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谁的胜利？——看《血钻》后想到的

能把忙总骗来，不容易啊

最初接触西方经济学时，“价值”就是我比较难以理解的几个概念之一。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价值源于稀缺，将效用反而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忙总所说的，我也曾想过，但没有这么斩钉截铁地表达出来（不自信啊）。

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一些观点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问题，比如他对于炫耀性消费的一些观点。比如“有一些物品不仅产生效用，而且还产生炫耀性消费效用，而后者直接与价格有关”，这些物品被称为“凡勃伦物品”。

推荐忙总看下他的相关著作和观点，比较著名的有1899年的《有闲阶层论》。

不过诚如您所言，对于硕士生级别如果不是追求成为大家，自称体系后经济学就没什么难的了。

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而现在的经济学远没有达到可以成功运用数学的地步，近年经济学有回归古典偏离重数学应用的趋势。大概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持悲观态度，当然，这个事不能说。

刚才没说明白，其实这本书我还没读完呢

主要是这个被称为“天才”的凡勃伦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表达也非常犀利。想必这些是忙总所感兴趣的。

摘一段：

凡勃伦是一个尖刻的、好怀疑的、悲观的、孤独的人。他的著作尽管有些冗长和晦涩，但是充满了机智、智慧和对中产阶级品德的讽刺式攻击。

现在吧，

一来找不到石头，压根不懂现在的石头到底啥玩意。

二来，找不到好师傅刻章子。

我老爸那可是六十年代买的，刻章子也是请的真高手。

真高手上我爸他们厂来为工农兵服务，那就刻个章子，不要钱。

任意名字，用九条龙给你刻出来。

我们较之鲁迅先生都是渺小的，毕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鲁迅，他所处那个时代，不会也坚决不希望再现。有一些风骨已经很难得的了。

物品的价值常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这是需要我们研究和掌握的。

饭可以填报肚子，那是比较恒常的东西，大家都比较重视。可是有些看起来不能吃穿的东西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比如有医生被缠的没办法，给点白开水当口服液给只是感觉心理上不适的病人喝下，病人顿时觉得好多了。这白开水就起到了粮食衣服无法起到的作用。

又如荣誉感这种很虚的的东西，可以激发战斗部队的士气，进而影响到真实的物理世界——战场，这也是光提供物资补给所不及的。

所以，钻石珠宝的作用，肯定有它独特的价值所在，并不仅仅是虚荣那么简单。只要是对某些人的需求对症下药的，这个东西就有价值。和平时期，可以引导有需求的人投资在玉石上，也好过炒粮食、炒石油这些事关民生大计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道理和管子开公娼制度的道理一样——引导需求，而非压制或禁止需求，也就是正视某种东西的价值，承认这种价值的合理性，进而承认人的需求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性。

无产阶级一直是有的，应该没有争论吧，呵呵

现在的民营经济也有很大规模了，为什么还说没有资产阶级吗？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政治是实际上没有任何力量，所以不能算做资产阶级吗？还有中产阶级和白领，也是因为社会上不存在这样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所以才说中国不存在中产和白领吗？

阿罗的均衡点证明和萨缪尔森的大道定理证明。

忙总不止一次提到的东西，一定有学习价值。可惜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能看懂的解释。自己没什么经济学底子，只好恬不知耻的来打扰忙总了。

同样的东东，当时市面上最便宜的也要7、8万，我买基本是三折。

从此我对宝石“保值”的故事就不感冒了。

能跑到矿坑直接买坯钻或能保值，市面上买来的那些就算了。

不过这东西哄老婆确实好使，效果仅次于房子。每次我买这些东西送给她，嘴上怪我乱花钱不持家，但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之前吵的架全部抛到脑后，而且至少一个礼拜以内，我可以在家里过过皇帝的日子。

宝文堂版的金书，为收这些东西没少花冤枉钱。而且事实上我不算是个“金庸迷”，也不知道怎么就烧上这个东西了。

当时老婆同事同学都觉得我脑子烧坏了，而我自诩境界升华，都懒得跟他们罗嗦，

后来烧退了，承认还是人家说得有道理：）

乖乖，太专业了！

最后一段意思是…

萨缪尔森证明了经济运行就像荡秋千，秋千的平衡点就是阿罗的均衡点。

而且这秋千本身也能动，好比在火车上。车一跑，平衡点跟着划出一条轨迹，刚好和火车行驶路径重合。

所以经济运行也有内在规律可循，摸清了就像火车道一样平顺和谐。

李泽厚在80年代风行一时，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太贫乏，加上他又善于用辞藻，确实影响很大。

说他深刻理解中国的现代，我不能置一词；若说他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就勉强了。

在我看来，他仅仅是中国传统的门外观望者，发过不少感慨而已。

[论语今读].李泽厚

[美的历程].李泽厚

在新浪上找到的两本书，你们说的他的思想主要是哪些著作呢？

是《美学三讲》，所以一直以为他是美学家。。。偶太狭隘了狭隘了

马一浮，钱钟书，等等，才是真正深刻的人物，李泽厚，实在是过于浅薄了。

马一浮，一般人只看到他的书法和迂酸，哪里看得懂他的简洁文字下的深忱意涵；钱钟书，一般人只看得到他的记性，哪里领会得到他对于传统的灵性领悟；还有徐梵澄与金克木，也是一流的继承者与阐释者，。。。这些人的西学根底，更是李泽厚之辈难以仰视的。。。马一浮是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钱钟书也就不说用说了，徐梵澄是第一个全文，也是迄今最好的翻译尼采的人，。。。

80年代我还是初中生，也翻过李泽厚的东西，太不扎实，从此不喜此人。

23.37％、18.59％、42.93％、31.59％，后者是实际值，但前者的出处在哪？在哪篇文献中提到？是否是周爱民的《中国总量经济增长的“大道性质”检验》？

而是知识结构不同：）

说马一浮、钱钟书、徐梵澄这些人是书生，可以，是书橱，就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在这里推荐这些人的意思，也只是希望有心人能够注意到，然后有机会的话，能够沉下心来去看一看，他们没有动辄建什么体系，也没有一落笔就是中国×××，而是真正属于这个传统的核心部分，然后自由出入，并站在二十世纪的角度，来阐述一些他们认为值得这个民族未来予以继承的东西。

若说对历史的洞察力，我相信马一浮给出了很多，是一百年后中国必然珍惜的东西。

预见性？钱先生躺在大家没耐心看的书橱角落里，偷笑。

。。。

上面忙总说李泽厚被称为中国现代二个半哲学家之一。。。这些名号很无谓，没啥可说的哈哈：）李泽厚冯友兰之流我就不刻薄人家了，谦谦君子金岳霖听闻此言，只怕得赶紧摆手摇头，王皓还在前头呢，王皓的前头还有哥德尔呢，就别称俺是哲学家了：）

时代的潮流，忽东忽西。看来忙总这个年龄的人，不看李泽厚就是落伍者啊，呵呵。

能够让大家注意到还有马一浮等这么几个人，然后进一步去找他的书看，我这儿掺乎几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世间的人物品评，往往是一个玩笑，例如，现在很多人知道熊十力冯友兰，却不知道和马一浮相比，熊十力冯友兰只是两个小丑。

王皓和哥德尔不是中国人，但是所谓哲学家的标准要素里面，不应该有国别。哥德尔算一个哲学家，这没问题；王皓说哥德尔是哲学家的同时，敢不敢说自己也是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问题，算逻辑专家吧；王皓只敢说自己是逻辑专家的同时，金岳霖是否敢说自己是哲学家呢？太不敢了。不能说咱们中国人自己窝里面，不妨放一放水，也封几个哲学家出来。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不是那么好封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至少得是某一个方面的专门家，才有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哲学工作的可能。

以此逻辑，马一浮是儒学的专门家，钱钟书是文艺的专门家，都有进入思想家行列的本钱，也确实堂而皇之迈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少数的思想家的行列。

李泽厚算啥呢？啥也不算，一个腹中空空的吹号手而已。

马一浮的思想，我还达不到精简整理的程度，幸好，他自己就有很多精要的文章，大家不妨去找来读，例如，他在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做的那几篇讲座文章，都不是什么巨构。

钱钟书被很多人鄙视，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怕正是钱先生自己的意愿所在，呵呵，江东野老素心人语，他本不爱热闹。

年輕時候思想很偏西方，30之後回歸中國傳統的那套。他的更大的特點應該是舊學的精深和淵博，就思想的原創性而言在近代思想家中并不算特強，至少小弟個人認為，熊十力的原創性就比他要好很多，馬一浮更多的屬性應該是個大學者

作者： 刘梦溪

在探讨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之前，我们不妨先讲几个关于马先生学问经历的故事。

　　故事一：1909年，在上海办《民呼》报的邵廉存写信给马一浮，希望他拿出自己的撰述出版或给报纸写些文章。马先生没有立即回信，邵又来函督促。这种情况下，马一浮写了一封长信给邵，详细阐明自己对著述的态度。大意是说：我是山野之人，对当世之务固然不是很了解，但古君子之立言，凡有书留下来的，我未尝不找来阅读，并力求探明其旨趣。可是拿现在的人写的东西和古人比较，相差实在太远了。报纸刊登的那些新闻、言论，也许自以为是在“立言”，而究其实不过是以稗贩为标榜，体例猥杂、文辞芜秽，目的无非是想赚钱牟利，还有的干脆就是借舆论骗人。当然也有好的，你们的《民呼》看过几张，很有生气。但仍有不足，内容和过去的邸报差不多，语言也琐碎欠雅，还不如野史笔记，真为之可惜。那么原因何在呢？马一浮说：

　　今日之祸，不患在朝之多小人，而患在野之无君子。不患上之无政，而患下之无学。祸之灼然切肤一国所共见者，得豪杰之士，犹可弭也。独其中于无形发于隐微之地者，为学术人心之大忧。履霜坚冰，驯致其道，辨之不早辨，则人欲横流，天理将废。呜呼，吾为此惧矣。夫天理终不可灭，人心终不可亡，此确然可信者。然其间必赖学术以维系之。不然者，几何不相率以渐而入于兽也。今之炫文者去经术，尚口者綟躬行，贪功者矜货利，鹜名者贼廉耻。人人皆欲有所凭借以求逞。循此以往，人与人相食，不待异族之噬而吾属尽矣。诸君子果欲以济民物为己任，安可不于此加之意乎。古之君子，其立身有本末，其出言有物有序，夫而后可以行远有信。诸君子信能以道谊自任，其中纯然不杂以功利之私，使浮持三寸弱翰竭其所欲言，助诸君子张目，以尽匹夫之责，亦所固愿。【14】

　　马一浮认为国家的最大问题在学术人心，而不是那些人人得而见之的社会弊端，因为社会弊端一旦有能人出来，就可以解决。但天理和人心则需要学术来维系，如果不及早着手，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于抛弃儒家经典、不重视知行合一、不顾及道德廉耻的现状，非常忧虑。他说如果诸君子能够以道谊为己任，做事情不杂以功利之心，我愿意助一臂之力，可以写文章讲我的看法，也算尽了匹夫之责。但如果不是这样，我写文章有什么用呢？不如“刊落声华，沈潜味道，不欲以文自显”。

　　邵廉存收到马一浮这封信，误以为马先生希望在报纸上刊登，所以来函说信的内容高而不切，不便于发表。马先生回答说自己没有这个意思，连邵送给别人看他都颇不惬意，遑论其他。他说报纸是“以市道为业”，自己讲的东西虽合于著述之旨，却与“市道”迥异，所以两个人谈不拢并不奇怪。他“宁愿闇然自悔，将以求其所志”，而不愿徒逞口说以求胜于人【15】。马先生与邵廉存其人此后再无往还。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故事二，马一浮的另一个朋友叫王钟麒的，1912年准备创办《独立周报》，邀请马一浮为之撰稿，马先生复信谢不能。他说自己一向未究心于当世之务，勉强为之，无异于请道士参与朝廷政事，或者打仗的时候搞祭祀，读者一定以为不伦，肯定要责备办报的人没有眼光。而且也与你们简章中说的“最新学理”相违背。至于希望刊载本人以前翻译的有关西方艺文方面的文字，我想大可不必，因为那些东西如同辽东的白头猪一样，不值得格外重视。考古方面的文章，我过去写过，恐怕也与报章的体例不合。连诗也许久未写了。马一浮委婉地但也是断然地拒绝了王钟麒的撰稿之请。他说：“哀群言之芜秽，无术以易之，则宁嘿然以没世耳。穷而至于卖文，则苟而已矣。”【16】对当时盛行西化的学术风气，马一浮深不以为然，他说：

　　时人议论称引，不出异域皮革之书，此灭学之征也。昔之论职官者，犹知考《周礼》，讲刑法者，犹知准《唐律》。今则抱日本法规以议百世之制度，执西方名学以御天下之事理。动色相矜，以为管葛所不能窥，董贾所不能谕。及察其研覈是非，敷陈得失，则徒连犿缴绕，非真有幽妙宏阔之思，确乎不拔之哩也。以此论道经邦，日以滋乱。【17】

　　他的正面主张是：“吾党今日唯当反身修德，致明遂志，尽其在己，存天理，去人欲，而后患难夷狄之纷乘乃有自主而不为所动。”【18】简言之也就是“穷理尽性”，而且是“循乎天性之自然”，并不是被迫才这样做。

　　故事三：1911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特邀马一浮担任教育部秘书长一职，到职只十余日，马先生就以“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由，挂冠而去。实则是教育思想与蔡先生不合，马一浮不赞成废止读经，蔡先生反是。马建议设通儒院，以培国本，具体办法为：“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毋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才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幸，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19】现在看来，马一浮的建议颇具先验的眼光，如能实现，不啻为我国文教的千秋万代之事。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体制和宗旨就略同于马先生倡议的通儒院。可惜蔡元培当时没有采纳马一浮的建议。不过蔡先生自1912年1月至7月，只做了七个月的总长就坚辞不干了，也许不设通儒院不完全关乎教育思想的异同，还有情势许可不许可的问题。

　　故事四：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恳请马一浮出山，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又遭婉拒，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他感到此八字之电文未免过简，于是又有一信给蔡先生，写道：

　　承欲以浮备讲大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伫之勤。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委巷穷居，或免刑僇。亦将罄其愚虑，幽赞微言，稽之群伦，敬俟来哲。研悦方始，统类犹乏，以云博喻，实病未能。若使敷席而讲，则不及终篇而诟诤至矣。谢无量淹贯众学，理无不融，浮不能及。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化民成俗，固将望诸师友；穷理尽性，亦当敕之在躬。道并行而不悖，以先生之宏达，傥不疾其固耶。方春时育，惟慎徽令典，多士响风，克隆肇新之化。不具。浮再拜。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20】

　　蔡先生固是马一浮所敬佩之人，所以信中诚恳地讲明了不能赴命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自己的学问追求，与当时的潮流不相吻合，如果侧席讲筵，不及讲完就可能遭至批评。不如有所分别，“化民成俗”的事情由别的学者来做，他自己则甘愿以“穷理尽性”为事。

　　故事五：1929年秋天，时任北大“学院院长”的陈百年邀请马一浮到北大讲学，先致一信，随后又电邀，马先生回电予以辞谢。不久，刚刚辞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职务、复任教北大的马叙伦，又写信给马一浮，备申陈百年的盛意，敦请马先生能够前来北大执教。马叙伦是杭州人，有名的教育家，早在1917年就欲聘马一浮为家傅，未获允，但他对马先生的学行念念于怀。面对故人的诚邀，马一浮的回信写得格外恳切委婉，他说

　　久谢人徒，遂成疏逖。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然后应，信然从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与之扬邹鲁之风，析夷夏之致。偭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遽应。虽荷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希为善谢陈君，别求睿哲，无以师儒责之固陋。”【21】

　　婉辞的理由仍是学理及学问态度不同，因为儒术为主流学术思潮所排斥，玄言义理之学也不见重于当时，马一浮感到无法“称性而谈”，不如其已，宁可“俟悬解于千载”。这就是马一浮追求“穷理尽性”而不苟于时的学问态度。

　　故事六：1930年夏天，陈百年代理北大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为北大研究院导师，并保证不以讲论劳烦马先生，只请他辅导启发学员即可。马一浮还是谢绝了这一邀请，回信给陈百年，说：“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商。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平生粗究终始，未尽玄微。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亦知语默道同，物我无间，酬机赴感，教由所兴。但恐无裨仁贤历学之心，不副髦俊研几之望，是以未敢遂承，匪欲自隐其陋也。”【22】谢绝的理由仍为学问的取向不合于当世，马先生善长义理和心性，但这些他觉得不是当务之急。同年农历十二月，身为北大代校长的陈百年又催促马一浮北上，马先生向陈推荐熊十力，自己仍坚辞不赴。

　　故事七：1936年4月底，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莅校不久，就有人向他介绍，说马一浮是杭州的瑰宝。于是竺便托人探听马先生的想法，看他能否来浙大任教。5月18日举行校长宣誓典礼，24日，竺可桢便登门拜访马一浮，希望马先生能为浙大学生授课，或者由学生到马的寓所听讲亦可。7月17日，竺再次拜望马先生，准备设专门讲堂作为马一浮的讲所。但两人交谈时间短促，马在学理方面的想法，竺未能深会。于是竺又托王子余写信给马先生，具道邀请之诚。马回信给王，告之他所以尚在犹豫，主要是自己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也不易为初学者所了解，担心彼此捍隔不入，未必有益。但鉴于竺校长再三请人来说，他也就不再坚持最初的想法了。他说：“昨竺君复枉过面谈，申述一切，欲改来学为往教。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23】但他又担心他之所讲学生未必能听得懂，所以进而申论道：

　　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实今日学子之大患也。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以为？且非弟之所能及也。此意竺君如以为然，能喻之学生，使有相当了解，然后乃可与议。否则圆凿方枘，不能收教学相长之效。与竺君想见两次，所谈未能尽意。在竺君或以为弟已肯定，然弟实疑而未敢自任。不欲令种子断绝，此天下学子所同然。虽有嘉谷，投之石田，亦不能发荣滋长。故讲即不辞，实恐解人难得。昔沈寐叟有言，今时少年未曾读过四书者，与吾辈言语不能相通。此言殊有意味。弟每与人言，引经语不能喻，则多方为之翻译。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处今日而讲学，其难实倍于古人。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亦难责之于今。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吾行吾素而已。竺君不以弟为迂阔，欲使诸生于学校科目之外更从弟学，大似教外别传，实为特殊办法。弟之所言，或恐未足副竺君之望、餍诸生之求。其能相契，亦未始非弟素愿。若无悦学用力之人，则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此当视诸生之资质如何，是否可与共学，非弟所能预必，非如普通教授有一定程序可计日而毕也。故讲论欲极自由，久暂亦无限制，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此意当先声明，并希代致竺君谅察为菏。【24】

　　这里马先生不仅申明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学问态度，关于讲学的理念他也作了说明。他希望讲论是极自由的，讲论的时间也不做限制，不要视他为浙大的一般教授，讲论的内容也是在现有科目之外。如此要求能否得到满足，他没有把握（“非弟所能预必”）。当然还有学生是否能听得懂的问题，也是马先生迟迟不能做出决定的原因。他平生最佩服的学人是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所以引其语以为佐证。故马先生学问，自是别有宗趣，别有归宿，与大学文科教育殊科异撰。

　　马先生把他的想法概括为在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并拟订了讲习会的旨趣和办法【25】。遗憾的是，通达重教的大科学家竺可桢校长，最后竟未能满足马一浮要求，致使数月的努力功亏一篑。《竺可桢日记》1936年8月1日条记载：“九点至青年路晤张圣征，应子梅之邀谈及马一浮事，时圣征之兄天汉亦在座。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26】马先生拟订的“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第一条规定：“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自由讲论。”没想到竺校长及周围人士会对“主讲大师”一词如此反感，是亦不真正理解马先生矣。而且“国学讲习会”的“会”字也触犯了党国之大忌，居然需要呈请党部，可知马先生期待的讲论之自由，已不复存在。宜乎操持最大的一次聘请马一浮讲学于浙大事，就如此这般的流产了。

　　故事八：1917年农历十月初，宗白华写信给马一浮，欲拜马先生为师。马一浮回信说：

　　“承力学好问，励志进修，甚善甚善。至以求道之切，乃于浮有见师之意，此非鄙陋所敢任也。《学记》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没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论语》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二者浮皆不能有之。平日于记问之学，犹有所不及，曷敢抗颜而为足下之师乎。且师者非徒以多闻博识而已，必其道德已立，言行皆仪法，然后学者心悦诚服，严事而不倍焉。如浮者何足以拟于是。苟如来书之言，不惟遗浮以近妄之失，亦使足下蒙不择之嫌，故期期不敢奉命。若夫先圣之教，备在经籍，德性之本，具于一心，为仁由己，不假外求。读书穷理，实有余师。乐取于人，咸资淑艾。深之以思绎，益之以讲贯，谨之于微隐，笃之于践履，其日进于道也夫孰御之。”【27】马先生虽然未接受宗白华的拜师之请，但此信已经把进道之方法完完全全地告诉给对方。“读书穷理，实有余师”。即“读书穷理”就是进入道的最重要的途径。“德性之本，具于一心，为仁由己，不假外求”，这是马一浮学问方法的基本理念。

　　上述这些关于马一浮的问学进道的故事，足可以见出他的特殊的学问态度和不同凡常的学术精神。他不仅读书多，而且能够融会贯通；不仅能够融会贯通，而且能够化做自己的整个生命；不仅化做自己的整个生命，而且从生命中凝聚升华出既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思想和学问精神。通儒之称，20世纪学术大师中，独马一浮最当之无愧。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马一浮，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这种独特的学问态度和学术精神。

　　马一浮自1905年回国至1937整整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这种特别的学问状态之中。他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讲论不登讲舍。他的足迹很少离开过杭州，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深于玄言义理，重视内心修养，讲求立身有本末，贵通天下之志。宋儒的精神在他身上多有体现。他的这种学问态度和学问方法，因抗战时期不得已先后讲学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和四川乐山，使其发展得更为系统；而尤以在乐山复姓书院所作的演讲、特别是他手订的《复姓书院学规》，使他的学问方法达至完善。要之，他是把读书和穷理尽性联系起来，把读书和蓄德进德联系起来，把读书和体验证悟联系起来，把读书和涵养功夫联系起来，把读书和变化气质联系起来。下面，让我们领略一番马先生学问方法和学术理念的具体内涵。

　　首先是关于怎样读书和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

　　做学问总离不开读书，即使不做学问，也不能完全不读书。读书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必需活动。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读书呢？马一浮有一篇文章叫《读书法》，其中写道：“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28】何以要如此做？因为读书是穷理博文之事。马先生又说：“必涵养纯熟，然后气自常定，理自常明。逢缘遇物，行所无事，毫不费力。然其得力处，皆在平日读书穷理工夫不间断，于不知不觉之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气质自然清明，义理自然昭著，此正孟子所谓集义也。”【29】又说：“读书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得之著见者也。蓄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30】这是说，读书的目的在于穷理、博文、蓄德。这些理念固然大都来自宋儒，但体验和悟识并将其系统化，则是马先生自己的亲历并在学理上有自己的发明。

　　他进而把“读书之道”概括为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并解释说；“局与杂为相违之失，烦与固为相似之失。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於此矣。”【31】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学之读书人多多，却很少有人像马先生这样深切探明读书之道。

　　但知类、知要，博而能约等等，还只是读书为学的一般途径和方法，除此之外读书为学还有更深层的涵义。马一浮认为，读书做学问的深层义涵，是向内求诸己，而不是离开自我向外旁骛。所以如此，乃由于在他看来人的“自性”无可增损，如同天地的无可增损一样。变化增损的，只是“习”，正是“习气”汨没了人的“自性”。读书则是为了涤除“习气”，恢复“自性”。因而最忌讳的是“读书而不穷理，只是增长习气”【32】。他说：“学问之道无他，在变化气质，去其习染而已。”【33】清晰无误地指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变化气质，一语中其要害。而对于人们常说的“学问”一词“学”字的涵义，马先生诠解得尤为深沉有味，他说：

　　大凡一切学术，皆由思考而起，故曰学原於思。思考所得，必用名言，始能诠表。名言即是文字，名是能诠，思是所诠。凡安立一种名言，必使本身所含摄之义理明白昭晰，使人能喻，谓之教体。必先喻诸已，而后能喻诸人。因人所已喻，而告之以其所未喻，才明彼，即晓此，因喻甲事而及乙事，辗转开通，可以助发增长人之思考力，方名为学。故学必读书穷理，书是名言，即是能诠，理是所诠，亦曰“格物致知”。物是一切事物之理，知即思考之功。《易·系辞传》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换言之，即是於一切事物表里洞然，更无睽隔，说与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晓了，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为学。【34】

　　马先生所阐释的“学”，自是通人之学，因此必须辗转开通，表里洞然，然后可“通天下之志”。如果学而不通，在马一浮看来，就不能称其为“学”了。“学”之义既如是，那么“学问”二字又该作何解释？

　　马一浮专门有一篇文章叫《释学问》。其中写道：“人人皆习言学问，却少有于此二字之义加以明晰之解说者。如见人读书多、见闻广，或有才辩、能文辞，便谓之有学问。古人所谓学问，似乎不是如此。此可说是有知识，有才能，若言学问，却别有事在。知识是从闻见得来的，不能无所遗；才能是从气质生就的，不能无所偏。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唯尽知可至于盛德，乃是得之于己；尽能可以为大业，亦必有赖于修。如此，故学问之事起焉。是知学问乃所以尽知尽能之事，而非多知多能之谓也。学问二字，今浑然不别，实际上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浅言之，学是自学，问是问人。自学要自己证悟，如饮食之于饥饱，衣服之于寒暖，全凭自觉，他人替代不得。”【35】这里他把知识、才能与学问作了区分，认为知识和才能只是学问的资藉，而不等于学问本身。他强调学问要经过自心的体验，是“尽知尽能之事，而非多知多能”之事，只有经过学者自己的证悟方能入于学问之道。

　　那么怎样才能入于马一浮所阐释所要求的这种学问途径呢？换言之，如要走上学问的正路而不趋于旁蹊曲径、用错心力，学者应该遵循哪些必要的为学准则才能到达彼岸呢？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了“四端”：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并概括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36】接下去他对此“四端”的“之要”，作了长篇论析，使这位大儒的为学思想豁然而细密地得以全景呈现。

　　先看论“主敬为涵养之要”。他首先解释“涵养”一词，引孟子的话：“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然后发挥道：“凡物不得涵濡润泽则不能生长，如草木无雨露则渐就枯槁，此是养其生机，故曰涵养也。”又说：“涵有含容深广之意，喻如修鳞之游巨泽，活鱍自如，否则如尺鲋之困泥沙，动转皆碍。又有虚明照澈之意，如镜涵万象，月印千江。”【37】意即依马先生的意思，人心之本体原该是清明不昧的，如同虚明月印，只是由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才失其冲和广沛之象。救正的办法，是孟子说的“持其志，毋暴其气”。“志”是“气”的主宰，如果想守住主宰即“持志”，这就需要“主敬”。“主敬”是马一浮使用的最重要的为学进道的概念。他论述说：“何以持志？主敬而已矣。伊川曰‘涵养须用敬’，即持志之谓也。以率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心主于义理而不走作，气自收敛。精神摄聚则照用自出，自然宽舒流畅，绝非拘迫之意。故曰‘主一无适之谓敬’，此言其功夫也。敬则自然虚静，敬则自然和乐，此言其效验也。”【38】敬的反面是肆，是怠，是慢。马一浮认为，圣、狂之分在敬与肆的一念之间；礼以敬为本，而忠就是敬。所以：“敬则此心常存，义理昭著，不敬则此心防失，私欲萌生。敬则气之昏者可明，浊者可清。气既清明，义理自显，自心能为主宰。不敬则昏浊之气展转增上，通体染汙，蔽于习俗，流于非僻而不自知，终为小人之归而已矣。”【39】对流行于当时的“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攻难自贵”的“学者通病”，马一浮颇不以为然。他最后总结说：

　　须知“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人人自己本具。德性之知，元无欠少，不可囿于闻见之知遂以为足，而置德性之知任其隐覆，却成自己孤负自己也。圣人动容周旋莫不中礼，酬酢万变而实无为，皆居敬之功也。常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起灭不停，妄想为病，皆不敬之过也。程子有破屋御寇之喻，略谓前后左右，驱去还来，只缘空虚，作不得主，中有主则外患自不能入。此喻最切。主者何？敬也。故唯敬可以胜私，唯敬可以息妄。私欲尽则天理纯全，妄心息则真心显现。尊德性而道问学，必先以涵养为始基。及其成德，亦只是一敬，别无他道。故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也。【40】

　　在中国学术史上，马一浮是继宋儒之后，第一个对“敬”这一范畴做如此系统深微阐释的学人。“敬”作为传统哲学、伦理学的一个概念，宋儒特别是“二程”而尤以伊川（程颐）讲得最多，朱熹亦多所提及，盖由于吾国思想传统，宗教观念薄弱，信仰的庄严性未能依宗教来建立，故伊川、晦庵诸大师欲以“敬”的范畴补而救之。马一浮深明此理，特提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的思想，并烦引前哲往圣之言，对此一范畴给以循环阐释，祈图为我民族人格精神之完善建立理念传承的框架。

　　再看对“穷理为致知之要”的论述。他首先澄清朱子解释“致知格物”的主要观点，指出历来学者多有错会朱子之意者，以为朱子的意思是“以理为外”。他认为必须明白“心外无物，事外无理”，所谓“即物穷理”是指“即此自心之物而穷其本具之理”【41】。并论证说：“儒家所言事物，犹释氏言万法，非如今人所言物质之物。若执唯物之见，则人心亦是块然一物质耳，何从得有许多知识。”【42】此处见出马一浮所守持的是心本体论，在解释格物致知问题时，他的观点近朱，而理念的本体所守，则近王（阳明）。他于此点还有更进一层的论证，他写道：“今言穷理为致知之要者，亦即是‘致知在格物’也。何以不言格物而言穷理？只是从来学者，都被一个‘物’字所碍，错认物在外，因而再误，复认理为外。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事虽万殊，不离一心。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理事双融，一心所摄，然后知散之则为万殊，约之唯是一理。”此又将理、事皆归之于一心。而“穷理”之“穷”，则是究极的意思：“究极此理，周匝圆满，更无欠缺，更无渗漏，不滞一偏一曲，如是方名穷理。”【43】

　　但何以又言“穷理为致知之要”？孟子有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易·系辞》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马一浮借以发挥说：“‘穷理’即当孟子所谓‘知性’，‘尽性’即当孟子所谓‘尽心’，‘至命’即当孟子所谓‘知天’。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谓之天；就其禀赋言之，谓之命；就其体用之全言之，谓之心；就其纯乎理者言之，谓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谓之理；就其发用言之，谓之事；就其变化流行言之，谓之物。故格物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44】是又将天、命、心、性收拾一处，纳入“理一分殊”的范式。而这种穷理工夫的获得，全靠反之身心，也就是僧肇所说的：“会天地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不用说，这种理学家的工夫，已经非常近于佛禅的境界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一浮在论述“穷理为致知之要”的过程中，还对学术界不知学问系性分内之事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时学者每以某种事物为研究对象，好言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力，然不知为性分内事，是以宇宙人生为外也。自其研究之对象言之，则己亦外也。彼此相消，无主可得，而每矜为创获，岂非虚妄之中更增虚妄？以是为穷理，只是增长习气，以是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此所谓穷理致知也。”【45】这里直接涉及学问的主体和对象问题。按照马先生的学术理念，“心外无事、离体无用”，宇宙万物皆可归于一心，亦即对象为主体所摄，方谓之学问，否则并无创获可言。他强调的是主体和心性的作用，这与他的心本体论哲学适相一致。我们尽可不必对马先生的学术理念作价值判断，只须问他的论述能否自圆其说。

　　马一浮对“博文为立事之要”和“笃行为进德之要”的论析，同样详密而而精采。“博文”之文，在马一浮并不专指文辞，也不限于典籍。天地间一切事相他认为都是文。至于“立事”之事，他说：“凡言事者，非一材一艺、一偏一曲之谓，自入孝出弟、爱众亲仁、立身行己、遇人接物，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开物成务，体国经野，大之礼乐行政之本，小之名物度数之微，凡所以为因革损益、裁成辅相之道者，莫非事也。”【46】“穷理”的重点在于思，“博文”的重点是学。而“立事”之“立”，则是“确乎不拔”的意思。《学记》云：“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马一浮说“知类通达”可以算做博文，“强立而不返”方可以“立事”。他特别强调，所谓“博文”绝不是记览和词说的多闻，而是要闳通淹贯、“蓄德多而谨于察物”；“立事”也不是一技一能、守其一曲，而应汰除功利之心，“行其所无事”。“行其无事”才能成其大，故立事之要实在于此。“博文”和“立事”导出另外两个概念，即“知”与“能”，“博文属知，立事属能”。马一浮说：“《中庸》曰，匹夫匹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不能焉。学者切忌自谓已知已能，如此则是自画而不可以进于博，不可以与于立矣。”【47】然后举孔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的自省，说明圣人之为意，视“知”为通，而“能”在全。

　　马一浮对学问的要求，自始自终不离“蓄德”和“进德”。但“德”与“行”相连属，在内为德，在外为行。“德是其所存，行是其所发；自其得于理者言之，则谓之德；自其见于事者言之，则谓之行，非有二也。”【48】。那么何以又言“笃行”？马一浮说：“充实而有恒之谓笃，日新而不已之谓进。知止而后能笃，不为物迁，斯可以载物；行健而后能进，自强不息，乃所以法天。无有欠缺，无有间断，乃可言笃；无有限量，无有穷尽，所以言进。行之积也愈厚，则德之进也愈宏。”【49】反之，如果行之未成，就是德还不够丰裕。所以才说笃行是进德之要。把“进德”和“笃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他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但德有性德、修德之分，即使性德，也必然因修而显现。而修德须经过学，学而后偏至（才有偏、兼、全之分别）可进于兼、兼德可进于全，故曰进德【50】。因此“笃行为进德之要”这一门，实际上又是前三门的“总摄”。如果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都是“实是”而非“空言”，其结果也就是笃行。

　　马一浮最后总结说：“总该万行，不离一心。即知即行，全理是事。即博即约，全事是理。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即下学，即上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艺之文，行即六艺之事，忠、信即六艺之本。今此四门亦略同四教，全体起用，全用归体。此乃圣学之宗要，自性之法门，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一字不敢轻下。要识圣贤血脉，舍此别无他道。于此不能有会，决定非器，难于入德。”【51】论述的虽是义理精神，却庄敬而明白恳切，底是“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论述中所引的先哲往圣之精言至语，都是不经意地信手拈来，甚至也是自然地从胸襟流出，绝非以掉书袋为能事的冬烘先生所可比拟。

　　世间如果有以马先生为“冬烘”者，那只能说他自己不仅是“非器”，而且也不知道学问究竟为何物事。马先生的学问已经化做了自己的血脉，并且经过化合再造，也可以说他的血脉就是圣贤的血脉。因此他敢于说，上述关于学问入径入德之“四端”或曰“四门”，犹如“航海之有罗盘针，使知有定向而弗致于迷方；如防毒之有血清注射，使抵御病菌而弗致于传染”【52】，其自信如此，又何足怪哉。

注 释

【14】马一浮：《致邵廉存》第二函（1909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10页。

【15】马一浮：《致邵廉存》第三函（1909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11页。

【16】【17】马一浮：《致王钟麒》第二函（1912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25页。

【18】马一浮：《致王钟麒》第一函（1910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24页。

【19】参见乌以风等编次的《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之“师友篇”，《马一浮集》第三册第1084页。

【20】马一浮：《致蔡元培》，《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53至454页。

【21】马一浮：《致马叙伦》第三函（1929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55至456页。

【22】马一浮：《致陈大齐》第一函（1930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16页。

【23】马一浮：《致王子余》第一函（1936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17至518页。按《马一浮集》的编者将此函件的时间系为1930年8月，实误。因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为1936年4月底，为此事他曾犹豫再三，蒋介石（时兼任行政院长）还曾召见了他。4月29日，竺可桢由上海赴杭州，就职典礼举行的时间是5月18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仍由他兼任。两次拜望马一浮的时间是5月24日和7月17日，与马致王子余信所述“与竺君想见两次”完全相符。《竺可桢日记》对此有详尽记载，可参看《日记》第1册第34至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且7月20日竺可桢日记：“任葆泉来，谈及马一浮事，谓据张圣征云，马或疑余请邀之心非真诚，无非欲借渠之名义，似有疑余之真心，故嘱余即作一覆与子余。”（《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46页）此处之子余自应是王子余无疑。可知王子余给马一浮写信，是受竺可桢之托，故马的回信称王信“具道竺君藕舫（竺可桢字藕舫）见期之意”。由此完全可以证实，马致王子余的信是在1936年，无论如何不会是1930年，只不知《马一浮集》编者何以发生此误。尝电话请教现在杭州的马镜泉先生，他认可笔者的订正，认为《马一浮集》的属年肯定是错了。

【24】马一浮：《致王子余》第一函（1936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18页。

【25】见马一浮《致王子余》第二函所附之“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马一浮集》第二册第520页。

【26】《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7】马一浮：《致宗白华》第一函（1917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499至500页。

【28】【30】【31】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读书法》，《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25、129、13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9】马一浮：《致云颂天》第五函（1936年），《马一浮集》第二册第8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2】马一浮：《宜山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3】马一浮：《复姓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6页，版次同前，以下不另注出。

【34】马一浮：《泰和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8至9页。

【35】马一浮：《宜山会语·释学问》，《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8至59页。

【36】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7页。

【37】【38】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8页。

【39】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9页。

【40】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0页。

【41】【42】【43】均见《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0至112页。

【44】马一浮：《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3页。

【45】《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4页。

【46】《复性书院学规》，《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7页。

【47】《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9页。

【48】【49】《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19至120页。

【50】此处马一浮引述了刘劭《人物志》对人才流品的论述，他写道：“刘劭《人物志·九征篇》虽名家言，亦有可取，大致以偏至为才，兼才为德，全德为圣，故曰：‘九徵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徵有违，则偏杂之才也（九徵者，谓九质之徵，谓精、神、筋、骨、气、色、仪、容、言也。文繁不具引）。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才，以才自名，兼才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才。偏才，小雅之质也。一徵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腾论。’名家之言，乃以品核人流，未必尽为知德，然其所谓三度则有当也。”又说：“前言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须知变化气质即是修。汉儒每言才性，即指气质。魏钟会作《四本论》，论才性异同，其文已佚，当是论气质不同之书，或近於刘劭之《人物志》。其目为才者，指气质之善而言。气质之不善者，固当变化，即其善者，只名为才，亦须变化，乃可为德，此即是修德。”参见《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21至122页。

【51】《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24页。

【52】《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07页。

马一浮岂是在谈学问？他少年留学德国，就翻译资本论，其着眼岂止是在学问。他一生孜孜以求者，中国文化之如何续命而已。

建议有心人去读马一浮的原著。

马一浮的作用，正是承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承续到未来最关键的一环。这种作用，不是靠广场演说，正是靠文字流传，流传到我们这些进入了21世纪的人，还将经由我们而流传下去。他所代表的思想与精神，没有“彻底灌输和影响20世纪那一代人”，但绝对是21世纪后期之后中国唯一可以凭借的精神力量。

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历史的预见性，本来就不是可以普及的事情，本来就是出乎多数人意外的事情。

还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号书橱，我还真是很犹豫该不该说实话。

不多举例，哪怕只是打开第一页，讲周易的易，不知殊胜于多少西方所谓的哲学家。

当然，真正的书生们会觉得说得太简单，呵呵，灵性需以灵性悟，道德经说的，也很简单嘛。

他俏皮话是多，但不是文字游戏。

看他的东西，得学会常常会心一笑，然后，才可能透过那些所谓训诂考证，看到他超然文外的思想。

我也引一篇我自己的读书体会吧：

略说易。

现在人们就是浮躁，不能沉心看原著，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理解儒家思想，你就不能真正的理解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多，还是儒家的成分多，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世界各地都在建孔子学院，算不算儒家思想一种影响？

任何思想，都是建筑在以前思想的基础上的，如果想完全斩断文化和历史的基础，建设一个新社会，那会是一个大悲剧。

一般比较喜欢奴役老公。

有蓄奴的爱好

钱钟书对所谓的XX观是很不屑的。

“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排推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采用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中国历史真要靠这些人，早就亡国灭种了。

历史上传承中华文化的，王阳明，范仲淹，文天祥……哪个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岂有躲在书斋里自娱自乐又自命拯救万民的人。那这个买卖实在太划算了，那是一本万利啊！

持马一浮他们作用很伟大看法的人，无一例外都是着眼未来，急不可待的承认其在100年后的地位。这一论点的的支持，全在个人的眼光，而不是既有的事实。也就是说，作出这样判断的人，其素质和眼光首先要能超越100年。

我一直当两位是出世的学者。

说说如何。

我也就认输了，呵呵，不说这个了。

话说当我看完您引用的那个对钱的“相对客观”评论，我就已经认输了，这儿不是我插嘴的地儿，哈哈。

不过，对于李泽厚，如果不幸又一次在这社会火起来，我会继续痛批之。

只是再怎么骂，中国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仰者们太多了，你没法阻止过去几千年、未来无数年的人们读他们的文字，除了少数几个西西河您的粉丝：）

不过，您骂老子，孔子可能不高兴，因为很可能孔子是老子的粉丝；您骂庄子，管子可能不高兴，因为庄子是管子的徒子徒孙。。。

您说“孔子可是一直在为这个民族培养人才”，这条丧家之犬，身处礼乐崩坏之世，一定没啥感觉，因为一直到他去世好几百年了，都还没赶上几个人这么评价他，杯具到他的文字差点全毁在秦始皇的大火堆里。。。

实话说一句，对历史对文化等等的理解，不是您的长处，只谈自己擅长的领域，更保险一些：）

地主和农民的事情每朝每代一开头都要解决或者半解决下，但是最厉害就是国有化，这个前提下，加上工业化，那么由于土地的治乱循环被彻底打破。太祖这一招才解决了三千年之大变局

那就一句话吧：

钱钟书用迄今最深刻的分析手段，贯通了所谓哲学、文学、艺术、历史。。。所以，他才在管锥编里面，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古典教你读一遍，教你怎么读，怎样采用贯通的眼光。

不过，他不负责教会没有天分的读者。

让一个民族从灰暗的懵懂中醒来，并且重新站立起来的人，任何还存在的民族的历史书都无法磨灭他的光辉，

就像俄国人永远记得彼得大帝，法国人永远记得拿破仑，中国，只要中国，中华民族这个称谓还在，对这个名字有自豪感的后代还存在，这样的名字也永远会被记住，并且在千年之后人民会给他更高的平价。

忙总把《批判哲学的批判》摆在了第一位。

“不过，他不负责教会没有天分的读者。 ”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没教会多少人“怎么读，怎样采用贯通的眼光”。

如果连多教些人，至少多培养一些合格的传道人都做不到，都为学生太蠢而没勇气教下去，我看不出这种学问如何“贯通”法。

当初相对论面世，据说只有10个人看懂。现在看不懂的几十亿人都深信其伟大作用。人家似乎不太担心学生们太蠢哦。

总不能指望原著放在那里，让它启动自我繁殖程序流传下去吧？

李泽厚已经消失在人群中n年了，但我自己还是因缘际会地从他的书开始了启程。我记得我自己看的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语今读》，而后，逐渐逐渐到其它。

说实话，后来看的书多了，并不太认同李泽厚的看法，不过必须得承认，他是在“真正”地讨论“真正”的问题，李泽厚所达到的高度至今让人望其项背的。

看到忙总自删了某个对某个部门的评价，哈哈，经常对在低水平重复某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动深有同感。：）

钱锺书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隨口就是熊十力，馮友蘭跳樑小丑，熊十力不懂佛學。。。。忙總不用浪費時間了，對您他還比較尊重的，對我這樣的小年輕就諄諄教導俺“年輕時候要好好打下基礎”。。。。。這話道理上不錯，可是 - -。。。。。。。。

而且我看他剛才的回覆，其實不少都至少也不嚴謹，比如他說孔子是老子的粉絲，就不大嚴謹，我記得《萬象》還是《讀書》上早就有文章說過了，根據新出土的帛書，老子的年代和可能在孔子之後的，在學界已經是很有利的一股說法了。

不懂或者說錯都是無所謂的，但是隨便很輕佻指責人家，對自己要求又很低，我覺得就不是一個討論事情的很好的方式。

忙总，你的风格类似于下棋时下了无理棋，对方明知不对，无耐底蕴功力不够，无法应对。

管锥编我没看过，不愿妄言。但是宋诗选注是看过很多遍的，写的很好。不妨看看我以前写的文，末尾引了里面的一大段内容，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写的是非常精彩的。链接出处

这是他写的 读伊索寓言结尾的一段，也很有见地。

这几个例可以证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现代儿童读物的。卢梭在《爱弥儿》(Emile)卷二里反对小孩子读寓言，认为有坏心术，举狐狸骗乌鸦嘴里的肉一则为例，说小孩子看了，不会跟被骗的乌鸦同情，反会羡慕善骗的狐狸。要是真这样，不就证明小孩子的居心本来欠好吗？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成什么一个世界、什么一个社会，给小孩子长大了来过活。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缘故是，卢梭是原始主义者（Primitivist），主张复古，而我呢，是相信进步的人－－虽然并不象寓言里所说的苍蝇，坐在车轮的轴心上，嗡嗡地叫到：“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

还依稀记得钱的一个故事。当初吴晗被打倒，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为之叹息；唯有钱不悦道，以前吴晗整那谁谁的时候，不也是凶的狠吗？。。。于是众人无语。

总之，我对钱的印象是，思想独立，迫于时世明哲保身，所谓默存。爱惜羽毛，一生从未接受任何荣誉。胸襟气度亦为第一流，宋诗选注再版的时候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常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 可见一斑。 兴趣广博，每每也有奇思妙想，灵光一现，是才子习气；记忆力超群，又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在笺注上倒真是空前绝后的人物。

尘世如潮人如水，做学问做研究的有如过江之鲫，有几人能建立体系，开创学科？学问如果这么好做，就不是学问了。学者中如钱钟书者，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说《猫》是专为讽刺林徽因，不能同意，转帖一篇驳文在此，这种穿凿如红楼之索隐派，殊不可取。干校六记没看过，先不说了。

钱钟书小说《猫》的影射问题 □ 陈学勇

　　×老：

　　收到您信正过中秋节，真好，添了一丝节日温馨。谢谢您在《新民晚报》上美言拙著!

　　这次您写了那么多，兴致甚浓。您说：“以后切切实实写点散文随笔，安度晚年，即是幸福了。” 这话太叫人高兴，表明您身体、精神俱佳。也叫人好生羡慕，我即使有幸到您这般高寿，八十三岁时能否读书已不敢说，不必谈写作了。

　　拙著《林徽因寻真》中林的“年谱”有言：台湾某杂志谓钱钟书这篇小说主人公影射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此说不确”。限“年谱”体例，语焉不详。我本以为，影射说只在海外流布。不意引出您的认同“影射”，并且引证《孽海花》、《围城》以加强说服。您信里的主要话题正是它，我不妨饶舌，再集中说说《猫》的影射问题。

　　小说影射现实人物，由来已久，大可追溯到《孽海花》之前。《孽海花》之后一度流于“黑幕”，以后“影射”现象渐为稀少。偶尔有之，鲁迅竞亦未能免俗，《理水》即讥刺了考古的顾颉刚。时至今日，影射似未绝迹，前几年还听到相关的纠纷。如何评价这一创作现象属另外话题，不赘。至少我并不完全否定创作夹进影射，只要不破坏作品。我甚至不敢说《猫》绝对没有影射旁人，正如您由袁友春这个人物“一看就会联想”到周作人、林语堂，我也不妨由曹世昌联想到沈从文。如果就事论事，似不宜把林徽因、梁思成看作《猫》里的影射者了。近日我重读了《猫》，读的是《文艺复兴》杂志原刊文本。那个李先生“心广体胖”、想当官，并雇佣秘书捉笔替自己写游记，又躲门外偷听太太与男子说话，从他身上我实在看不出梁思成的一丝影子。李太太的沙龙女主人身份确实容易联想到林徽因，但仅此而已。余如她父亲是做过藩台的前清遗老，本人往日本去度新婚蜜月，为漂亮眼皮去美容院动刀，为恼羞打秘书耳光，均非林徽因所可能有的经历。更不必说她与年轻男秘书调情——梁、林家根本没有用过私人秘书。除了客厅女主人这个身份空壳，林徽因与李太太几无似处。李太太是个虚荣心重、事业心无、俗气浅薄的妇人，而林徽因的优雅、睿智、进取，已为世人熟知。总之，李太太与林徽因的整体形象太过南辕北辙。特别不可想象的是，颇具爱国情怀的林徽因怎么可能如李太太那样，容忍小说里袁友春、马用中、傅聚卿一班软骨头在她客厅里大发对日寇野心“让步”的言论。顺带一句，尚未发现记述周作人、林语堂进过林徽因客厅的史料。

　　×老，我们仁智异见或许源自“影射”的不同理解。您把影射看作“以某人为模特儿，或全取，或取一眼一鼻一手一足，以虚构或半虚半实、真假难分的情节来作艺术加工”。这很像鲁迅说的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手法。在我看来，能说创作中含有影射的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影射公众人物，他们的行径作为属有目共睹，一眼能看出来，无须再发微、索引。一是影射的人物未必公众熟知，然而作者确心存所指，曾经披露于文字或流露于口头，甚至在小说里埋下可供索引的蛛丝马迹，它往往以人物姓名作暗示。数年前寄奉乞正的拙作《老范小范一个人》，小说里那个刘教导即生活中的游姓某人，我私下对认识他的朋友明说过的。不备这两点其一的话，保不准像民俗七月七看巧云，偶然撞在一起的乱云，你看它像狗像兔，就会是狗是兔。说《猫》影射梁思成、林徽因，情形既非前者，如上述；亦非后者，钱钟书从无提示。反之，钱钟书莫不早已料到将遭致“影射”之嫌，出版收有《猫》的小说集《人兽鬼》时，他在《序》里很有针对地否认：“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轨溜出书外。假如谁要是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若有人质疑钱钟书声明可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必须先证明钱确藏有三百两银子，至今并无人作此证明，仅仅宣称影射。夏志清含糊地说，“哪怕再粗心的读者都会自然而然地因为这篇序而产生好奇，去猜测书中许多人物的真实身份。”影射与取原型的典型化手法，两者似是而非，其区别在于，典型化旨在服从人物形象塑造，影射是游离形象塑造之外，硬性加进去的作者的随意褒贬，可谓之“私货”。一般说来，影射多射原型人物瑕疵，《猫》里李先生、李太太正受尽作者嘲讽。这态度不大符合现实生活中钱钟书与梁、林的关系。还未看到钱钟书创作《猫》之前交往梁、林的直接资料，间接的却不缺少。钱钟书、杨绛夫妇最初均由《新月》杂志步上文坛，钱以笔名“中书君”撰写书评，杨以本名杨季康发表译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么》(至今少有人道及杨这篇重要译文)，《新月》与林徽因的亲近关系则不言而喻。林徽因为《大公报》编选1935年度 “小说选”时选人杨绛《路路》一篇。(原题《路路，不用愁!》，署名“季康”。)杨绛始终心存感激，日后她改题为《璐璐，不用愁!》编人《倒影集》一书，特意在本篇前面写了按语，感激之情溢诸文字，明说她“对老师和前辈的感谢和怀念”。虽不一定把钱、杨归为京派(有人是这么看的)，但他俩往来的文人多是属于林徽因一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也不言而喻。再说，发表《猫》的《文艺复兴》杂志，主编之一为李健吾，李不仅是京派作家，而且于林徽因尤为尊崇。他听说林徽因在昆明街头提瓶子打油买醋，禁不住感叹：“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后误传林徽因病逝西南，李曾著文哀悼。无法设想，刚著悼文不久的李健吾会编发影射嘲讽林徽因的文学作品。

　　×老，就《猫》文本言，我难以认同它影射梁、林；就作品价值和作者态度言，我也不愿认同它是影射。《猫》和《围城》如出一辙，钱钟书在小说里尽情批判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若与现实人物对号，读者便耗神于索引，容易分散对作品理解，势必削弱作品的批判锋芒。鲁迅说过这个苦衷：“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所以鲁迅小说里贬斥的人物，或无名无姓，驼背五少爷就是；或有姓无名，赵太爷、钱太爷都是。不得已用姓，则取《百家姓》头两字赵钱，算是避嫌的依据，正如今日排名的“依姓氏笔画为序”。鲁迅又说：“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钱钟书以《人兽鬼》序言作郑重声明，乃事后的亡羊补牢吧。以《猫》与现实人物对号，还会引发钱钟书与京派文人是怎样的人际关系问题，将如乱麻，近乎无事生非。把公众敬仰的粱思成、林徽因歪曲、丑化成小说里的李先生、李太太，固然于梁、林无多大伤害，反令钱钟书自己有损，聪明的钱钟书如何肯为此下策呢。《猫》的典型化手法，取沙龙女主人身份，已成误导，他未必没有半点后悔，悔其顾此失彼，轻率孟浪。

　　您特意提及冰心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似有为“影射”作旁证的意思，可能还兼带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冰心这篇小说，当时熟人中不乏议论，多说它影射了林徽因，包括林徽因本人也这么对号。我在林的“年谱”中已予陈述，只是陈述，并未附和：“林徽因以为小说影射、讽刺她家的客厅。”强调林的“以为”，至于小说作者冰心是否有意影射、讽刺，我未作认定，而且委婉地陈述了冰心关于此事答文洁若的话：“《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虽有林徽因的影子，而挂着等身大的少女照片，则指的是陆小曼。”我想，冰心仍是取了典型化手法。小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该副刊当日同时发表林徽因的诗歌《微光》，这岂不等于冰心打上门去，对着和尚骂秃驴么。(即使不是同日发表；林徽因也必定读到小说。)冰心何苦失掉淑女风度，无端惹此纠纷——她决非这种性格的人。不过，冰心和钱钟书一样有点顾此失彼。于是，作者未必然，读者如何不然，留下两位才女生分的口实，从此结怨不解。

　　末了说个也许是题外的话。《猫》为李太太取名“爱默”，大家都知道钱钟书以“默存”为字。他这样为李太太命名，是否影射什么呢?一笑。

　　×老，您是小说名家，深谙写人手法，容我坦诚己见，偏颇、谬误难免，恳盼赐教。

　　谨颂秋安!

　　晚　学勇　2005年9月28日

　　又及，您指出，“《猫》不论影射与否，与钱是否与梁氏夫妇相识无关，与其是否邻居更无关。”确击中林“年谱”此处逻辑欠严密的弱点。

　　杨绛引用的那句话，正是从《猫》的头一句引来的，见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

　　持《猫》影射梁、林之说的大概还有人在，故拟将此信发表出去，以供讨论。

　　拙编《林徽因文存》近期面世，样书收到即寄奉存念。

　　附：友人来信(节录相关部分)

　　学勇兄：

　　(前略)

　　尊著278页16行“又按，台湾汤晏……谓，《猫》的主人公李先生、李太太是影射粱思成、林徽因夫妇。此说不确，《猫》创作于钱钟书调清华四五年之前，那时既与梁、林没有交往，小说的情节与……风马牛不相及。”

　　影射我的理解是以某人为模特儿，或全取，或取一眼一鼻一手一足，以虚构或半虚半实、真假难分的情节来作艺术加工。我心目中的例子就是《孽海花》，它影射了文人墨客，乃至赛金花。钱钟书的《围城》不是也影射了不少人吗。所以拟说“此说不确”，作为学说用语我认为不确切或不精当。

　　其二，《猫》不论影射与否，与钱是否与梁氏夫妇相识无关，与其是否邻居更无关。林徽因的沙龙是有名的，尊著也讲到冰心也写过《太太客厅》。钱不认识林，也可以写林氏沙龙。《猫》里面影射的人物，包括周作人、林语堂等等，稍熟悉文学界内情的读者，一看就会联想，不待数十年后汤晏指出。

　　总之，我也认为是影射。我只是直言我的意见，提供考虑、参考。

　　至于拟引用杨绛先生转引“打猫要看主妇”面，怎么在此引用了小说《猫》的语言?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杨绛是位令人敬重的老人，区区不妄加评论。

　　(前略)尊作赵清阁小说是否自况已读。顺颂中秋欢度!

　　×××2005年9月14日

历史属于历史的所有参与者，根本就没有可供填补的空白。我无法回答忙总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不认为需要答案，人的思想不需要答案也不需要方向，人的行动需要方向，人的思想需要做方向盘。真正的思想家只对方向盘失灵感兴趣，可服务的对象只能是意识到自己方向盘失灵的人，古有来学，未闻往教，这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思想家也没什么了不起。

伟大这个词，我很少用在人身上。我回应的是您前面所说“要说他有什么洞察力，预见性”，我想上面说的几个例子是能体现洞察力的。

我们不能轻易拿圣人英雄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得死。钱袖手旁观，委屈求存，自己也很清楚，也不认为是光彩的事情。既然没有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给自己贴金，那么就应该予以理解而不是指责。至于网上这些所谓讨论人品的文章，有什么重大发现人格污点吗？都是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有这个时间不做点学问来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八卦（见了谁以后说了句什么话：钱、施二位出门之后，钱指着诗集上所印的一只手，对施说，王辛笛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干什么？此话乃暗示王在银行做事的商人身份），这种文章真是一无可观，不值得在上面浪费时间。

忙总您说不能为这个民族崛起有贡献的东西，我认为没价值。 我倒有两个问题想问问：设若有一个选择在您面前，民族崛起一百年，但两百年后全人类完蛋。该当如何？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如果押上去的是整个民族呢？又或者全人类崛起一百年，但两百年后地球生命大毁灭呢？如果说前一个问题太过荒诞，那这个问题似乎就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至于说缺少思想家，全世界都缺。我辈当自树立，不能老打死人的旗号。

刻起来手感不同。结果有机玻璃刻出来的都一样。但石头刻出来的，每个都不同。

其实情况没那么糟吧，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的传统不可小看。传统需要现代的表述，传统的现代表述需要把西方的思想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这都不是一时一日之功。关键是寻根，找到了根什么西方的思想就都为我所用了。忙总习惯了如臂使指，不习惯布朗运动，退到大尺度看布朗运动还是有规律的。

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遗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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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打底，其他的都是时间的问题。

就在河里集资，找些大家都认可的牛人，搞他几期，没准就培养了一些好种子。免费暑期班和寒假班，应该还是有人来的。

就看河里这气氛，搞个几百万，应该不成问题。

我是经常被搞的汗如雨下。功力不够真讲不出来，本来还有的那点也吓没了。

青年人真的需要思想导师，我自己就常常感到空虚，太苦闷了。

从我的自身体会来说我觉得是受用无穷，尽管没有时间把道德经看完。

举个例子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

因为生理上的原因三年前，和我相当体重的人争执时，还心慌腿软站不住，经常言词偏激，心绪不平；现在面对重我40斤的人大多数时候没把对方当回事，曾因琐事在只身在星巴克和估计重我80-100斤的红脸长毛洋汉对峙，将其逼退，日常生活中反而言词平和，心绪淡然，不易和人起矛盾。

以前是不知其雄而守其雌，所以心中总觉窝囊，现在了解到守其雌的前提是知其雄，就心胸开阔多了，感觉很好。

老子的东西对修身齐家是很有用的，至于对治天下有没有用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什么是学问？

毛主席的学问会不如马一浮？我才是没学问的，不知道马是谁。

但我会背几句主席的诗，知道主席写了很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文献，做了很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决策。

结果是中国的复兴之路举世瞩目。

“上一个台阶”需要具体细化为一个有限的目标，这样才能进一步制定一个个详细的计划，指导思想也才能发挥作用。“耕者有其田”“解放全中国”都属于有限目标，至少在提出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实现的可能性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目标的迷失，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可实现目标。接下来的问题就更无从谈起了。

如果有政治资源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搞出一个门客一样的东东。

没思想的学问就是书橱或大号书橱，

思想家和学问家也大不一样，忙总强调的是中国现在缺的是思想家吧？

但总是遇到一群真傻或者装傻的人愣是对着干，真TMD不知道中国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20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建议忙总有闲翻翻南怀瑾的《老子他说》

还是回到李泽厚，在看过他的书之后，我就直接转向康德、列维纳斯、还有古希腊了，我总认为在思想领域一场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李泽厚指出的是敌人所在方向，当前不少人做的是侦察兵的工作 —— 一个真正的能统帅全体中华民族冲锋陷阵的领袖级人物，他的出现，相信应该不远了。

我感觉，西河的很多河友文风反而真诚得多，可爱得多。也不知道这帮人能忽悠了谁，反正本人巨抗忽悠。

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这些都是老子的思想。

至少至少为很多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

只想着怎么忽悠中国人眼界就小了，要忽悠的是全世界。所以我才做了麦当劳和高级餐厅的区分，变相的耕者有其田和金钱诱惑，现在国军是正统，但是高级餐厅已经无法扩大规模了，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金钱诱惑是维持不了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处于如此之弱势，如此之屈辱，而没有灭亡呢？

拼刺刀的时候，当然是钢只能靠钢才能打败；打仗的时候，也的确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站，都没错。可是，如果这个民族没有柔性，或许就像西夏一样，早就被灭族了吧？

虽然，我也是你的粉丝——但你的有些看法我保留意见的。

2000年前古人的思想，早就融入了整个文化里面了。我们无非是他们思想的奴隶罢了。

而这2000年以来，那些受古人思想影响的人，他们的决策，行为难道不是深深的影响现在的我们？没有汉初的黄老之治，你觉得汉朝会如何？如果没有汉朝的几百年，那汉字不会重新回到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大一统的思想会不会如此深入我华夏的骨髓？

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不要随便就否定古人——不论黄老，不论儒家——能够流传千年，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辩证的去读他们的著作，别急着否定，也不要拘泥于他们，一定会有收获。

无论道家，儒家从来都不是柔弱。

我们之所以延绵那么久，是因为那些在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刻，那些选择苟活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再次崛起，是因为那些心中仍有火焰的人。前者可以归于道，后者可以归于儒。

当然要批判古人，不能做他们思想的奴隶——古人也是批判他们眼中的古人，然后得出自己的思想。

无限拔高是自绝生路，但全面否定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假设一下，古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组织，人性；研究方法是朴素唯物主义。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各种思想，在基本要素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仍然是有效的。比如牛顿力学，依然是正确的。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进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则断不能久。

柔不是卑弱，而是避其锋芒，以柔示人。汉初的和亲是柔，汉武帝的扫荡匈奴则是刚。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我以为，以后如果有人试图建立（打破）思想体系（东方或西方，中国或外国），恐怕绕不开钱钟书喽。

象提问题，有时候看些洋洋洒洒观点对立的文章，就蒙了，觉得啥都不懂连个像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只能辗转反侧的短路。不知道忙总能不能写写方法论的东西，比如，在各式的观点中找到符合事实和自己价值观的观点，发现和弥补自己观点的缺陷

家庭装修的战争中。此类分歧处处可见。

俺坚持书橱它首先得是个书橱

LD坚持是个东西它就有美学意义。

最后就……

谁愿意把它扛上楼，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家具的大家伙都具有实用意义，小部件都具有美学意义

你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包容性。钱钟书很早就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不就是包容性的体现嘛。他“打通式”研究的本身也体现了包容性啊。

虽然一般人不能够做到。

请问忙总看了钱钟书的哪些文章？钱氏早期有一些书评文章，都很有特点。

讨论真精彩！

咱们算是见识了忙总“硬打死缠”的讨论风格了，把西河的“温良恭俭让”的老传统给搅了个底朝天。

我个人仰慕这样的“直来直去”（也许因为自己性格里就缺这样的“刚直”）。

实际上，恐怕只有在在虚拟世界里，每个人才能真正地把自己“懂的，想的和讲的”都合一地表现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正是实现“互补有无，相学相长”的必需条件。

小辈们喜欢忙总，钦佩他的学识，惊叹他的经历，而我认为他的学习方法和实践态度是更珍贵的，（我个人从那些贴子受益匪浅）。

智慧的火花是通过碰撞才能缤发的。我们这一代过去被打下了信奉“精神的力量”的烙印。在当世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如何“与时俱进”也困惑着自己。

也很想看到小辈们的“硬打死缠”，让我们在这样的讨论气氛下，为国献策，也提高自己，为中国的强盛加砖添瓦。

第一是现在的社会上对于文史哲美学感兴趣的比例比80年代少多了，感兴趣的那部分人的水平则要比那时要高，口味也更多样化了，很难有当时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况了。

第二是李泽厚在用浅显文字说明哲学和美学问题上的功力确实比较高。我看李泽厚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介绍评述，是类似著作中唯一能看完的。

类似的还有不少，民国的那几个现在又被拿出来当作大师了。民国思想界我基本上就认鲁迅一位。

尽在三皇五帝神圣事里面绕，还尽往里面塞娱乐性的私货。本来人们期待挺高的节目搞成这个样子，还很自得其乐的。

现代中国思想上的发展和成熟还真得向西方学习，那种积极性独立性批判性。

这两天看了电视剧《手机》，觉得这30年来改开历程已经把几千年历史中中国人的特性挖掘出来了。普通人读历史看的是故事，聪明人看的是人和人性，学的是机巧。这些东西对未来不一定是好事。

准备向你看齐，最近可能会有时间写些东西，想把自己对“管理人”的认识写一个小系列，向小辈们讨教。

你要我反驳那篇弱智评论，我已经反驳了；你要我一句话总结钱钟书，我已经给出了；你要我给出我自己的系统阐述，我的个人网站上多的是，欢迎能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来扔砖头；你要我给大家科普，同上；你还要我干啥，不好意思，忘记了。。。

忙总是实干家，我一直非常尊重，一有机会，就向别人推荐，因为你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看法，具有一般网络上难以见到的角度，仅此，就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从你一上西西河开始，我就紧盯着你的帖子看，对于我，恰好是最大地弥补了我的不足。因为我小时候过分叛逆于这个社会，过早地离开了这个社会的主流，选择了旁观，你能够在网络公开贡献自己的政经见闻，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在此，我要郑重说一声，谢谢！

天份不天份的问题，说实话，是不该说也不必要说的，纯属我的废话。

因为我的一贯原则是，这里复述一下，也算给自己提个醒，免得再次犯规，就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不存在匀值系统，真空都有涨落，这是统计物理的基本原则。

我想，我能够说的，也就这样了。

虽然很敬佩忙总，但有点不同意见。

“人民提供的2层洋房”——实际上钱钟书夫妇文革后一直住在三里河特批的一个二室一厅（或者小三室？），到现在剩下杨一个人，三十年里也没有换过大房子。

“教学生”---他们俩倒是想教，让教吗？都给打倒了。

我以为他们自娱自乐没什么不好，实际上也没有完全自娱自乐，作为学者勤奋地看书、写作、翻译和发表，自然就是贡献。我个人觉得文革中钱杨不问世事，不跳出来讽刺打击谁，人品自然就不差。

佣人的问题或许是1920年代出生的大户人家的毛病，但事实上也是付钱的，也是提供劳务者自由自愿的。对不？

当时快解放时，钱杨夫妇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回母校清华大学教书。那时候清华聘任他们为正教授，当然有小院子。

后来就是不让教书了嘛，调到社科院搞研究，所以说不愿意教书真是冤枉他们了。

文革中比较惨，这夫妇俩家里的房子被反对派占了，没地方住。在女儿朋友帮助下，住到北师大的一个办公室去，还差点煤气中毒死亡。

后来钱当社科院副院长，那小车都很少用。他女儿在北师大教书，天天挤公交车，是个很好的老师，后来先父母而病逝。

我个人以为，这家人是很好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动荡中能独善其身。

以上记忆有可能有错误，但基本是读他们回忆文章的感受。

不就是开个课堂讲个课。又不是结党营私，也不要推翻政权。当年太祖老丈人门下弟子应该也算桃李满天下，可也就是太祖、蔡和森寥寥几个。我个人的体会是学校体系中出来的只是匠人，很多人都靠自己学习才得以成才。忙总你自己想想，学校里教会了你什么？

青年是民族未来，广撒种子，不定哪个不起眼的角落就冒出一个参天大树。

正如，我们的思想是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古人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正如我们终究要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探讨的是他们那个时代，可行的方法——克己复礼，小国寡民——或儒，或法，或道，或墨。这些方法，当然有可取之处。不然这两千年，我们走不过来的。所以这怎么是意淫呢。

我们离间欧美，难道不就是运用古人的智慧么？

我曾经单纯的以为，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后来看到世界上的不公平，我曾一度很消沉，因为可能我所奋斗的是某些人一出生便早已拥有的，那么人生还有何意义。后来慢慢明白，人和人在精神世界上应该是平等的，幸福，快乐，成就感，这才是人生的目的。

无论是在思维上，还是在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而且你非常关注目标本身，为了实现目标你能接受各种手段。

刚和柔，的确就是手段。而就本质，儒家要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其目标就是天下。而道家要的是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他的无为也是手段而已，目标仍然是无不为。不论儒，道，都没有教我们柔弱甚至懦弱。只是，儒家强调用“礼”的约束，使人走上一条规范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路；道家强调“如同水一样”，顺势而为，直通沧海。

那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当时钱已经发表的作品大概如下：

1941 《写在人生边上》

1958 《宋诗选注》

1979 《旧文四篇》;《管锥编》

1984 《也是集》;《谈艺录》（补订本）

1985 《七缀集》

1995 《槐聚诗存》

还有围城与另外几篇小说。

我猜忙总对诗歌兴趣不大，《宋诗选注》《槐聚诗存》没看过；《管锥编》《谈艺录》忙总没兴趣看；《七缀集》等文艺理论文学评论忙总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罢。

当时看小说，以及花边新闻的还是最多的。

黄沙吹尽始见金，将来的自有时间去解决。但说当下，有一个名词peer view，钱的思想让那些专业圈子里的评价，他们现在推崇的是什么？钱的思想可以与其比较吗？

钱的很多观点是藏而不露的，比如我在前面引用的“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排推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采用而未失去时效。”可以说钱的观点是现有的思想体系已不再重要，而试图去建立新的体系意思也不大吗？只能说这是我的猜测啦。

智商决定论者习惯了这种思维的盲区：在某一领域，运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和术语，用自己的逻辑习惯讲述一件事情。好比兵法上布下一个口袋阵，一个运用自己所有的优势创设的阵势，打算以逸待劳，等待不明敌情的敌人进犯。

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会那么顺溜的进入这个口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用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应对。

智商决定论者碰到这种事，一般很气愤。就质问：你怎么这么蠢，不按我的方式出牌！不按我的思维去搞，怎么可能理解我的精髓呢。

这里实际上有几个他们无法逾越的界限

1.绝不主动出击。因为这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构建的优势框架。一个习惯了武术套路的人是不会习惯街头斗殴的。对实战家他们冠以：秀才遇到兵。然后退避三舍，绝无继续战斗的勇气。

2.自我封闭。由于倾向循环证明论，总会出现类似别人问他：这酒怎么个好法？答：“好！好！好！真好酒也，谁喝谁知道”。却说不清楚怎么个好法。如果你不理解，要求详述，他一般不会从循循诱善的方式，而是简单的讲：算了，你没有悟性。自己喝嘛！

3.对事实视而不见。全部优势构建在自由心证上。我的眼光有多高，该理论的高度就有多高。既讲不出该理论造就了什么杰出人才，也讲不出该理论突然夭折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和精神病人一样，都无法向公众展示，他们大脑的电波对世界重要性的证明。

以上，都是智商决定论者优越感的来源。与之辩论，办法有三：

1.不谈高度，只谈细节。他们习惯把“通感”替代“通透”，通常不耐剧烦，不愿纠缠于细节。因为一谈细节，会严重破坏其“通感”，显得自己很不通透。

2.引蛇出洞，打阵地战。他们的优势全在自己熟悉的框架内。因此，用农民式的质朴、直接的语言与之辩论，会让对方产生很大的失落感。其缺点是容易让他们轻易的放弃战斗。

3.比他还专注。一般人不会浪费时间在这些空中楼阁上，这让他们有了错觉，就是众人皆醉。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浪费。如果专注去做此事，没有拿不下来的。这个办法的缺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以上三法，只有第三法可彻底取胜。但绝无必要。事实本身才是理论的最好证明——自己清楚这一点即可。对方的优越感建立在全方位自我收缩的基础上，于人无利，也同样于人无害，不痛不痒是为特点。所以，连中华民族的敌人都没有兴趣花时间去研究它，去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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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特点，按图索骥，并作点评：

1.ferr1:细节先不要管 以及 “对不起，这是不能说太细 [ ferr1 ] ”

评：【通感论】莫谈细节。

2.“若说对历史的洞察力，我相信马一浮给出了很多，是一百年后中国必然珍惜的东西。”

评：【视而不见论】只谈100年后。抗日时期快亡国灭种的时候，马先生放眼的不是当前，是100多年后。不知道是马先生眼光远，信心强，还是后人过度解读。

以及

终孔子一世，也没看到儒家思想有任何影响力 只是到了统治者深感需要时，才抬出来供起来。马一浮并非原封不动的儒家思想，而是寻找中国文化在新环境下的续命方案，他所代表的思想，必然会在某个时期，不得不被统治者抬出来供起来，尽管到时候还未必以马一浮为名。这点，我看得到。

评2：【视而不见论】把孔子在世，在鲁国先后做过司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等职位，引起强邻齐国的担忧（齐大夫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视而不见；把孔子有弟子三千人，留下名姓者七十多人，培养出子贡、子路、端木赐等高徒避而不谈。

3.一军:哈哈，救命是救亡，救心也是救亡 “马一浮岂是在谈学问？他少年留学德国，就翻译资本论，其着眼岂止是在学问。他一生孜孜以求者，中国文化之如何续命而已。建议有心人去读马一浮的原著。 ”

评：【绝不出击论】去读原著。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好酒谁喝谁知道。

4.“话说当我看完您引用的那个对钱的“相对客观”评论，我就已经认输了，这儿不是我插嘴的地儿，哈哈。” 以及 “秀才遇到兵，这勇士是做不得的”

评：【容易放弃论】以退为进，坚持原阵地，诱敌深入

5.钱钟书用迄今最深刻的分析手段，贯通了所谓哲学、文学、艺术、历史。。。所以，他才在管锥编里面，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古典教你读一遍，教你怎么读，怎样采用贯通的眼光。不过，他不负责教会没有天分的读者。

评：【智商优越论】搭配【自由心证论】逻辑是：这酒真好，就是好，瓜瓜叫，别别跳。不过，具体怎么个好法，你天分不够（这里可轻叹口气，加强戏剧效果），不能领略其中妙处。

6.“所以你多说也无益：真正深刻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上菜市场的”

评：【自我灭绝论】兼【埋葬祖师衣钵论】其训曰：祖师道统，流俗难测，与其灭绝，慎莫轻传。衣钵传授，莫上茶馆。密室堪授，后脑敲三。天道渺渺，百年再扬。

真正深刻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上菜市场的。

“当年兄弟我见过×××”，这已经成了忙总的口头禅，钱先生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这么攻击自己，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文化的包容应包括思想的包容，思想的包容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虽然萧伯纳说“If you have an apple and I have an apple and we exchange these apples then you and I will still each have one apple. But if you have an idea and I have an idea and we exchange these ideas, then each of us will have two ideas.”但很多时候是思想的矛盾斗争与冲突。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现在是后信息时代，提供给选择的样本远远超过了三个。如何去选择？看看钱的文章是怎么做的。

我可以举出三首有预见性的律诗，不知算不算有历史洞察力

什么是洞察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王船山我不了解，王国维在美学，诗词上的见解，怎么可以说没有洞察力？忙总你说他们没有洞察力，是因为没有人这么说？还是因为他们做的是“读书笔记，读书心得”？请你给出明确的理由。难道只有搞经济，搞政治的才有洞察力？开玩笑。

存在即合理？黑砖窑合不合理？喝水死合不合理？躲猫猫合不合理？由他们去？

我问那两个问题，是因为你给我一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印象。我是想问你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孰轻孰重？至于说，两百年后生命大毁灭云云，是这几十年来对工业文明的反省，2012，后天，环保主义等都是体现。会不会大毁灭，谁也不知道；但普遍共识是不能这样无限制的发展。

钱钟书的学问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书橱，和百度谷歌这类搜索引擎更不是一回事。搜索引擎是把放在网上的学问资料索引呈现出来，没有人做学问上传资料，你空有一个百度谷歌搜不出来任何东西。

忙总我看你很多帖子，你说过你的习惯是敢于发言敢于提问，这是很好的态度，但这样不可避免的会犯许多错误。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承认错误，比如这样的发言：“例如钱钟书《猫》讽刺林徽因之刻薄到了叹为观止地步，邻居之间何来如此大仇，可见心胸之狭隘”。也就是因为你是忙总，我才会这样要求你。

抱歉，水平有限，只能说到这里了。我的意思是说能够把各种观点搓揉在一起，已足见其功力。这种方法也是传统的方法，也实现了包容性。至于将来可能的思想体系，必有其渊源，而那些渊源已经被他熬成了一锅粥。以后的人想建立体系，也躲不开他。

是朋友而已。

或者到了某一个时候，你可以读读老庄的文字，以你的猛，肯定做得到“英雄回首即神仙”!

1974年的，另外两首是57年，89年的。

老至

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

迷离睡醒犹馀梦，料峭春回未减寒。

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

坐知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

“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请忙总看看《宋诗选注》的序，发表一下意见。

不需要再解读了罢

要说钱钟书不是讽刺的确凿证据，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想法。间接的证据前面的引文里已经讲的够多，就此不论了。

历史洞察力，我不是很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就你这里所说的，预见性，把握未来一段时间学术发展趋势而言，我觉得蛮奇怪。因为搞学问的不应该追求这些东西。搞学问应该找到自己有兴趣的方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方向，就此深入下去，而且兴趣往往占主要因素；至于这个方向是不是会变成潮流趋势，是不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名气回报，那是次要的问题。诚然，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研究人员是把研究当成工作，讨口饭吃，完成上级人物，所以要追逐热点；但是最顶级的那些，都是凭着兴趣在做学问。

陈寅恪晚年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再生缘，但他的研究后来都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据此可以说他的预见性很差，做了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预见性实在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评价参数，做研究并不只是为了讨好。需要用预见性来打分的是政治家，经济调控者，股评家。

有人说的话，大意是珠玉丝绸，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你们现在怎么爱这东西！

自《猫》和《太太的客厅》问世以来就传言很多。虽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以“艺术创造”为由加以撇清，但钱家与林家不搭调、冰心和林徽因的不和睦似乎也真有其事。

其实这些文坛公案，往小了说是几个文人之间的小过节，往大了说也是当时几个文艺派别的“你来我往”。 作家写文章，未必存心要讽刺谁（就是真有此心也会处理地不落痕迹），但当时的几个文人群体，由于文艺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互相看不惯、经常有意无意地互相隐射也是常情。

如果对忙总你个人来说，钱钟书和他的学问是没什么用处。但你之前谈过很多美食方面的故事，津津乐道，比如开水白菜；让我这样不太追求口腹之欲的人来说，浪费食材人工，也是没用。

从对国家的角度来说，钱在海外声名卓著，是不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不是只有经济建设才对国家有用。

人的行为和动机是复杂多样的。有的伟大的科学家，说自己只是在“玩”；但是他的发现推动了社会进步，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尊敬他。不能因为别人搞得东西自己不懂，就一律加以否定。

细节先不要管，我的这段说法逻辑上有没有问题？能不能解决文化包容性这个问题？

一些纯学术的观点认为，只有具备长久文明价值的东西才是研究的重点，甚至只要有兴趣和热忱，不必太计较学问对于现实社会是否有用，所以有些学者愿意终其一生去研究对当下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而另一派偏重社会实用的观点，会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立足当下社会、“学以致用”才是重点。这两种观点直接导致了近现代的两个学术派别，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去评判。

其实窃以为一个社会，两种学者都应该存在。一部分去研究暂时不那么实用的却有一定文明价值的东西，适当地引导文化传承；另一部分负责发挥学术对当下社会的推动作用。但值得一提是，这种分歧往往只存在于人文学术界，在理工知识分子中是不存在这个分歧的，“学以致用”是大多数理工知识分子唯一的信条。

菜单先放上了，蒙老外没有问题的。

就是一部分人先吃到了，大部分人看到吃不到。所以做到以老农为榜样才算有小成。

我是a,拥兵100个团,占领90%盐井(代刘湘)

他是b.拥兵80个团,占10%的盐井（代刘文辉）

其他人，各拥20个团，有五个军阀（诸如杨森邓锡候之类）

我问他，他除了等死外有何办法。他回答只有一个，拼死进攻我。原因很简单，告诉所有其他人，只要其他人不插手，他就能把我打到剩40个团以下。剩下的人会把我活剥了，因为我占盐井，所以，要么，我考虑分他一部分，要么就谁都活不了。

看到先生这里，想起那个家伙，有点先生的味道，呵呵

冒出来头就得打下去。

儒家成为当权者推崇之日，就是这个当权者堕落之日。那时候就要改天换地了。

我是外行，要求不高，大方向不错就可以啦。

至于细节嘛，现在谷歌百度这么流行，忙总不妨搜搜试试看看，只是小心不要陷入悖论啊。

忙总不要太自信，钱的年代是什么年代?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什么没有见过？

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无处下手。

人的智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是这不应该是轻视人的原因。

一军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的看法对，但是又没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在这里没有拿出来。他又说别人天分低，看不懂。自己天生聪敏，就是看得懂，所以别人都是错的。这不就是”奉天承运“的翻版嘛。

他的博文我看过。那种文字，我初中写过不少，现在捏着鼻子我都不愿意再看自己以前的文字。

概念不清，同意反复。满篇结论，就是没有充分的论据和论证。自己写写就算了，拿出来让别人看，当作自己的论证，又不回应问题。

我追着一军骂了不少了，他也没回应。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为他，是为别人，尤其是为了小孩子。他的那套东西，我中学就搞过，经常思考永恒的问题，以为自己解决了世界的根本，自娱自乐罢了。特征就是大题目，狂下结论。狂倒一些自己也不大清楚的名词学说。给理科生谈史哲，给文科生谈数理，给中国人谈外国人，最好还是小国家的边缘人物，不大出名的那种。让有些年轻人立马自惭形秽，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奉为尊师。对于有些不识相，追着问的人，就说人没慧根，智商低，少天分，不用功。再老成地对别人说，年轻人要如何如何，要读完原著，要谦虚，不要浮躁。你乖乖的读原著去吧，他就大松一口气。你浪费的时间精力机会，他是不会考虑的。他依然是大师，是高手，是可以看穿往后100年甚至无数年的神仙人物。这些人以前靠儒学，靠国学，也靠玄学唬人。现在时代发展了，要与时俱进，又添加了哲学，数学，物理。名词一大堆，什么泛函那，什么真空那。其实就是那些套路，目的就是一个，把你砸晕，让你自卑。你要追问他一两句，他就傻了。当然，你得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谁又是所有门类的专家呢？所以他总可以找到地方把你砸晕。

说实话，这些人忒没意思，害处却不少。我就是差点被忽悠了，浪费青春那！

如若不信，我愿意向这位博学的一军讨教一下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其他的数学，物理方面的高手也来。一军以前的练拳的录像不就是被高手批得厉害吗？

一句话，别唬人。

哪位河友读了觉得好，帮着宝推一把？我自己有宝，只是觉得自己推有点那个。给朵花也行，花多了看的人也越多。不图自个儿，只要别人不要再上当就行了。如果您反对我，或是支持一军，您就开练，我奉陪。

另： 一军的智商论和智商优越感由来已久，在他的卖弄智商的文章

链接出处

中说道：“中医，对于现代的医学研究者来说，就包含了很多有益的概念工具和有效手段，至少，既然现代医学还无法把中医纳入其体系，那么对作为其自身体系外的一种有效策略的中医，智商高的研究者，都会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开放性。而一味强烈反对与排斥中医的人，只能遗憾地说，其智商不够。“

我的回复是：

不过，楼主的逻辑问题倒是太明显了。如果把楼主的最后几句换成下面这样，按照楼主的逻辑，完全说得通，可笑性也就一目了然。

“至少，既然现代医学还无法把跳大神纳入其体系，那么对作为其自身体系外的一种策略的跳大神，智商高的研究者，都会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开放性。而一味强烈反对与排斥跳大神的人，只能遗憾地说，其智商不够。“

呵呵，智商不够？

智商啊智商，这是个问题。

关键在于，绝不泄气，绝不放弃。

转进没错，撤退也没错，红军要不长征，结果会怎样？只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存养斗志。说到这里，其实刚柔进退都是手段，目标一定是自强。而那些失败一次，就无法翻身的人，是被人看到内心的恐惧，懦弱的人。

有时候，有用和无用是不好评判的。

如果一味的以“有用”来评判，那所有和吃饭、穿衣、生孩子无关的事情都可以说是无用的。

我很欣赏您的实用主义。

我也喜欢读围城。刻薄是刻薄了一点，但是人总是有点低级趣味不是。

有知识的土匪不要太多

赞平等。

不过个人感觉围城中对知识分子和所谓上流人士也十足刻薄，通篇刻薄了，倒真没觉得钱对劳动人民有特别的刻薄。

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热火朝天地看呀看呀，只是隐隐觉得钱钟书拿这玩意来耍自以为是的小知识分子玩的……

可是人家不回应我对事实的追问嘛。找忙总的方法，不说点狠话人家不会出来应战的。我的名头不如忙总大，没办法，只能搞点猛药。

我在河里辩论的准则和忙总说的一样：摆事实，讲道理，对事不对人。不进行人身攻击。目的就是求知识，长见识。但是如果有人要人身攻击，或者摆明了不顾事实和逻辑来辩论，我是要攻击一下，挖苦一下的。但是我不会有意进行人身攻击。比如这篇文字，我是准备要给我的孩子以后看的。一军是不是我说的那种人，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每个看了这段话和以上争论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管不着。只要以后少一点年轻人被这种“大师”忽悠，我就满足了。

另，写完上面的回复，就估计到忙总会指出我这方面的不足。我的学识和个人修养都不好，多谢忙总的指导。

有多少不是这样的……

对明清治理影响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