本死路一条。
社会化大生产让每一个工人都成为一个零件，都是机体的细胞，每一个都没有独立的劳动能力。机器被粉碎了，零件也就没用了。机体死亡了，细胞怎么可能存活下去呢？人生豪迈从头再来，那么容易？老张那么大本事，不是也要去卖袜子，干机修吗？老张如果有机遇，懂技术，会管理，有人脉，有原始资本积累，说起来就起来。问题是，多数人注定不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注定是廉价劳动力。有能力的人海了去了，没有资本就是资本的奴隶。是虎要趴着，是龙要盘着，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施展的地方。老张难道不知道自己大材小用吗？有用总比失业强。有人说他们不努力，完全是不了解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对劳动者的要求。
当初答应生老病死有依靠，把他们的剩余价值都拿走了，事后好歹给点纸币就打发了。为了国家富强作出牺牲是应该的，不过说这话的人，最好是做出牺牲的人，而不是享受成果的人，此其一。其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弥补当年那些我们愧对的人？让他们自己去奋斗，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们欠这批劳动者的太多，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后人，如果留在国内的话，多数也成为别人财富的基石，经济地位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
你说的老张那样的人，我相信有。不过，我接触的多数是王八蛋。厂子本来还能维持，他们化公为私，三折腾两折腾弄黄了。厂子还没倒，就搞起贪污竞赛来了。把住供货、销售和财务，什么价格进，什么价格出，傻子都明白，他们真不明白？工人写信告状也没用。
话说回来，真像老张那样，不给自己留条路，将来不是也要去卖袜子吗？有些事情，傻子看明白，他们不是不明白。给自己安排后路，才是真正的原因。
你们偶遇，你没装做不认识他。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颇有古人遗风。不过，你虽然同情他，但是他的困难你也爱莫能助。老张自己如果给自己安排点后路，搞点花样，决不会那么落魄。你们见面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尴尬。说不定你们不是在街头偶遇，而是他成了上级领导家里的常客，彼此在领导那里相逢。你们见面的时候，他也许给你讲他下来以后，自己怎么艰苦创业，现在东山再起，扬名立万的故事。不过，怎么开始创业那段，大家心照不宣。说不定你们未来还有合作的空间，银行和机修工或者推销员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但是和企业家却有很多可以谈的事情。不过，现在的老张已经从那个社会层面上摔下来了，虽然不是万劫不复，但是也是复出无望。于是，故人相见，只能互道珍重。
老张那样的人，有人扶一把就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就是没有人扶。老张是无私的，他可能无怨无悔。不过，他的故事绝对提醒许多有私心的处在类似位置上的人。既然树倒猢狲散，各人顾各人，没有人扶助就是落水狗，那就只有在位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安排后路。一面不保护弱者，一面对管理者缺乏监督，不化公为私就奇怪了。只是肉化到锅里，也不知道是谁的锅里。
不保护弱者的经济权利，以资本量论英雄，一切既往不咎，最终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我一直觉得某相是很无奈的，今天经济遇到的问题，是前面几十年积累的结果，不是他一个人能扭转的事情。他不过是恰巧在这个时间段在那个位置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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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于2010-12-18 10:16:07改,共6次;
政治上，当时中央财政破产，已经无法搞类似人民公社大食堂一类的工业体制，减员增效，砸三铁政策当时我都是支持的。当时在上位者提出“关停并转”，并强行给各省市下达指标。反右时下达指标导致的全民浩劫这位就是受害者之一，可是一旦权在手，就照方抓药。结果从部委到省市的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迅速把他的命令变成一项砍瓜切菜的消灭国企运动。直到他到安徽检查工作，安徽当时的领导汇报：三年内一定把安徽所有国企关停并转，才结束了这场闹剧。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一次上位者的极端政策总是会被下面放大成运动，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从道德层面看，历史可以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描述这段过程，但是当事人可不这么看。我认识一位当时某省经委的处长，因为干净彻底的消灭了他说主管的行业的国有企业，顺利当上当地经委副主任。（现在如果信息准确的话，应该是副省长级的干部了）。他的说法就是：总得有人死。也许的确现实是这样。但是当时实际上是可以让死的人少一点的。例如做破产方案时，不要为了显示自己多能干，尽量不要在鸡脚杆上刮油，不要克扣人家救命钱（这在全国非常普遍，这也是命令：少花钱，多办事），尽量想法给人一口饭吃，例如后来的政府买单消费（很多城市的什么交通协管员，卫生保洁员之类），也许悲剧会少很多。
当然，即使不这样干，一刀切，中国人民也熬过来了，但是这种事情还想有第二次吗？当国家再次遇到同样的困难，还想让大家坦然牺牲，做得到吗？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
通宝推：海底鼠拨土,罗阿宝,
你老吹捧薄到肉麻了
是长春的。
我估计是原来的吉纺。
辽宁没有太大的纺织厂。
辽阳是干化纤的。
大纺金纺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吉林有几家大的，四平纺织厂，松原纺织厂，吉林棉纺厂规模都很大。
不想给当事人带来骚扰，二是不想被人肉。移花接木而已。其实这段故事中涉及的破产企业有三个，而每个破产企业都是一本血泪帐，如果仔细写都是一本书，可是这样的书一是会被封杀，二是也会被秋后算账。再说西西河可不想再次被拔插头。
我只是写一种感觉，不想具体详细写某个企业。
国企一分钱税也少不了，民企基本无税，多是包干的，基本上只相当于国企的十分之一，尤其是分税制以后，这种情况更严重。
可以说，九十年代民企的成长是国企纳税养起来的。
最后于2010-12-18 10:51:41改,共1次;
厂子破产他自己也下岗卖袜子，他那个位置在位的时候稍微为自己打打底也不至于这样。
商鞅变法，牺牲了很多人。后来他也给车裂了，秦人觉得杀得好。不过作为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商鞅是成功的，历史地位相当高。
如果承认最终中国这次的改革是成功的，而惨重代价只是您说的这些事，其实历史代价并不算大。当然如果说这改革到现在本身就是个失败，那就没法论了。
当我们感叹下岗工人生活多么困难的时候，历史地看，得庆幸“只有”这些困难。如果不是90年代以及20世纪初运气来了，完全可能惨得多。
而仅仅10年左右，就可以开始“忆苦”，只能说是运气太好了。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怕，敌对势力没趁机发难。如果克林顿找个借口，发动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台湾再来个独立，真的不知怎么办。我们现在感叹下岗工人生活多困难，而不是谈论平均寿命下降5岁之类的惨剧，是一种幸运。
因此，朱相的历史地位最终也不会太高。没有足够的苦难，资格不够。不管是他还是中国人民。
仅就东北下岗工人而言，他们的遭遇是很惨的。应该对他们的牺牲表示敬意，并作出补偿。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动作？应该完全有条件了，文革后还补发工资。
通宝推：月色溶溶,渡泸,
带人占住那块地当农民，自己种地自己吃。。。会是个啥结果？
我不同意忙总关于“民企获得配额有优势”的说法，当年，我是行内人。
美国ZF给中国的配额，由外经贸部下分到各省市外经贸委，然后下拨相关的国营外贸公司（当时全上海只有16家国营的，其中没有轻纺业务的分不到）。部委两级私留的猫腻，我们就不说了，单是下分到公司的这一块，全国有完整的倒卖网络，牌价以香港半公开的“当天市价”为参照------因为驻香港的各中资公司，背景深厚，倒卖是最猖獗的，类似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地位。
小本是个螺丝钉级的事务员，因为手里有美国客户（真是老美，第一次来中国时，居然带了个私人律师，把我们笑得不行，大概怕红色中国把他绑票了有人回家取钱），但配额不足，于是全中国买配额，最远经我手买到过西藏的。跟经贸委管配额的几位大姐关系也挺好（因为所有本公司出具的配额证要到外经贸委签字盖章，外地证买来后好象也要去背书一下，这个倒记不清了）。
当时东三省买来的配额，当然很多。我们下单，确实下给乡镇企业多一些，但就商论商，完全是成本因素，民企获得订单有优势，与配额无关。如果有些订单只有国企有能力做，就下给国企。坦白讲，国营外贸朝南坐，民企想影响我们，或自行挖配额，拿着配额逼我下单给他，至少在我干活的那几年，基本不可能，他们不在那个档次。够级别跟我们协调行动的，是香港商人和中资在港澳的机构。我需要他们的资金和渠道去买配额，他们需要我们官方公司把配额“洗白”，完成订单后回报他们。
老国企的成本，经营方式，是最大的问题，扶也扶不住了。全国一盘棋分配额，是计划经济的昏招，但执行时因为大量灰色交易，使配额半公开地向沿海地带集中，而没有在西藏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浪费掉，整体的交易成本，仍然是可承受的。水至清则无鱼，如果衙门里都是像日本基层公务员那样廉洁，反而坏了。
再说个笑话。当年的配额是到次年元旦零时前有效，即货物在12月31日半夜前装船，船出公海，则美国海关接受。上海是出口配额商品的大港，到年底各船公司最后一班船时，配船托单是极其混乱的，因为大量的托单其实货还没有好，只是先占个位。等到货好不容易理顺了，该到的货装货柜了，货柜可以上船了，突然ZF来个命令，全部停止，等大批刚刚完工的纺织品运进码头，优先装柜上船，而原先计划上船的非纺织品货柜，全部拉下。有能力这样调动ZF的，是有军队背景的几家中资公司。
中国的事情，是一个大拼图，单看其中的一片，是看不明白的。薄公在小剧场演一出话剧，大家都赞本子好。但搞一个所有书记市长都通得过的主旋律“党的生日献礼片”，恐怕是不同的。
通宝推：投入,
上贡，二是还有点架子，觉得该给我。结果就是悲剧，人家就是不给你。外经贸委申请配额我也跑过（不是纺织品），那个衙门基本属于脸难看，话难听的地方。所以有时我们也不得不装孙子。
您帮忙上市的这个企业，后来好了一阵子，然后还是濒临破产了，再后来被新家坡的一个很大的跨国集团给独资了，现在好像混的还不错。
我很好奇的是，当初上市的目的是啥？
剥离资产，重组生产构架，提高效率，使新公司良性运转，获得独立的市场
生存的能力么，可后来没几年为啥有濒临破产了？ 那为啥被外资收购了，就能混的好呢，这里面的差别在那里呢？
我们走后，当地接管，乱搞，结果就是停产。结果只好被收购。外资采用的办法与我在的时候一样。不是企业不行，是体制问题。国企搞好对领导有什么好处？太好了就得给人家腾位置，再说再好4年就得让位。何苦？还不如迅速套现利益为好。
外资是私人企业（虽然上市，但是大股东是私人），当然要考虑长远一点。就这么简单。
逼上梁山了么。。。自己种地自己养自己，政府能强行收地么？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吗？其实说的是事实。
事情搞到那一步，补偿也会多一些吧？
恩，多谢Mang总回复，呵呵。
那从您对做大做强国家队，给国家提供骨架安全支撑的一贯观点来看，这个体制问题是有解决的或者至少抑制的办法的吧？如果没有，上述目标岂不是空中楼阁？
目前精英淘汰导致的后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戏。
当务之急不是反腐败，而是防止精英淘汰和逐级博弈
目前的问题在政治上，而不在技术上，经济上；在当位者的私心上，而不在企业本身。
这个说法在东北是否受到广泛认可？
一直觉得这个说法逻辑上很诡异...
还不干：你说你是长子，谁是次子？
资本主义的一个信念就是企业就是为企业主创造财富的，一个企业如果不能盈利，是亏损的，那就倒闭算了。所以月色溶溶觉得朱镕基让那些国企破产，让工人下岗很正确。
我承认，这个信念在资本家这个层面是正确的。但是在国家这个层面是错误的。这里的区别在于，资本家可以解雇工人，而国家不能解雇自己的国民。所以在国家这个层面，亏损的企业是有很多用处的。
亏损的企业第一个用处，是把人组织起来。假设现在有一个企业，有一万员工，每天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五点回家，按月拿工资，那么这些人的生活基本就被这工作固定了。现在假设这个企业倒闭了，那这一万人现在就没事情干了，而人没事情干就容易干坏事。假设这一万人里面，有1%的人会偷鸡摸狗，那就是100人；如果有万分之三的人恶性犯罪，那就是3个严重犯罪分子。本来这103个都要上班没时间干坏事的，那现在有时间了，社会不和谐了吧。所以当初东北大规模下岗的时候，各种恶性犯罪也层出不穷。
亏损企业的第二个用处，是用来练技术。假设有一个企业，一万人，每月亏损300万元。现在把企业关了，每人每月发300元低保。这在亏损额上是一样的，但是第一种情况，工人仍然在生产，手艺是保存了甚至进步的；而第二种情况，大家都不干活了，那手艺就退步甚至失传了。但是经济这玩意总有波动，现在亏损过几年可能销路好了能盈利，到那时候第一种情况工厂就能盈利，第二种情况工人手艺都没了，那有利润在眼前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里归根到底就是，国家不能解雇自己的国民，所以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和资本家层面是不同的。朱镕基的错误在于，他是总理，应当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而他却觉得自己是个资本家，只从资本家层面考虑。
通宝推：iwgl,照山白,金色阳光,kmy1810,lionloin,西安笨老虎,镭射,
就是政体，就是组织，就是结构，一个国家没有组织，就是一盘散沙。光有钱是没有用的，二战时犹太够有钱了，照样希特勒杀猪，斯大林也杀猪，印尼华人也够有钱了，照样被屠宰。
而国家组织中，最强大的首先是军队组织（这也是全国生产建设兵团都解散，新疆不解散的原因：因为不稳定），其次就是警察，铁路，电网这种准军事组织，再次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这些组织，国家就不可能稳定。
而治不过是法律，法规，制度，村规民约等等维护组织存在的东西，没有治，就没有组织的稳定。
所以政治的抓手首先是要有组织。一个政权没有组织可以管理，这个政权就是一盘散沙。尤其是我们这种一党专政国家。可以说大国企是统治大厦的基石，抽掉一块不要紧，但是如果都抽掉，这个大厦就基本完蛋了。
目前有的人是在挖大厦的基石来盖大厦的顶层，并且自豪的说：你看我多厉害，已经增加盖了三层了，可他不知道再挖下去，大厦就该倾覆了。
通宝推：樱木花道,
忙总在河里的文字里面很多次提到九十年代国企破产的经历，有很多遗憾，很多不理解，总是在想，如果工作细致一点，耐心一点，或许有的企业能活下来，工人的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不知您有没有想过，也许这样看似非理性的结果，恰恰是一些基本政策路线的本来目的呢？
资本主义要发展，需要资本原始积累和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南巡之后，我国决定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不起我应该说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从哪里来？我国前三十年积累的工业资本和熟练产业工人全在国企，那么，就只能从国企的尸体上来。
从国企私有化或是关门倒闭处置资产的过程中，一些人得以廉价获取各种生产资料，或是从财务处理过程中渔利，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过程，成长为新的资本阶层。而下岗，使得千百万本来有良好生活保障的工人(实际上在九十年代之前捧着铁饭碗的产业工人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变为赤贫，同时脱离了单位组织的束缚，能够并且不得不走出工厂、家乡的小圈子，自由地出卖劳动力。
这还只是城市里面的故事，针对农村的故事则是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压榨性的农业政策使得务农艰难，迫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记得“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吗？我们这里叫做“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如此，才有了新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黄金十年。
我没有能力统计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私营和外资的发展从国企的死尸上汲取了多少营养。只是管中窥豹，自己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忙总应该了解的更多。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所谓的国企改革的过程，并非是过于操切，造成了大量不理性操作，而是充分理性和设计周详的。它就是中国式的休克疗法。只是我们没有叫这个名字，我们的工作做的比苏联细致，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卖国企的钱给每个公民发张支票这样的表面文章。
国际象棋事件后西方制裁，某公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我就不信资本家回来了他们资本主义政府能不回来？后来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再后来WTO向中国敞开大门，2001年高盛喊出金砖四国外资蜂拥进入中国，这前后的一系列事情关联起来看，或许更加能够对时代背景多一些理解。
通宝推：franky9,暂住商,marxwan,
最后于2010-12-18 20:34:01改,共1次;
想法，至少没有证据。
政策制定者当时的想法就是解决财政危机，主要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分灶吃饭，收地方财权；节流就是关停并转国有企业，甩包袱）；而执行者动机主要是想坚决执行，好好表现，以获得上面垂青，好往上爬。
所以当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非常卖力的。
最大的问题是当政者的极端性格，不给自己留后路，也不给老百姓留后路，这是我愤怒的地方。
90年代，外贸进出口权没有放开，制造企业是跨不过外贸公司这道坎的，配额之类的事，企业插不上手，谈不上该不该给谁，外贸口跟纺织局也不联营。即便企业能插手（当然也有些倒配额的个体掮客），但最后都要在我们这里“洗白”。
我们找工厂，要最好的质量，最低的价格，最快的服务（比如打样），外地的也可以。国企确实不行，关键是成本。资金其实不是问题，外贸有钱，我们给乡镇企业垫资很多，否则他们备不了原料。最早期有种做法是这样的：工厂的报价，由我们定（当然内行，也不太离谱），一年做完，根据业务量和合作关系，一次性补工厂一笔“差价”，实在是计划得可以。
经贸委那边，不看脸，只看权的，条子就管用。
当然，倒那个很容易闯祸。200X年，上海某大外贸公司抓了一批，直到副总。当然副总的待遇最好，在提篮桥监狱的小卖部当差，基本都判了十年。
我关于您这一篇的基本意思是：不能太感性看待一个时代。薄公的做法，在一省一市有效，不等于在全国有效。而且他在一市有效，也是靠全国实行了前大位的反做法而得以保障的。这些事，我们没能力下结论。
自己有出口权。（以前的副部级企业）
有廠房，有最先進的機器，有好的工人和組織，調整一下就可以去市場上競爭的。卻一定要搞得這麼悲慘...
這個廠長很不容易，但他守著機器不賣的想法，實在無法理解，只顧機器不顧人了麼，和人比起來機器算什麼東西，真的著急了，賣掉機器換點流動資金，先保證大家的生活，然後群策群力，還是會有辦法的。
哎》。。。
哪个连都舍不得,就得整个营完蛋,哪个营都舍不得,就得整个团完蛋....
死了谁都是不应该的,但要打仗啊,就一定会死人
仗已经打完了,结果还不错,抗美援朝还有人说换个林粟之类更好,事后诸葛亮们到现在连个替代的指挥官和替代方案也提不出来
忙总说得具体战役战斗的惨烈和指挥不当都对,但这个恐怕没法算到指挥官的头上,国情如此,军情如此,指挥官只能依靠这样的基本力量和组织体系,要是指战员个个都是忙总,那这个仗也许不是这个打法,也许根本不用打,要是等到指战员个个都是忙总,那这个仗已经不用打了,或者已经没机会打了
要想不死人,只有不打仗.
牺牲不可避免,能做的只有事后的补偿.
最后于2010-12-21 05:34:07改,共5次;
当然还需要政府在扶持下
成立一个新企业，另外再贷款1000万，会不会救过来？
我想，应该可以，至少维持住，养一些工人没问题，因为凭老张的专业经验，他不可能看走眼，但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根源在于上面根本就不想救，要完成破产指标。
现在来看这30年改开的脉络，30年改开基本就是一个剿杀国企的过程。
在这30年中，国企在每次竞争中都处于不利地位。说一千，道一万，不平等竞争是造成国企破产的根本原因。
80年代，国企被乡镇企业+私企蚕食，当时是计划经济，国企的很多产品是限价的，但是乡镇企业+私企没有，可以低价抢占市场。这个就是所谓的乡镇企业+私企“船小好调头”，而国企也有小船，怎么就调不过来？其实不是“船小”的问题，他们即使船大也好“调头”，因为乡镇企业+私企 限制少+没有包袱，轻装上阵，而国企却有诸多限制+诸多包袱。
90年代，国企被外企+私企围剿，因为私企有 保护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 保护，外企有吸引外资的政策保护，国企有什么？有的是沉重的包袱。而乡镇企业，作为集体企业的一种，也在转制浪潮中灰飞烟灭。
92南巡以后，国企开始走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在92年以前，我们这里的国企 日子过的还是蛮红火的，尤其是轻工行业，乡镇企业也发展势头不错。但就是92南巡以后，一些企业一窝蜂地去深圳开窗口，亏空了不少，还有去炒地产的，炒出一堆烂帐出来。国企的困境是在加大改开力度以后发生的，国企的市场被外企和私企蚕食，直至鲸吞，而政府的救助都是流于形式，停留在表面，远不及对外企和私企的支持 力度大。
这30年，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民营企业，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发展国企的政策有多少？
看到的新闻都是说要搞活国企，但从来没见有说要“给国企卸包袱”的。国企有些便利，比如贷款等都是倾向于国企，但贷款不是援助，是要还的，贷款越多，负担越重，直至最后背负不了。如果真心想要发展国企，那就应该给国企减负，把包袱卸掉，让国企和民企、乡镇企业、外企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
但是没有，为什么？
因为在改开初期就已经明确了，要私有化，要发展资本主义。
邓说“50年以后还有必要变么”时就已经胸有成竹了，50年以后，内地跟香港将会是一个制度。既然香港50年不变，那就只有内地变。
这30年改开就是一个 内地资本主义化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邓选择的胡、赵、朱都自觉不自觉地忠实执行了他的路线，胡鼓吹各种经济形式并存，山西小煤窑大干快上，其实就是鼓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赵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最后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两人都被邓作为棋子牺牲了，以平息对改开的反对。
邓的八平方处理手段立了威，为以后的改开减少了阻力，所以，后来朱的改革和后来的腐败，远不是88年那时候可以比的，但掀起什么大的波澜没有？
如果邓再健康多活5年，并且，最后10年是脑子清楚的，且有有效影响力，朱也极有可能被部分牺牲掉，以平息百姓对改开及邓本人的不满，保证私有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所以，很多人都说邓的“同富”经被人念歪了，这说法是还没完全领会邓的本意。邓的本意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打左灯，向右转，退一步，进两步。
邓如果躬体力行，亲自出马，也会跟胡、赵、朱一样做，手法上有些微差别，但最终目的都会是同一个。
楼下有说90年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牺牲下岗工人不行了，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危言耸听唬不了人，列点事实依据为好。
楼下还有说，国企倒掉了，农民受益了，那请论证一下，没有下岗工人的血和泪，农民得不了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太老套了，且不说国企发展，农民也会受益，就说国企倒掉，农民的待遇就会好了？肯定只会更惨，因为少了标杆，少了竞争对手，资本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压低工资、奴工都会出现。看看近20年来，广东的农民工工资有多少提高没有？
通宝推：fighterbruno,
最后于2010-12-19 04:39:55改,共1次;
自己经营，但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解体，最后还是重新走破产程序。原因很简单：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有利益最大化问题，人人都想掌握采购，财务等等要害部门，人人都想介绍自己亲戚来。。。。。。。等等等等。企业是现代组织的产物，靠乌合之众是玩不转的。
当然这家企业其实是能够救活的，因为同行业类似一个企业在加入WTO后，活得风生水起，而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设备远远不及破产的这家。为什么选择这家下手，因为规模大，负债多，易于满足上级指标而已。
这也是全国生产建设兵团都解散，新疆不解散的原因：因为不稳定
我自认为忙总的意思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存在是为了在当地稀释少数人。可楼下也有人回复，河南还存在建设兵团这样的组织，这就搞不懂了，河南的建设兵团存在有什么意义.
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把婴儿和洗澡水都一起倒掉的做派。
却可以人性一点，有同情心一点，这涉及道德问题。政治正确，并不能代替道德缺陷。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我都是简单地把国企破产归结为朱某人的作为，现在觉得这样扣帽子也没意思，就开始苦思冥想。
我现在觉得，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一直是商品短缺，再加上政府砍掉了很多大项目，拿出很多资源在农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后来又在城市涨工资，社会购买力愈发旺盛，大多数商品都是供不应求，物价上涨一波接着一波，这个时候国企亏损的应该是少数。
但是繁荣之下酝酿着危机，国企给工人加工资，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可是能够用来投资的资源就少了，技术改造和增加产能之类的投资进展应该是缓慢的。这样社会需求快速增加，供给缓慢增加，低积累，高消费，实际就助长了物价上涨。最终CPI超过20%，社会出现危机，中央出重拳进行整治，社会需求在一瞬间被打压了下去。国企的各项支出不能减少，而产品开始滞销，物价开始下跌。
这时大部分国企根本没有可能迅速转身，只能走向亏损。再加上历史包袱沉重，部分企业经营不善等问题全面爆发，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开始国企改革，减员增效，砸三铁，关停并转。再加上改革中又有一部分地方官商勾结，政府胡作非为，最终整个社会为改革支付了极大的成本。
我的消息渠道很少，只是跟家里几个下岗的亲戚交流过一些，后来又自己收集了一些经济数据。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推测，也不知道符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计划调出，原料计划调入，工资国家划拨，而折旧大修理基金无偿上交。所以实际上并无独立核算概念。
国企大规模亏损来自几个原因：80年代末期大规模技改，当时美元汇率1:3，是拨款，后来改为贷款，汇率改为1:10左右，利息巨大，财务费用占企业费用90%以上。
第二就是被改革强行推向市场，自产自销，国有企业成本太高，无法与民营企业竞争（除了财务费用大外，离退休人员巨大，基本是1:2，甚至1:1，此外还有社会职能：学校，医院，剧院，电视台等等所有城市应该有的东西），所以丢掉市场，被迫停产，进入恶性循环。
没有看明白美元汇率从1:3变化到1:10对国企的主要影响，是说利息负担太重是汇率变化造成的，我记得90年代有段时间为了治理经济过热，存款利率很高的，国企财务负担是不是因为加息？
这样看来国企建立时就没有考虑过参与市场竞争，一方面没有自己的积累，另一方面又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强行推向市场肯定是要亏损的。
最后于2010-12-20 00:35:42改,共1次;
拖垮的。88年从意大利引进关键工段设备和奥地利引进热处理工段设备，当时折合美元2000万左右，当时汇率1：3左右，本来从银行贷款6000多万人民币就可解决问题。但是当时是转贷，没有换成人民币贷款，每年还本付息300万美元左右，按88年汇率，也就每年900多万人民币。到1994年，黑市美元汇率是1:10，（而企业如果没有出口创汇，就没有牌价外汇指标，只能黑市购买，美其名曰双轨制）这时就需要3000万人民币才能还本付息。结果企业推向市场后，产品成本太高，缺乏竞争力，年年拖欠本息，利滚利，到我96年接管时，这笔技改转贷款已经从当时的账面负债6000万人民币，本息积累到3.5亿人民币左右（当时贷款利息之高，监建国以来所仅见），不得不接受我们接管，债转股，变成我们控股51%，而这个企业资产为21亿左右。
用了抗美援朝几十万将士生命和几十年剪刀差攒出来的家底，怎么就成了包袱？配置资源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了当时是不是到了非要如此一刀切不可，我们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了吗？
都经历过财政危机。处理办法有两种，一是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方法大同小异，与老朱办法一样：开源节流，甩包袱，收地方财权），一个成功（苟延残喘明朝80年），一个失败（导致北宋灭亡）；二是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贞观之治，没有大动干戈，结果财政情况也改善，到汉武帝时已经是府库充盈，而唐太宗后期已经国库满溢。
显然汉朝和唐朝做法老百姓受的罪少，而王安石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国家基础瓦解。张居正虽然成功改善财政，但是下场也不好。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目前无法判断这次改革成败得失，需要时间来检验。
从微观上看,只要精耕细作,很多企业都有这样那样的办法搞好
从宏观上看,精耕细作缺乏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尤其是市场化的意识,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那些国企及员工如果有现在这样的市场意识,那绝对有办法避免破产下岗,但当年要等到培养起这种意识,可能整个国家都要崩溃了
好比说:挖煤有个百万吨死亡率的指标,从微观上看,每个死亡都是不应该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从宏观上看,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
那些年我也有几个亲身体验:
1.过年回家,没人问收入多少,只问能不能领到工资,能发工资的企业就是好企业,领到工资就是幸福
2.过年回家同学说:大年三十在楼下柴火间抓了个小偷,别的企业的下岗职工,偷啥,一袋白面,小偷跪地哀求,不忍为难,让把面扛走了,过年总该吃顿饺子吧.
3.市里的纺织厂印染厂碳素厂等先倒闭破产下岗,各谋出路,摆地摊,卖菜,蹬三轮;过了一阵子,我家所在的矿物局(煤)也快完蛋了,煤卖不出去,卖出去也收不到钱,笑称原始社会,以物易物,工资七八个月不发,都挂在帐上,还放长假,大家人心惶惶,说:还不如早早下破产下岗,现在连摆摊买菜蹬三轮的机会都被人家抢先占去了
4.托国家的福,宏观经济和政策好转,矿物局活过来了,而且越来越很红火,不是经营水平改善(也有改善),而是大环境好转,煤价走高了;企业比那时乌烟瘴气,局长书记来一任贪一任,个个平安高升,公开买官卖官,科长XX万,处长XX万,明码标价;现在似乎好些了,似乎没有明码标价了
国家自朱始抛弃闲杂企业而集中于垄断和支柱产业,给民企留出空间,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同时反过来促进了国企的市场意识和管理模式改善
朱是急病下猛药,或许急了些,但效果还是达到了,算是良医了
一刀切/一窝蜂是TG组织力的最高体现,微观上是低效不公平的,但宏观上反而是最有效率的(好的效率和坏的效率都有可能),朱的所为,从结果看,应该是好的效率
当时的情况,支柱企业国家负责,把闲杂企业及其人力物力资源交给微观经济体自组织,或许是效率最高的办法
中国人/中国文化似乎对牺牲者缺乏应有的尊重和补偿,似乎为集体利益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恐怕要好好改改了
彭德怀发牢骚说:中国的老百姓好,不然就得请红军;也就是这样的老百姓,才能咽的下这种药;而这种药,也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喝了才不暴毙反而有效.
最后于2010-12-21 05:19:28改,共3次;
如果过不去的话，就是王安石改革的下场：瓦解国家
您有外贸权，我也猜到了。
其实我这两个讨论帖，前面拉拉杂杂的，都是给大家看个八卦（也算是营销手段吧），最后一句才是跟您讨论。现在我再说得细一点。
TG搞ZZ运动，每次打倒5%，另95%没事，社会就不会乱。十来次运动下来，地是一陇一陇地翻，整个社会就给翻了个个儿。
TG搞经济，其实也一样，我称之为“王小二承包鱼塘”。小二哥承包了13口鱼塘，一大（农业）12小，第一口起网捞鱼的时候，另11口就“放水养鱼”，这样每月都能出鱼。当然那大塘（农民）是每月必捞的。
当小二哥捞到第三口塘（老国企）的时候，忙哥您正好在塘里游泳，看到鱼儿们相濡以沫，当然很不忍。可小二哥捞前几口塘和大鱼塘时候，您没看见，就不必讲“鱼权”了吗？
世界上所有的ZF，共同的特点，是不事生产，而只消费。有些ZF说，吃别人嘴短，我们自己搞一拨央企（英国，法国等），结果基本都悲剧，赔钱货。美国比较干脆，ZF卖给大财团联盟，你们出钱养我，我替你们打工回报。
TG也有同样问题，怎么来钱？一半靠100家央企，另一半就打各鱼塘的主意。既然不能竭泽而渔，就“轮作”，轮流捞好了。解放初陈云打投机，这几天大家都赞，但老陈不是天师，能撒豆成兵。他用来打投机商的“粮布”，还不是从解放区农民的手里，征调来的？这征调的过程，给您看见，会不会觉得农民也吃了点亏？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嘛。
如今发展了，居然12口小塘很出息，尤其是“出口塘”，“楼市塘”，出鱼是突飞猛进，搞得小二哥一高兴，把大鱼塘也轮休了（反哺农业），这可是从没有过的。回头看，走得很艰难，但并不能说，捞那“国企塘”的时候，下手忒狠，大家彼此彼此的。
TG有两点是很奇怪的，我们不能说好，但也不是坏。一，对大多数人，TG不会彻底得罪，常凯申的先例在那儿摆着呢。建国以来，TG把所有的阶层都不同程度上“运动”过了：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部集团。唯独工人阶层，基本没有冲击。但国企的弊病那么大，而且一直占着农民剪刀差的便宜，闭关锁国时没得选择，开门请客了，就不得不打扫屋子。但打扫得麻麻歹，差不多了就赶紧歇，也不会赶净杀绝。
二，TG对自己抓纲治国的本事，其实信心不大，搞任何政策都留条缝，这样下面发现是恶政，扛不住了，可以擦边透气，中央又不用推翻政策，面子挂得住。比如说配额的硬性摊派，就不对，如果这时候再来个严打，不得以权谋私，不得异地使用，就是个“双输”。就因为下面浑水摸鱼，在实际操作中给你扳回来了，上面就眼开眼闭，这么个不靠谱的政策（就是给各省平摊撒钱），“维持会”办了十几年。
这么些个擦边透气，带来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是很正常的。因为ZF从没有说你们这样搞是合法的，所以案犯们在谋相对合理的灰色收入之余（比如说一打某配额市价20美元，中间人拿2美元抽佣，我认为合理），也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谋黑色收入（比如说太子们从部里拿免费配额），以防ZF将来翻脸抄家------反正做了小姐，十次也是做嘛。ZF从实用主义出发，可以忍受就忍受，实在民愤极大就办几个。
那么看将来，哪几口鱼塘到了收获季节了，是蛮清楚的。ZF该收就会去收，没什么阶级义愤在里头，纯粹是经济活动，麻木机械地往前走。
老国企有无辜的成份，但倒的这么惨，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因？我们外贸要看效益发奖金，谁能做就给谁做，为什么老国企渐渐就不能参加竞争了？
东北绝对不会完，过十年再看吧。
通宝推：韩信点兵,投入,腾格里,
是国家凝聚力的损失，是国家潜力的损失。现在正出现外敌入侵，我们真的还能动员起来？
国外类似这样规模的大公司，是有自己的退休基金的，多的可以达到几十亿，少的也有几亿。
这些退休基金找专业人士掌管投资，自己公司员工退休的福利就从这里面来。
当然，毛病也很大。类似安隆出问题，它的员工的退休基金就一点没着落了。而西方大公司购并，一个大头就是冲这几亿几十亿退休基金去的。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机制呢？
中国过去全是国家照顾，但九十年代国家突然说不管就不管了，造成的问题其实就是把肉当头的自己分了，包袱甩给社会。实际就是无人理会。那头猪真该千刀万剐的。他儿子还说年薪1700万美元太少，说劳动和付出不匹配。真TM搞笑。不是有这个总理的爹，MorganStanley会请他当驻华首席吗？他以为他谁啊？
这其实就是坐地分赃。如果不是某党长期以来的不允许中国有任何有组织的团体活动，普通工薪阶级一盘散沙，暴动，内战都是可能出现的。-----我看TG做得最成功的就是防范草民不受TG掌控形成组织，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掌权的。对FLG的打压也是因为这个。
今天的亿万富翁，和高官子女，基本都是那个十年把国家企业用由国有银行贷款出资的方式收为己有的。说直接一点，就是极少数人对整个国家资产的大规模侵吞掠夺。
从这点说，政府欠人民的。今天他们做多少补偿都应该。
最后于2010-12-19 16:03:00改,共2次;
养老保险亏空。我们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险机制，目前是寅吃卯粮，在吃子孙饭。
河里的葡萄说过一件事：作为赶农民出去打工的一种手段，通过解散大量地方上的小剧团，剥夺农闲时的娱乐活动。
政府为了制造出大量的劳动力，真的无所不用。
起码还惦记着给厂子找条活路。偷偷的隐藏资产什么的，又没有给自己留后手，是老一辈的劳模的那种人。
当初也在东北看过地下钢铁厂收购抵押的资产，不过是从各种私人手里，就是文中提到过的捡破烂收废品。有的厂长和车间主任直接就是把所有含铜的部件全部报报废，没良心的就是收入全部放到自己口袋里，有点良心的，每个职工发50块钱。
这个头一开，很大的厂房里很快就剩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了，上面有人来查，就成了工人卖废铁自己吃饭了。即使有后来有拍卖企业的打算，买家来了一看，什么都没有，自然没人买，最后一笔糊涂帐，破产了事。
这样的事例一多，会用权的减肥，不会用权的饿死。一下子东北的风气就彻底的不正了，以前还是官僚的作风，后来完全就是权力寻租了。有门路的拼命花钱上位，上位了拼命寻租，完事了居家迁移。最早的是买房买车，开饭店。然后就是买房，开小超市，洗澡堂。后来就是买旧房，开小吃铺，摆摊。看来能卖的家底，这么多年都卖的差不多了。
文中的张厂长还真是个好人。
PS。看后文磨磨蹭蹭的给自己妹妹找工作，更坚信这点了。有点想法的，自己的直系亲属肯定有实体了。
卖掉了，结果我们后来在公安机关帮助下，居然在千里之外，完整的找到这个厂的所有设备和管道：人家已经点火重新生产了。（在没图纸和技术资料情况下）而且卖掉的设备和管道是不同废品收购站在不同时间干的，他们居然有能力凑齐。民营企业家也有天才。
是指总体上的贫富分化/官商结合/官僚资本萌芽?
还是指当下经济增长持续性问题?
或者其它?
最后于2010-12-20 04:17:32改,共1次;
和内需刺激（实际就是一条：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地方责权利，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开源节流，甩包袱，收地方财权），一个成功（苟延残喘明朝80年），一个失败（导致北宋灭亡）
成功失败的原因各自是什么？
文景和贞观的特点是什么？
为何猪用安石居正的法子而不用文景贞观？
是因为文景贞观耗时太长，他无法捞政绩吗？
且不知变通，又不能知人善任，且缺乏具体执行能力（这点可以看《宋会要》或《续资治通鉴长编》）；而张居正却不同，按《明史》记载，此人不但执行力极强（号称万里如见，令行禁止），而且知人善任，例如重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性格也并不偏激，例如与冯保的合作。
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要点都是不折腾，不朝令夕改，不搞政绩工程，不奢侈浪费，勤俭治国，不好大喜功，与民休养生息，慢慢积累力量，不急功近利，建议看《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就明白。
我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他走的道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做法，不符合一个有表现欲且急于青史留名，以当代商鞅自诩的人的心理需求的，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命吧，也是国运该当如此。
15--20年。这15，20年里如何为20年后的中国做好准备，我看不出TG有什么办法。只看到TG高官和非法暴富的吸血鬼们席卷他们从人民的牺牲里搜刮的财富潜逃国外。譬如曾庆红的儿子在澳洲买3000万豪宅。
而上次看好像是葡萄说，20年后，中国婴儿潮进入衰老期时，阿三的婴儿潮进入高峰，到时候，2亿中国的青壮年，将面对近10亿阿三的威胁，国防也是一个大问题。
不知忙总怎么看？能说说吗？
看来国企的困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扣帽子扣给谁都不合适。
政府的改制太粗暴了，断了很多人的活路，也让很多人从中牟利。现在看来只要去掉包袱，大部分企业是能救活的。但是真要这样做的话可能要走群众路线，把厂长工人全都发动起来，群策群力，因为中国当时缺乏让企业扭亏为盈的人才。但是群众路线和改开的总道路相悖，所以走不通。
厂长们的说法是：不技改是等死，技改是找死。
至于技改的方案，设备选型，等等都不是企业决定的，是例如化工部，轻工部，建材部等等官员在办公室拍脑袋决定的，而且决策周期极长，有五年才完成调研的项目，决定引进时世界上已经淘汰这种技术了。引进之日就是停产之时。还有的是烂尾楼，引进一半，突然政策改变，技改资金从财政拨款改为贷款，企业没能力贷款，就成破烂一堆。本人就干过这种收拾烂尾楼的项目管理，真可以说生不如死，焦头烂额。
记得早年读文史好像有这么个说法，说安石变法失败还有一个问题是用人失当；下面官员执行时过苛，以及牟私利把变法搞砸的。这个说法有历史依据吗？
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做法，不符合一个有表现欲且急于青史留名，以当代商鞅自诩的人的心理需求的好像有人擦鞋称之为当代雍正，商鞅的政治级别好像还低了一些，未必能满足家畜的自我评价
对了，家畜去年自传出来在某国际大城市怎么好像还听说被叫停宣传？
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
大剧院-----jiang的政绩工程
磁悬浮-----zhu的政绩工程
三峡大坝-----Li的政绩工程
忙总觉得呢？如果不是，能否谈谈你眼中他三个的政绩工程分别是什么？
等人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小人。（可上网搜索）。
至于政绩工程不好评价，会被拔插头。
其他评价见下面
这样说吧，老朱任上一共干了6件大事情，分税制（财政分灶吃饭，收地方财权，强干弱枝）；国企股份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我们客观一点来看得失。
财政分灶吃饭：得是强化了中央财政，使中国中央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没有之一），有钱好办事情；失是使地方在财权收走，事权留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情况下，被迫走歪门邪道，导致了土地财政（后遗症就是房地产目前的危局）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个怪物（目前已经突破10万亿，其中6万亿已经没有产生还债来源的现金流），这个后遗症将是未来几代领导人必须消化的大包袱，否则国家安全有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国家安全的四个支柱：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金融安全，最大问题，隐患最多的就是这个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金融风险：没有水密仓，风险传染无法阻断。
国企股份制改革：得是抛掉了巨大的财政包袱，部分生存下来的国企竞争能力增强；失是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增大，下岗人群巨大，社会稳定受到冲击。这个后遗症也是今后几代领导人必须收拾的烂摊子。而且在国企三年脱困中，邱晓华功不可没（也是后来被修理的原因：冒天下大不韪：把不脱困国企的直接删除不统计）。
住房制度改革：得是极大的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提升了我们国家实力；失是创造一批房奴，这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导致潜在的金融风险。也是今后几代领导人需要擦屁股的事情。现任不是已经为此焦头烂额了吗？
医疗制度改革：得是大幅减轻财政包袱；失是老百姓生不起病，TG失去人心。
教育制度改革：提供了大量的受教育人口，提升国家竞争力；失是学校质量大幅下降。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得是大幅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失是国际跨国4大粮商对我们粮食安全有话语权。
总的来说，做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得失相间。弊大于利还是相反，见仁见智。由历史来评价吧。
最后于2011-01-06 18:27:18改,共1次;
文景贞观,白纸划蓝图,只要不折腾,上心,应该是可以搞得好的
雍正是繁荣后的积极整理,王张是无以为继后的被迫维新,可比性应该略强
王似学究,实践能力不足,赵括流,比老祖宗王莽还算好些
朱的改革,是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建,是中国平稳转型过程中的激进阶段,我觉得是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实践结果不算差啊,当下形势再坏,好歹比当年要好些,就是崩溃重建,可利用的基础设施人力物力技术资源也比当年强的多
我觉得当时是改革到了半途,经济运转不畅,三角债严重,注入流动性不灵,朱才接手大砍大杀的
收地方财权，强干弱枝）；国企股份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我们客观一点来看得失。
财政分灶吃饭：得是强化了中央财政，使中国中央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没有之一），有钱好办事情；失是使地方在财权收走，事权留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情况下，被迫走歪门邪道，导致了土地财政（后遗症就是房地产目前的危局）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个怪物（目前已经突破10万亿，其中6万亿已经没有产生还债来源的现金流），这个后遗症将是未来几代领导人必须消化的大包袱，否则国家安全有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国家安全的四个支柱：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金融安全，最大问题，隐患最多的就是这个地方融资平台带来的金融风险：没有水密仓，风险传染无法阻断。
国企股份制改革：得是抛掉了巨大的财政包袱，部分生存下来的国企竞争能力增强；失是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增大，社会稳定受到冲击。这个后遗症也是今后几代领导人必须收拾的烂摊子。而且在国企三年脱困中，邱晓华功不可没（也是后来被修理的原因：冒天下大不韪：把不脱困的直接删除）。
住房制度改革：得是极大的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提升了我们国家实力；失是创造一批房奴，这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导致潜在的金融风险。也是今后几代领导人需要擦屁股的事情。现任不是已经为此焦头烂额了吗？
医疗制度改革：得是大幅减轻财政包袱；失是老百姓生不起病，TG失去人心。
教育制度改革：提供了大量的受教育人口，提升国家竞争力；失是学校质量大幅下降。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得是大幅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失是国际跨国4大粮商对我们粮食安全有话语权。
总的来说，做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得失相间。弊大于利还是相反，见仁见智。由历史来评价吧。
张居正的法，在申时行上台后慢慢给废了；
万历十九年，申时行退休；
此时正好是万历三大征的开始：宁夏之乱，接着又是播州、朝鲜；
万历怎么找钱应对的呢？
转载一段：
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 诏开各处矿冶,并专派宦官为矿使、矿监,承旨四出勘查,乘机勒索钱财。从此,矿监横行天下,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银,勒索银课200 万两。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矿税荼毒,祸及各地。矿税苛索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链接出处
以上一段是典型的官僚集团“与民争利”说法，没有矿税，朝鲜早就是日本的了。
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个地方发债是市场控制；但市场背后是谁就难说了。很容易被人为操纵；甚至被敌对国家势力利用来扰乱中国经济，可以说是引狼入室的作用。
我觉得家畜还做了另一件事忙总漏了：改革养老制度。这和教改，医改联起来看，问题就大鸟。
教改：所有学生，也就是从1年级小学生到大学毕业生都受害。
医改：所有工薪阶层都受害；
养老改革：所有退休人士都受害。
家畜也算本事，一网打尽老中青。
最后于2010-12-20 09:28:16改,共1次;
（7通1平），与发债或发货币无关，还是贷款，只是担保是空的。
为国家为民族。担心“跨省”的话，可以保留着，以后（一百年？）再发表出来，就像伽利略那样。
是会很陌生的。再说这个历史阶段终究已经过去了。
忙总讲了个悲惨的结局，我来讲讲杯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话说某大军事工业部，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大团。80年代大裁军，国内订单不足。幸好两伊打起来了，出口订单还是有一些的，但不够分。由于部里的人大多数是从东北来的，于是东北集团得到了足够的订单，而西南集团的企业只好自己下海找饭吃。等到两伊停火，连出口订单都没了，东北的企业想起搞民品的时候，民品市场已经被西南的兄弟们占领了：都是一家人，本事差不到哪里去，市场当然是先到有后到无。故事的后半段就是忙总讲的了。当然，雪上加霜的是，80年代出口武器赚的钱都上缴了，企业只是过了几年好日子而以，没攒下点本来。
另外，本人亲历的一件小事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当初某东北企业到北京来找财政部要钱，我作为主管部门的小兵根据过去的经验就企业的汇报材料提了几个修改意见。要是南方的企业，那一定是怎么说，怎么改。可东北这个企业，当面说得好好的，可到给财政部汇报的时候是一点没改。
杯具不是一天生产出来的。
如今到处是曲笔，这句我没看懂。
当然是指老百姓角度的好事。
老师就把人家除名了。学生家长会善罢甘休？
邱晓华就是这位随意除名的老师，当然得罪一大票企业（学生）和部委（家长）。所以等后台一倒，他也就该还债了。
今天早上听到新闻，朝鲜放开朝韩之间的开城工业园区了，查查，居然搜出来一个新义州的“特首”杨斌。。。我看了报道的感觉是囧啊，那为何对朝投资，金二会选择这种山寨的骗子而不选择正规的国企呢？金二当年的智商这么低下吗？选择国企岂不是更可靠？还是杨斌本来就是个骗局骗过了金二？怎么会有这种小丑生活的空间？忙总您知道这件事情吗？
杨斌要在新义州开赌场。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不清楚： 厂子成这个样子， 张厂长请吃饭还是那个排场？纺织厂为什么会亏了10个亿？ 张厂长为什么觉得2千万进来他就能翻身， 他的成本竞争上的劣势他不知道？他怎么保证这些钱不会再亏掉。 忙总答应给张厂长资金支持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的， 可是还是想帮忙， 为什么？
的化工厂是夫妻厂，我的1万来员工中，有7000人左右的老婆是纺织厂女工。纺织厂完蛋，他们也心神不宁。我帮纺织厂一方面解除这帮人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收买化工厂人心，只是技术比较复杂，手段比较高级而已。由于我们是强行接管的化工厂，员工一开始抵触情绪极大，要把我打出去。我帮他们，就是帮我自己，使我成为他们自己人，听我指挥，承认我是老大。这是我的动机。我不是雷锋，也不是慈善家。
这个企业不是靠1000万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启动生产，争取到省政府申请破产缓期执行，而不是立即死刑。
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负债过重，冗员过多，社会负担过重。我们与当地市政府关系极好（多次借钱给其过难关），所以成功的把另外一个企业的问题解决：债务停息挂账（这是90年代中期特殊政策）；学校医院等社会负担移交给市政府；退休人员和下岗人员移交给市政府，每年缴纳一笔钱，由政府统一安置等等，这个企业从连续亏损4年，到顺利在上海交易所上市。
我也与市领导商量过类似处置办法。但是这个企业已经被上面盯上成为破产目标，所以必须先争取死缓。而死缓的前提是在正常生产而不是停产。
这就是我的打算。
至于负债10亿，我在其他帖子中说过：拨改贷，汇率变化，政策性亏损，上届领导借钱去海南北海炒地炒房子等等。你可以仔细找找看。如果对这些单词不熟，不妨上百度查查。
最烦那种好像没有明天一样的吃法。那一大堆剩菜好像就能显出主人好客似的。
张厂长为什么觉得2千万进来他就能翻身？很可能是他也不知道，但2千万又可以让厂子再支撑一段时间。
加拿大到处是可恨的大锅饭。
依靠这样的大锅饭维持国家的凝聚力，是缘木求鱼。一旦没有甜头了（如日本“终身雇佣制”的崩溃），思想境界再高的工人也摆不平了，瓦解得更彻底。
对比一下丰田的“永远改善”，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建国初短暂的一段，可有这样长期自觉的努力？混日子总要混到头的。
大位自断一臂，会不痛？但败血症了，不截肢怕是不行了，当然外科技术粗糙，比“镇关西”还不如，也是有的。战斗间隙，等不及白求恩大夫嘛。
只是同您商榷。既然学习《易经》，我们就要时时记得阴阳互易，“唯国企论”，是个纯阳的路数，恐怕要流鼻血的。
大哥您对民企，不能说是“种族歧视”吧，至少是有点成见。要知道，世界500强，除了中日滥竽充数的几个，基本都是民企喔，木有央企洒司儿喔。
国家一乱，最惨的是老百姓。我们情愿付代价也不愿意国家乱。两害相权取其轻。
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前也是一党专政，没有国企这种政权基石，结果如何，谁都可以出来晃悠一下，捣捣乱，一个烂师长就敢通电全国讨伐中央。
什么难题：没钱！
当时是中央政府没钱，地方政府没钱，企业没钱，银行没钱，个人没钱。想法勇气人才都有，就是没钱。而且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他制定了一个可行的战略框架。其中对外是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捆绑，货币兑换不开放，但是经常项流通开放。对内超发货币加上市场化。这些措施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金融格局，从此以后中国有钱了。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老朱还是解决了这个当时中国的大问题，让中国经济启动腾飞。问题主要出在细节上是否可做的更好一点，我觉得这是小节了。因为，如果老朱当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亡党已经不算什么了，分裂亡国真的是可能的。
看看老朱当年手里的牌，打成这样真的不错了。要知道，当时几千万李鹏就抓耳挠腮了，几个亿朱镕基上蹿下跳了，现在，胡温可以出手几万亿而不变色。可以说今天的基础还是老朱打下的。
通宝推：wukw,
如果没处理好，就是祸国殃民。这就是历史的冷酷处。
我想其实他个人评价如何无所谓，关键使我们下面这关过得去过不去。
忙总可以转战金融市场做风投,可以在自己赚些又可以让相对好的民企上市融资继续做强做大.
心理准备，比较容易接受骗子“风投”的忽悠。
经常看到高呼要政改，也有大幅的论证说不改不行，连影帝都多次提到政改，可是我们却从没看到过具体的要政改的条目，或者是哪怕概略的方向。忙总在这里指出的，重新划分中央地方权责利益，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能不能说说有哪些权责利益，有哪些游戏规则是您认为要改的呢？
呵呵，不好意思，我都感觉上面这个题目太大了，在您乐意以及不触犯任何规则的条件下，能不能麻烦您随便说说呢。
的，而且讲出来会犯忌讳：谁让你泄密的。
财务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主，包袱又重，政策环境还多变，这样把企业推向市场自产自销、自负盈亏的话至少要有一半以上企业出现亏损。
以前我还因为技改是企业自发的，不知道企业的技改方案大都是中央的直属部委拍板的。我想按照以前的体制，企业的日常经营计划也应该都是中央决定的，一年应该生产多少产品，下个指标，企业去完成。那么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企业经营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看各地卖国企大都是地方政府搞的。
还有一点，如忙总所说：
计划调出，原料计划调入，工资国家划拨，而折旧大修理基金无偿上交。所以实际上并无独立核算概念。
我记得八十年代先是搞了价格双轨制，应该是一部分计划，一部分市场，那么国企的财务是什么时候开始独立核算的呢？
给地方政府（中央甩包袱）。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只好关停并转了事。
国企完全自主经营一般在90年代初了。
紫阳真人时代才是双轨制。
再问你要5000万，你给还是不给，不给，原来2000万就赖掉了，给，那就是个无底洞。10个亿就是这么来的。唉，都懒的回忙总这个帖子了。
这个企业是有办法的，因为类似的企业通过这种办法成功获救，并上市了（当然行业不同，纺织业上市可能性为零，但是活下来应该是可能的，目前也有规模类似的纺织厂获得还凑合）可惜没成功。
利润根本积累不起来
折旧和大修理基金都要上交的体制，企业真的是没有隔夜粮的。
和模式
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和模式的运行效果是好的;虽然远非完美,但急用先学,立杆见影的效果是大大的有
朱接手的时期,是旧的体系和模式已经被破坏或者崩溃,新的体系和模式尚未建立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国家崩盘的风险远远大于现在
承接前任,本届政府最大的成功在于什么也没改变,最大的失败也在于什么也没改变;本届最幸福的地方,在于什么都不需要改变,钱就可以哗哗的流进来,gdp就可以飕飕的涨起来.
除非忙总暗示这十年仍然是朱操盘,不然很多这十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弊病不该由朱承担
最后于2010-12-21 23:53:54改,共1次;
可能会彻底改变的你的看法的。
多少曾经的粉丝在痛心疾首！
国民政府可是大搞特搞国企，玩死无数民企的。我不认为国民政府和本朝能简单等同，但是不少自由派都拿当年国府的悲惨崩溃冷嘲热讽当今。
至于师长通电，那是北洋时代，光头治下的中央集权还是逐步加强的，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师长已经不是民国初年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大约在2.8%（时间太久，具体数据可能有点偏差，但是绝对不会大），所以师长就敢造反（例如广西事变，俞作柏2师一旅就敢独立）；抗战胜利后，国有企业（所谓官僚资本）比例占到50%以上，这时就没人敢不听中央的了。
可看任何一本中华民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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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于2011-01-09 22:46:37改,共1次;
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还本付息等等呢个，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而且过于抒情。你需要通读一遍最基本的明史，尤其是关于万历的部分以及东林党的来龙去脉。
其实忙总也是，把俞大猷说成张居正部下，实际俞大猷是胡宗宪重用的，而胡宗宪是严嵩的人。
国内的话，只要能把储备粮坐实了，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大吧？
第一条承认
第二条的后遗症已经消失。
第三条，宝宝自己做的孽，房价一路飞扬是温总手上的事情，朱总向来崇拜实体经济，在任就挤过房地产泡沫。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不懂，据说中国粮食自给率95%。跨国粮商屁权
是没办法的事情，朱总几乎不承认国企除了赚钱还要承担其他义务，而这种义务通常是推卸亏损的借口。即使现在，国企也只是在准垄断行业风生水起。当然，国企的善后工作没做好，这是事实，有人就表示，贷了那么多款给国企，就凭利息也足以发生活费养活工人啦。当然，忙总以为前总理做的不好，但是，银行比国企更重要，垮谁也不能垮银行，国企已经快拖垮银行啦
老朱的手段解决了许多问题，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最根本的没钱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怎么办？宝宝想尽办法接着改革就是了，可是他除了会作秀，什么都不会，房产商更是给温直接打脸。所以说，现在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药归到宝宝头上，而不是更前任的朱。又不是大厦将倾，非人力所及之事。
这个道理就和有人把苏联解体归根于斯大林一样，那么请问后面的人都干什么去了？都死光了吗。事实证明，邓可以大幅改革毛那套东西，赫就是不行，勃列日涅夫就更不行了，其实那时候的苏联本来还是有救的，但一心要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确实一个软蛋船长+没脑子，不怪这些后来人难道还真的统统算到斯大林头上去？
最后于2010-12-21 06:48:34改,共1次;
的倒苦水。
实际上是想看看彼时如果不是改革体制，只是改善管理的话，是不是一定不行。
比如当前的富士康，如果我们现在有那么一家电子厂完全保留了70年代的摸样，如果做得来那些代工生产的话（技术上、生产管理上可以高薪聘请部分海外人士，生产线可以买），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老的体制下，从事当前这样的生产，逐步升级，达到当前这样的生产力。
也就是说，是不是这种转轨一定需要部分或者全部地摧毁过去的那种保障体系。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幼稚。还望不吝赐教。
国企如果想提升竞争力，活下来，首先要减少浪费，提高资源配置优化能力，就必须采用精耕细作技术，而由于其管理基础特点，第一步一般我都采用引入全面预算管理。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就必须引入PDCA循环，这是实施的骨架。而想推行PDCA循环，就必须建立稽核督办体系。
建立稽核督办体系，就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党政工团妇的组织结构，改变组织结构，就不得不改变：计划，指挥，控制和协调体制。
所以不能只改变运行方式，而不改变组织结构和控制结构。就像我们不能只要高层的顶层，而不改造平方的基础，那一定会跨的。企业运行是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这种改造导致党政工团妇等等人物的抵触情绪还是大的，因为他们基本在晒太阳，除了个别有一技之长的外。这批人是企业的寄生虫，除了东家长西家短外别无他能。
曾经某个企业的这种人就到处写信告我：自从某人进入我厂，TG在我厂就成为地下组织：不能在厂区过组织生活，只能在火车站候车大厅过；不能推荐考核干部，他尽是任用没有TG理想只会做生意的人，而我们推荐的骨干有的只能当门卫。结果告一圈没人理他，为了吃饱肚子，还是乖乖回车间干活去了。
至于企业外面的体制问题就不是我能理解的了。
好比村里有个病人，生了胆结石，好不容易省城的巡回医疗队来了，一看，啊呀，你
这结石还不够大，等时机成熟了，再动手术吧。换了您，等不等？谁知道他大夫啥
时候再来啊，当然也可能下月又来了，你敢赌？
人是有懒惰的共性的。开创了一个企业，就好比＜功夫熊猫＞里的阿PO，挂一个万丈
悬崖外，就两只前爪扒着边缘，肥屁股在那儿乱扭，原来熊猫也要求生的说。
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他阿PO一会儿手上就没劲了，掉下去了；资本主义的扒皮管理
法，能挺得久一点，最后还是掉下去------你能跟地球引力较劲儿吗？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游戏里，愿赌服输，有一批掉下去了，还有一批又挂上来，新陈
代谢。而当时的中国，不约而同要全部往下掉，形势逼人啊。
工人是无辜的，他们工作一辈子，没有一个引导他们督促他们终身学习的环境。但
还是有些人在不断自我加压的，吴邦国也是普通技术员出身嘛。很多人结局不好，
工人阶级非常主动地享受大锅饭的懒散，也是一个原因吧。
丰田的一线工人，可以是终身雇用，而且“看板制度”是专为那些没有电脑技巧(也
不大愿意学)的中年员工度身定制的，但每半年要操作技术考核一次，而且车间里的
气氛，你个人经受不住考失败的羞耻感。这些，中国的大部分国企能模仿吗？
但是并未到了国家要瓦解的地步。我是渐进改良主义者，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我不喜欢投机，尤其更不喜欢拿老百姓身家性命来投机。这是拿国家前途逞侥幸，冒险，博自己青史留名。按中国传统说法：赌天下为己私欲，为国贼。
回望这段历史，有着无数的悲惨故事和眼泪，但是终归是基本上做成了。为什么同样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成功了而苏联失败了呢？我觉得中国成功的秘诀就是一个“慢”字。也许再慢一点会更好。
慢就给了私营部门足够的时间发育，也有足够的时间把国有企业破产后剩下的优质生产要素（熟练工人/技术员/新机器等）大部分吸收掉，而不是使这些生产要素彻底失去价值。当然，不幸的是，不够优质的生产要素在这个过程中就被牺牲掉了。也就是这段历史中无数的悲惨故事和眼泪的主要来源。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私有化本身的合理性。但无数经验证明，在充分竞争，资本门槛不太高并且规模效益不是特别明显的行业，长期来看国有企业干不过私营企业。我觉得纺织行业恰恰就是这样的行业，所以私有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化工行业的规模效应相对明显得多，所以忙总救得活那个化工业的国企。但这个国营纺织厂，就算当年救下一口气，真的能不靠输液活到今天吗？我很怀疑。（我不是完全私有化论者，在资本门槛很高并且规模效益特别明显的行业，国企是可以很有竞争力的，比如银行/通讯/造船/铁路等行业。原因嘛：1。私企大了一样会效率降低，比国企强的有限。2。国有企业的资本/规模优势足以补偿略低一点的效率并有余。）。
苏联人在休克疗法时用两三年私有化率就从接近0上升到70%以上，超过了中国三十年的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根本来不及发育，更谈不上吸收国有部门迅速收缩所留下来的大量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在来不及重新组织的情况下被抛弃或闲置，最终完全失去价值。这实在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老张的故事虽然悲惨，至少他还能到民营企业当个机修工；他手下真正技术上有一手的员工会被广东的民营纺织厂挖去；他的新机器废铁也罢，贱卖也罢，很可能会在某个民营企业的厂房里重新拼拼凑凑并开动起来。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私营部门已经有十几年的成长和发育，足以部分吸收生产要素。而他的苏联同行“张斯基”们就连当机修工的机会都不会有，因为同行业的民营企业还根本没有建立或上规模就被进口产品彻底淹没了。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苏联最终留下来的产业仅仅是当年因为事关国家安全而没有马上私有化的军工和能源。
通宝推：国境之南,
最后于2010-12-21 14:56:04改,共10次;
走渐进改良，逐步优化道路，任何赌博式的改革后果都不堪设想。如果赌博失败，民族灾难谁能负责，谁又负得起责？
当时大面积关停并转，有老成某国的人提出异议，有人就说：我负责。当时就有人说：大言不惭。
上千万下岗职工的饥寒交迫谁能负得起责？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谁能负得起责？
就具体这个企业而言，我也相信纺织业没有必要存在这么大规模的企业，这是学习苏联模式带来的后遗症。
我的想法是这种企业的改造首先要突出其金刚钻能力，例如纺和织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工序，完全可以分散掉，而染和整工序却必须坚持大规模，一是便于控制污染，节省成本，二是便于采用最新技术，提高附加值。（实际日本就是这样，从中国采购原料本色丝绸，回去进行染整，再返销回来，价格增加10倍）。
所以我对纺织企业一直有一个理想模式：分散纺织，集中染整。（其实浙江金纶帘子布就是用这个模式，打败了平顶山帘子布，成为中国第一，也是世界第一）。
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是必须的.
当年实习的时候,去国有染整厂,废水处理和排污都是很规矩的,现在想来那是震撼.现在哪里还有这样规矩的?(那个厂早就破产了.人家为了竞争力都用直排了,你能不破产吗?)
近几年到处走,触目惊心啊.长此以往,老百姓都不用活了.在广东某地,忙总我跟你说,所有的--注意是所有的-所有的地表水都是黑的(象墨一样黑,绝无任何夸张!!!).
而且,这样的代价生产出来的东西,还必须符合人家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所谓环保标准,要出据人家认可的检验报告,不能给人家造成哪怕一丁点的污染的可能性.这些标准,都是人家定的,你想做生意的话,不能有一丁点怀疑,必须合格--那些标准,我们做贸易的,必须象学习圣经一样学好用好.
这里还有人说,这叫什么竞争力.真是奇了怪了!
这样的发展,为了什么?就为了那几张破纸头?
最后于2010-12-22 17:11:49改,共3次;
时我去过，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时我也去过。用环境污染，高癌症发病率，吃子孙饭，换来的结果不过是把土坯房换成砖房而已。
老大啊，咱俩是不用争的，你为大批阵亡的国企叫屈，我为最近限电掐死的民企鸣冤。其实是彼此彼此，只是对这一块接触得多，有点感情，屁股牵动了脑袋嘛。
客观冷静想一想，这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角色，或许真的是到了寿命期了？
那时候的国企是什么？多少年轻人哭着喊着要脱离国企，跑到深圳海南去找一点人生希望？
产业大军产业大军，那时候的国企已经完全不是一支军队了，比小区保安都不如，可以说，在国企里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你再给他什么箭杆织机洋枪洋炮也没用了，人心制度，全部垮了。这样的军队，平时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了战场也是个鸦片战争时的清军，100个换不回人家一条命。你要说，军爷们平日都挺NICE的，军民鱼水，走路尚惜蚁蝼命，积德行善的，打不赢没天理，这天理找谁去说？人家砍你头的时候，六月飘雪？
我们做外贸那会儿，谈不上偏向谁（要说偏就是偏向国营了），还不是看着国营一茬茬地倒下去？我们同情一下，跟他们绑一起，也“被泰坦尼克”？
张厂长是错的，大势已去了，但他怎么肯自己戳醒自己？就算有箭杆织机，上头也没有“关停并转”的硬指标，光是上万的退休职工劳保，他能残喘几时？今天的希腊，不就是这么个厂子吗？
我不否认，国企里毕竟还有几个38军，脖子梗梗滴，但那是很少数了。把老弱残兵大面积地捂住，拖几年，可能还行，无非是不“反哺农业”了，改回常态，“反哺国企”，反正剪刀差已经让农民哺育了几十年了，不多这几天。但拖到今天，怎么办？这样的渐进改革放什么时候都可以，但这次，没有充裕的时间了！
红一连过封锁线，那时候亏得紧跑了几步，今天赶上金融风暴地毯轰炸，还有个坑道躲。当然，跑的时候，吃相难看，一点不像自我标榜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应该跑得也是吃相很难看的）。但打仗这个事，首先要是虎狼之师，打赢就是硬道理，胜利者不受指责，过几年拍主旋律，照样粉饰起来。
那时候不断臂，确实可能再拖几年，但拖也无用，国企是回天乏术了。您这几年救的国企，回头检查一下，你们这一走，如今都是怎样了？
这一把，是赌的，而且如今的几乎“是官皆腐败”，也是后遗症之一。但总体上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要再过几十年再看，现在马上下结论是不准的。
“明治维新”一开始，直接拿国企随意送给私人，才有了后来的十大商社。这第一步，怎么走都是挨骂的。
我在家里整理杂物，这个也不能扔，那个也留一留。赶上搬一次家，没办法，一开始扔，放开了，按我们领导说的，眼都红了，恨不得扔光。当年的大位，可能也有这么个心路历程。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的感受了。我估计明年9月份一批民企就该被砍瓜切菜了。千万不能因为邻居失火而幸灾乐祸，因为下一个就是你。
现实就是这样冷酷。什么死马活马，都是政治而已。
学校里面的所谓大老粗（复员退伍军人，老工人，老农民）之类可以随时破口大骂老师们，老师们也只好忍着。
1978年恢复高考后，这帮大老粗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礼物来求老师们了：某老师，对不起，以前得罪了，原谅我是大老粗。。。。。。。能不能帮我的孩子补补课，或者转个学之类。
结果老师们统一的态度是：滚！
我冷眼观之：他们以前敢随便骂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大老粗，而是骂人以后没有惩罚。
所以尊重别人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就没有理由尊重你。从实用角度来说，总有一天会有报应。
关于国民政府统制经济的描述，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小科布尔的《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他是反对乱贴官僚资本的标签的，也认同宋子文等人在一定程度是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他也尖锐指出其部分弊端：
政治因素支配了企业的任命；高官门下毫无经验的政客被授予企业高管职务；玩忽职守又有背景的人物不能随意解雇；人浮于事；由于行政垄断和银行信贷特权，国府的党企对成本核算不热心，浪费严重。
嗯，我是认同国企在理论上能支持国家经济安全的说法的，我对忙总的才华人品也很佩服。但忙总对国企的过度推崇有点不敢苟同。别的不说，近期的柴油荒怎么来的？这还算国家经济干城吗？
我不认为国企就是官僚资本，但是，某些学者描述的某种情况，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的：
“他们利用政治权力和影响，把国家资金转入私人账户，他们不需要由政府出面倡导就为他们企业获得了官方的保护。…………政府官员将公私作用故意混淆在一起，滥用公家的经费并利用政府的影响来为私人谋取经济利益。”
对老蒋忠心的傅斯年，也激烈抨击孔宋及旗下产业是共产党最大的本钱。因为他们什么都搞砸了，才有新朝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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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事里，有经常跳槽的，一旦买了房子就安安心心工作还房贷了。嘿嘿。
不过这种把还贷压力勒到自己脖子上，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完了。抗风险能力太差。
区别对待，给变化预留充分的时间。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决策。
一刀切，妄想一劳永逸的说辞，要么是政绩，要么是利益在作祟，下面跟着起哄，就是糊涂了。
要说老朱没有私心，打死我都不信。一是忙总说的青史留名，二是嫡系儿子都是金融口的。
说的，在2003年新老班子交接仪式上，说的：“只要老百姓说我是个清官，还做了一点事情，我就很满意了”。这不是要青史留名是什么？
至今历历在目。
有没有这个干部储备，有没有这个组织能力
组织愿不愿意听话，有没有能力听话
改革，必须要简单，只有简单的改革，底层才知道怎么改
渐进的改良其实根本就不是改良，其实就是放任
就是等着客观规律推着事情往前走
实际上如果不过激，你的意志就等于没有体现
其实也是在赌，赌现在仍然是历史上升期
三是掌握政策，虽不直接经营企业，却得了太多，还想固化留给子孙的。定点清除一批第三种：如果继续激进，剥夺其人事权、财权，如果不捣乱，可以任其发展中解决问题，慢慢吐出来，这样大家才能慢慢来。这一步不激进，那就得看他们跳墙，谁想不激进都不行，因为，谁谁说了不折腾不激进，不算。
通宝推：大溪水,
最后于2010-12-21 22:09:32改,共1次;
王安石、张居正都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那时候一切规矩都成了，利益集团早就羽翼丰满。而汉初文景、贞观之治时候，天下大乱刚刚过去20年，王朝初兴，制度慢慢完备，利益集团还没成型到不可动的地步，顶多是外科手术就可以的地步，不是王安石那时候的癌症晚期。
只是开过时人口经过秦末战争，损失很大，土地抛荒很多，所以冲突不激烈。王莽后来为什么上台，就是因为利益集团太过分，以至于老百姓盼望有人来均贫富，这也是王莽的政治主张，采用极端激进的改革赌博，失败告终。
我想任何改革是否成功都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是从历史上看，不管什么时候，激进改革都是失败的。
为什么不许民营挖金矿？看看山西
民营小煤窑不就知道了？
污染环境，
草菅人命，
破坏可持续发展，
追求短期效应。
请您看看这样的思路是否有理？
国企赚到钱，上交后政府用来搞地区建设，虽然慢，但是有序化，平衡发展。
民企赚到钱，只对老板一个人有好处，100个有60个拿了钱花天酒地，穷奢极欲。39个去国外买房买地，炒房炒股。能有1个用来再生产，先富带后富吗？
这些年来，这样的一个没看见。有的话，政府还不拿出来作标兵大捧特捧？
刹车而不是油门。目前我们政府严重失职，成为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逐利的助推器，而不是刹车。一辆高速行驶在鹅卵石路上的汽车，没有刹车的后果就是你说的现象。
但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唯利是图，为什么会自动放弃自己管理职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可是这个大国企（很大）下的一家企业，清理中不断出现不上帐的资产，以及几十家分享利润的皮包企业。
现在控股公司想把这个核心企业卖了，其实这个企业是造血机。企业利润率不高，不是生产和销售的问题，其实是内部跑冒滴漏的不得了（二三次审计都作不出来，四大不敢签报告）。
真正让我看的很悲哀，很无语。
是机制，是体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只有组织部才知道。
一是每年1万亿斤的产量，二是粮食由于陈化问题，囤积有限制，三是外资如果真要铁心囤积居奇推高粮价，TG会不会动用行政手段开仓放粮？如果海关卡住了的话，粮食这么大体积的东西不可能跑冒滴漏太多到外面去。
以大豆为例，已经干掉了多少小企业和小大豆种植专业农夫？腾出来的市场空间产生的利润就是超额利润。
玉米也有这个趋势。
那么一旦这种生产加工消费产业链形成，我们就会形成依赖，如果因为战争或政治冲突，他们建立的产业链断掉，我们短期内也无法建立替代产业链。
那时会是什么局面？要知道吃饭问题从来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大问题，也是亡国的主要诱因之一，这玩意与工业品不一样，他是一顿不吃饿得慌。慌的人就会铤而走险。
李自成不就是个明朝邮政下岗员工，张献忠不就是个明朝政府招待所下岗员工吗？
还好我们另一个跟大型国企（国资委直属）的项目，我们要控制权或至少技术和销售上要控制，被对方国企拒绝了。
我内心真是很安慰。那个项目真的是太巨大了，涉及国家这个行业的发展和安全，还好直属国企还有点脑子还不太坏掉的。
真的，其实制造业企业是讲传承的，技术工人必须是学帮带出来的，要靠积累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安全、研发以及一整套的体系。休克和关断有些有生产能力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真的是犯罪。
具体我可以拿大连电机厂当例子，大连电机当年是电机行业主力，被当成包袱合资后，被外资控制后衰落。骨干人员都跑了在附近开了几十家私有公司，在00年以后电机行业生产效益巨好。很多大连电机厂的老职工都纷纷议论如果当年支撑过几年困难时期，现在企业真正可以翻身，大发展。可是现在呢，一伙大连电机的老职工数次堵住市政府的门，要求解决当年国企下岗职工以及现在已经被掏空的外企的职工的补偿问题。（我不是大连的，但N年前参与过这个企业的调查工作）。
准备搞轮胎制造业，厂房建起来了，设备采购了，可是没有技术人员和合格工人，找上海大中华橡胶合作，结果人家来培训几次后，结论当地没有工业传统，没有配套体系，不能搞，黄了。投资的钱成为银行烂帐。好在后来土地增值，卖掉银行还有盈利。
关闭大的制造企业，就是在关闭自己的奇经八脉。没有实体经济，光靠服务业，海南就是个例子：沿海的农村而已。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干部队伍都是你们团队那样的精英团队
不可能有你们那样的支持，有可能有你们那样宽广的门路
关系（不仅仅是人情这种消极的关系）也是资本
干好了，可能就要给别人腾位置，就算不腾位置，领导任期一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也要让位。还不如尽快套现手头的权力。
其实我后来离开银行后，也在完全没有金融背景支持情况下，受地方政府聘请委托接管企业，参与重组上市工作，照样可以做起来。这时用的人都是地方的人，我就是一光杆司令。地方企业的人的门路比我多，不要小看了。
培育出的人力资本和体系才是精华。看看德国为什么制造业那么持续强劲，那是从十九世纪末一路传承下来的技术积淀和人力资本的红利！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中央会被所谓的第三产业比例大是发达经济体的昏话迷惑？没有坚实的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唯一可能IT业，算个例外）。第三产业的什么金融服务业，什么旅游业（泰国旅游业挺强的，简直就是西方的度假殖民地），什么娱乐业，无一不是依靠强势文化造出的。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是浮云。一个大国的崛起，怎么能靠这些东西？！
通宝推：atene,
书记梁广大的有关回忆：珠海可是第一个发展第三产业为支柱理论的受害者。
如果不用搞运动的形式，国企的改革能不能推进下去真是个问号。因为我现在在地方政府，对那时候的事了解一些，对地方政府的内部生态特征也体会得比较深一些。
在那时，地方政府的官僚已经成为当时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一个科长的权力往往比现在局长都大，包括工青妇在内的各部门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向各企业收“租子”、要“贡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真是太难了。张维迎说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是官员（大意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国企改革从80年代开始，一直进展不大，我觉得主要还是既得利益者太强大了。朱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代价当然是太大了，但不如此真的很难解决问题。
看了您以前的帖子，感觉您对东北的未来是非常悲观的，如果现在您能来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也许您能变得乐观一点儿。那种在酒桌上公开叫嚣“你不服我，我就把你们企业搞黄了”的官员也许还有，但已经非常少了，最少敢公开这么叫嚣的很少了。跟现在网上这些左派想象的不同，现在很多当年的下岗工人也会跟你很平静地讨论当年国企的弊端了。
东北人在反省，这也许就是未来希望所在。
也应改变：不再是长子，不再是国家唯一的重化工业基地。
改变怨妇情结：以前付出没得到补偿。
这样也许东北会迅速改变。东北的人、财、物基础毕竟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
前总经理卸任后，是否如网上所说，政治上打入了冷宫，其派系人马均被清洗？
这个是否能理解为，当年把几十年积累下来问题重重的大摊子扔给了他，他下猛药用不小的代价解决部分问题，之后便被弃之......
那些产权论者，那些所谓牺牲一代人的“经济学者”们，出这个主意的时候，想法里未必没有“圈地运动”“羊吃人”的初衷。或者说那个后果，他们应该是预料到，并且就是他们希望政策达到的，他们希望看到的。
这些人，就算是手上没有血，红顶子上是有着别人的血的。
股权交到这个社保基金理事会（不是社保基金统筹的那个池子），而这个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金池子就是来弥补过去和以后的社保基金特别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亏空。还有就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也有部分要收到这个社保基金理事会里。
我也是最近听说这个事，因为《社会保险法》出台时候听政策解析听的。如果是真的话，是个利好啊！因为拿国有企业利润和股权来充实社保基金，其实是很多国家大型企业都在作的事情啊。
您知道最近通过了一个《社会保险法》吧，明年7月1日生效。其中有一个对过去下岗企业员工好的政策：
过去下岗职工，即使在别的地方就业了，社会保险还是那个破产或停产企业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没钱或着就着最低线缴纳，下岗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等权益，只能就在底线徘徊。
这次《社保法》规定，即使有下岗、内退等员工，社保责任归新用人单位，这样新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新单位标准给过去下岗再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最后于2010-12-22 04:06:42改,共1次;
就知易行难。
没有太祖的威望也可以调动工人干部积极性，发达起来？我所在的公司在推行“result program”,我参加过几次培训，感觉核心和鞍钢宪法差不多，也有物质刺激。但是大多数中国员工工作时，为了紧迫的业绩/问题紧紧张张，埋头拉车，空了也就是打屁玩乐，这个办法倒是不少欧美国家的同事比较热心，我就在想是不是在空闲时间比较多，工作收入已经超过免于匮乏的需要，且多元化而开放的社会，这套宪法才比较好的发挥作用，否则只能依靠伟大领袖的个人威信实行一时？
基础管理水平和现场管理水平不比欧美企业差。
我自己观察到的是民营企业管理很差，计划混乱，调度脱节，组织不全，责权不清，政出多门，员工缺乏凝聚力和责任心，全靠罚款维持生产秩序。
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应对手法也有所不同？
我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国有施工企业，该企业集中了全系统所有的进口大型施工设备，当年一个施工企业能有一两台这样的设备就不得了了，而他们却拥有数十台，都是当年全国顶尖的设备，同时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施工技术，因此七八十年代在国内赫赫有名。
但是当年还没有实行利改税制度，所以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是属于国家的，而企业所需的资金需要每年做计划向上级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使用。因此该企业虽然盈利很多但是都上缴了，据说有一年存在银行的数百万元被无偿划拨走了。
企业唯一的好处就是福利很好。我那时发的劳保用品都是当年市场上能买到的最好的服装鞋帽和洗发水洗衣粉什么的，一人发的东西一家子都用不完，很是令人羡慕。但是企业的所有盈利都被部里拿走了。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设备老化，无力更新，公司里的“能人”利用公司的资源和技术在外面搞了很多私营企业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使公司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公司到了破产的边缘，幸亏是部属企业，现在不死不活的存在着。
国有企业在利改税之前由于不是自负盈亏的，是计划经济，企业的所有收入都是被（上级）国家拿走，而自己的所有资金需求都是靠每年向（上级）国家做计划由（上级）国家审批，由于审批必然要砍三刀，所以计划也就必须要做出足够余量，这也是一种博弈，企业领导考虑的是如何尽量向上级多要钱，反正不用考虑还钱的问题，因此要钱越多越好。但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拨改贷，将国家过去所有的拨款都转成企业向银行的贷款，使很多企业突然背上了巨大贷款，过去无偿得到没有利息的资金变成了借款并要归还利息，因此仅利息一项就使很多大中型企业很难翻身，特别是很多企业当年立项上项目就是为了要钱根本没有想过效益问题，因此背上巨额贷款必然很难翻身。
还有很多像上面所说的公司那样的，在企业效益好，盈利多的时候钱都被国家拿走了，到企业需要更新技术、设备的时候却被要求自负盈亏了，典型的是东北和上海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无偿地支撑了国家工业化的起步，但是当他们中老年时，却要求他们自谋生路，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国企的历史不能用现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
通宝推：wqnsihs,老树,duanjian,方恨少,
房奴虽然整天骂高房价，可房价涨了其实心里是乐开了花，如果房价跌了那可真是要了老命了。
房奴上街；某地政府修改规划，把地铁线路改变，房价大跌，房奴示威；甚至某地政府仅仅披露某楼盘附近有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而已，也要示威。。。。。。
慢慢应该可以解决吧，我感觉这条路子是对的
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仍然是组织部任命，让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走过场而已。
现在是否会考核他们的任职经历，如果有企业经营资历，就像东风汽车之前的那个老总，是不是就比较好？
党指挥枪的同时，党指挥国企，总体看，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
基本原则：互相制衡，掺沙子（这是毛主席原话）。所以班子一定是不团结的，团结一致的班子是不利于组织部门控制的。你的明白原因了？
不是这些人能力人品不行，单个都是好样的，组合在一起，就是内耗。
老牟好象说过，国企私有过程是初期私企国有过程的轮回。物极必反，阴阳转换，也不是没道理。但相比较当年公有化过程，这个逆的过程真不怎么样，当年老毛一帮人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给时间给出路，方式方法都很灵活，转的很成功，《南下》《上海的早晨》这些片子很好再现了那一个过程，至少把那些资本家当人看，给出路了。财政再困难，能有建国初期那么困难吗？至少也有个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实践认识反馈过程吧，至少也给底下人有个准备过程吧，至少给人留点念想吧。
好嘛，这边下岗，那边高学费高医疗费高房价，国企催命一样成批成片逼死，这那是什么顾全大局的暂时牺牲，就是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更要命的是这不是你一个，是连同你的子子孙孙。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幸运的，就是个放羊娃，至少读书还是有机会读上去的，以后好点大学，还会象我们那会一样，大多数是中低层工农子弟吗？不会了。这一步拉下了，就分开了。
说白了，是不把人当人看。从敬佩到鄙视，许多人估计都是让事实给教育的。“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现在知道怕老毛怕文革了，整天喊着维稳维稳，早干嘛去了？！
什么后果还很难说。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情。
呵呵，我愿意跟你干！
风投只是作财务投资人，搞产业链整合，以您的眼光能做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啊！
当然知道您其实非常忙。我也就是畅想一下，呵呵！
我们都是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年代，那时很多事情现在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年轻人是很难理解的，故而经常发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感慨。
比如价格问题，我曾经在八十年代末做进口产品销售，国家规定批发价毛利不得超过3%，因此我们的东西虽然很紧俏（用的是平价外汇并且要进口配额），就是加价一倍卖也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多加一分钱。虽然规定来买东西的必须有介绍信而且还限额，不是国营企业不许卖，但是很多个体户能拿着成本的国营企业的介绍信来买。我亲眼看着在我们这儿一万元买的东西，他们出门就卖了八万元，那时我的工资也就是每月200多元啊，但是也无能为力，我们国营企业不能做违法的事。
当然这些个体户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我就见到一个校办厂的负责人因为倒卖计划物资赚了五千元被认定投机倒把罪判刑八年的。就像现在很多人说八十年代摆个摊都能发财，为什么大家不都去摆摊，他们哪里知道，那时候摆摊被抓到了东西没收不说进去关几天是很平常的，所以正经人、有职业的人都不会去摆摊的，摆摊的要不是亡命之徒，要不就是实在活不下去的。
因此历史是发展的，当年有当年的原因，现在有现在的理由，不能跳出历史环境看问题，特别是不能第十个馒头吃饱了就觉得前面九个没用。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是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发展的。
最后于2010-12-23 01:26:36改,共1次;
你怎么不去卖茶叶蛋？我无言以对。因为时过境迁，已经很难说明白当时的环境。
就是上半年过紧日子，下半年把预算花光
的，看下半年收入有保障后，才会大手大脚。这是中国特色。
这种工厂为什么不能生存，我举个例子,俺们水乡市中心也有这么个国有工厂,我里面有个做技术的朋友曾经要求我带老外客人去买他们的布, 结果我去了，发现车间,厂区非常干净,一尘不染,但是整个工厂都在按原有的工艺做一个同样的布.这个布基本卖不出去，但是还是不停的生产生产,几百万米的库存. 老外参观完整个工厂后大为满意,提出改变工艺单,降低坯布密度,降低价格, 长期合作.
结果工厂的销售科长表示他无权修改工艺, 要求客人提高价格,买他们的标准规格的布. 客人没办法只好走了,整个市场都需要便宜的东西，拼命的在改工艺降成本,而这个国有企业在多少年如一日的生产卖不出去的符合国标的布.
而且偌大一个工厂，靠2个只拿600元/月的人在推销坯布.过了两年，我听说那个厂的库存达到了1000多W米, 又过了一年,那个厂破产，买断员工工龄,把厂区用来开发房地产.
水乡，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国企了吧,除了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之类.
他们不相信会破产，如果你说不改会破产，他们会说：社会主义饿不死人，你不要攻击社会主义。这是在这种企业内听到最多的话。
问问忙总，按照您说的这种模式，很容易产生废物领导，但不同地区的干部领导方式，在我看来，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这个仅仅是因为有些地区先天优势足，还是和当地文化有关呢？
其实也就是跟其他地方比，跟上海平均水平比，也很普通。
期待能走出来，期待习李能有所作为，最好他们能有所作为，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例如西汉开始的举孝廉到魏晋成为九品中正制，导致门阀制度，出现极度不公平以及社会动荡，读书人被几乎大扫荡（南北朝时期的黑暗相信不会再现），才会出现隋唐的相对公平，开放给普通老百姓上升通道的科举制。这是一种制度纠偏。
我觉得毛主席伟大在于他有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想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平等社会，打破一切等级，所以才有对官僚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悲剧。因为从政治原理或管理常识来说，没有等级的组织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几千年来，我们文化就是不断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过度不公平，就会动乱，就会革命。过度公平，社会就没有效率（国企就是最典型例子），这时也要改革，形成等级，提升效率。
国家继续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因为上升的能量还没有消耗干净。不必悲观。
但是具体到一些年轻的个人，可能上升机会越来越少，这是可能的。只是个人完全无能为力，只能接受残酷的现实。
所以大家要珍惜一切可能上升的机会，不能浪费任何机会。否则悔之晚矣。
我先前写过一个帖子，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案例。
同学们，有些压力，人是受不了的 [ 苏双 ] 于:2009-12-11 02:04:52 复:2591156
我哥哥大学毕业后到成都一个中学教书。他有个同学A，在另外一个中学教书，因为薪水低，A老婆和A离婚了，但孩子判给A，然后为了照顾孩子，A又结了一次婚，因为条件差，所以新妻子没有工作，而且还带有一个孩子。A教书教得很好，但为了多挣钱，他就必须和同事争各种奖，所以人缘很差。2年后A的妹妹大学毕业，到成都找工作，住他那里，生活就更艰难了。A每天早出晚归，都不在家里吃饭，说是在学校吃。有一天，他没有回家，家里人就找，最后在一个垃圾桶边找到他，他疯了，不断把东西往嘴里塞，不分是什么东西，他不是身体的饿，是精神上积攒了太久的极度饥饿感。压力日积月累，谁都受不了的，我们是凡人。
我为什么这个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哥哥当年的情况和他很像，谈了3年多的女朋友和他分了手，就是因为穷，负担重。我哥哥好就好在我大学毕业后两弟兄一起撑。
同学们，我是穷孩子出身，穷人很不容易，贫困生尤其不容易。可能大家说：不应该照顾他妹妹，可是穷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一个拉一个，总会拉出去的，这才是先富带动后富。
我实在希望接下来,A那样的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不想经常共鸣，心酸。
再次谢谢忙师，我对祖国有信心，对自己也有信心。
地方融资平台的事轮不到他负责吧，4万亿一撒，融资平台才起来的，现任是主要责任人。
房地产最近十年才涨起来的，现任责任很大。前任治下没有任何泡沫。
养老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这两个都是前任干的比较重要的事。
现任已经给退休工资加了七次了，现在养老这个窟窿，现任责任大吧？
早就有了，只是最近风险大了才曝光的，查查各省的城投公司的简历，你就明白了。
刚才查了一下，的确是。
我把地方债和融资平台弄混了。
地方发债在1994年停了，2008年开了。
地方融资平台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一年增长了3万亿，我没查到2002年前任下台的时候得情况，但是我想一定少于2008年末的水平吧。而这十年来国内政府的财政情况是相当好的，现任的责任50%是一定的。
其他我想说的是：地方债的问题是1980年代末就开始了的，因为前任觉得dfzf偿债能力有问题所以停掉。所以出了一个变种。地方融资平台。
但是我的问题是在前任没有上台前就出现了地方债说明地方zf永远缺钱。一个明显的证明就是在2009年地方zf的收入是不错的情况下还发了这么多地方债，地方融资平台还增加了这么多。
这个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就是美国的城市债也是每年都在增长。
这个前任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吧
实行拼盘制，而代表地方出拼盘资金的就是各种城投公司：地方融资平台。
你的明白了：没有这个收地方财权行为，就没有妥协搞融资平台必要。
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融资平台会出什么幺蛾子，建议找找90年代初的财政方面专业杂志看看当时大家是怎么说的。
您把老牛的办公室从江边的一栋楼搬到了另一栋楼。他当年算是摊了个苦差事，谁叫他是厂长出身呢。那个时候他们能挤出6千万不知道是拆了多少东墙补出来的哪。不过他和老战后来也都算是熬出来了。
黑总后来去了海南，现在在证券业里也过得不错吧。那年头的省信托日子可实在是不好过。您要真去手拉手那就是肉包子打狗啊。
纺织厂是必死的。这个结论是个政治问题，其实与经济、生产或者经营都没什么大关系。从八十年代后期起，那个省的政策就有一个非常愚蠢的倾向：事必争先，一如当年的黄伯韬。上头下来的政策一定得超额完成，如果中央下令让省里领导上交配偶，那么大家一定会突击多结几次婚的。当年那种大形势，纺织厂就是能活也得让它死。这是多大的政绩啊。
这些年来，官员们也是在进步的。现在的酒桌上不至于有人说“你不服就让你完蛋”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你如果不服，他们还是会尽力让你完蛋的。
有几套房的，也不愿意其中一套边上建个那玩意啊，那个一个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殃及池鱼了。有几套房的，也愿意附近通地铁。
那个是有房一族的烦恼，不界定在房奴。
高房价，打倒政府就是应有之义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比较流行的观点是：
1.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执拗；
2.王安石不会用人，用的全部是小人；
3.王安石过于急躁，变法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循序渐进。
第1和2两点，需要考察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大背景：北宋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小背景：庆历新政的失败。
大背景北宋三冗的来源，主要还是五代十国的战乱。持续70多年（907-979）的战乱，使所有人包括武夫都有了反战以及厌倦的情绪，北宋建立并平稳过渡（太祖-＞太宗），民意基础也是这一点。为了彻底断绝战乱，就有了两项主要政策：招流民为兵（冗兵），善待士大夫（冗官）；以及由此带来的花费（冗费）。
小背景庆历新政其实是宋朝养士的成果。开国之初，宋朝信得过的读书人，只有赵普（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人，可见其没文化）等，为数廖廖。所以需要养士，培养自己的读书人。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
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主要政策就是极端优待：高待遇和荫官制度，前者还不错，后者却是大灾难：只要当官到了一定级别或是一定资历，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于是官员数量跟吹气球一样涨起来了：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
但是养士的结果，却是养出了这样的德性：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吸国家的精血。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而到仁宗时，范仲淹为首，开搞庆历新政，具体政策是：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戎备。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这些措施说到底，是得罪文官集团的，尤其是第二点，针对是荫官（也就是北宋的体制内淘汰）。
结果是显然的：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
现在回到开头，公认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两个原因，显而易见是不对的。
1.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执拗；
实际上，为政者需要的就是坚持，不能朝令夕改，要不你就没威信，没威信你就别想干下去了。另外，王安石不注重吏治，本来就是回避士大夫利益集团的变通策略，范仲淹的教训是实实在在的。
2.王安石不会用人，用的都是小人；
但是，全是君子的庆历新政又如何呢？不也是灰头土脸？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王安石本人也是认识到用人问题的，而且他的策略宏大得多：培养自己需要的人。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第三个原因：
3.王安石过于急躁，变法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循序渐进。
评价这个原因，超出了我现有的能力，但是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里评价一条鞭的说法或许可收攻玉之效：
在立法上，张居正实际完成的惟一变革是废除由民户承应马差的做法。这项措施表现了对洪武和永乐时期财政结构的一种背离。因为它没有影响任何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没有引起任何指责。此外就别无其他的制度性改革。铸造的铜钱仍然十分不足，食盐专卖也从来没有整顿过。尽管《明史》声称1581年第一次下令推行一条鞭法，当时是张居正掌权期间。可是这种表述显然是错误的。一直到1588年，山西巡抚才在该省推行一条鞭法，那时张居正已经去世六年了。
山西距离京师之近尚且如此（其时山西商业极发达，晋商是谓），别的地方更不用说了。
说明：除了黄仁宇一段，其他引用全部来自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
最后于2010-12-23 23:58:45改,共3次;
我觉得相对客观。
此书我也是看过的。
不过还是建议看一下钱穆《国史大纲》两宋之部，因为关于王安石变法，钱穆先生特别说到了南方和北方的斗争：“君子”大多出自北方，“小人”大多出自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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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能多讲一讲吗？或者推荐一些好的相关文章。
今天和国内一农业专家打电话谈其他事情，他顺便提到他认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实是失败的，饮鸩止渴，等到粮食安全出问题的时候哭都来不及了。 我一来了解不够多，二来当时主要谈其他事情，就没有细问。但粮食安全隐患巨大，关注农业的人都知道。
的公司是全国的项目总监理，所以对全国粮库情况了解一点，也知道原来粮食储备系统是怎么运作的。也知道这个安全系统后来是如何被摧毁的。
这个具体可能得找国家粮食储备局的相关文件、档案和内部工作汇报看才能准确。当时我们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不属于我们工作范围，所以没有收集相关资料和存档）。所以现在手头没有改革前后对比的数据。
不过现在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正在补救过程中。
爬的还不能说够仔细。经济版在下很少来，因为不怎么懂经济，一半的帖子是有看没有懂；不过这回还算是看得明白。
想起张平写的《抉择》，他就是以现实情况改编的。工厂的退休老厂长，患病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全国劳模，去擦鞋的全国技工大赛冠军，去当三陪的女工们，在工厂严重亏损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大批小纺织厂，小三产。。。。（PS：贷款没去到应该去的地方，多半变成了这些，包括破产启动前一年的最后6000万救命款，没有变成救急的生产原料）
小说最后，纺织厂通过清理贪污犯们，总算是起死回生了。而忙总写的真实情况，比他这本文学作品惨十倍。这本书是我在中学时去书市，碰到作者签名售书时买的，当时买的偶然，看的也肤浅。现在看起来，浑身发凉。书里最后是一个美梦，放下书看看现实？恶梦就在眼前现实的上演。
最后于2010-12-26 10:48:45改,共1次;
不知道许倬云您的感觉如何？我觉得他掉书袋的感觉太重，比起来吕思勉，远不及矣。
国际跨国4大粮商对我们粮食安全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什么政策失误导致了这一点？
连国家粮食局也很难准确知道数据。再说很多数据也很机密，可能得找相关单位才知道。我只能说点现象或趋势。给大家普及点常识。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简单历史
1993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这是粮改开始的标志，当时提出的改革方针是“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同年4月，全国95%以上的县市都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
但危机随之而来，当时全国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有50多家，上市品种有7大类50多个，各类期货经纪公司有300多家，各类兼营机构多达上千家。当时最主要的炒家都是各级国有粮食企业，在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的政策指导下，粮站、粮库成为独立的炒家，个体粮贩也入粮食投机的行列。一些省粮食公司为此逼空散户，引起粮价暴涨。
当时国家计委对粮价失控束手无策，暂停了某些粮食的期货交易。
这次危机让中央认识到一个中央强力控制粮食的重要性。于是在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项目中，其中一项就是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
199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规定继续坚持政府定购，并适当增加收购数量。除定购5000万吨粮食落实到户外，还下达了4000万吨议购计划，落实到县级政府。国家大大提高了订购价，定购综合价提高了40%。
1995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一把手亲自抓粮食问题。
到了1996年，政府又将定购价在1994年的基础上提高了42%，使得定购价基本接近市场价。定购价逐渐名存实亡。
1998年5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四分开一完善”的粮改政策，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并指出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粮食企业，主要是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由农业发展银行封闭运行三项政策。
但这次由前任总经理主持的改革基本失败。理由如下：
（1）、由于保护价早已经高于市场价，所以导致保护价无法实行（粮库亏损太严重，无法承受）；
（2）、由于1996年至1999年连续的粮食大丰收，使得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增加到50838.6亿吨，年年积压库存，市场粮价下跌，使得粮食收储企业也无法实现顺价销售；
（3）、农业发展银行里则仍保留着几千亿元的呆坏账。
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国有粮食储备仓库出现空仓现象，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为了挽救这个危机， 2000年春天，经国务院批准，中储粮总公司组建，注册资本166.8亿元，专职从事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对分布在全国的直属库、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与市场化企业不同，中储粮的首要职责是将中央储备粮管理好、经营好。所以国有粮站和粮库仍然保留了下来，没有进行改制。
但是实际上1998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四分开一完善”的粮改政策，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改革就歇菜了。
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在补救和挽回。
例如从2004年开始的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2005年，国家开始对水稻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并在2006年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小麦市场。“托市收购”全面展开，由农发行提供贷款，中储粮委托各直属库以及其他国储粮库具体执行。连续几年的托市收购，使得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粮源。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
托市收购，在国际粮价大涨的情况下为稳定国内粮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名词解释
（1）、中储粮直属库
中储粮直属库是受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垂直管辖的国有粮库，其主要职责是收购存储管理中央储备粮，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并做好轮换和其他经营管理工作。粮食出入库必须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和通知进行。自从2006年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后，中储粮各直属库也承担起了“托市收购”的任务，成为最主要的收购主体。另外，国家规定，中储粮有关分公司要按照“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合理确定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的其他国有委托收储库点。一直以来，中储粮直属库是禁止进行自主经营的。
（2）、国家储备粮库
包括省市级的国有粮库，主要承担省、市的粮食储备任务，和中储粮共同构成中国的四级粮食储备体系。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也可以依照条例规定由具备条件的其他企业代储。因此很多省市级国家储备库也在承担中央储备的任务。和中储粮直属库一样，各级国家储备库也需承担最低收购价政策任务，在市场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启动托市收购。另外，相比中储粮直属库，各级国家储备库的企业式自主经营的历史比较长，有着较为丰富的市场经营意识和经验。
2、目前的粮食危机
目前的粮食危机是国有仓储空仓和假仓：原因是收粮难，而又需要获取国家补贴。
而收粮难是因为国家规定的用于防备“谷贱伤农”的粮库“托市价格”低于目前市场价格，农民不愿卖粮。在基层粮库束手无策之时，外资乘虚而入。而国家粮食储备不足会削弱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掌控力。
目前农民普遍认为小麦的价格应该达到每斤2元钱才算比较合理。（各种生产成本的大肆上涨已经让农民们难以承受，种地的收益在急剧下滑，国家的最低收购价距离他们的心理预期相差太远。在2008年河北、山东等地小麦的市场价格已经达到0.82元/斤以上，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接近1元/斤，远高于国家规定的2008年三级白麦为标准的最低收购价0.77元/斤。化肥二胺年初的时候140多元一袋，现在已经涨到了260多元一袋。油价上涨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现在浇地要每亩20多元，收割每亩60元。抛开人工费用，从种到收，今年种植小麦的每亩成本已经达到600元，如果按照亩产1000斤小麦，售价0.77元/斤计算，每亩小麦的纯收入只剩150元左右，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还是将近400元。）
CCTV报道过安徽过处粮仓欺骗前总经理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假仓出现？
实际仅仅是利益关系：改革方案规定每斤托市收购粮除了粮库有2.5分的收购费用外，国家还向收储库点支付3.5分的保管费，以及0.05分的监管费用。算下来，每斤托市收购粮能得到将近7分钱的国家财政补贴，这对各个粮库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同时托市收购所需的资金由农发行提供贷款，同时国家财政提供相应的收购费用，全部所需费用都通过农发行拨付到粮库。而这些钱有一部分被挪用，甚至存款吃利息。
实际上各个中储粮库和国储粮库的收入大致可分为3部分，一是承担国家或者地方储备任务所得的财政补贴；二是自我经营的收入；三是执行托市收购政策所得的财政补贴。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中储粮和国储粮库坚持全力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原因，所以空仓假仓就不可避免。
而外资粮商在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目前正在大规模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我国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
目前世界四大粮商都在找中储粮谈。
其实即使跨国粮商不与中储粮合作，他们也能找到粮源。现在的地方粮食企业大都经过改制，很多变成了个人承包，很容易被他们收购，或者充当他们获取粮源的工具。
当前，地方政府缺乏警惕性，在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外资优于内资的思想。有的地方政府已经被他们利用，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他们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
例如今年8月，新加坡的益海嘉里集团在中国粮仓腹地江西抚州收购中晚稻。一些地方的水稻尚未成熟，就被益海嘉里以高价定购手段抢购一空（每百斤98元的出价，既高于今年国家制定每百斤93元的早稻最低收购价，也高于去年市场价），致使当地中小粮食加工企业纷纷倒闭。
（目前全球粮食运销掌控在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4家跨国公司手中。ADM公司与新加坡郭氏兄弟合资丰益国际，而丰益国际全资控股的益海嘉里在国内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经近40家，是全国粮油加工老大。益海嘉里的金龙鱼占据中国食用油行业半壁江山，从原料供应、期货贸易、生产加工到市场渠道等，对中国食用油基本实现全链条控制。目前益海嘉里在东北、江西、四川等大米主产区跑马圈地，划定“势力范围”，在原粮收购和终端销售等各个方面与中粮、中储粮拼抢市场。）
外资对中国粮食的渗透的路线图是由北向南。外资对中国粮食的渗透始于东北粮食主产区，此后逐渐向南方蚕食。比如法国路易达孚公司2005年在锦州投资1500万美元建设年加工60万吨大豆项目得手，项目日处理大豆最低能力为2000吨，建成后年产值可实现18亿元人民币。然后逐渐向南方产粮区扩展渗透。
从经营品种来说，由次到主。外资先将大豆等不太引人关注的食用油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收购或参股国内大型粮油企业，获得中国大豆80%的 进口权，导致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被外资控制。中国作为大豆生产大国，如今却只能成为他国的廉价原料基地。外资从大豆、小麦到大米次第推进，大豆得手后，又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借助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
从产业链条来说，由单趋全。外资刚开始进入中国粮食市场，多数是从单一的销售环节开始，如今已渗透到整个产业链条，从育种、收购、加工、储存、销售、物流、股市乃至期货，无孔不入。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四大外资粮食巨头都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广大领域。这些外资巨头都极有眼力，它们看中的机会，正来自粮食流通体制改制后，基层粮库面临的困境。
外资企业进入粮食购销领域后，使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及时掌握粮食库存和购销状况，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在当前的通胀预期下，部分企业和商人会囤积粮食，然后放出各种信号，像炒作绿豆一样趁机炒高粮食价格。而粮食价格一旦发生非理性上涨，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
目前“金龙鱼”、“胡姬花”、“元宝”、“鲤鱼”、“香满园”这些全部是外国品牌。
3、目前粮食产业链问题的产生背景：
（1）、当年加入WTO的承诺：2008年开放粮食流通领域给外资。
（2）、当年把粮食产业链开放给外资的理由：
首先，外资进入粮食加工业不会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只要保住18亿亩耕地，妥善保护国内的水土资源，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可以生产足够的基本粮食作物，从而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粮食需求。
其次在流通和加工环节引进外资并不会破坏这种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因为政府会采取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即使外资企业收购和加工了这些粮食，它仍将首先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
第三外资企业普遍运作规范，自觉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第四外资的进入对于巩固中国的粮食安全有显著的帮助作用，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来，外资和民资进入中国的粮食流通和加工领域，困扰中国多年的卖粮难问题将得到显著缓解。
第五外资企业不会威胁国内加工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以国内缺乏的高端产品为主，大部分都是我们国内急需而又无法生产的。这些产品对于国内的加工企业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且使国内的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填补了很多空白。因此，外资企业在行业内扮演了建设者而非破坏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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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埋在高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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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4；铢钱:20。你，乐善:4；铢钱:-32。本帖花:4
其实现在国内有好几个课题组正在评估粮食安全。
政府现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措施？
最后于2010-12-26 11:32:40改,共1次;
目前农民普遍认为小麦的价格应该达到每斤2元钱才算比较合理。（各种生产成本的大肆上涨已经让农民们难以承受，种地的收益在急剧下滑，国家的最低收购价距离他们的心理预期相差太远。在2008年河北、山东等地小麦的市场价格已经达到0.82元/斤以上，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接近1元/斤，远高于国家规定的2008年三级白麦为标准的最低收购价0.77元/斤。化肥二胺年初的时候140多元一袋，现在已经涨到了260多元一袋。油价上涨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现在浇地要每亩20多元，收割每亩60元。抛开人工费用，从种到收，今年种植小麦的每亩成本已经达到600元，如果按照亩产1000斤小麦，售价0.77元/斤计算，每亩小麦的纯收入只剩150元左右，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还是将近400元。）
今年的小麦收购价格是一块钱一斤，加上每亩地国家补助100元左右。差不多，一亩地也还是四五百元的收益。
资本家的本性就是exploitation吗？发现你的弱点，立刻就能利用上，且争取利益最大化。exploit有多重意思：开发，开采，剥削。
益海嘉里一般把厂建在码头旁边，金龙鱼都是用转基因大豆，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理由是价格便宜，出油率高。我一直以为有着东南亚糖王之称的郭氏兄弟还算是红色资本家嘞，呵呵。不过国家对益海嘉里盯得很紧的，视同大型国企监控。我认为郭氏兄弟不敢跟政府对着干吧。
一旦利益驱使，也可能牺牲中国的粮食稳定安全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只是我们承受不起这种损失而已。
读后感：
真是惊心动目！
这样的情况，好像是已经是“伤筋动骨”了。
想求教：
现在要“亡羊补牢”的可能性有多少？
最后于2010-12-26 19:21:11改,共1次;
债转股，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学校，医院等政府负担，都是进行的啊，为什么还撑不下去，
大多数国企了
世纪之交时期，财政极度困难，因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改制，完蛋，依靠着几个发达乡镇私营企业的税收才撑过来。显然，东北不具备这个条件，广东有广大的私营企业提供税收，少数的国企负担可以承受。江苏国企也甚多，但是，仰仗着繁荣的苏南，江苏也能撑过来。但是，wxmang请您告诉我，东北能依靠哪些城市撑过来？大连？自保已经很不容易啦！所以，东北国企沦陷是没有办法的事
东北占多少，南方占多少。南方三分之一都不到。大庆，鞍山都在前列。
* 目前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普遍生存困难。难度在于毛利率低(国家统计数据是食用油加工企业平均毛利率8%,实际往往更低），费用高，资金需求量大（几千万元是参与粮油收购的起步线），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市，县级粮油企业，连合格的市场调查，企业工作报告,项目投资计划都无法做出,重大决策依靠拍脑袋,风险意识薄弱）。
* 这些企业，如果不能从政府财政局，粮食局获得补贴，普遍呈现亏损状态。 一旦发生经营业务波动，如天灾，市场价格波动，投资失误，就有倒闭风险。 想要获得生存，就要与和政府人员拉关系，进行利益输送。
* 托市加工对企业帮助重大。实际执行中，能够获得资格的企业就能获得生存的希望。
* 而面临经营困境的企业，很快就会成为粮油大鳄的猎食目标。我们集团内一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并购了企业所在地区内几乎所有小型粮油加工厂。
* 外资企业经验丰富，资金量大，各类人，财，物资源的使用优势难以匹敌。嘉里粮油的高管年薪以百万计（他们的工作能力，经验和敬业精神也是一流的，本人有切身感受）。
* 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家储备粮的收储业务，需要通过申请，获得资格。 一般中储粮给予企业的费用是收储费用50元/吨.年。 国家储备公司是80元/吨.年。 由于收储收储低，粮食储备有损耗。民营企业一般难以通过这种业务获得利润，因此参与积极性有限。参与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政府提前支付的粮食收购款。企业可以用这笔无息款项用于企业运营支出。
* 国内民营企业在与外资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前景堪忧。我们在帮助这类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普遍感觉是基层管理水平低，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差，管理理念落后。难以成为抵御外资的可用之才。
通宝推：王二狗,本嘉明,
毫无战斗力可言，面对辽国或金国快马弯刀的剽悍铁骑，只能任人宰割。而国储系统相当于北宋禁军，耗费巨大，指挥无能，再加上自毁长城（政策上全面开放粮食产业链），汉奸作乱（例如那种依靠进口粮食养活中国人的茅于轼），目前面对外敌在节节败退。
目前当务之急是先修长城，再重组禁军，同时训练厢军，不然一定会被长驱直入的。
汉初开国功臣和宗亲王们以及经济发展中出来的豪强在黄老无作为状态中发展壮大，到文帝已经不行了，20年后就七王之乱了，汉武帝一朝在政治上解决了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同时他强力打击豪强，也将豪强们力量削弱了，汉武之后的几十年没有这么强力的中央集权，各路功臣宿将，天子家人巧取豪夺，利益集团终于形成壮大，至于利益集团，王莽本身就是。利益集团这种动物二三十年就成型，五六十年就壮大，百年就根深蒂固与王朝始终，甚至可以改朝换代了。
明面上是四川久大等打头，淡马锡在背后支持。
闹了好久了。在清朝时如果老百姓淡食，是要杀相关官员头的，不知哪个想钱想疯了的，敢在这上面打主意。
公务员会不会有一天像工人一样下岗？
觉得现在的公务员热和七八十年代托关系挤着进工厂很像。
大家都是冲着铁饭碗、终身制，久了就会安于现状，没有学习和上升的动力，不仅腐败且低效。
我觉得机关、事业单位迟早要改革
自己割自己尾巴，下不了手：自己的刀割不了自己的把。
估计20年内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
忙总所言既是阿。朋友们都说，这叫“暗杠”，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是被谁。
我对财政的一点了解止于1994，以后的事情没关心，错了算白说。
财政分灶吃饭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改革之初就有，朱1994所搞的是分税制。分税制也没什么新鲜的，是很多国家实行的制度，当时中国搞财税研究的也大多支持分税制，因为再此之前的分灶吃饭实际是年年吵指标，凭的是吵架的本事，基本没什么科学性。（八卦二则：一是真人当巴蜀省长时，把财政厅长派到中央要补贴。后来真人当总经理了，就反手跟巴蜀要上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二是1994年的税总局长四金本是江苏省的财政厅预算处长。年年到中央吵指标，财政部的怎么也吵吵不过他，于是釜底抽薪，把他调到中央了事。）中央财权比地方大，也是正常的，94以前中央没钱，到地方化缘，是不正常的。
1994年的税改，大方向应该说是对的，当然问题不少。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和由此导致的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有多少是由分税制造成的，我是有疑问的。我一直对地方政府搞企业深表怀疑，因为那完全是软约束的典型。当初倪润丰抱怨中国电视厂太多，长虹的价格战打倒一批，又起一批，哪里来的钱？还不是地方政府？看看这些年各地的那些工程，浪费了多少钱？即使没有分税制，现在这些问题一样也不会少。
有争论，尤其是当时广东等地提出要给地方财政放水养鱼时（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有人是反对的，认为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实施。当时显然这是政治不正确的。最后还是达成交换：一步到位分税制，同时采用大项目拼盘制。这个后果其实很多省市领导心知肚明。
目前有的人是在挖大厦的基石来盖大厦的顶层，并且自豪的说：你看我多厉害，已经增加盖了三层了，可他不知道再挖下去，大厦就该倾覆了。
是否与近期和国企的政策有关呢？比如新搞的国企三级税。
比如海岩的作品，不知道您看过没。主人公一个比一个惨~~~~~
的小说不可能出版的，没人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