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23 00:48:45
前天看了本局的春运工作会议，仔细听了局长的重要指示，除了一些年年都有的套话，现将一些今年新增的与旅客买票有密切关系的内容择其重点摘要如下；
1、 局长公开指示，今年所有票额都必须上网公布，各个口子都不许预留票额。
2、要求各职能处室分别与对口的省、地、市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旅行社、大宾馆打招呼，说明今年路局未有预留票，如上述单位要票请到窗口排队走正常程序。
3、今年全局列车全部套跑，并取消外聘劳务七千人（包括维持秩序的武警），由非主业单位抽调人员顶替。
4、路局机关各处室均要抽人跑临客充当列车员，安监处也不例外。局长强调，你们安监处平时是管别人的，这回我倒要看看你们自己跑车能否遵章守纪。
5、凡路局职工，今年若在车票上打主意谋私的，抓住直接解除劳动合同。
6、前几天广铁已售出第一张实名制车票，卖出一张车票需时三分钟，其中机器检验身份证就需要二十秒，直接将身份证号打印到车票上。广铁电话订票业务均实名捆绑，也就是说座机在电信部门登记的是谁的名字，谁才能用这个电话订到本人需要的票，一家人即使是家属也不行。
以上就是我记录的重点内容。其中第一，第二，第五条自然是大快旅客之心，不过在非常时期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买不到票或者不能及时买到自己称心票的旅客照样会骂，只是希望路局有关职能部门尽早将这些局长指示精神用现代化传播渠道广为宣传，别老是太监又做了，皇帝又得罪了。
第二条我觉得有极大的困难。那些单位个个不是省油的灯，铁路求他们的地方多了去了。往年吃甜了嘴，如今一旦断奶，会不会今后利用职权卡铁路那可难说得紧。当家的难，为顾大局会不会到最后不得不食言开口子我不得而知。理论是一回事，现实生活是另一码事，毕竟理想国、真空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第四条我个人觉得很有必要。往往外聘临时列车员，这些人反正是临时的，于是在车上不宰白不宰，可着劲地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外人不明情况，败坏的是铁路的名声。对这些人咱铁路又没什么办法，顶多是解聘了事，人家根本不在乎。让各单位自己职工上车，一方面肉烂在锅里，二来你有正式单位，你犯了事可甭想跑掉。不过不请武警维持秩序，那自己职工根本没法胜任，本人对这个极不看好。个人估计到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压力太大，最终还是得请武警帮忙。
第五条是今年新增的，往年只是处分罚款了事，如当真能抓几个典型方能震慑住一些人。
第六条让我很吃惊，卖一张票要三分钟，那可比现在慢得太多。不知道客流高峰时进站验票时情形会如何？持续关注中。
个人估计今年节前春运没什么了不起，今年流感，学校放假早，目前已经都回家了，没象往年那样与民工流，探亲流叠加在一起。只是不知道节后情况会如何？个人觉得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目前高校放假制度，想方设法避开春运高峰，这样对学生，对铁路，对其他客流都是一件好事。
忙总是做实事之人，自然明白愤青们理论及中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许多东西甚是无奈。不在其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极易之事，但身在其位，上下左右责任义务事无细巨吃喝拉撒，当这个家就不能太过理想主义了。
铁路公安目前是脱离铁路局管辖，全部归铁道部公安局直属，过渡三年，全部收归公安部。目前还给路局几分面子，以后的情形可不好说了。我也觉得武警们可比铁路职工甚至铁路警察威力大得多了，所以局长这个做法我本人极不看好。当然，自己职工维持秩序不需要额外出成本，请武警是要按人头按天数付钱并给予带队各级军官若干好处的。但我觉得不该省的钱就不能省，万不可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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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逼各局逼得太狠了，经济考核指标以及一些非量化指标等等，一级压一级，越往下越难做，苦都苦了下面了。我想局座如此安排，一定有其理由，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走一步看一步了。请那些武警的开销也着实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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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长应该检察院来抓
民航局长不可能犯诈骗罪,但以这由头弄进去了之后,多半能问出点什么
能做到局长，那都是一级级干上来的，即使年轻时当过兵那也至少是三十年前的老黄历。我们请武警历来是按人头按天数算钱的，而且包食宿，部队在这种问题上不是义务劳动。
部队出面做事情，部队是愿意义务劳动的。例如前一段时间某地河道清淤，就是义务劳动，一分钱没付，只是接受这个部队退伍转业复员军人若干名而已（本来也要接受）。
还有那个转业军长本身屁股也有屎，还是被栽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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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到外地抓人没票
这点小事也搞不定？难道都是新警察？
不就得了？
理由嘛，老警察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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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的时候警察敢这样做，有法的时候警察也有依据做。
规矩的，守法的，土匪也有，但是也看场合。不到惹急了一般不敢胡作非为。真的乱来的主要在基层派出所。省厅一级的素质还是不错的。还是很有点正义感的。有的人30多岁就满头白发，敲诈勒索的事情从来没干过（只要到家中看看就知道了,基本属于一贫如洗）。基层就不同了，一个小派出所长就有几个饭店，几个门面。。。。。。
如果事情是发生在94年，此时民航应该已经政企分开，省局和航空公司是平行的两个单位，面上都好但实际上谁也不尿谁，航班上留党政军专座应属航空公司自己的政策，一个省局领导跑到航空公司去视察然后下指示取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至少南航不会这样；而如果是94年以前，即政企尚未分开的话，则不存在航空公司这个概念，那时都叫民航管理局。
要此事是真的话，这位领导可真够呆的，党政军专座（南航是3个座）不是不能卖，而一般要留在最后，越是紧张的航班党政军专座的价值就越高，领导一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上，没有营运部领导的同意不会轻易放出。
可能这个航线用的是小飞机，如果是737以上的飞机，就算党政军座位没了，像这种特殊情况也有办法加座的：驾驶舱的观察员的位置、辛苦空乘一下把她的座位腾出来、或是干脆搬个箱子垫屁股坐在机尾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位领导也忒不会做领导了。
但是有的省局领导兼任航空公司领导，例如新疆省局聂胜利就同时是新疆航空总经理。这个过渡期大约2年才完成。南航是比较早的市场化的地方，其他公司要慢得多，例如北方，西北直到2000年还没有完全政企分家。加机组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但是一般要与航空公司关系好，否则也不会理你，而且执行人要承担一定风险，如果碰上总局检查，就要遭殃。所以一般公事公办的事情，大多不会过分违反制度，除非是外行。
聂胜利之后的第二届，快结束的时候，新疆航空公司才和新疆航空管理局正式分开，时间到2000年之后了。新疆公司和管理局分开应该是全国民航最后一例，特殊情况。
就出事了。真是世事难料。
原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邵华泽1989年调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张文康1993年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纪委书记李慎明199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原空军雷达学院政委严智泽2002年转业任民航总局纪委书记。
原39军军长闫丰2002年转业到辽宁省，任副省长。
原东海舰队航空兵政委张昭福2002年转业到山东省，任副省长。
原三军大政委罗振江2005年转业到陕西省，任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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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我的父亲给住院的母亲送晚饭，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三轮车被汽车刮倒后汽车不理三轮车打算离开，他就上去指责司机，替三轮车评理。结果司机和乘车的另外一人对我父亲的头部连打几拳，当场把时年71岁的老人打晕在地（当时下雨，我父亲穿着自行车雨衣）后来路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经CT查出颅内有外伤出血，而且还有脑震荡，经过住院治疗，出血吸收，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后来验伤结果为轻微伤，属自诉案件。
当晚我在医院报了案，同时打电话反映到本地报纸，请知情者提供汽车牌照。第二天有人通过公用电话告知我该汽车的牌照，我把信息提供给派出所，事后警方通过查实确认是这辆汽车。
我父亲痊愈后，我去派出所商谈赔偿事宜的时候，对方拒不出面。我要求对方道歉赔偿，出面的警察是派出所的一个什么队长，态度非常恶劣，口口声声都在维护打人的那方，话里话外说我们在敲诈。我当时就感觉不太对劲，后来通过另一途径才知道一些大概情况，原来对方是一家小老板，在事情发生后可能在派出所进行了一些活动，因此警方偏向他们。虽然最后对方赔偿了医药费（就是急诊以及住院单据的总费用，没一分多的，我就奇怪敲诈一说从何而来），可是从头到尾连面都没露一次。从此我对基层民警的印象非常差，感觉就是又黑又贪，唯利是图。
找当地县级公安机关（如果是城市，就是分局）治安大队，如果不处理，你可以直接找法制部门反映，或者向信访部门反映，最后不行就提起行政诉讼，诉警察不作为。
基层派出所的确非常糟糕。全国一样。这是体制问题，一时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