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07 02:06:36
由于目前许多人对未来财政可能出现的巨额赤字(2010年预算草案为1万500亿,实际肯定会突破) 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历史,因为前三十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我们30年的经验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1979年: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中央集权开始松动
11届3中全会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多数投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引发严重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外贸逆差增加(具体数据可上网查,)。
紫阳真人这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导致今天产生诸侯经济的后果(这个背景我有一个专门讲分灶吃饭的帖子,可以到我的家园去找来参考)
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大家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2)、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这时各省都发明了许多钓鱼工程技术,许多技术今天还在使用)。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这是后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萌芽)。这些措施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0%—25%之间。
(3)、控制消费需求,压缩各项开支。尤其是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计划管理,限额控制,1980年,规定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征收归己”的办法,一事一报批,控制扩大支出和年终突击花钱。同时还开展了财务纪律大检查,控制奖金总额和超额津贴。(相信年纪大点的人都有记忆,集团购买要指标,指标=粮票,比资金还难搞到)
(4)、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能力,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 1979年安排了174亿元财政支农资金,1980年支农资金150亿元,同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格提高了20%,在此基础上超购加价幅度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也提高了油料、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80年,国家财政的粮油价差补贴、超购粮油加价补贴和粮食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共计108.01亿元,比1979年增加了47.39%,但是这时粮油副食品开始大幅涨价。(这时我还在科大读书,印象最深就是四食堂的菜梗耳皮价格一夜之间从1毛5涨到2毛)。
国家计委这段时间安排了大批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很多我后来接手的烂企业都是这种匆忙决策的产物),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和专项贷款15亿元。
(5)、控制需要大量补贴的产品出口,减少高亏商品的出口,减少国家对外贸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这是官办外贸企业开始走下波路的原因)。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降到1981年的5.2%。(所以紫阳真人管理经济水平真的不怎么样)
2、1982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改革的春雷终于炸响
面对国民经济大幅下滑,就业压力的增大(有年纪的人应该记得当年找工作的艰辛,以能进国营企业,甚至大集体企业为荣,返城知青为就业问题闹事是那时各大城市最常见的风景),1982年开始被迫放松银根,开始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企业实行利改税,这就意味着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国家不能都全部拿走了,工人不再是只会干活吃饭,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具,而是只能按规则拿走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是后来一切城市改革的先锋:承包经营,股份制,私有化,mbo等等都是从这个嫩芽长起来的。这个改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类似商鞅变法,把公有制的井田制改成了私有制的雇佣制和租调制,是中国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最大转折点,是广大工人从奴隶转为自由人的转折点)。
这个改革释放了中国人民疯狂追求财富和幸福的动力,我们国家从此走上了疯狂的增长道路。
从198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逐步回升,当年增长9.1%,增幅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1983年加快到10.9%。
3、1988年9月:紧缩的财政政策,8平方出现的宏观经济背景简介
从1984年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又逐步显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价格总水平大幅攀升。为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不断扩大财政赤字,而为弥补赤字,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物价指数上升。相信经历过6平方的人,对那段时间疯狂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官方公布25%,实际超过35%),这也是价格闯关的背景:华山一条路,没办法只好铤而走险,结果导致一个民族悲剧,今后100年也无法释怀。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实行了紧缩财政、紧缩信贷的“双紧”政策。
(1)、停止建设项目。从1988年9月至1989年第一季度,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1800多个(导致大量隐性失业,民怨沸腾)。将调整预算外基建投资作为压缩投资需求的重点,限制“楼、堂、馆、所”及住宅等非生产性投资的规模(我的印象是国家计委基本停止批准任何非生产性项目,甚至连一些大型科研项目和军工项目都停批和停止拨款,例如系统所参与的核潜艇项目就在此时下马的)。
(2)、降低老百姓生活质量。把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全国性停发国有企业奖金(企业发人均50元以上奖金得报省政府或工业部批准,各省和部委奖金额度包干使用,实际上没有企业能够获得批准),大幅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我的印象当时1年期定期储蓄超过10%,具体数据可以上网查),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等采用专卖和工业劵(我记得当时我家买的第一台彩电就是在单位抽签抽到的工业劵)。由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国家财政继续增加定额补贴(我记得8平方时在广场与某些老工人聊天,最不满的就是物价上涨:以前烤白薯是孙子辈吃的,现在成为爷爷辈吃的----背景是从2毛一斤涨到1元一斤。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养家糊口已经十分艰难:当时大学毕业的一月工资136元,又没有什么腐败机会,而当时有票供应的五花肉是不到2元左右一斤,无票的黑市肉已经到3元多,一月工资在黑市上只能买40斤五花肉)
(3)、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这是东北国有企业悲剧的开始,是后来前任总经理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的原因,这都是紫阳真人留下的烂摊子);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到1990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42.2%压缩到7.3%(可以想象当时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已经在开会讨论关闭解散中科院了,其他的单位自然下场更惨);对所有单位持有的1981—1984年发行的国库券,推迟三年偿付本息(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次,当然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中央赖账,借钱不还)。
(4)、进行税利分流试点和税制改革。(这是后来前任总经理大搞国税地税分离的原因)。
1988年在重庆进行税利分流试点,1989年扩大试点范围,企业利润先以所得税的形式上交国家,税后利润以一部分上交国家,余留部分归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由税前利润归还,改为由税后利润和折旧基金及其他企业自主财力归还。与此同时,对税制进行改革,1989年开征建筑税,将自筹基建投资建筑税由原来的单一税率改为差别税率,对非生产性建设、计划外建设和非重点建设实行高税率,对小轿车、彩色电视机征收特别消费税。
这一堆猛药的结果就是8平方爆发,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大量企业停产停工,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回落,隐性失业数巨增,居民收入增幅下降,财政困难日益加剧。社会开始不安定。
4、1993年: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东风吹来满眼春带来的危机
面对上面经济下滑危机,为了证明执政的合法性,1992年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东风吹来满眼春鼓舞下,通货膨胀达到25%,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有一个帖子讲前任总经理如何处理这个危机的,可以参考)。
(1)、1993年提出了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记得这些措施公布当天我正好去某银行行长办公室,当时他十分悲观的跟我说:这么搞下去国事不可为了。这是一个出身金融世家的经验丰富的银行家)。
(2)、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强化中央在税收分配上的主动权,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营业税的税目也进行了调整,国有企业不再执行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办法,取消了所得税前归还贷款,要上缴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在原来六项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五项。(事实是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税负负担)。
(3)、1993年,颁布实施了《企业财务通则》及《企业会计准则》,全面实行税利分流,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从1992年开始,税利分流在全国试点企业达到了4000多户。税利分流理使中央可以运用税收和利润两种渠道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4)、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清理在建项目,严控新开项目,强化税收征管,清理越权审批减免税,限期完成国债发行任务,把预算会议费压缩20%,控制出国活动和各种招商办展活动,控制各项债券年度发行规模和债种;控制地方政策债券发行。(总之,前任总经理的手段都是霹雳手段)
1996年,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功典范。
5、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我国外贸受到了严重冲击,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经济结构问题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放大效应,国内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失业严重。
为了扩大内需,从1998年7月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1998年7月,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国债,1999年上半年又向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至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国债资金主要投向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截至2004年末,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并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
(2)、调整税收政策,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分批提高了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贴息办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项目专项资金也正式开始使用;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从1999年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至2000年暂停征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对居民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
(3)、增加政府消费。例如教育经费所占中央财政比例从1998年起连续五年都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1998年中央财政安排144亿元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支持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4)、增加工资,改革分配制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999年至2002年,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翻了一番。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城市低保的资金补助,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5)、开始大范围的国企破产。2002年中央财政拨付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29.58亿元,安置职工38万人。
(6)、开始组建央企巨无霸。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石化、冶金、有色、汽车等行业的巨无霸都是这时组建,并对他们实行所得税返还政策,提供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用国债作为财政贴息资金支持技术改造技术引进。
(7)、减轻企业负担。从1997年开始,取消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近2000项,降低近500项收费标准。1998年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
(8)、实行债转股。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这个对我来说有刻骨铭心的痛苦:国家付出巨大代价,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留下一堆废墟)
总之,1998年至2002年的宏观调控,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在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做出一些主动应对措施,减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了遏制,社会需求回升,经济获得增长。
6、2004年:稳健的财政政策
上述天魔大法政策的后果是到2003年,宏观经济又出现了投资巨大,流动性过剩,电力、煤炭和运输紧张,通货膨胀开始抬头(这点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现任总经理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1)、减少国债规模。2004年国债发行规模比上年调减300亿元,主要用于农村、社会事业、西部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试图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金向上述方向转移,缓解经济局部过热(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2)、减少建设项目。2004年1—4月,全国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1%,5月,全国财政支出速度也明显放慢,当月支出1721亿元,同比仅增长1.9%,其中基本建设支出降幅达15.4%。放慢了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1—6月,累计下达国债资金预算246.3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8.23亿元,占全国国债专项资金指标的15.64%。(试图降温,但失败了)
(3)、有保有控。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对农民种粮实行直接补贴、加大对农民购置良种和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力度、减免农业税。(全国28个省区共安排良种补贴资金16亿多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4亿元)加大对就业、社会保障和教科文卫等资助,2004年上半年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同比增长了11.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增长19%;全国教育支出增长16.9%;科技支出增长37.8%。
(4)、税制改革。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了农业税税率;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全国取消了牧业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其收入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改革增值税。自2004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进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允许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在企业增值税税额中抵扣。
调整个人所得税。2006年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由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随后又调高到2000元。
调整企业所得税。2007年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
调整资源税。提高了11个省的煤炭资源税税额标准。
调整消费税。扩大了征收范围。
多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了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部分不鼓励出口的原材料等产品加征出口关税,降低部分资源性产品进口关税。
(5)、大力支持房地产。调整房地产税,2006年将个人购房转手交易免征营业税期限延长至5年,并调整规范了土地收支管理政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和征收标准。
这些政策的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2006年,2008年,以及今年的持续不断翻烧饼,国家宏观经济不断坐过山车。
坐等
没学过财政学,基本是白痴,只能凭直觉,经不起高手分析。
有理有据有系统
忙总现在回来了?
不过我不认为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能帮助渡过这次危机。原因无它,大势变也。
因为可以水涨船高,稀释坏账。但是如果处于萎缩期,立即水落石出。我认为我们还有20年的成长期,目前10多20万亿坏账与未来几百万亿gdp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送花、赞扬外就是要下潜继续等待忙总的下一巨作。循环的财政政策造成循环的后果,现在的经济学家还在迷信外国的理论,很多问题研究历史,收获更大啊。
所以西方理论没有用,假设不对。至于我们自己的理论,除了抓老鼠理论,就没能总结出来像样的东西。
住农民家,吃农民家,泥巴地里打滚。很有意思,风景很好。
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会儿加面,一会儿加水的循环?
貌似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烫平经济周期,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家的梦想,但永远也达不到目标。
企业一般设定的异常振幅是10%,也即振幅低于10%不需要特别介入。我记得看过一本宏观经济教科书,里面有美国,日本,德国30年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振幅曲线,美国鬼子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最好,很少有超过10%的振幅。我们实在太离谱,去年货币供应增加30%。
对于当前经济政策的看法
以及对央企的控制力和以前比,差距太大了。也许组织部一次谈话让你说走就走,可问题是来的人照样。
在美国经历过两次产业大发展--90年代的高科技,00年代的金融衍生品。感觉也是大跃进,大泡沫一吹,大泡沫一爆。
美国之前的铁路大跃进,也是一样,金融危机也是十来年发作一次。
对过山车没有啥子一样,全世界似乎都是一样。最要命的是这个周期越来越短?好像2年,要坐三次过山车。
供应增长率太可怕。
可惜只是停留在本科财政学的教科书水平上。
能不能更进一步,分析一下,在中国这个数千年大一统的国家里,什么样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利于经济和政治的未来发展?如何除弊兴利?具体政策措施如何?
历史记录。研究没能力。地方财政是个黑洞,没法搞清楚。因为各地不一样,例如广东浙江普遍打埋伏(有的高达30%),山东河南普遍冒叫(有的高达40%)。没准确数据,就是瞎扯。据说东莞常委每人每年有200万签单费,而贵州铜仁书记连招待客人的茶叶都得自掏腰包。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很有可能面临不适用的现实。
现在跟2000年以前相比,全球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资源、环境逼近了地球能够供给、承载的极限了,二是万里风中虎大侠说过的,ICT(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基本没油了,新的能够兴起大规模产业的技术还暂时看不到。还有一个是,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他自身正在经历重大变故。
对国内来说,前三十年是通过不断做大蛋糕,在发展中解决矛盾是较为容易的。而现在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来说,可能主要面对的是对存量蛋糕的分配,国内矛盾和国际争端都会趋于尖锐、表面化。2000年以前,国内的资本市场还很小,房产市场也微不足道,旧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传导模式可能会比较有效。而现在这两个市场都已足够大,会显著影响资金的流动,不能够忽视了。
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如果一刀切,就会立竿见影,后患无穷,如果区别对待,理论上是应该好些的,也可能被具体执行者钻的千疮百孔扭曲变形。
我自己琢磨,发现外围世界经济的长周期特点非常明显,5年一个周期,曲线比较光滑,而我国经济则波动性非常强,长周期上叠着短周期。以2004年宏观调控为例,外围刚刚走完了下降趋势,开始缓慢上升,我们就来了一个调整,靠着出口的护佑,2004年的调整很快就过去了,可以说未伤根本,反倒对企业的ROE很有帮助,上了一个台阶。
这次也应该是,外围还在走一个没走完的下降周期,而我们就已经准备迎接过热和过热后的紧缩了,至于情势到底有多危急,我不知道,也许我们还是要折腾,只不过折腾的欲死欲生之际,又突然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有一些很好的禀赋,没有理由不越来越好。只不过,我也相信,一番折腾只怕是免不了。
所有的“二级市场”,天然是一个放大波动的地方,比如你看实体的状况,只不过增长变缓,如果换成“增长”的曲线,却已经剧烈波动了。对于任何实体中的个体来说,只不过是“年年难过年年过”,该怎么过怎么过,“二级市场”里的人民就开始哭爹喊娘了。
能否从货币供应的角度讨论一下赤字的作用,比如适量赤字用来应对外汇储备减少带来的通缩困境?
我们作为民间人士,就算拿到基础数据,也不敢随便乱发,怕涉嫌泄密。只能等央行网站正式公布数据再说,但是一般正式公布数据都有加工,与真相有较大出入。不过据我所知各种预案都有。
现在的局面,上下都有责任,只是这样下去的后果,要么孤注一掷走帝国路线,要么涅盘重生,兑现“和谐”社会。90后的转向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只是很多人依然不明白的是,身边多数人的想法才是社会进行到如今这种境况的决定性因素。
帝国化的前景或许就是葡萄今天悲观的根源,而中国究竟如何走出钱神论的迷局的确已经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杯具还是洗具。早年的地主乡绅都知道在大变革时代最重要的是散财收人心,看看今天的人们是喜欢逃难还是继续抱着纸片等待地狱列车吧,呵呵。
生气勃勃。有困难,但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克服。我觉得基层政府和党委的务实和勇猛是在北京机关不敢想象的,尤其是一批与我年龄相当的,那是相当的有创意,对体制的理解那是机关人员望尘莫及的。所以我觉得由于这种活力(当然也就有诸侯经济特点,这是双刃剑),应该可以度过难关。我们的积累和储备毕竟不是30年前那点家当了。全国人民都在骂政府,但全国人民都在梦想在政府领导下自己兴旺发达。这就是目前现实。
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的的周期调整已经准备就绪? 这可是个威力无穷的调节器啊。 配合融资融券,tg准备施展乾坤大挪移?
减少交易振幅,遏制过度投机,清除坐庄垃圾,控制市场风险。最近的内部消息没有听到这个目的有变化。
什么叫做钓鱼工程技术
然后再不断追加。例如国内著名钓鱼工程贵州瓮福磷矿立项预算18亿,在实施过程中最终追加到85亿。
美财长来去匆匆,奥黑脸忽黑忽白,感觉非常态,在争取时间还是都在争取时间,自己感觉天朝打的有板有眼,不像某些言论的不堪。忙总能否指教一二?下面会怎样?
蘑菇战术:一拖,二赖,三就范(不过要大打打折扣);不需要我出血的,就一看,二看,三看;光看不说;涉及到安全利益的,就跟你打劫,最近伊朗和朝鲜都开始有动静了。(前几天我还在盼望4月来点动静,看来真是及时)我们的策略美国鬼子心知肚明,可是找不到破解之法,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追求短期利益,必须作秀,黑人影帝的演出压力要大得多,所以经常只好见好就收,有台阶就下,怕煮熟的鸭子飞了。目前第二波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又开始了。第一波交易我们损失不大,可能还约有盈余。只是可能面子上难堪点,不过只要里子不要面子是286以来的一贯策略。
差不多了,接下来美元继续贬?黄金继续升?又感觉不太像。石油价格又上去了。是给老毛子的甜头?黄金这块中行好像吃了点亏哦。O8最近也是一个乱字了得。
但是我们的贴身捆绑大法使他们可能杀人1千自损8百。再看看第二波讨价还价结果再说。
似乎中美的历年经济增长率波动很相似,大家折腾起来都有些不亦乐乎……
中国历年增长率
不过从发展阶段来看,难道谁都逃不出这样一个宿命?
日本历年增长率(1952——2008)
也可能运气好。但是最近两年折腾太狠了,对经济结构破坏太大,资源浪费太厉害。好不容易消耗能量爬上山,又要刹车下山,把好不容易积累的能量在消耗掉刹车热能上了。
及其它相关(像防备前苏联可能的出兵等等的行动)的开销是造成1979通货膨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看到忙总的文章没有提到这一点,故此多一句嘴。
反正不用就要报废。
或者是擦屁股工程?
生态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常识和已经有的知识,目前是在不断发现新问题。鄱阳湖被迫要修大坝了,洞庭湖也不可避免,这样整个长江的生态都将改天换地,是地狱还是天堂没有人知道。
评价“贞观之治”: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
心向往之,心向往之啊!
泥巴里面也滚得。
忙总这生活意境,已经化万物为一了,唯真英雄能本色啊。。。。
能吃饱就很不错了,至于饭桌边经常有几只鸡方便,母猪带着自己的几个孩子摇摇晃晃来参观客人吃饭也很正常,顺便在留点味道也可以理解,众生平等嘛(不过有的人被猪尿味道一熏立即呕吐不止,我倒是神色自若,照样吃饭不止。这是受过训练的表现)
债转股是老朱一整套金融改革办法里的一个,要把它和当时的银行改革、国有股上市(说圈钱也行吧)等等连起来看。
有位河友说老朱自己辛苦猛搞,却老是给后来人理财,有几分道理的。
核销,或者以零点几折打包卖掉),而债转股过程中导致许多本来能够救活的企业完蛋,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工人失去工作,甚至陷入生计无着的悲惨地步。我是参与者之一,设计者之一,直到现在还无法原谅自己当时的天真(当时参照了日本的桥银行体制)、书生气和对中国官场国情的无知。
同比上升的。
在东北几千人集体卧轨,几万人冲击政府大楼我都见过并处理过,没什么了不起。通钢这么大的动静不也风平浪静了。群体事件不会动摇国家前进的步伐。就连8平方也不过如此而已。
翻烧饼就是过山车吗?汗,我理解力不行,谢谢指点。
朝令夕改,执行者不知所措。
世界大环境处于一个大的经济上升期也是必要的外部因素。然而,这个外部因素已经在2008年消失了,其实它本来在2000年就该消失了。所以,你认为的那个20年的成长期是肯定不会出现的。如果按照还有20年的成长期来决策,会死的很快很难看的。
不过是淘汰几个竞争力不行,自己的资源能力名不副实的国家,例如pigs而已,美国经济在2年内就会恢复。而我们实际对出口市场依赖不过30%左右,随着国内发展,会逐步降低。我们的发展潜力不是其他的国家赐予我们的恩惠,而是我们大家的上进心和乐观精神。过度悲观是会被社会边缘化的,希望大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现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过度悲观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也不会有什么团体或圈子愿意容纳,可能也就只能在网上找到知音了。
上水减少后,下游湖水反而上涨?
失去平衡,下泄加剧,导致洞庭湖(也包括湘江等等)和鄱阳湖(也包括赣江等等)水位大幅下降,影响这两个湖区生态(导致部分沙化)和流域缺水(湘江、赣江等等水位下降导致引水条件和生态都恶化),所以需要建坝堵水,恢复湘江和赣江正常水位,不然不但不能通航,以后长沙南昌吃水都要出问题。
发达过,落魄过,流浪过;鲍鱼龙虾吃得,白菜豆腐吃得,窝头咸菜吃得;做过大事,见过大人,闯过大风大浪,返璞归真。
除了没有孩子,已经达到我梦想的一切了
如果把苦难也当成特殊的经历,也就没什么了。人生是因为心情而精彩。一味怨天尤人,生活肯定不会幸福。
是否意味着不只是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水灾方面有隐患?
按道理说上游来水减少了,冲刷会减弱。难道是泥沙少了,淤积作用减弱了?
导致对下游冲刷加剧:非洪水季节是清水连续冲刷(发电弃水),导致下游河道加深,而洪水季节水库提前弃水腾空库容防洪,由于水位高,动能大,把本来应该淤积到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泥沙(用来补充非洪水季节冲刷亏空的)全部带到上海以外,没有泥沙补偿,河床就越切越深,导致湖水外泄,失去动态平衡。而且上海附近的长江三角洲因为没有泥沙补偿,已经出现海侵现象,已经向国家申请建环上海防波堤(这又是一个巨大工程),目前正在论证。
按中国的说法,四十不惑。当然,我不是想打听您的岁数。
在“权力的真相”里,您写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矛盾。个人觉得,对此您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俺也写了一点我的看法,所谓“智者乐水,仁者爱山”。 个人看法,山水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拥有者和执行者,两者之间是有别的。做个不太恰当比喻吧,企业好比孩子,拥有者是父母,执行者是老师。
父母是感情多过理智,最后却要理智的处理;老师是理智多过感情,最后却要感情的维系。
若认本乡本土,笑骂由人,当不愧对子孙;若说吾国吾民,羽扇纶巾,三千桃李成蹊。
被忽悠认为是产权问题
当时有幸贷到款实现升级的企业现在多半都过得不错
但是太多企业被卡了脖子
没有新的投资,任凭你体制上怎么折腾也没用。今天承包,明天股份,无非是把还值钱的东西化公为私。
意味着权力寻租。
因为债转股,理论上是把债务转为股份,可以降低企业直接的利息支出;而且对于国企的内控机制来说,本来都是国家控股,现在变成银行有一些股份,其实也是国家控制,没有一点区别。
如果不是当时官员有意贱卖,而且吃相非常难看,那应该就是左右手互博的事情啊。
所以请指教。
而且现在也不到说的时候。我只说说技术上的背景。当时大家对债转股的理解实际就是美国的债务重整和日本的企业更生,所以引进了日本桥银行体制(就是4大资产管理公司)。当时的看法是减轻债务,轻装前进,企业应该可以恢复(到现场做过调查,厂长经理一致认为企业危机就是银行债务负担太重--今天看来是在推卸责任和投机,想赖账不还)。当时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我的解释是:债转股就像一只部队被包围了,我们把伤病员放在老百姓家里,主力突围出去,等打了胜仗再回来接他们。可惜永远没打胜仗,直到今天,很多伤员都死了。
债转股这种理论上可行的东西为什么不行?直到我到企业担任总经理几年才完全弄明白。国企危机实际上有三个:
1、技术严重落后(苏联设备工艺占多数,苏联这个师傅都完蛋了,徒弟能好到那里去),需要巨额投资重建整个工业体系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技改(大量技改企业就是死在四不像上,而且期间因为银根紧缩,资金链还断掉)。
2、管理人才严重不合格(计划经济时代的总经理实际就是车间主任,全国就一个总经理:国家计委主任),大家都没有能力独立管理企业,都在乱搞。
3、分配激励机制严重大锅饭(发50元奖金要报省政府或工业部批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磨洋工。
这三个问题债转股都解决不了,所以债转股属于用治感冒的药来治疗肝硬化,不对症。结果就是证明。
大展拳脚的舞台。
投机很难遏制,但国家又有个调控的工具和圈钱的手段倒是非常可能的。
发掘做空题材会让一大批曾经的辉煌企业脱掉内裤,反而使股市恢复理性。企业包装技术可能需要大幅升级才行,不然都将是裸体面对市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第三方事后的效果评审,对所有政策都只能叫好,除非执政者因政治原因下台,否则就是干扰或者别有用心。
而没有学过财政学的具体操作人士的现场感觉正是弥补这个缺憾的好机会,当然如果大家能一起写就更好了。
开源前总经理做得最好;节流月月鸟做得最好(不过也可能是没办法,当时太穷了);财政投入产出没有最好,只有最差:现任总经理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对温相这么不待看?
不知是你个人观点还是代表了如你一样大批做实事人的主流看法?
ZF内部对温相私底下是如何评价的?当然表面上肯定是伟光正吧。
逻辑上是可以这么干的,但是中国太复杂。
真正不能原谅的,是利用了我们天真的家伙。
到了债转股那会,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注定要覆灭了。忙总也不必过于自责。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发展的。现在不是又有了奇瑞这样的企业吗。
我觉得债转股的根子还是在八十年代的拨改贷,实际是政府甩“包袱”。
对于官僚来说,国有企业能给他的好处很少,麻烦却很大。在私有经济发展起来以后,这个对比就更明显了。大家都忙着引资上新项目,哪有人认认真真搞老企业的改革?发点安定团结贷款吊命,搞搞承包,调整一下领导班子,最后破产改制的时候倒可以上下其手一番。
想问问忙总对两参一改三结合怎么看?国企改革中有没有试着往这个方向走并有些效果的?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强调过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不过声音非常微弱。作为厂矿子弟我本能地觉得这是可行的,但是对外部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很少,大多是各工种或各岗位老大,私心和虚荣心都很重,例如某职工代表孩子结婚,我去送点礼,喝杯酒,他就可以无条件支持。并不能起到制衡或代表广大员工利益的作用。收买太容易了。
这绝不是偶然的。我在西河写过一个连载
简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http://www.ccthere.com/thread/2508941/1
就是专门分析这件事的。与我持类似观点的人也不是个别,可能你接触不到而已。如果对此没有清醒认识,还在过度乐观,祸在旦夕而已。看到你的态度,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人类面对类似的灾难总是做出和以前类似的反应而很少有什么进步了。
问题实在不是个人智力可以看清的。至于中国悲观的未来,章家敦之类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可惜都落空了。再过30年,任何唱衰中国的预言的下场也一样可笑。
我们92~07年间的波动幅度和日本75~90年间的相似,凑巧跨度都是16年左右,类似曲线还可比较美国60年代的情况。(其实我们77~88年间的波动也不算很大,不过这个应该算恢复性增长阶段吧)
当然,两者的发展阶段和环境是不一致的,不能简单类比。
但或许这也是千禧年朱访日受追捧的一个原因吧,让日本平民回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时代。
敢担当,有勇气,这是西方政治家中几十年才出来一个的(好像丘吉尔,罗斯福算得上),所以是当成英雄来崇拜的。当然短期业绩也是不错的(长期来看留下不少后遗症)。我与很多人都曾经是其粉丝,当然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了:因为大家都正在努力替他擦屁股,苦不堪言。
这次危机本身并不代表中国一定会出大问题。但是如果对问题的实质视而不见,那就一定会出大问题。现在正是如此。当然,如果最后大乱而致大治,也未必是什么坏事。至于现在那种因为以前中国行,所以中国以后一定还行的观点,说实话,比当年日本、德国、苏联的口气弱了不少。
根本不关心什么理论,舆论,预测和胡说八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增加我们对世界资源的瓜分份额和世界市场的控制份额。其他人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等我们到150万亿--200万亿人民币gdp再来说废话。
忙总看过安德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新文了吗?
看了很感慨啊,现在的TG,早不是当年的TG了。他们跟他们60年前反对的那些阶敌,有什么差别?
所有我只有送花,沉默。。我们都是沉默。
期货的杠杆对所有的赌徒都是很有吸引力的,最后很可能大家发现股指期货比股票赚钱还快,于是都去捣鼓期货去了(参照中航油怎么把套期保值搞成单边投机)。既然是投机,在里边生存的唯一王道就是追涨杀跌(即所谓的趋势交易)。还是因为这个杠杆,大家对止损会相当敏感,这就导致在关键点位会有众多的买盘和卖盘集中单向出现。最终的结果就是波动比以前更厉害。说股指期货能“减少交易振幅,遏制过度投机”估计是那些专家说的吧。我保证他们没有做过实盘,这些说法都是从老外的书上抄来的。太想当然了。
没准又成为一个肥缺。
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这些所谓垃圾时,靠收“垃圾”发的财。
所以我才说我们当时书生气太重,对国情和官场的理解都是白痴:没好处的事情不会有人干,很起劲的事情一定有油水。
就中国现在民众思想四分五裂的现状,团结一致是不可能的。你自己也知道,现在国内各种极端思潮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团结一致吗?在经济危机下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可能团结一致吗?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你的文字能解决的,谁也解决不了。
你实在对国情不了解,对现实不了解。
从古到今以来,人类的努力程度并没有本质变化。所以,只看到人在努力就一定会有进步显然是错误的。西晋那些人的努力程度不比现在差,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中原大乱,五胡乱华,人口锐减。,黑暗时代降临。
有可比性吗?你处理过群体事件吗?你知道群体事件的诉求是什么吗?不过就是大厦掉块瓦而已,实际就算房顶瓦全部掉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重新铺上就是。列宁说过:沙皇靠10万贵族可以统治俄罗斯几百年,我们靠20万布尔什维克照样可以。我们的基础比俄罗斯强大的多。
知识分子神经过于敏感,胆小,看见一块瓦掉下来,往往以为大祸临头,大厦将顷。实际上没这么严重,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当年8平方,那种气势,那种规模,我都没认为会搞成什么事情。何况现在的小打小闹。对群体闹事我已经见惯不惊了。什么影响都不会有,只是增加治安警察的工作量而已。
请教忙总,您觉着这个对倒机制和对倒机构是明着搞,还是偷偷摸摸的搞?主要约束机制通过什么实现?
以前几个交易所有几个品种一直不大受市场欢迎,据说一开始就是交易所自己的人在里边自己倒腾做交易量。不过只是听说和感觉,没有证据。不知道这个(如果的确存在的话)和忙总说的对倒是不是一码事。
我觉着要是光靠钱多想在里边坐庄难度大了,市场力量太大了,这样扛根本扛不住。但是其他的操纵方法估计又得不到那么大授权。比较怀疑这样做的效果。
亲自写股评,一个省委书记+省长可以为一个上市公司指标到处请人吃饭的国家,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327国债管金生就是相信市场力量不可抗拒,结果死了。索罗斯也相信,结果在香港亏了。谁在中国相信市场力量是老大,谁就是大傻瓜。中国永远是tg是老大。
说是工业体系体系,是因为当时的工业体系是一大统的做法。也就是一个工厂几乎所有的供应链都是本厂的(关系户)偶尔需要外协的也是国营厂矿,没有效率,没有准头,工序之间出了问题主要靠上层关系铲平(包括当地政府官员),这样不需要工人有责任心责任感,也不需要高工资,工人自身的能力技术都没有什么进步,这种体制下磨洋工是正常的。
现在这个现象在东北还是很普遍的。外来工厂要是形成了竞争,那么就会有人上你家来砍人。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我个人认为是永远没有办法和南方竞争的。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长跑日企,我觉得除了部分关键设备,日企的技术并不先进,4,50年前的机器也在使用,同时是复杂工序上机器人多。分配上日企内部(除了在中国开的组装工厂)差距也不大,工人的责任心很强。日企的执行能力很强,规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我认为要是改革的话,要一抓产业链,打碎产业链,各个层次都竞争。二抓鞍钢宪法式的管理,让工人在分配中能得到好处,促进工人能力和技术的提高。搞奖金刺激是在回到承包制的老路。
我当时去东北,某资深老大就说我疯了(他在东北当过几年领导),不幸而言中。那个环境是无法干正经事情的,只适合忽悠。
中国有些方面是在继续进步,这无可否认。但是有些方面在恶化,这也无可否认。因为某些方面在进步就断定整体在进步显然是一叶障目。在我看来,判断目前中国整体情况的标准就是看那几个大bug,目前到底是在加速运行还是得到了遏制。如果是在加速运行,情况就在恶化。如果是在被遏制,那情况就是在好转。很不幸,现在的情况是那几个大bug在加速运行。我之所以能对宏观经济屡判屡中也不是偶然的。
靠的不是字面分析,而是勇气、耐心、体力和斗志。
个人勇武发挥极致莫如汉尼拔者,他可以依靠个人武勇一次次在战场歼灭罗马大军,但是依旧无法摆脱迦太基被灭亡的命运。在大历史的角度,个人的勇气是微不足道的。当对世界整体的运行都没有足够的预见力而大谈勇气的时候,失败并不遥远。实事求是确实在现实中太难做到了。
或者集体自杀(不过恐怕响应的不会多),或者等美国鬼子来收拾(可能没几个会束手待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积极作用吗?当年用耕者有其田忽悠了几千万甚至上亿人跟tg走,你以为老毛老周不明白是忽悠吗?国家强大需要信心而不是泄气。临渊见鱼为不祥。美国成功靠的不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忽悠吗?他真的实现过吗?犹太人金融寡头一定会笑死了。
我大言不惭的评论几句,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和本地的项目负责人,老总发生过多次的冲突,有的是暂时我胜了,有的是一开始我就灰溜溜出局了,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一点一点的解决,还是有办法的。目前主要在这些35岁以上的这些干部思想上,教训深刻。
现在华晨的祁玉民把所有的下属老总都撤了,自己身兼这些职务,我认为就是改革的开始,铲平公司内部的山头,打碎产业链,出了问题能及时追究责任,提高质量,现在也是背水一战,但是希望也就在于此!
我曾经想,需要1个又红又专的团队来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又红又专的领导来罩住这个团队,但是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我曾经寄希望与薄熙来,事实证明那个时候薄熙来也没斗过工业界的这些官僚。看看现在祁玉民能不能改变东北的汽车产业链。
的文化:拉帮结派和务虚。很少能够象江浙一样一切向钱看。告状盛行,谁都心里在打鼓。东北能力不差,资源很好,就是一盘散沙。
如果退回到全面市场化以前,比如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走通呢?
不过我的意思是,第一,光靠钱多操纵市场难度大;第二,如果要想通过操纵数据来操纵价格,数据是个全局性的东西,恐怕不好单独为一个股指期货服务,至少不是随时都可以用的办法;第三,可以想到的一个方法是给各个券商和基金下死命令,不能追涨杀跌之类的,但是这个事实上可行性很小。
操纵市场的方向很容易:钱少的用钱砸死,钱多的造数据发动老百姓去人民战争,还扛不住直接改交易规则,总之可以赢。但是要达到控制波动幅度的目的,我还真没想出来什么好办法。我个人认为这上面恐怕要事与愿违。
侦察局也不是吃素的。国泰证券的管金生,华夏证券的邵淳,南方证券的沈沛都可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老大是谁。
我们,或者说是目前干活的人,只认准一个方向,努力向前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恐怕就是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最一致的目标和思想,在这一点上,大家是团结一致的。我跟一些同龄人聊过后总结出来的就是大家普遍感觉只要中国不乱,这日子就过得下去,而且只要自己不懒,这日子就能过得好。就算是有些路走错了,过几年苦日子也就顶过去了,哪有翻不过去的山呢?大多数人对土鳖党还是有信心的。跟我同时代的都是70后,谁小时候没见识过几天苦日子?谁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
极端思潮?部分人口头叫得凶,部门经理的月度考核表一下,个个都乖乖的。有本事,为了免煮柿油和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别买房子别娶老婆别生孩子别孝顺双亲,吃糠咽菜不仁不孝地实现那个在有生之年未必能见到结果的大同梦想。说句不好听的,那些叫得凶的看上去思想极端的,往往在企业里还是那种垫底的,不会多角度理智地思考问题,会干的实事也有限,岗位可替代程度高,遇上加两三百月薪的机会,就能让他软得跟泥巴一样。
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每个企业的情况一样,别的企业因为这个原因垮了,换到你头上却未必会垮。当头的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搞一些土办法来解决问题。我见过的一些广东遍地都是的小企业,那些管理上的土办法说出来能雷得人崩溃,但是人家毕竟好好地生存下来了,踉踉跄跄地往前在走,老板在赚钱,员工在按月拿工资。极端一点的,只要不是目前企业发展的致命缺陷,不解决它下个月就会垮,就只能先搁置,在发展中找机会解决问题。
信春哥,真的就能不挂科?还是信自己有用。
不过忙总,20年发展期怎么说?我赞同你的观点,2-3年内美国经济差不多就能复苏,可美国人一旦腾出手来了,就会开始给中国找事了。wolfgan提出的几个bug始终是在的,美国也一定会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首当其冲的怕不就是中国的金融安全。一旦得手,则20年发展期难说。
与我们是一体的,干掉我们,他自己也活不成。不至于,至于中国的金融安全一直是重中之重,不会这么容易让人得手的,小看中国人得到智慧和能力了。
只要能看到强国梦实现的希望,绝大多数中国人就能忍耐、就会支持。
如果他们随时可能被工人弹劾或者改选的时候选掉,就不太容易收买了
话说回来,如果一点好处没有,谁还做代表啊
听说过监狱里的牢头吗?
作为“物回”行业从业人员,而且还直接干这扔垃圾的活,对忙总的这话深有体会。债转股这事对企业来说只能锦上添花,从没有雪中送炭的效果,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现在更是上不上下不下的局面,国家对此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态度。事实上,即使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债务重组都是一个很慎重、且极复杂的工作,更不要说当时规模化的资产重组了,要想取得期望中的效果是不可能的。
还可以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一下企业对债转股的态度,债转股除了当时的全面搞的几批以外,后面还对特殊行业搞了些小规模的,有家企业领导层对此极为举棋不定,他们犹豫的是,不知道该去争取债转股呢,还是去争取一下政策性破产,真是天晓得!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地位尴尬,是个四不像的怪物。说是金融机构吧,没有信用业务;说是企业管理公司吧,又不介入管理;说是政府部门吧,又没有行政权,执法权;说是中介机构吧,又没有明确业务任务。结果当初从银行去的人大叫上当。
八零后理解债转股有点抽象 请忙总见谅
债转股是企业欠银行的钱 转为股份 银行成为企业的股东 这个理论上可行的原因是免除了利息负担 并且短期内不着急还钱
但是这仅仅是让重病的人喝口水喘口气而不是给他治病的药
主要的病因在技术落后\人才不合格\分配机制
但如果银行成为企业的股东 是不是更容易贷到款了呢 看到后面的回帖貌似是因为没有贷款无法技术革新 没有竞争力倒闭的呢
俺想请教一下忙总 在当时那种技术都落后 人才都不合格 分配机制都一样 而且基本上负担都被剥离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的企业活下来了呢?
根本不可能贷到款。至于有的企业为什么活下来,我以前写过一些帖子,你可以到家园中找(我具体记不得了,有好多篇)
有能力,会作秀,当时确实是一时风头无二。
就是在今天,还有很多人为他在国庆时的待遇而鸣不平。
今天局面还会更糟,因为当时财政的确是山穷水尽了了。当然萝卜快了不洗泥,功过得分开,不能以功掩过,但是也不是一无是处。我想老百姓的眼光还是雪亮的。
开始陈毅市长吃了鳖,后来让二狗子带一个连过去,什么事都摆的平平了。
揭露内幕,结果治安局打个电话,立即自己自动消失,玩失踪。cctv5急得汗直冒,直播时间到了找不到主角。
而是没有监督,下面的人就给你拐着弯地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就完全走样。
:监察、纪检、反贪、审计、经侦、证券侦、保险侦、海关侦、金融侦等等),这就是国情
wolfgan前辈给像我这样想入非非、急不可耐要闯世界的小字辈们一个当头棒喝,也是很好的。否则我们怎么做到忙总所说的稳定深沉,呵呵。不管中国未来十几二十年内会不会发生wolfgan前辈所说的重大危机,只要去做事、努力去打拼都会比袖手等待“危机”的到来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况且经济危机又不是彗星撞地球。。。读二位的一系列帖子,得到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今后做选择来说已经够了。
希望忙总以后有空把这个帖子展开来详细说说。就我观察(很多人的成长过程),首先的人品好,诚实,稳重, [ ★wxmang ] 于:2010-04-11 22:05:50 ,读忙总的这个帖子,再回想一下自己单薄的一点经历,感觉真是受教良多。没办法送宝,只能花谢啦!
只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梳理。估计暂时还写不来,因为需要时间沉淀,有的潜力股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没有足够长时间,足够大区域来验证,贸然推出的后果基本都是灾难。
短时间内对超大规模资产处置,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说起来,朱总最喜欢的就是设定个鬼扯目标。而更让人惊奇的是最终他自己还总能宣称任务完成。至于到底完成的怎么样,现在大家心知肚明。
这个老总,做事太糙。颇似王安石。
但是财政快彻底完蛋了。这是节流的主要手段。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刀切,伤害面过大。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不准介入企业管理(这是后来悲剧的主要原因),这样就对企业行为完全失控,导致必然的结果:个人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我在企业的经验表明是完全可以控制住并恢复企业活力的。但是当时把我当成大逆不道,敢违抗命令,敢犯上作乱(这是原话)。
美联储+财政部+高盛是不是也差不多能赶上中国的总经理啦?
黑人影帝,法律上就限定外交是其主要工作,内政是各州自己的事情,只有跨州才能掺和。而美联储有相当独立性。我们的总经理不能掺和外交,但可以控制央行。所以完全不可比。
327的时候他干净么?
而中金开本身的筹划者又有人保护,就不了了之了。
我父母单位也不过是几十个人的小单位,你接手的那些动辄几十年几千上万人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大型国企,我真的是别说呆过,接触都没接触过……
不过,你说的这些,只是挂个职工代表的名头了,并不是职工代表
我见到的情况中,维护职工利益,多是“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大不了走人,或者磨洋工。但是这往往是无效也无奈的办法,员工在老板面前,终究是弱势的。
天下没有完全公平而又有效率的组织。
前两天和人瞎侃,中宣部该打板子。
不是因为他管制,而是因为他不胜任。
改革开放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绝对的、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主流民意是抱怨。在言论方面也是开放,否则也不会有西西河,也不会后官员因为网络揭发倒霉。
但我想这就像允许离婚率上升一样,原来压的民意中的抱怨,大规模释放了。
但人们接受离婚,可对政府确实怨念深重。
公安机关,90%的老百姓都不会同意。同样,大家都在骂政府,但是投票换一个政府,90%的人都不会同意。这就是中国现实。
一个凌驾在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等之上的巨无霸.这个政治后果是谁都不能接受的,所以能肯烂掉一些企业,也不会给新巨人以生长空间.
恐怖事件。我自己就在与三井物产合资的企业里工作过,总经理及其财务负责人都是三井银行派入的,这在日本企业中是常态。德意志银行介入企业管理也是常态。
就算是菩萨面孔,蛇蝎心肠也得做足样子吧?可是你看现在这帮人,连样子都懒得做,直接端出一副官爷架子,土匪德行,这已经不是忽悠的水平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懒得忽悠,幌子都懒得打了,赤裸裸地直接用强,这水平甚至连土匪都不如呢,也好歹国人能忍,莫不是犹太金融寡头在美国也同样手段?
前几天好像还有人开飞机撞国税局大楼。我们也差不多,不过恶性事件少点。大家都是半斤八两。任何政府,只要目标是稳定后,对老百姓的态度都一样。毛主席在的时候好像没有防暴警察,也没有武警特勤,国内好像比现在还安全点。
为什么就一定是能解决呢?现在完全是只顾效率,不考虑公平,国家财富的确在不断增加,可是大部分都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而这个群体跟国家利益不见得一致,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最终还是走不出周期律,最后还是大洗牌,重复旧社会旧事?我的确感觉:有钱人是永远不会嫌钱多的,那么,绑架土共也不完全是句笑话,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不是抱怨,我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道理是不是对的,我原来对公平抱有期望的价值观是不是纯粹的乌托邦。谢谢。
我不喜欢现在的价值观,但我是个适应性很强的人。
毛主席从来不考虑执政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当然他人品好,关心下层民众,但是制度上没有保证,很可能随时把民众当成刍狗);286从8平方后意识到执政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开始全力搞经济。这就是巨大的进步。
同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的激化,X86一定会象当年286一样,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和理论调整的:李泽厚先生说过:中国的进步步骤是:1、人身自由(人民公社就是变相奴隶制);2、经济自由;3、思想自由;4公平正义;5、真正民主。
中国一定会真正走向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的,不然一定会因为内耗导致的混乱解体。
X86能有资源吗?中国历朝历代,想作中兴之主的,也不乏其人,而且皇权,相对来说,被制衡的可能比新社会的领导人受到的制衡要弱很多,既然皇权都对抗不了利益集团,X86又怎么获得这样的资源呢?286怎么说也有开国红利,而且当时诸侯没有成型,这后世,我感觉很难说啊。当然,我们操心这些,似乎也没啥意义,但中国人似乎都好操这个心,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似乎就是如此吧。哎,其实作个糊涂人挺好的,我觉得,呵呵。
不服,阎锡山不服,李宗仁不服,陈铭枢不服,甚至连龙云王家烈都不服,更别说tg了。一旦到了内忧外患,可能大家都要完蛋时,所有的派系都团结起来了。这就是现实。西安事变以后,直到1946年,以蒋介石那点实力和资源,能够掌舵这么久,靠的就是合舟共济,一致对外的文化传统。我们能够看到下一次的这种合作。
中国就出在您说的4的前期,正在追求公平正义,这是我对本届政府的基本看法,所以我不感觉到需要怎么批评本届政府。
泰国红衫军的诉求,不就是一个公平正义吗?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没有佛教来维系,也没有国王的绝对权威,出现红衫军的话,国家就解体了。政治家对现实的认识比西西河所有的河友都正确和超前,不然他们就不用混了。术有专攻。
92年洛杉矶就不说了。
肯特大学出名的照片就是一个女孩往警察枪口上插花。
传说几分钟后她就加入了蜂窝煤联盟。
你一提醒就想起来了。
多砍点树,往河里多倒点土就可以解决了。
欠缺,不知道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河道下切已经导致鄱阳湖和洞庭湖部分沙化,水位下降这是事实,必须解决,不然长沙南昌等地将没水吃。现在去长沙湘江边自己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就一目了然。
现今的物欲横流是对开国那几十年的反动。后面迟早会对现今社会风潮来个反动。而且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更容易逼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
突然发现中国数十年后可以大肆在国际间宣传这种理念,逼欧美灭人欲。
让他们从思想上缴枪的好方式呵
进行现代化逻辑重建和梳理,真的可以蒙倒或镇住一批西方书呆子(看看他们的亚斯贝斯、海德格尔、格尔凯格尔学说的水平,与理学体系相比就像小孩子办家家与满汉全席相比),然后形成一种思潮,然后上下其手。
原来河道和湖是比较平衡的。现在河道突然因为外力的变化,变深了,水位下降。而湖没有外力变化,所以湖水加速下泄导致水位下降。
和水质下降等等问题。
不是治沙治错了?按你的说法,3峡导致水变清,然后导致鄱阳湖和洞庭湖水位下降?都是因为沙少了呀。所以治沙治错了。
其实,有问题解决就是了。原来长江水就不是后来那么多沙的。
生态系统复杂,谁都知道。变就变了,本来大自然就是一直进化变动的。
说不定带来更多问题,最后不得不炸掉。现在都不愿意深入做点基础工作,都在想政绩,想快速解决。
领导想借坝闸兴建,搞个项目挣点收入。我负责项目分析。看看能在里面掏出多少新闻来。
据说这个坝闸准备投入100个亿。
可预测。
摸论似乎偏向达到目标的方式手段。
主义,不讲理想,不讲道德,只讲利益。
据我所知,“债转股”最后成为了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正是这场盛宴的首席饕餮食客。作为一个律师,我亲眼见到同行以低得惊人的价格从长城拿债转股的“垃圾”资产包。通常情况下,一个1亿的资产包只需要2000-3000万,甚至只需要1000万。而这些据说是无法收回的“垃圾”资产,一旦落到了私人手里,就能充分调动起不少官员和B社会人士的积极性,起码也能收回一半,有的甚至能收回80%。事实上,很多债权人在拿资产包之前,就已经叫官员+B社会人士牵头,与长城公司和债务人勾兑一致,债权人前脚拿资产包,债务人后脚就足额还款,然后,相关人士将得款瓜而分之。。。。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百度搜索“王都罗贤平”就知道游戏规则了。对财政部来讲必须是垃圾,对捡破烂的来讲必须是金矿。至于如何给垃圾定义和确定什么是垃圾,就是我在下面说的肥缺。真正倒霉的是企业。
围绕着这些“垃圾”资产包,居然派生出一个成熟的市场。你买花1000万买了个1亿的资产包,想拿回1亿吗?有专业掮客帮你搞定这些债务人。据说政治局常委的批示500万一张,最高院的督办函300万一张,国企拿了条子不敢不还钱,基层法院拿了督办函不敢不抄家——我真的想知道,这些大佬们是被身边的秘书们骗了,还是真的收了黑钱。去年传言肖扬受贿4500亿,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因为很显然,如果他愿意收,他是能够轻易收到这个数的。
是暴力支持的腐败,是可以光天化日堂而皇之的腐败,是导致公平正义彻底消失的腐败。这几天泰国红衫军把国家搞得瘫痪,不就是为公平正义而已。所以我对官员受点贿有时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收入太低,而应酬太多(应酬有时很难分清公私,例如怕上级马屁,可能在自己升官同时,为地方弄来一个项目或机会)。但是我对司法系统的喝人血,吃了原告吃被告极端不能容忍,这是让整个社会凝聚力解体的王水。如果这点做不到,和谐社会就是梦想。
说到体系,其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那么一批人是“反理性”的,所以想在其中找到坚实的体系很难。中外对话经常是鸡同鸭讲,反倒是理性时代能够互相借鉴,因为我们这里宗教的因素很弱,西方的理性时代也是排斥宗教的。
人类最终在文化上是大同的,不然就会被淘汰。
或者应该说,不对企业实施实质性的控制,对债转股的管理就变成空白图章,到了开会的时候往上盖一下,尤其是还盖着一个完善公司治理的帽子,真是荒唐,到了后面,企业习惯了,地方政府胆子也大了,就根本管不了。事实上,银行在发放贷款的时候,只要负点责的信贷员,现在是不是该叫客户经理了,都要对企业经营有所介入,只是程度不同,有些企业甚至开年度会的时候,都会把银行的人一起喊过来。
和销售,情愿不干。实际效果也不错。当时被骂得狗血喷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决策层是怎么想的。
某资产管理管理公司,四川负责人,是前省行副行长,靠成吨的给上面送五粮液爬上去的。
把处理的资产超低价卖给了自己,评估公司,拍卖公司,买方公司分别为自己儿子,女婿开的公司,更可笑的是买方公司出的钱,还是卖方公司借给的。。。。。。。。。
现在西方国家去教堂的人数一年少过一年。宗教界对此非常忧虑,因为他们的基础正在流失。
时代杂志(也可能是别的杂志,几年前看过了)曾有一期专门讨论此问题。这是个文化进步与社会的变化,很难靠政府或组织的力量扭转。
就我自己日常观察,我想我们会跟成功一点。我们的年轻人更积极,更勤奋,更成熟。
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老百姓要是被冤枉了,就等于是祸从天降,或者本来是受害者,还得不到补偿,看着仇人每天逍遥自在,有冤无处申,那个痛苦,太痛苦了。白天晚上都想着这些,任何美好的愿望都破灭了。因此得忧郁症的,精神病的很多。
另外,现在重庆检察院院长就是肖扬的秘书,实行了例如财产公开,限制家属律师从业等措施。我觉得还有有人想改变目前的现状的。
从这点上,薄熙来打黑,整顿重庆政法,我是从心里赞叹的,觉得抓到了牛鼻子了。
渴望青天大老爷出现的迷信和对现实残酷的无奈天天重演,同时的确有一批心理变态的职业上访户也很麻烦。
问答
问:要多少个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 八个。一个把灯泡裝上,其它的人负责保持的东西(条件)不变。
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 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
问:要多少个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 那就要看当时的工资如何。
问:要多少个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 愈多愈好。因为这样便可增加就业、刺激消費,令总需求曲线向左移。
问:上帝为何创造经济学家? 答: 因为有经济学家的話,天气预报便显得准确得多了!
不过一直没人正式跟我谈过话,说错在什么地方。
欺骗一个是一个,麻痹一个是一个。信访里的精神抑郁者很多,如果不信这茬了,还不止干出啥事来呢。这些人可比网上发牢骚者生猛多了。
本周就看到一个精神不健全者,在政府外面骂医院绑着他,导致他中风、偏瘫,政府不管。
整个司法系统完全不是按某种规则运行的,书面规则无用。信访处的人工作时间久了都有点心理问题。
金融机构介入的能有好结果不过是因为还有大部分没有介入的,朱够狠,温也有狠的机会甚至是更好的机会,可惜。
强,可惜被强制退出后损失也最大(看看华融的报表就知道了)。如果当时不是一刀切,让大家慢慢逐步退出,可能今天许多著名企业还在,不至于被民营外资控制或破产。
江西水土流失严重 鄱阳湖每年沉沙800多万吨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6日17:12 中国政府网
新华社南昌4月16日电(记者 胡锦武)江西省水利厅日前通报的数字显示,江西现有“崩岗”(一种侵蚀地貌)48058个,数量占全国的20.1%。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每年仅直接沉积在鄱阳湖的泥沙就达800多万吨。
江西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严重的省份之一,属于南方红壤丘陵水力侵蚀区,水土流失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全省第三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表明,江西水土流失总面积为3.35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20.03%。
此外,江西是全国7个有“崩岗”的省份中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崩岗”面积达2.07万公顷,占全国的16.95%。
由于“崩岗”的存在,每年雨季,一座座山丘被搬进了农田、水库、河道。其所流失的水土97%在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和鄱阳湖沉积,其中直接沉积在鄱阳湖的泥沙达800多万吨。
为此,从4月19日起,江西将围绕“防治水土流失,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主题,开展“2010年环保赣江行”活动,重点对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特别是鄱阳湖生态保护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等情况,组织开展检查。
河道又在切深,水会加速下泄,水资源会出问题,但是如果建大坝,会很快被泥沙淤积(上游水土流失是个社会生态问题,工程措施无能为力),最终导致湖区完全消失,最后不得不炸掉大坝。这是一个系统问题,非常难以用一两个技术手段解决。而且不是水利部门一家的事情。
1、高负债
1995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额为4747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全年利息支出1265亿元,比十年前增长了16倍。1996年工业企业利息支出2271亿元,比1995年净增1006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在75%以上,流动资产负债高达90%以上。很多老企业已是负债累累,有的更是资不抵债,成为空壳企业。到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9%,比全部工业企业高2.2个百分点,利息支出达1097亿元,占产品销售利润的37.9%。如果将商业企业等其他国有企业算进去,其负债率仍然是75%以上。由于债务过重,相当部分久拖不还,形成呆账坏帐。
2、企业办社会
我国国有企业开办学校1.8万多所,在校学生610万人,教职员工260万人,疗养院1.9万所,医院诊所22.5万间。这些非生产性资产占到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近10%,这里还不包括国有企业每年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支出,这部分费用大约占企业全年管理费用的50%。
3、人浮于事
据粗略统计,全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至少有1000多万人,各企业普遍存在大量无工可作的工人和后勤管理人员,为了养活他们,一年的工资、福利等各种开支就需要1500亿元左右,大大超过了这几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像鞍钢,20万正式职工、20万合同制工,10万离退休人,仅人头费便不得了
4、严重亏损
1996年,我国国有企业总体亏损额18亿元,1997年为293亿元,到1998年已上升为558亿元。
1997年,在1493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发生亏损的有6093家,亏损面为40.4%,亏损额589.1亿元,亏损率高达52.75%,分别比非国有大中型企业高10.1和26.2个百分点。1998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241亿元,比上年下降52%;亏损面为45.1%,比上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目前在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其亏损额和亏损面更大。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开工不足的占70%,产品库存积压达3万亿元以上。现在纺织、铁路、煤炭、机械、兵器、石化、邮电、航空、森工等都出现全行业亏损,512家重点国有企业有156家亏损,占30%以上。
1998年,国内成品油和化工化纤产品的走私猖獗。特别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走私的油品对国内的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占我国国企税收近40%的盈利大户石油石化行业效益大幅度下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亏损局面。有统计数字显示,去年上半年全国大型企业亏损88亿元,石油、石化两大总公司便占了40亿元。
所以,我认为朱起码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史册。但是人民尤其是国企工人及其家庭付出的代价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都是巨大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其实经过我们在现场的经历,完全不用这么着急,不要这么极端,这么急功近利,可能能够处理得更好。
我记得忆安当时庄家控盘超过84%,想做空的人到哪里去借筹码?
头寸才能做到,除非庄家就是几家大银行。所以我想对中大盘股都做不到。
国企有问题,可以逐步改进,完全没有必要下这样的猛药。何况有些国企的毛病都不一定称得上病。比如说他提到的油走私造成的问题,就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办学校的问题,比如说大型企业办一个幼儿园,职工上班把孩子带来,有何不妥?
而且一般来说国企,都是效率低的,在其他国家大都一样,一点也不奇怪。
朱的做法,实际是有很大的问题。他非常聪明,知道那些人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一般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反过来当权者毫发无伤。我想你是知道情况的,不妨写一点当时中央机关的精简情况。
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相似问题,可以说用他的手段,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会用这种手段,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朱的做法,对以后官员的影响很坏,总是对老百姓下手。
一帮中央大员也去看过,表扬不断,也上过cctv新闻联播头条,当时风光无限。仅仅因为我作为银行的人,与另外一拨人走得比较近就不让干。可惜。
是怕形成美国那种财团体制?
然后招商,平安都在前进中。
现在是看清了,所以放手开始干。
中国很多事情坏就坏在地盘观上。
我和搞泥沙的人混过一段时间,对他们的一些东西有些了解。如果长江总的下泄水水量没减少的话,总的泥沙量和总的下泄的势能是不变的。由于三峡在蓄水初期拦截了大量的泥沙,使中下游河道失去泥沙的动态平衡,河床下切。但三峡蓄水完成之后,河底的泥沙又会达到一种平衡。蓄清时河床会下切一点,排浑又会补回来。
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河床下切会导致河道的容积变大,由于总的落差势能不变,河水的流速就变慢了,泥沙就容易沉积了,又是一个平衡。
我倒是对长江的水质变化更关心。
当时目前已经下切的部分导致鄱阳湖和洞庭湖水位下降。地方有政绩需求,至于提供数据是否可靠,我也不知道,目前也没有机构去验证。
长江河床在这段时间是抬高了,因为泥沙淤积。这个可以从近几十年武汉关水位警报情况看出一二。但同时鄱阳湖和洞庭湖的面积却减少了,说明它们有更严重的泥沙淤积。所以现在有把什么问题都往三峡工程上推的倾向。
不往三峡身上扯,很多项目永远不可能批准。官员都是聪明人。
首先,大的成功环境应该是:成熟产业。
其次,金融人员主要的作用应该是现有系统的效率提升,是COO。
短板是:成熟产业的竞争,一定是深度竞争,牵涉到很深刻的行业认识。
结论:金融、审计人员,一般的思维只是管帐先生,缺乏业务视角。所以他们可以是好的COO,与CEO还是有差距的。
个人认为:好的CEO一定做过产品经理,并且具有销售经理的一线能力,还有财务、运营方面的宏观视野。
总裁,做过美国国防部长,做过世界银行行长,每一个职位都做得很出色。他就不懂产品,也不懂销售,就是一个运筹学家,至多算个财务专家。
抛开国有资产流失这一罪恶,是不是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最优?
但是如果是真的想持续经营企业,也未必能行,因为需要团队,同时领军人物的胸怀,眼光和能力缺一不可。现在体系下的总经理一般缺乏系统能力,尤其缺乏稳定的掌舵能力,过于投机。急,贪,忿。
大概问题最后又转回一个原点上:有多少人是有能力把国企救回来的,其中多少人会通得过政治考虑得到任用?不一刀切的话,结果是否会是保持原有局面不变,小修小补了事或者成了新一轮跑部跑银行的圈钱运动。
评价历史人物,除非大善巨恶,否则很难直接判定。最基本的问题是,处理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朱老板的举动,无疑是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但他的方式显然很有疑问。兄弟当时对他就不太看好,最初怀疑的原因是海外赞扬一片,几乎与叶利钦一样。朱老板时期,电视上的形象几乎全是与各地企业家及海外金融企业畅谈,从没关心过底层人的想法,他代表的阶层也就很清楚了。至于其人好说大话,自吹自擂,那倒是小事了。
朱老板解决了最急迫的财政问题,但损害了大批底层群众的利益,摧毁了TG的政治理念,导致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巨大,利益集团获得暴利,这都是他的政策带来的问题。换个人,换种做法,也许同样可以解决问题,同时负面效应小很多,可惜历史无法重复,对他的评价也就很难公正。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其原因除了中国文化里的家长制/奴隶制作风,还有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难公正。真正的评价必须是换了别人会怎么样,而大部分情况下,周围历史环境是不可重复的,所以成绩和失败都不能作为评价的简单标准。
因为我们是参与者,有太多的感情因素和个人好恶,等以后的人来评价吧。
他所有的措施和政策,无论对错,都将立即人去政息。所以他的策略就是在有限的任期内,尽可能的向前走,无视任何羁绊。
他的问题是所有原本对准官僚体制的措施最后都是普通民众买单。
这是他的政治宣言,也是这么做的,这点值得佩服。只是老百姓苦了。
就我的理解,设备陈旧之类,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核心因素在于:
1、国企管理层的知识和能力有重大缺陷,当时大部分管理人员受到的教育都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验也是计划经济下的,不知道市场经济下一个企业应该是怎么运作的;结果是大量的决策错误,换几届厂长经理,再犯几个经营错误,再好的企业也要休克;
这也是为啥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经济学家一忽悠就去闯价格关的重要原因之一;(朱是会砍银行贷款加息压通涨的,的确比前面的赵和李强的多);
2、国企管理层本身定位是“官”,搞企业只是晋升中的一个阶梯,上面有人照着就能升,企业做的好不好都没啥关系;而且缺少激励,如果国企整好了,在苏联是可以奖别墅和汽车的,个人生活上有大的改进,起码也有个奔头和动力,所以开头的承包法,虽然粗放,但也发挥出一些作用,我觉得效果比后来把国企搞烂了好;
3、对管理层的审计和监管薄弱,我觉得常说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其实就是监管问题,西方企业不做假账是因为会计公司的严格监督,而不是其他的原因;监督也是一直贯穿中国改革的大问题了,结果就是腐败不断发展,所谓党风一年比一年差,到最近才稍好一点;
4、民营企业在80年代诞生以后,在10几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发展到能和国企竞争,但是常常用一些出格的竞争手段,国企方面则是由于上述原因,一直被动挨打,政府方面则没有进行规划和管理;
最后是由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不少的企业陷于不景气,政府便疏于监管,形成只要工人不闹事,不上访,你怎么搞都行;而工人也天真地认为,只要你能发工资怎么搞也行,反正以后由政府管。造成对企业监管的失控,对企业领导人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激励。
企业负责人各显神通,或开发或租赁或卖东西,只要有暂时的收入,能维持局面走一步说一步,至于长远的问题无人管无人问,最终造成企业资源的枯竭,同时也成了烫手的山芋。我知道的一个企业原来的负责人搞房地产开发,也确实为职工发了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换了领导,不想再开发了,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影响了职工的收入,职工就埋怨说,你还不如原来的领导,不管人家咋弄给我们发钱了。于是到最后,国家和银行都扛不住了,结果就是“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提出“三年国企脱困”到底是谁,朱是懂经济的,应该不会自己跳出来唱这么高的调,这个希望忙总解惑。
这老小子去欧洲度假,不用公司的大车,自己租欧洲的小车。还车时,整理出一大堆笔记。回国后搞了猎人、还是猎手小型车。很实用、销量很成功。
这是典型的成熟行业、成熟评价系统、成熟产品开发、成熟销售渠道、模式。
可以说最擅长发挥他的系统评估、分析、发掘能力。当然这件事上,他的市场感知力也非常好。市场需要一台不贵的、实用的车。正好附和他强调性价比的个性。日本车进美国市场前。
但在国防部长、还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位置上,争议比较多。
比如是节约了军费,但影响了军事技术储备、以及本土遥控越南的办公室战争,甚至指挥到某战术目标、某出动飞机型号等等荒唐的战争指导行为。
我个人理解,这两个职务,第一面临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环境。第二,也不是一个高度命令式的组织,客户:就是陆海空三军和受援国,具有非常强的个性。第三、他不具备高超的专业才能:军事才能、和世界主权银行家的政治才能。导致他职业生涯、个人声誉,从一片崇敬、赞扬,到惹人非议。
他完成了,这是其成功的地方,至于付出代价过大,也不能抹杀。同样任何企业的总经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例如我分为四类:生存阶段的目标;规范阶段的目标;积累阶段的目标和扩张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些不同阶段是需要不同总经理的,没有人是十项全能。解决生存阶段问题好的总经理往往无法带领企业快速成长,因为他保守;而善于规范企业的总经理根本就抓不住企业的稍瞬即逝的发展机会,因为他过于理性;等等。我就属于解决危机能力比较强而不能带领企业扩张的总经理。因为我理性,务实,冷静,保守,而缺乏浪漫,想当然和冒险精神。
所以自己是否懂那个行业并不重要(我就不懂很多行业),可以学习,只要你能够凝聚人心,知人善任,循名核实,同时让大家信任你的人品和能力,依靠大家智慧,照样可以指挥运作起来。没有想象的这么难,不信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当地的压缩机以前很牛的,现在国企都不见了。全是私企
出租车司机跟我扯淡,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当时国企亏损严重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内部的人在倒腾,尤其当时国企的销售人员。基本上是拿国企的东西去赚自己的钱,企业越来越亏损,能倒腾的越来越富。然后国企改制再买下,当地现在的压缩机企业基本是当年几个压缩机国企的销售人员出来干,或者收购原来企业的。
要说产品有大问题,不适应市场形势之类的,显然不是。
问题出在货卖出去,钱收不回来,或者钱去了私人腰包。
这种事情,现在的国企虽然有收回扣之类的事情,但是显然现在监管要到位的多。即使利润可能有多有少,但是保证企业运营继续发展是肯定没问题的。
上当时地方为了推卸责任,夸大危机了,而国家经贸委为了迎合前总经理,故意选择性失明。
就是懂得管理,愿意为了企业而付出的人才,还是匮缺的啊
如同如果人人都是雷锋,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赏罚不明,政治风险大:说你好时是改革,说你不好时是违规。
个人觉得他还是天真地以为当上了总理就可以完全地不走样地落实自己的想法了。
而且在之前的处理三角债时对于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有很深的了解,加上南巡讲话的东南风,不由自主地步子快了些、胆子大了些
好比广东这边,离北京远,很多东西都在打擦边球。我感觉这边与内地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地方愿意去推动改革,或者说违规。
当年广州羊城汽车引进标致一样的被骂洋奴卖国。
我到档案局网站上也没找到,不过听人说是50年?
外交档案都是这样,为某个特定事情服务就可以解密。
49年前有对手制衡时只觉得越强大越好,之后慢慢发觉不是那么回事了。认识上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只是调整起来难度很大。整体的政策应该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均衡政策,49年前TG做的是打破均衡,49年之后TG要做的是维持均衡,但是TG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且是一个从被组织阶层发展出来的组织,所以一大帮人都糊涂了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糊涂就没有明白的一天,只有灭亡的结局。
他的动员能力强大是事实,但是与这个好像没关系。请详细说说怎么会有关系。
就是说,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办法让人才冒出来做这个事情....这个说法对偶的启发很大
K大出身的应该是习惯分析演绎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成立,分析条件和过程,然后复制就可以再次地成立。不过有句话叫“个体的有序导致整体的无序”。债转股重组国企也有可能一个企业成功又有许多企业成功最后却整体失败。我不是业内人,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吧。一片草原上,开出一亩耕地可以是丰收的良田,三分之一开垦成耕地也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三分之二甚至全部开垦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而针对一亩实验田的分析是看不到后面的可能结果的。49年前的TG不用考虑这些,因为那时只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别人的变成自己的,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动员力量,这时需要给自己的力量寻找到执行的边界,以前有对手作为边界,现在没有了,这就是区别。
换一个角度说同样的问题,债转股重组国企。动员力量的强大也有可能让所有的企业都成功,但是在忙总意气风发的时候,类似大炼钢铁时个人家里的菜刀也可能被动员的情况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不宣传”也许就是有以上的考虑。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的利益集团林立也不完全是坏事。
再换一个说法也可以说是管理的粗放。一个政策下来缺乏明确的执行边界,如果还是一个联播头条就很难掌控。类似二套房贷的定义,如果不是所有国企都可以重组,又没有条件来确定边界,一个近三十年的办法就是“总量控制”。管理的细化是有条件的,记得看过一个关于荷兰的介绍,子女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并不是父母把钱划到子女的帐户就完了,收税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区分和透明,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抱怨社会的管理又有多少人能接受实现管理的条件。
回到动员能力,TG用总量控制作为自身动员能力的边界,更精确的制度管理需要逐步地建设。忙总的问题可能在于分析,演绎,演绎内涵着自己理解的边界,而我的理解是现实中并没有忙总理解中的边界。
当成预算内收入要收走的政府,不留一点剩余价值给企业的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管管奉献一辈子的工人的最低生命保障的,再说从我们实践来看,至少60%的企业不应该抛弃,是可以救活的(我们选企业完全是随机的,没有刻意挑选,就是按报表字母排序),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弃若敝履,然后不闻不问,人气自生自灭,这是既无政治道德,也无良心的。做事情有时还得凭点良心不是,你说呢?
而且我也没有资格来评价忙总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可以相信忙总选企业完全是随机的,那么企业是否完全由您来选呢?您又如何来控制60%这个比例呢?
反右,跃进,文革,都可以从动员力量越过理想边界来理解,现实中找不到边界,就只有先控制动员力量。我只是谈了对“不宣传”和“两者都对”的理解,至于道德良心,在60%出现而且是随机出现时就已经面对了自我的拷问,那并不会因为我支持60%就消失。
解决一个是一个,能够解救一个是一个,不考虑什么国家大事,什么宏观反应。
小弟年龄小,说的不合适,请指正。
我是学财经的,就我的观察而言,对于我的同学,包括一些行内人士的看法。感觉是,学习财经的学生,如果不是纯为了钱而学,而是那种想搞点什么东东,比如说,政策啊,方法啊。这类的人,一般来说,很多都是心里怀揣着极大的抱负。但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潜意识里总会认为执行的人会按照自己给画好的道路走,这种想法又加剧了他们的自满意识,其实这正是古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
然而,由于年轻,资历浅,人脉也少,他们往往忽略了,说白了,就是根本不知道现实中存在的很多情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以至于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时候,可能一部分人,因为那种“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而选择继续硬干,甚至堕入深渊,无法回头,也不愿意让人说自己是错的。还有一种,估计就是忙总这样,知道反思。
不过,悲剧既然酿成,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最剧烈的,毕竟发生在以前。忙总就不必过于自责了。
还有,我来河里不久,敢问忙总是不是东北人?你们东北那种群体性事件,在我们中部一个省份,就不提了,反正也很出名,也是经常发生。卧轨,要不堵到政府门口,就这类事儿。最后,也都不了了之。还有,TG对这种事儿,一般采取的策略,就是“秋后算账”:先好言相劝,把你们打发回去,然后,就派公安局的查,看看是哪几个人挑的大头,最后把这几个刺头儿给揪出来,拉到公安局,“伺候”一顿,这事儿八成也就被压下去了……
嗨……
以忙总的经历还能如此客观,坦荡,并且仍旧积极的做事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主要目标:整理财政完成了。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见到太多悲剧,自然认为抛弃国有企业员工不对,但也许换个角度,我们也不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只是从事后来看,不必这样无情,这样决裂。可是事后诸葛亮都好当。实际上他本人是有愧疚的,你看他就不敢去东北工业基地,尤其不敢去大庆。所以应该设身处地想想别人的处境。当时修理我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如果不打击,也许工作就很难推进,我不过是杀鸡给猴看游戏的倒霉鸡而已。实际上不被打击,谁知道我又会是个什么下场?王雪冰,朱小华等人下场更惨。
年轻人的投入。
就建大坝的问题,有一本书由加拿大环保人士Maude Barlow 和Tony Clarke编写的,水资源战争,里面从多角度论述了围绕日益枯竭的水资源各方利益的立场和行为。除了对政府无视非常有限的淡水资源的重要性和对水资源保护的系统重要性的无知保持忧虑外,我怀疑在当今建大坝成为地方政府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中,是否国际力量也如该书所讲正在掺和其中,因为一月前我本人在很特别的情况下结识了一位来自挪威的人士到北京来给有关方面讲解怎么建大坝。这种国际力量参与的后果之一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得为进一步恶化的物理生存环境和高昂的水费来买单。
例如日本人参与鲁布革,瑞典参与小浪底,意大利德国参与二滩,美国参与三峡等等,大概可以列很长一个单子,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有一腿。不过是否有阴谋论我看到未必,他们都是出口设备和施工技术而已。
论证过后购买所需要的设备和技术而已,而不是政府在他们的诱导之下而采取的盲目决策和贸然立项。也但愿中国各级政府在国际背景下的日趋严重的水资源问题上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以牺牲我们已经很有限的水资源为代价而换取一时的利益。
再请问,四川这次的成功吸引了很多大型的外资企业搬迁过去,不知地方政府对水环境的保护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如果那里的长江水源污染了,难以想象下游的取用水情况。
次上大坝,满眼都是老外,看相貌听口音是欧洲北美哪儿的都有。外国游客的数量绝对超过中国人。
我问导游,怎么会有这么多老外?导游给出了两个原因:A、三峡大坝在国际上反响很大,当初很多老外都反对,认为于环境极不和谐,现在建起来了,他们实地来看一看。B、全世界最顶尖的水利工程设备扎堆三峡,除了那些个吊车——他指了指远处——吊车上书几个大字“太原重工”,人家来看看自家设备和技术的作品也是人之常情。
算能够制造,也得不偿失。除非涉及国家安全的,否则必须计算投入产出。所以买几套设备不是自己不行,而是为了经济。
所以没经过阵痛的人比较容易给他高的评价,而像mang总这样受了打击还能换位思考,从全局考虑是很难能可贵的阿!佩服佩服
我所在的地方属于苏南传统轻工业发达的地区,但当时有些国有企业的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而是先打白条给员工,等市长(书记)批条子给银行贷款后再兑现。现在看来某些国企确实可以救,但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各方面的压力来看,地方政府当时最迫切的还是甩包袱,当时MBO的条件优惠到难以置信,国企的厂长甚至不需拿出一分钱来,就可以把偌大的资产和盘端走,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安顿好原有企业的员工,就这样的条件当时某些厂长书记还心惊胆颤不敢接盘,当然到2000年之后MBO已经基本成了腐败和权钱交易的手段,在问题不断暴露之际被老朱叫停了。
忙总的债转股改革在那时是个新鲜事,单从您个案来说,是非常成功的,这也就是元月份表扬的原因。但正因为是新鲜事,随后就发现此事不好把握,有可能会有人因这名头搞私人勾当。所以中央还是"摸"字当头,既不鼓励也不反对,先让底下探索各种可能性再说。一点愚见,请指正
人事上的事情。
水资源只局限于很有限的范围了,除了很幸运的一些人,当代人及我们的后代是难以喝上无毒的水了。可以想象多少人会因此患上疾病, 全球化,现代化的代价,不知这些可曾在设计者的考虑之内?
既然谈到了真人同志,就贴点真人某年在某地谈经济工作的谈话要点供诸君判断水平(为免喝茶,请勿转载,局部细节被处理,请勿对号入座)
1.高速公路我原来是赞成搞的,有人不赞成(地方:目前进行可行性研究)【似乎还是有长远眼光的】
3.XX搞XX,设备是霓虹的,资金是天朝的,资源是天朝的,风险还是天朝的,他能干我们不能干?x行不肯贷款给自己企业,是体制问题也是优惠问题。【肉烂在锅里面的早期版本?】。引进专利条件有几条,一 x行贷款利率比国外低 二 享受外资待遇 三 周期太长的不搞【似乎都很到位】
4.援外项目又快又好,主要是设备材料配套出去,自己干就不行了。【全局一盘棋的力量】
5.30年产值增加8倍,国民收入增加4倍,效益太差【套今天的数字进去完全无违和】
6.现在进口太多,超过港口通过能力,到处积压【洋跃进?】,粮食进口到明年都卸不完,不建设港口增加进出口都是空谈。搞进口加工转出口要很大的本事【现在这个都变成网上被批判对象了】。不打开苏联这条路没法出去【这算中苏缓和的一个苗头?】。为什么美国压我们呢,服装工会反对,不让我们进去。拉美市场可以打开但要信贷。它们发展太快负债太重,产品出不去产生危机。M国本来没问题,石油价格下降产生危机,借款八佰亿美刀。东欧H国借贷了1亿美刀。现在看到,完全靠外面设备加工再出口不太可靠,1是我们管理水平不足,2是跟不上技术发展【直到今天2还存在,1就不说了,各行不同】。某国很多技术等我们买,但我们要让他们也买我们的东西,要进出口挂钩。【似乎外汇不足?】
7.农副产品价值规律起作用 价格提高生产就上去了。现在看农产品不能报销,价格可以浮动。有些派购农产品可以搞成比例上交。例如某省某年橘子改成三类产品,大家抢购,价格翻了一番,结果去年派购,先完成派购任务再上市,结果大批烂掉,群众骂娘。所以我看鲜活产品比例上交比派购要好【时代的眼泪】。
8.如果你们财政包干有问题,国家还是会照顾的。1 国库券,完成国家任务后你们可以多发些,群众中有钱,多发国家不要,你们用你们还【中央也没余粮了,这也算是地方融资过滥的一个早期例子?】2 xx集资,超额归地方,任务完成的话部分归地方【真的是诸侯经济】。
结论:真人同志当时的文风颇有太祖时代的习惯,都是白话无术语,很多想法似乎都有陈云的影子在里面。
此人如果绝对控制,也是独裁者,听不进什么反面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特别是中央有精神下来,下面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死到要做下去。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是当事情不能简单的按套路可以 一步步照搬的时候,就需要刚才那种权术了。给你开个小口,但是也给我悠着点的意思呢?
不过你说的很对,政府运营经常离不开权术:他们叫走好钢丝绳,打好擦边球。这个需要功力才能把握好,很多人都是不小心从钢丝绳上掉下去了,因为以为是康庄大道,不知道是钢丝绳。我就是。
也好让不了解财政税务工作的河友看看这些调整背后的刀光剑影
南巡的背景是什么?没有积极意义吗?
另外,我觉得入世后中国经济波动明显没有90年代那么大了。入世的意义也谈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