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4 00:08:50
我以下的内容,只适用我接触的人群,并不包括所有人。我接触的中年人比较多。因为是直觉观察,没有更多理性分析,可能错误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讨论。
我对知识工人的定义是:靠知识谋生的人,例如教师,医生,职业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科学家,工程师等等。
1、抛弃西方价值观
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不惜卑躬屈膝讨好欧美,动机当然很简单,就是想获得平等游戏的地位,入伙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份额。但是欧美没有张开双臂拥抱我们,一是担心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发展潜力,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挑战他们后代在人类生态龛上居于顶级食物链的地位,二是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差异和西方惯有文化上的傲慢,结果是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被愚弄的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开始导致对欧美关系的反思。
随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欧美的危险和祸心,开始走上寻找自己独立精神和文化价值的道路,对西方价值观和世界观开始抛弃,甚至有部分人完全回归到自己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发展道路的答案。美国这种极为短视的做法,可能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最著名的例子。西方几十年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苦心经营,潜移默化,就被三枚炸弹炸得烟消云散。这种威力是中国政府想都不敢想的,真的该给克林顿发一个最大的勋章,同时也是美国政府愚蠢到极点的表现。(据我自己观察,大使馆被炸后,几乎所有接触到的60后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官员,还是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甚至连我等这种从不关心政治的职业蓝领,都不约而同彻底对美国绝望,彻底抛弃了他们多年来在我们心底种下的所谓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鬼话)
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因此产生的自豪感是任何人都不能碰的,更不能挑战的禁地。中国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潜意识里那种大国的优越感从未消失过。而90年代中后期直到今天,欧洲与美国一直在忽视中国的基本利益,挤压我们的利益空间,这一切彻底把中国大多数知识工人推倒了欧美对立面,目前一个普遍的说法叫:你们叫我们不痛快,我们就一定叫你们不痛快。
而且西方的挑战加速了中国人民族自信心膨胀,甚至在年轻人中逐渐产生了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目前一切亲西方的,或站在道德制高点用西方意识形态指手画脚的人在社会上普遍被看做汉奸,已经被社会唾弃(只要看看最近网民围攻所谓精英的行动)。他们想作为西方利益代言人基本已经没有市场。我认识的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对一位他曾经极度尊敬的前辈学者用极为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他不过是一个读过书的汉奸。
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丑陋的表演,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这是西方自己挥刀自宫的结果。
2、强国是第一要务
目前大家都认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更不能在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上从属于西方。反而我们的文化应该是西方文化的唯一拯救源泉。
同时,由于文化传统和地缘政治,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现在在国家目标上,大家普遍的选择是中国必须强大,因为世界只尊重强国,这种目标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近200年的屈辱角色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受人宰割的滋味。而且这观点直接演化成:每个人只有在成为爱国者后,才有资格谈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这是当局愿意看到的。
这种观点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吸取过去200年的教训,中国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现实,必须从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国情出发。不能过度强调所谓普世价值,这只是西方的毒药。
在上述观念影响日益扩大的同时,又还存在许多迷惘。例如表面上看,中国人在回归儒家文化,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价值,在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是从中挖掘可以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对抗的资源。而这种挖掘导致有意识地对传统进行一种选择性的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但是也开始异化。
例如有些知识分子试图使人们忘记大跃进和大饥荒,让民众对文革抱有幻觉,似乎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这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底气还不足,面对压力还有恐慌,不得不歪曲和伪造历史。
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没有一定的目标,目前处在十字路口,无法判断现今社会的发展方向,十分迷惘。所以诸如国家的命运、中国历史定位、与西方的竞争关系、未来发展道路、向何处去等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各种知识论坛和会议激烈辩论的焦点。这些问题也直接反应了我们国家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不稳定性。
但是大家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强大已经是时间问题,不可阻挡。
3、担忧国家安全
近200年来国家遭受欺负的记忆,使大家一直有一种安全忧虑意识,总希望扩大安全空间,所以在国家安全上我们非常敏感,容不得别人稍微一点冒犯,甚至仅仅只是口头的。例如美国议员的核威慑言论,印度的口头威胁,效果都适得其反,结果是巨多本来达不成共识的项目立即就会上马。结果反而增加了对抗的风险。
而且在中国周边区域,大家认为有我们的安全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区,别人不能插手,否则就是挑衅,结果是增加更多的对抗因素。例如朝鲜、巴基斯坦、印度、缅甸、蒙古、南海等等地方局势的演变都有这个因素。只要涉及这些安全利益,大家都会毫不犹豫的采取对抗选择。这种选择即使在最理性、最冷静的科学家中都是如此。而且普遍认为国际政治博弈的规则就是强者优先,只有大哥和小弟之分,从来就没有长远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我们有痛脚,别人不能碰。这点最近美国鬼子深有体会。
4、对西方经济体制的失望
某人因为自己脑残,曾想从经济角度入手,把中国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虽然很快失败。但是其追随者和失意者一直在鼓吹全盘西化的口号,西方市场经济掠夺性的魔鬼脸嘴被包装成普世圣人,近20年来不断掀起大大小小的风浪。
但是随着形形色色西方遏制和歧视中国的丑恶面目逐渐曝光,尤其随着近年西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出现,彻底把他们的神话戳穿。俄罗斯休克疗法导致私有化转轨操作失败更是印证了对西方狼子野心的认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下一步我们怎么走?
就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产物。我想我还感兴趣以下问题:
1、你说的“难道像天朝政府这样,老百姓饿着肚子让他们去充门面”,具体指什么,能否详细描述,最好举点例子
2、你认为目前你的思想观点的形成主要原因是什么?例如老师影响,书籍影响,媒体影响或现实观察
3、如果不介意可否透露你的年龄段,60后?70后?80后?90后?你认为你身边的人思想与你相同的有多大比例?
4、你是从农村还是城市上的大学?是理工科还是文科?
5、你对目前现状认为最不满的地方是什么?建议如何改进?
是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迹象?老实跟忙总说,我们学校研究南亚那些老师普遍觉得阿三不靠谱,承认别人发展的同时也觉得阿三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太不靠谱,根本无法完全发挥阿三自身的资源潜力,不足以跟天朝对抗。我一直觉得,最近几年网络上出现好多老愤青了啊……
他动手。例如在缅甸,阿三已经搅合掉我们有些项目,实兑港本来是油气管道上岸港,被阿三抢走了。我们现在只能开发皎瞟港。看看地图就知道多么不爽,喉咙管上加了一道锁。问题是阿三也要在东南亚争取发展空间,我们必然要撞车。不是他配不配的问题,而是已经干上了。
我们的安全环境之恶劣,是世界第一,例如朝鲜、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南海、台湾等等都是热点地区,随时可能开战,我们目前不是沙文主义,而是危机四伏。
我接触到的人群中,很多人对休克疗法的认识还是“短痛真的不好么”“我们只慢性的过渡而已”,经济认识上,很多对“国进民退“的漫骂,想“把国企分了”的渴望。
整出来的。据我所知,30%是海龟,绝大多数有理想主义色彩,老愤青比较多。要说里面没有利益集团代表也不现实,但是也有没有任何利益背景的人。大家的共识实际就是对现实经济环境的思考。尤其是反复看了江浙、广东的民营企业后,形成的共识:民营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虽然高于国企,但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上难当大任,投机性太强,只能解决点就业问题,国家经济安全还得靠国企。
我对掌权者的希望是:
1. 不做“驼鸟”:正视现实。
2. 理性思考:不冲动,不悲观,不自大,不自卑。
3. 干实事:抓到点子上,抓到底。
4. 把屁股坐正:视“民”为“天”, 以“民”为“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千万别忘了这个谁也改变不了的真理。
只能指望每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整合在一个大致的方向上,求同存异,就已经很可怕了。我们国家已经永远不会有什么明君圣主了,精英淘汰机制注定了平庸和无能。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无非是民族主义四个字而已。
天魔大法,弄得不好就会走火入魔,后患无穷。但是现实情况正在向这个方向演进。既有外在因素,例如西方的遏制和挤压,也有内在因素,近年中国快速发展导致的民族自信心高度膨胀。目前需要引导和控制。但是当局目前似乎认为民心可用,是一种力量源泉,正在鼓励、开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我们可能只能顺势而为。我个人相信中国文化5000年不灭的大智慧,为人处事上的中庸之道,以及内省的力量,不至于象俄罗斯那样走火入魔,不可收拾。
由狂热民族主义导致毁灭,然后由外来意识形态强制性地实现转轨,然后实现现代化。尽管今日中国的崛起的成色和大环境可以说不如当年崛起的德、日两国,
受到压制,二是内部力量制衡,三是中庸之道。
不知道工人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怎么变化的。。。。
一亩三分地的,也有慷慨激昂,壮士悲歌的,也有冷静理性的,也有愤世嫉俗的,总的来说比知识工人的情况更发散,没有特别的趋向,但是仇恨贫富不均,对现实情况不满是普遍的。可能跟他们的生存处境和经济情况不佳有关系。很难说有什么思潮或深入思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已经是过去式。
另外一种说法是:
对内要普世一些,对外要达尔文一些。
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
面对现实的种种问题,在没有解决途径的情况下,这部分人选择了“鸵鸟”方式,所以估计道家思想会在不久的将来盛行。
不确定性因,也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待开发的资源。
好文章啊!献花!
我的意见是政治、军事、外交领域,重新回归毛主席时代的风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经济上,必须详细研究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的历史。我们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落后国家在强国打压下,如何逐步崛起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已经发达的国家如何保持经济领先的政策。两种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现有的政策,而要通过历史的眼光,从美日德俄的崛起过程,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出一个基本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路线图。
目前中国的最大优势:
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只要守住这个大市场,我们未来的工农业一定是世界最强大的工农业。(绝对不能让西方产品随意在国内扩张,冲击我们的民族产业)
目前中国的劣势:
1、工业核心技术尚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要完全追赶上去,恐怕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
2、支撑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国内资源已经逐步枯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资源,包括工业化必备的石油、铁矿石,都被西方严密控制。西方通过操纵国际市场价格,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工业发展的成本;
3、中国的军事能力,目前尚不能很好地支持中国资本对海外的扩张。世界历史一再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仅仅依赖本国的资源和市场是不够的,从海外获取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中国未来的必经之路。而强大的军事能力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可靠保证。
要成为平等的玩家,还有很长路要走。这几天哥本哈根会议就是一次争取平等地位的叫板和亮相,惊艳全世界。我为解振华的表现叫好。
外部的困难其实并不难克服,内部的困难才是真正的大患。如果中国人民的内在能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是,这仅仅是如果。从目前的情况看,几乎就是一个幻想。
我的看法是决策层实在是太务实了,我讲一堆必要性,可行性,人家根本不听,就问:怎么干,然后说:至于其他问题让社科院和中宣部去解决,我们不要操心。
我的看法就是一群只盯着利益的土财主。有内部博弈问题,但是谁上位情况都一样,都会只管利益的。其他什么意识形态那玩意是包装。从毛主席起就是传统了。不要太担心中国人的智慧。
我一个哥们,在思想界还有还算有点名气,号称右派,近10年来明显有左转。
提起现在国内的很多右派,是一脸的失望。
是我们几千年外交和政治的传统,现在要获得更大利益,必须从西方碗里抢,那就抢,前几年没有能力抢,就只好哄,只好乞讨。这就是我的看法,一切行为都是跟利益有关,中国当局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左派、右派,我看到的都是土老财,只认得利益。
太重视自己的利益,对国家的利益看得太少。从危机爆发以来他们犯了多少错误?这些错误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们就是照犯不误。
你可能限于国外环境,很难体会。我们根本问题是内政。经济上犯错误美国鬼子比我们犯得多。现在还在犯。再过10年,我们就有全面抗衡的基础了,要有信心。目前亲自操刀的人都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认为让我去操刀,一定不如目前这些人。所以我从不埋怨他们,也不指责他们,因为我去可能犯的错误更大。至于老兄说的情况,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详细指出来,说不定对决策有帮助。他们的秘书也下西西河。
你可以看看我下河写过的帖子。我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几乎没有出过错。我就不相信上面那些人没有这个水平。我看是自己不想干罢了。
而是绝对不能让外资垄断!
作为一种利益的交换,在西方开放技术和资源给我们的同时;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出让部分市场,但是绝对不能让西方在任何行业形成垄断!外资对任何行业的垄断,都将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历史上,没有一个后进的工业国,会自由放开国内市场,让外资进入并实现垄断。目前国内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清楚,凡是对市场保护得比较好的行业,我们企业的发展都非常好。凡是市场没有保住的行业,我们的企业没有一个行的!基本都被挤垮了。
这几年,我们都看到,国家对重工业和装备工业大量投资,随着工业化进程,铁公鸡项目的大量上马,这些行业内的老企业恢复效果很好。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蒙总,国家什么时候可以对轻工业重新作一点投资呢?
国内的消费市场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国家只要稍稍关注一下,投点钱进去,像原先国内的自行车名牌:永久;照相机名牌:海鸥;还有什么牙膏牙刷、日化产品,相信都能逐步恢复回来。但是目前看来,国家对这些行业似乎已经放弃了。我们知道,轻工业首先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平均利润较低,但是它能够比资本、技术密集性的产业,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与其花大力气解决下岗工人的补助,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投点钱进入呢?政府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念是,保市场就是保就业。
在两块:产品研发和市场网络,很多著名消费品企业自己并无制造部门。所以消费品制造业关键问题不在投资,而在创新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由于体制所限,这两项都不是国企的强项,所以国企只能退出,进去也是自杀。这就是国家不向你说的轻工业投资的原因。
从前国内很多人并不清楚国外的一些状况,所以国外媒体怎么说大家就怎么信。现在有了互联网,加上国家富裕留学生多了且国外华人也多了,所以一些国外的信息和有关思考类的文章就大幅出现在国内的BBS,好文章又被广泛转贴,从而让国内大众能及时了解国外的状况,阅读思考相关文章。
所以,帮助大家开窍的,除了美国那颗导弹还有就是美国送来的互联网技术。
不过,现在真的无法去定义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因为各种企业高学历的太多了,这些人应该归在工人阶级。
其价值大于原始时代的马车发明,工业时代的火车发明。互联网使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都不可能了,必须正面与对手竞争。由于信息的双向透明,那种拿几个玻璃球换走别人价值连城的国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方再想拿编出来的故事对我们洗脑是笑话了(但是商学院仍然在用编出来的假案例对学生洗脑,整出一大堆不知天高地厚,而又没有一点动手能力的脑残学生)
客观世界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意识只能处于和中国发展程度相适合的阶段。有人都说中国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中国的社会意识难道会离得太远?一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中国该到民族主义兴起时机了。
关于抛弃西方价值观,重点并不是抛弃西方价值观,而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工业化进程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必然,这是保护人民的妹子的需要,西方也出现过,白人至上,日耳曼优越论,很正常。拔高本民族,本文明在历史中的地位,大家都想过、做过,比如墨索里尼的罗马城。比如欧洲历史中把古希腊吹得天上有,地上无。现在的中国只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TG也有点原因,西方价值观,只是偷偷的讲,在小圈子内讲,如锦衣夜行,而民族主义却可以大声讲出来,因为符合历史潮流,能获得一批粉丝,作为有表现欲的人类,该如何选择呢?只要中国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西方价值观中的工业文明价值观是抛弃不了的。只不过很多人不自知罢了。
强国第一要务,和民族主义一样,还是保护妹子的需要。担忧国家安全,还是保护妹子。这些都是工业化过程中,国家,民族意识的强化,是历史规律。
对西方经济体制的失望,这只是暂时的,只要西方世界还占有主导地位,就只会在希望和失望中轮回。当年西方学生运动,真得是对西方体制失望?
再说说个人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个人水平有限,没能力驾驭如此庞大的命题,希望能抛砖引玉,
西方价值观,全称应该叫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西方价值观,他和东方价值观,伊斯兰价值观一样,都是历史形成的。没有高低之分,另一个是,工业文明价值观,人类工业化产生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先进与中国和伊斯兰传统的农业文明价值观,这个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的真理,近代西方把工业文明价值观小心的用西方价值观包裹,来显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比如说,工业文明,创造了组织性,纪律性,工业化的流水线和种地,放牧相比,哪个更需要组织,纪律?还有标准化,精确计量,微米,纳米对种地而言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工业化的产物,日本人喜欢计算南京到底死了多少,其中某些人并不是要否定什么,而是工业化精确计量文化深入血液的自然反映,中国的30万的大约数,也是农业文明的反映,有人问你今年地里能打多少粮食,我想中国人回答,七八百斤,或者八百不到,已经是最精确的计算了,农业文明中需要精确到克吗?没必要,但工业文明克都是很不够用的单位,两种思维的冲突。这也是蒋委员长永远比不上TG的原因。
再说“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创,农业文明时期,每个人只能种一小块土地,一块土地只能有一个主人,能让两个人种同一块地吗?所以在一块土地上只有一个利益体,(在农业文明的一块土地上,同一时间找不到两个利益集团,谁有兴趣可以反证),需要用民主来决策,种什么吗?所以天下只有一个主人,进入工业文明,地下可以挖矿,地上可以种植,天上可以运输,挖矿的人想多挖,种地的人要防止地下乱挖造成土地损伤,天上飞的担心地上乱烧秸杆,乱了飞机视线,利益团体的利益就产生了冲突,要制衡,民主也就有了诞生的需求,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工业文明,使得在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多个利益集团成为可能。只有工业化,才会有“民主”的需求。民主起源于机器,而非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中。
再比如“民族主义”,以种地,放牧为主的农业文明,沙漠,沼泽,海洋,这些对种地有什么用,没有意义,因此农业文明的国家基本没有明确的国界,划了也没意义,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随着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原来的不毛之地,比如说沙漠也会有一天因为发现石油,而产生巨大的价值。所以大家都得把国界划得清清楚楚,天知道今天一无事处的地方,明天是否会成为财富的源泉,寸土都不能让,不管保护,还是扩张,都需要用一种思想来团结大多数人,那篇<没有人民的水师,就没有人民的妹子>很形像,民族主义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国家,民族,国土,民族主义都是人类进入工业化以后的概念。
所有工业化的价值观都是“普世价值”,全世界只要文明发展到那一步,谁也逃不了。那什么是西方价值观呢?上帝选民的基督教价值观,就是西方的,跟普世价值完全不相干,”民主”是普世价值,但逮谁跟谁说“民主”就是西方传教价值观。
中国的很多人,搞不清,西方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区别。在西方文明那里碰了壁,连带工业文明价值观都不要了,回到中国文明中去找寻答案,比如说,有人想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民主”之路,瞎耽误工夫,根本就没有两种”民主”,只要人类还在工业化之中,三权分立,多党制,就是普世价值,顶多和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相结合,没西方那么侵略性。
价值观与通常我们讨论的价值观概念很不同,你说的接近于一个组织的运营模式,不是我们认为的价值观。价值观在哲学上有严格定义。
我定义的价值观是:一种内心尺度,它凌驾于整个人性当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察信念,理解等,支配着人认识世界,明白事物对自己的意义和自我了解,自我定向,自我设计等;也为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
所以我认为:价值观就是人的好坏观,即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为好、怎样为坏,以及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舍弃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等等的观念、思想、态度的总和。构成价值观的是我们的思想、观念、精神形式。价值观不同于知识、理论和科学系统,它不是表明人们知道什么,懂得什么、会做什么,而是表明人们究竟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坚持追求和实现什么。
知识工人一向有爱国主义传统,有这样的“转变”不奇怪。其实有不少人从来就不曾对西方意识形态有好感。我记忆中,1995年前后何新对西方的揭露就已经有不小影响了。
庞大的知识工人群体是中国发展的根基,思想动态也容易把握。另一方面,比知识工人地位高的群体,由于思维、语言、行为脱节,或者模式场面化,他们的思想动态较难判断。这个群体的思想动态,有没有可能观察得出来?
(副部级以上)和国企高管(央企副总裁以上)来看,他们比知识工人理性得多,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也悲观一些,想的更现实,就是如何从A到B的过程中尽可能少付代价。可能跟承担的压力更大有关系。
对西方价值观的看法,基本一致,但他们更直接,认为西方价值观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一种战略武器,用来限制我们,扼杀我们,阻击我们。但是目前还要与他们合作,所以不能撕破脸。基本就像毛主席在与傅作义谈判北平和平协议时的话,只要傅作义出了城,就由不得他了,现在什么都可以答应他。他们实际在委屈求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当然也有部分人不是这样看)
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与普通人不同,他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去抢目前的一城一地的市场和资源份额,而着眼于发展的机会获取和博弈的平等地位。
对目前问题看法是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效率和公平中踩跷跷板,掌握平衡。按某人说法是:走好钢丝绳,打好擦边球。争取安定发展的时间,利用时间卸掉定时炸弹引信,消化掉水落石出导致的垃圾。
从情绪上普遍比较民族主义。有次讨论什么问题,我说我是愤青,某金融部门老大跳起来说你也就算个小愤青,我才是大愤青。结果其他人不干,变成讨论谁更愤青。
对下一步走向的可能目前有争议,但是寻找中国自己独有道路已经是共识。基本内容在目前政策中已经开始反应,例如做大国家队,山寨转向基础能力,夯实制造业产业基础,人民币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等等(我接触的都是财经人士,至于政治和军方是什么想法不清楚)
他们的秘书也下西西河。
真的假的。
不但上西西河这种比较正式的论坛,八卦论坛也上。这有什么奇怪,什锦八宝饭不就是这些人撺弄起来的?
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
个人认为,黄仁宇先生已经深刻揭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现在就看我们如何去解决它们了。
另外,M总没有看到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海外华人中不少皈依基督教。上次去印尼也发现当地很多以前左倾的华人现在都转信了上帝。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是基督教在大陆发展迅猛,尤其在很多农村地区,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据说在大陆教众的比例甚至超过台湾和日本。如果这个新闻属实,我倒有点担心中国的未来了。教会有钱有势,又有成体系的理论。加上那帮文科傻x的推波助澜,我们可能真的要和上帝进行一场赛跑了!
的信仰,都是利益惹的祸。目前去信教的,都是为一点蝇头小利去的,真的相信天国不会很多。几百年都没有在中国站住脚,我就不相信现在他能站住脚。海外华人信教我不清楚,但是就我接触到的来看,普遍是寻找慰藉,在竞争中失败或压力过大,一旦环境换了,就不一定,而且成功的人士很少信教。例如杨小凯信教,是因为患癌症后精神崩溃。
(副部级以上)和国企高管(央企副总裁以上)来看,他们比知识工人理性得多,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也悲观一些,想的更现实,就是如何从A到B的过程中尽可能少付代价。可能跟承担的压力更大有关系。
根据列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会晤,这些大佬应该是不乐观。他们的信心来源很简单: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谁养活?只有中国人才能养活自己,所以全世界都怕中国“大乱”——当然“小乱”是某些敌对势力喜闻乐见的。总体感觉是大佬们最关心的就是把“小乱”摆平,而且要趁势显示自己的威力,这些人物认为“怕对方更大的报复而不敢报复对方”是政治不正确——当然这是私下非正式看法,正式场合他们的话和新华社通稿没啥区别!
这是在下的私人看法。
但是实际上是抱着一种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心态,咬牙往上顶。
工人阶层,具体说是蓝领们,不善于总结,无能力在发声,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经济状况的不佳,再加之文化理论水平不高,这些都是事实。
但言其已成过去式,那就有点草率误判了,他们在社会阶层应该还是大头,是社会的主力,是冰山在水下面的那一部分,而且其实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强大。
正如你在通钢事件看到的,蓝领工人阶层不发火则已,一发火那就是天子之怒,流血千里。
现在网上有一句话,大家都说烂了,中国就缺两人:一个陈胜一个是吴广,其实更准确的说,是农民需要陈胜吴广,工人阶级缺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所以大家才会有意无意的忽视他们,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力量,无论哪股政治力量,看不到他们潜藏的实力,不去争取他们,终究会吃苦头的。
很难从他们思想中看到一致的东西。不是忽视,是的确没法总结。但是并不代表不重视。
其实争论各种体制优劣,各种主义好坏,还有各种所谓的价值普世与否,归根结底就争论是四个字:平等/发展!100年后争论的是这四个字,500年后争论的还是这四个字。
中国的现状:
要发展就要对外用经济和文化手段扩张,求集权统一,用整体力量提升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要求效率和实力优先;而对内治理减压要求分权治衡,让国内各种大小利益集团平等博弈,这要求公平优先,这个矛盾在经济学里体现为公平与效率两难选择,经济效率一定是要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反之亦然。
目前中共治国路线是对外和平崛起,对内和谐社会,这个路线力图将国家目标(民族)和公共政策(民生)两者并举。但中共也意识到社会平等且高速发展不可兼得,和平崛起又不能复制美英等的称霸或扩张路径,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用城乡二元制,牺牲下层社会的平等权利来维持国家发展,民主民生人权就要有所取舍。如果力图唤醒那些被牺牲被剥夺者,网站只能被和谐,人权斗士也只能放逐海外啦,这也是发展的代价之一。
再者,吸取文革的暴民治理教训,社会治理必须要政治光谱中偏右的力量来约束,防止政治滑想极左,(这就是南方系战鼓隆隆的原因),同时,国家治理必须要政治光谱中偏左的力量来约束,防止偏右的政治失去国家目标甚至国家本身(这就是乌有乡红旗飘飘的原因)。
下一步我们怎么走?
萧功秦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一文中提出过中国现代化的“四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急症式悖论。面对极其强烈的内外危机压力的中国就象一个急症病人,激进派医生就认为,因为这个病太重了,所以必须动大手术,否则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保守派医生就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不能动手术,一动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在各方面给他进行温补,到后来使他的体质恢复以后再进行大手术。激进派就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是它是悖论现象。
第二个悖论,政治参与的悖论。尤其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或者说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面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群众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的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
第三个悖论,严复悖论。只要我们这个民族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就往往会想象到用一个国外非常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的条件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
第四个悖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权威这时不能用其他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一个军长,他发布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如果说要为了防止军长腐败要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为了防止这个委员会腐败,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委员会委员会。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是权威腐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
这些两难悖论的价值在于,解决中国问题不存在最佳方案或一抓就灵的良药,那种如果XXX,中国就有救的想法,只能是空谈。一个政策出台,如果它能纠正偏差,缓解危机,它应该算好的政策。
1、企业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就是绝对不公平,会导致大锅饭,使一些有特殊能力的人才流失,因为对他们不公平。
2、过度强调公平的企业都是没有活力的企业,进入衰亡期的企业,因为没有成长机会。高速成长的企业必然优先强调效率。
3、企业里任何制度要想让所有人都爽是不可能的。
4、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引导、诱导、强制和监督相结合的,从来没有一个制度会自动被执行,除非是私分企业财产。
5、企业运营模式没有最优,只有适用,没有最好,只有过得去。
6、评价企业好坏不是其道德标准,企业文化,而是最终结果:生命期累积利润率和利润。其他评价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7.长命比过瘾重要。
8、要追求现实存在而不是理想存在。
从上到下,全都从内心对西方国家的作派反感。还没有认清的人,已经脑残化,和FLG一个下场了。
和平演变真是个好东西,要没有它,十几年前西方不可一世的时候,天知道会拿什幺手段围堵。外贸搞不起来,就没戏了。89年的事,给了西方相当大的错觉,以为再等等就差不多了。已经宣布“不战而胜”了,哪知风向却变了。这段时间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吃干饭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忙总说的感觉,太轻视中国了。这是双重的错误,既看错了问题,又让人反感。
所以,我们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不要因为这些年相对比较顺,就轻视困难。也不要因为西方暂时的惨样,就忽视它们的反扑。情况虽然好转了,斗争还在继续,看不到头。西方国家正视我们以后,会有新情况。还得拼。
发现最近美国鬼子有点明白了。英国人早就明白,所以北京奥运会和3.14时英国人是采取的怀柔立场。(最好有人能够翻译一批外交季刊的文章,例如最近的关于中国前景的一些判断与5年前的比较,当时有个关于中国前景的特刊)就可以知道他们也在反思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方式在改变。美国鬼子有自己的逻辑和因果关系看法,但是好像中国人从不按他们的设想运行。例如中国从崩溃走向崩溃的笑话已经使哈佛整个中国问题研究系统成为笑柄。现在有人在反思,说5000年的文明史,使中国人一方面极为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也具有适应各种环境的应变能力,中国人说是的时候,很可能是仅仅因为说是他能够获得最大利益,内心可能不以为然;中国人说不是时,很可能是他认为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不是真的反对。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常识,司空见惯,甚至我们都烂熟于心,而对美国鬼子却是重大发现。可想文化上的差异有多大。中国人很少有绝对的概念,更多是相对的是或非,这是让西方人最头疼的。所以他们想奴役我们的思想,和平演变我们,按《潜伏》台词:还嫩了点。
最近他们似乎正在改变策略,又在开始文化渗透。慢慢看,老舍先生《四世同堂》中的台词很好:小日本再厉害,备不住咱们中国人能忍,能熬,熬也熬垮他。
而且逻辑性还需要加强,也需要举点具体例子。对了,上篇帖子中我提的问题能否方便时候回答一下,我准备做做对年轻人思想动态的观察,你的思想很有代表性。
我们在美国看见的是所谓爱国人士年年增长的向往和申请美国绿CARD.
我服气的是那些真的有机会得到美国绿CARD的人,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的爱国人士,可惜他们就象优秀的共产党员一样,我只在报上读过,从没见过一个现实中的活人,但我相信有,
至于一个不识字的农夫说他就爱在乡下种田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他也只能在乡下种田.
回来后广泛的跟国内的知识工人接触一下,他们与那些愤世嫉俗的失败者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许多海龟回来后最大的心理落差是:怎么这么倒霉,又失去机会了,又落后了。据我所知申请绿卡的人每年也不过10万、20万,与现在国内6亿多城镇居民相比,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
忙总对这个人群的总体了解不多,不能用见到的少数代表大多数,下结论还是慎重一些吧。
已经积极参与国内建设中的留学人士是非常多的,无论其人是否在国内。
您主贴提到的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化,很多留学的人是在出国后很快就进行的。这就是所谓的出门向左转,对大多数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留学人士都是适用的。国内知识界的这个思想变化,与在外人员对国内的宣传影响也是有关的。
让我高兴的真的很少,听得最多的都是埋怨。(当然可能跟我接触的群体特殊有关)他们去国20多年,对国内印象基本保持在80年代中期,中间又有一次政治风波,大多有特殊看法。但当回来后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理原有的优越感一下消失,非常难受。这些人现在很彷徨,在两地之间来回折腾。由于在两地都找不到心灵的家园,现在总觉得报国无门,国家亏待他们。当然他们年龄都是50岁左右,最小的也有46岁了。也许70后,80后的海归会好很多。但是我没有机会深入接触。我也就是就事论事。
我当然希望海归能够为国效力,因为他们毕竟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知己知彼。不过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遇见。希望70、80、90后的海归更理性和成熟,为国出力。
“商学院仍然在用编出来的假案例对学生洗脑,整出一大堆不知天高地厚,而又没有一点动手能力的脑残学生”
商学院的这种种玩法叫做心灵按摩,其实啥深度也没有,只是让你自我感觉挺舒服。
哭笑不得。有的家伙信奉的是:要对你的顾客和未来雇主进行信息轰炸和持续攻击,直至他崩溃的教条。上来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我一般都是让他们做一份完全实战的工作计划。绝大多数人拿来的不是从网上找来的例如埃森哲、麦肯锡、罗兰贝格、科尔尼之类的咨询文件,就是有的商学院案例材料的改写版,与我的企业毫无关系。然后一提问,基本属于猫吃团鱼不知如何下手。这些孩子基本被废掉了,高不成低不就。
就是2000年那会,然后就是本拉登对美国说,向我开炮。
1995年是个大坎,以外老朱会玩死大家。那时候俺算是受到了双方的咨询。呵呵。一边是总参,一边是美国国会。装了一次傻,就混过去了。
美国在中东一开火,基本上就是定局了。
毕竟只有几百年历史的人,是看不懂几千年历史的民族的。
建议你看一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关于中国的论述。基本上,就是他认为中国必须很高的领导技巧才可以过关。
几千年的文官政治,还是有点料的。
中国文化的模糊性。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导致我们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和硬性的目标,基本是不断变化,安命顺时,顺势而为。所以易经讲的变易,简易,不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估计美国人永远也不会理解。
不过的确我们运气也还真不错,如果中东晚几年开火,真的就可能比较被动了。
感觉忙总的这段观察主要是基于中西方关系基础之上的,较为回避国内矛盾.
其他领域不熟悉,就不可能讲到点子上,例如地方政府的运行问题,农业问题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发言权。全面分析内政问题,就更需要更高层次的信息来源,西西河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上浮,所以只能等等看。
请忙总指点一二: 从你的经验,经历来说, 能否帮俺们这些被商学院毒害的傻孩子指条明路? 或者说你遇到的傻孩子们都缺什么?你若作为招聘的头,你最看重什么? 谢谢
一般企业中海龟与土鳖并无区别,而且在许多岗位海龟不能胜任,例如财务部门,需要跟税务银行勾兑,销售部门需要与工商质检等等勾兑。目前一般情况下,海龟只在研发和外贸上还有优势。
有的企业对管理人员的薪酬计算方式是给你100万,你的带来3000万税前利润,给你10万,你得带来100万税前利润。
我招聘人只问4个问题:干过什么?会干什么?想干什么?打算怎么干?重点是实战能力检测,基本是给一个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例如物流配送计划,谈判流程设计,审计计划,或布展计划等等,看对基本业务熟悉程度和动手能力。
现在情商学院最缺的是动手能力和做小事情的心态。世界上那里有这么多总裁给你当,大多数人一生也不过是个办事员。没有这个平和心态,也不可能当什么总裁。
呵呵,就不多说了。一些人的确有一些很偏激的。我见过不让孩子学中文的。
我觉得当时在国内什么都看不惯而出国的,就是留在国内,也没什么好机会的。
专指这些人,我就不说话了。
望其项背,但是国家目前的确也不信任他们,重要的项目根本不让他们介入或牵头,实际上他们比我等土鳖水平高得多。我想你说的也对,他们心态有问题。
再过10年,我们就有全面抗衡的基础了,要有信心。还有这个
但是大家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强大已经是时间问题,不可阻挡。真的存在这种必然吗?还是这种“强大”的指标和美国的相比有些低?
南斯拉夫被炸,我才知道当年我们根本没有可以反击的力量,所谓核武器也就是个概念,跟今日北朝鲜差不多。今年东风31出来,我们才算有了根打狗棍。
“和平演变”是美国针对苏联的战略,其核心内容简单的说就是:引导苏共上层精英集团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只有摧毁这个制度,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这个战略是美国针对苏联的国情量身定做的,因此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苏两国国情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革命对中国不仅仅是社会革命,也是民族独立革命。美国人对中国革命的这个双重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就是他们的和平演变遇到了一个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强大对手——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使得他们的和平演变遭到了全体中国人的抵制,失败也就是必然了。
的骄傲和自豪,就像以前某人拿一台4喇叭录音机来炫耀一位老人,被斥责为浅薄一样。
忙总说的这批人,说技术能力强是不错的,但很难说综合业务能力强。因为综合业务能力还包括了人际沟通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这批人当年能考出国留学,只说明了他们在学术技术方面的能力,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人际沟通能力。而且这批人因为文革原因,文化底子并不厚,很多人甚至没有正经学过中国的地理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相当肤浅。在中国牵头重大科研建设项目,光有技术能力是不够的,很多时候靠的是人际沟通能力,而这批人往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他们在国外难有锻炼的机会。
至于说国家对他们缺乏信任,我想这大概因为他们很多人的“根”其实已经扎在了国外,国内干不好了随时可以甩手不干。国家肯定不敢把重大的项目放在这样的人的肩上。
根据我与这批人接触的体会,我觉得他们大多数缺少民族文化的烙印,我个人认为是中小学期间文革的影响,因此他们难以做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投身到这一过程的意义。我曾经听到一个朋友这样说过:中华民族这次的崛起,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见证这一段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幸。可惜,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实在不多。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导致这批人难以在国内扎根:一个是子女已经在国外长大,子女因为中文底子太薄,基本不可能在国内发展,当父母的还是希望能离子女近一些;另一个原因是回国后竞争对手很多就是自己当年的同学校友,当初本不如自己,现在很可能反过来要领导自己,这些国内的同学其实也不希望国外的这些竞争对手回国的。
写得很乱,只是一些感想而已。
例如最近的三峡后续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同类项目,自然很多人想参与,像我们年轻时候就在三峡山山水水之间来回的人自然知道这种项目不仅仅是有可能出成果,更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前几天我组织一批人到现场看,从重庆顺流而下到上海。当然也有50来岁的所谓行业领军人物,(大多是从美国来的)。当他们了解了项目的难度和要在库区连续工作6年后,都主动放弃了。有的人跟我说,等数据出来后,他愿意参加后期整合,(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只想摘桃子),有的人是大力推荐设备,平台和软件,整个成为一个代理商而不是一个科学家。让我们这些对他们先寄予巨大希望的人失望到了极点,结果一到上海我就进医院。
这些强力维护核心利益,建立势力范围等观点正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追求的。
前几年播《大国崛起》的时候,所有评论都差不多,无非是中国要崛起。只有一个历史学者说了一个观点,却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原话不记得了,大意是:对于中国来说,大国崛起不是什么意外,因为像中国这种条件的国家早都崛起过了;对于中国人最需要汲取的是其他大国衰落的教训,避免崛起过程和崛起之后的错误才是最现实的课题。
拿你提到的例子说,欧美在南斯拉夫起到了惊醒中国人的作用,那中宣部广电局等部门就应该谨慎保护这些“成果”,避免自己误操作(“替谁说话”这类反宣传,就很有自我杀伤力)。
如果说火炬传递起到凝聚中国人的作用,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就应该趁机把这股能量继续起来,而不是走向极端,挥霍掉宝贵的激情(现在很多帖子是在讥笑西方的教训,而不是趁中国不再盲目崇洋的好机会来客观总结西方的经验)。
总之,时间还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越走,力量就越强,别人就越难拦得住——但是自己把自己绊倒的难度没有变。
把一些重大和严肃事情整的让人哭笑不得。例如10月20日CCTV2报道的长江生态危机,本来是个悲壮而可怕的主题和内容,结果被完全不理解也不懂的编导搞成内幕揭发,悬疑电视剧的格局,真是可惜,那种生态危机带来的震撼效果和刻骨铭心的警示没有了。采访人还非要人家按提示板上的话讲,而有些话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气死人。又听不进专家意见,经常是蔑视。其他领域也有类似情况。
采访人还非要人家按提示板上的话讲
难道在采访现场?
给前几年相比,今年舆论突然放宽了,尤其是网络舆论,年初的时候让人挺不适应。
准备,在万县的污水处理厂碰上了。
对别人失望?你就自己生病了。
有点不能理解
最高手,你不得不反复安抚说服,不然可能到武汉就散伙了,吃饭可能都没法在一个桌子上吃。因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之争,随时可能爆发成意气之争,门派之争,甚至人身之争。另外更难的是要向每一个人解释项目,而且不能厚此薄彼(因为都是我的客人)。你想你家来了10多个随时要吵架的都很牛的客人,而且在一起生活10多天,你会不会累到医院去。
要是以后碰巧看到这个节目一定很有意思。
话说CCTV2等频道还是欠缺竞争。只要有竞争的,水平都是越来越好,比如超女比同一首歌火。但是CCTV有些频道的节目属于公益性的,尤其是2和10,地方上不愿意亏本搞节目。
海外搞环保的倒是挺关心中国环境问题,但是看他们的作品怎么看怎么味道不对...
国内是娱乐化和脑残化,差不多。现场情况实在难堪,让我觉得应该找个地方钻下去。现在大学都在教什么东西?毕业的学生连起码的判断能力都丧失了,而且还自我感觉极好。
我说忙总你们也许可以考虑下不一定非要去找一些“功成名就”的海龟呀,说白了,国内再大的项目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也就是个给自己事业“锦上添花”的事,高尚一点的估计也就把这个当做是自己力所能及的表示下对养育过自己的祖国的报答,是属于可做可不做的。他们那个年龄段的可能没几个吃得了苦的了。要我说,最好是去那些有志气的但事业还没有出头见天的中青年人才。这些人就是思想叛逆一点也可以让有经验的人去开导开导,尽量的为国家所用。真正有志气的人追求的是能在事业上作出成就,机会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这种项目不能给人交学费,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这种项目搞砸锅影响太大,几十年都挽回不了损失。
至少早在汉朝就有了那些想法,为了保护关中和中原地区免遭战乱,大汉朝廷联系西边的大月氏共击匈奴,和后来的经营西域,说白了就是类似于这些思想的产物。其实那些思想都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只要不傻,遇到了那些的情况再琢磨琢磨,多半都会选择建立势力范围这些战略。
他不完全用武力手段解决,用外交手段解决了很多问题,获得了生存空间和安全保障。当然今天情况不同,我们是被动出牌。
对于这句话特别有同感:“要知道这样去做不仅仅是有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更要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经常旅行,每次回国都被会被别人提问同一个问题:“你后悔了吗?”,近几年则愈演愈烈了。(提问者包括过去的同学,同事,学生,部下,亲友。“老中青”都有。)我很少正面回答,往往用上面那句话回复。
我不是打哈哈搪塞,而是心里真正的感触。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是要在追求“结果”时,先清醒地看到“代价”的。没有准备好的,代价虽然付了,可是结果会适得其反。准备好了的,即使结果还不完美。但对所付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忙总谈到我们这些人,我也做个旁证(有赞同的方面,也有异议的地方)。我们这些开放后不久就出国的老“知识工人”们,在国外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竞争的,除少数有背景(国内外的)的外,一般人都全凭自己的实力和苦力来吃饭的(培养了“独胆”和“单斗”的能力),大多爱选择管“死物”,不喜欢管“活人”,这也都是环境下的无奈之举。但是,凡有多年资历的,也都涉及管理的事务了。我们数十年来,都没有放松过对祖国的关注和研究,年龄和经历让我们养成了“少说多干”的习惯。由于一般表达得比较含蓄和谦和,实在是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了,有时也被人看轻。但是我们自知自己的弱点,并不再追求在舞台的主光下亮相,反而喜欢在角落里敲敲边鼓,献些余热。就拿自己为例:
1. 我有过“用国内的钱来为自己谋私利”的机会,主动放弃了。(不是不爱钱,但是怕付上“不忠”的代价)。有朋友这样干了,现在在牢里。
2. 我也有过当“卖办”为洋主子敛财而花天酒地的机会,也退缩了。(不是怕干不了,而是怕付“不孝”的代价,也不愿陪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也有朋友这样做了,留下寡妻离开了这个世界。
3. 我是知足的。苦辣酸甜一辈子。付出了,也得到了。现在的小小的心愿是,把赚来的财富化费在祖国的土地上,叶落归根,一切归土。
4. 我很佩服一位从没出过国的远亲,他初中也没毕业,就抗父命开了个小修理铺起家。是第一批股票买家,可在大流涌上时,却急流勇退,转了买地产。又在势头正高时毅然退出。他自学玩的计算机,却让我们这些专业的也叫好。他一生低调,但能吃大苦,冒大险,也不追求不义之财。最后,他选择了退休,把所有财产一分为三,老婆孩子和自己各一后,自己的那份用来助贫助学,在国内云游四海了。
这就是我心仪的,对代价和结果都搞得很明白的人。
名利这种欲望的实现是要付代价的,而且是一生的代价。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收手,就是大智大慧的通人。博取名利就像押注,但是很多人最后押上的是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如果赌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有大智慧的人只押上自己的时间、体力、精力而已,即使赌输了,也就是人生中的一次教训。当然这种选择也就必须能够抵抗住名利的诱惑,坐怀不乱,非常不容易。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没有看破。
看到您的这句话:我一般都是让他们做一份完全实战的工作计划。我比较好奇,这里面的实战计划就模式上来讲指的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先分析下做这个事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哪些条件,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然后根据这些预测的东西来决定时间节点的进度安排和资源的调配。我猜想,这有点类似于总分的结构,一步一步将目标向下分解?
可操作的,也即:
1、可操作脚本:任务清单,人员分工,时间安排,预算估计,工作步骤,先后次序,工作重点,突破口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处置方法。
2、指挥调度方案:你如何派活,如何沟通,如何协调。
3、稽核监督控制方案:控制点选择,控制流程选择,控制方法选择。
4、成本分析和收益估计:预计财务报表
5、风险控制和预防方案:风险识别,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预防流程。
以上计划内容不要求很复杂,但是要求考虑很缜密,面面俱到,不能有漏项。主要看你对相关业务流程和一般运营惯例的了解和熟悉情况。
我上面讲的是对运营管理人员的测试办法。其他专业有类似方法。要点就是测试你的动手能力,而不是演讲能力。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薪水。
不靠天、不靠地,不靠什么西方国家,不怨天尤人。
对于社会不公的事情该说的还是要说,对于领导想瞎搞胡干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当然,说的时候还要注意方式。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说不说是我的责任。
小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该锻炼运动就动动,该生娃就生娃,该吃就吃,该玩就玩。
大到把俺们中国的事情做好。俺们中国13亿人,自己国家强大了,那些西方国家心里酸,但能拿俺们怎么样呢?那啥啥台湾啊啥的都是小问题。那屁大点地方,还能翻天喽?
说还不能乱说,要照顾各部门的“面子和里子”,顺便再夹带点私货
这领导啊,有的不想干活儿,混吃等死,这不好;有的积极主动,想干活儿,但瞎搞胡干,也不好。
退而求其次,忙总选那种啊?
如果是云贵川,最好乱折腾,折腾中寻找机会,不然更完蛋。
偷笑一个
当下中国的民企当然有他们的问题,但其原罪的来源之一,难道不是我们的官僚体制么?政策上限制民企,现实中权利寻租吃拿卡要,然后指责整个民企缺乏社会责任感,恐怕不能服人吧?
至于说国企,没错,对于政权稳定来说,当然不可或缺。但承担社会责任,老实说,我没看出来东航、电网、中国银行之类的国企承担了多大社会责任。
我们是不敢让他立即加入流程的,必须让他在项目中熟悉企业的游戏规则,同时也考察他的能力。就像一个足球队新引进一个球员,一定是让他独自训练一段时间(当然按这个球队预定的计划训练),才允许加入队伍。企业中实际上50%以上管理工作都是项目管理工作,流程型的工作比例不大。所以能够胜任项目管理工作也是很不错的。很多部门本质上就是项目管理部门,例如业务开发,产品开发,内部审计等等,他们所有工作都是项目。当然不同企业的项目管理流程和制度,甚至运营模式差距极大,要慢慢熟悉。
80后,中东部省份小城市,工科,没出过国,应该算是忙总的师弟。
目前我的思想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和逍遥蜀客兄差不多,既有家长的影响,也有书籍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影响。现实的观察不多,主要是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
我父亲是个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母亲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对我的思想可能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大。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初中时就粗略地翻过父亲的资本论和毛泽东文章(毛选?),不过主要还是当闲书读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读史书和游击,通过读这些书知道不少事,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当个历史学家。老师对我思想影响不大,中小学老师不大讲这个,大学老师开始讲了,我又自以为成熟,不大听。
直到1,2年前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猫派+不明真相的打酱油群众。常去的论坛不是以政治为主的,虽然也有政治版,也都是些左愤右愤互相拍砖,没啥意思。思想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快要大学毕业开始思考前途饭碗房子这些比较沉重的问题,另外这几年个人观察社会矛盾越来越剧烈(或者是利益阶层开始主要压榨小白领了?也可能是我开始仔细关注社会?)。这使得我渐渐感到猫派的做法不大行得通并且渐渐对中国的前途悲观化,认为中国将来也不过是个比较大的拉美国家。也看过半年的南方周末,大概是因为我有左倾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吧,在一开始的震撼期过后就对其宣传的东西越来越不感冒,特别是314让我对这家报纸彻底失望。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上西西。最早下河是因为马亲王在新浪的博客断更了,想看小说一路搜来的。然后就喜欢上了其他版面,相继拜读了很多大大的文章,特别是河里一些左派让我觉得找到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思路,我也越来越有毛左倾向。现在的认识是,中国应该向左转一点,更注重公平,恢复毛时代的干群关系与精神建设。但是也不能左太很,全面回到毛时代是不可能的。呵呵,我思想很不成熟,也说不太好,大致不出河里那些左派大牛的圈子吧。
至于我身边的同学,和我思想相同的很少,几乎没有。理工科同学大部分是偏民族主义酱油派,过好自己日子最重要。大部分政治上偏自由派多一些,但都是爱国的。也有极少数果粉普世者,比我还非主流。文科同学可能普世派多一些,主流也是酱油派,还有极少数极左。
思想会发生巨大变化。社会是相当功利的,没有什么地方留给理想主义。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此就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儿子、位子,也就再也没有看清楚前方道路的能力,自己不管是精神和能力都会急剧萎缩,就像常说的格局太小,眼光太短。人生总是在做选择,选择的要点就是眼光,目光长远的人,选择余地大一些,目光短浅的人,选择余地小一点,机会也就少很多。所谓伟人或成功人士,不过就是目光比我们普通人远一点点而已。而保持对理想或现实的观察和探寻,就是我们继续获得生命选择权的唯一办法。有一位河友说他只关心房子车子,其他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关心的,我敢肯定如果真是这样,他在生命的余下时间里将不会再有任何选择自己成长的机会,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他的现实理想:票子车子之类。因为他自己选择把眼睛比起来了。
从现实出发,我们必须关心更远的事情,不然我们对前面要走的路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偶一度受崩溃论的影响.那个时候,连成克杰都在说"这个政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倒掉".
1.这个政权的基层,CCP的战斗力变得焕散乃至糜烂.
2.政权中的有权人士,负责采购/招标/预算分配的key account,普遍而且广泛地存在着谋私利的情况.差别只是直接还间接,暴露还是隐蔽.他们的亲朋好友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
3.确实存在着清廉而正直的干部(包括很多我的同学),但是他们能起多大的作用?我很存疑.
怎么看都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之怪状没有差别.
我要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庞大和复杂.即使统治这个社会的是一个贪官阶级,这个社会的运转仍然有其内在的动力,而不仅仅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
就象黑社会,从战国时代的朱亥,到今天的文强,因为不受文人待见,很少有正面记载,但却一直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袍哥会,新义安,以及八个民主党派中的致公党,都是陈近南的洪门/天地会的传承.
在以前我只觉得贪官之可恶,读了吴思的书后,发觉这是一种社会力量,不论是谁的屁股坐在那个位子上,在制度上如果有洞,就必然会被资本的力量/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所推动.就象今天的宏观调控,4万亿倒出来,就必然会有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这是制度的力量,而即得利益集团会全力阻止这种制度的改变,因为不这样做他就会被淘汰.
人体有一种状态叫亚健康.我想中国社会大概也是这样,有着种种的问题却依然在发展和进步.也许有一天政权会崩溃,但是这个社会的进步动力却不会停止.
有时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也是慢慢接触现实才知道。有的看起来很荒诞的行为,实际在现实中被证明是最优解。例如贪官问题,看起来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实际有时不是。用某地的例子最好说明,某官高升,地方不舍,理由是虽然很贪,但是也很能干事情,换个清官,什么也不敢干,遭殃的是百姓。结果这个贪官到新地方,照样干得风生水起,地方各级人等赞不绝口,说是总算带来一点希望。结果的确不错,此人一如既往贪。只是看他运气,是否会被当成打击对象。这是官场公开常识。
我从小爱看书,中学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有30W册,但是只有大约5-6W册是对学生公开的,剩下的只有老师能借.偶因为帮助图书馆整理,所以能在图书馆看那些书,但是借不出.
当时看到一套好书,汉译名著,似乎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大喜,每天中午都去看,后来嫌不过瘾,从家长那儿要了杭州图书馆的借书证去借回来看(浙江图书馆离偶家有点远).
读大学时也是,看到学校图书馆里一套经济炸药奖丛书,开心得不得了,天天泡在里面.
少年时因为家贫,零花钱存起来不容易,买书都很犹豫不决.有次看到一本<突破>,是苏军的教材,没买下来,至今后悔.偶的零花钱90%都花在买书上了.
大学毕业时统计了一下,我的藏书大约四百六十本(不含武打书/漫画书),有1/4象<通鉴>都只是匆匆读过,大约1/10象<通典><续通鉴>买来后没读过.
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就极少买书,网上都有.
前些天发现两部电影,<狐狸的故事>,<国王和小鸟>,甚是开心,因为上一次看这两部时自己好小,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喜欢.
由此想到孔子.他公开讲学,是不是降低知识成本的第一人呢?所以不仅是个大思想家,也是一个大教育家.到了汉代,各家对经文的解说却局限在家族的传承里面,试图形成对知识的垄断.
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对民众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上,中国是做得比美国好的.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听见刮风就是下雨的被动受众,所以精英层被资本控制后,普通美国人的思想单纯得可怕.而中国人民被老毛锻造过之后,对于天下事有着超出自身需要的关心.虽然八九之后的导向是只管赚钱娱乐莫谈时事,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完全扭转了这个趋势.
子产不是还有不封乡校的美谈。与互联网无关。倒是互联网降低获取信息成本是对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说明这个传统的。
美国属于社会均质,规则明确,市场统一,变化缓慢的经济体,流水线生产出来的MBA来做中层管理是比较适合这个市场的.
比如说制度管理,你只要照着规定去做就是了.这些规定都是三百年资本主义用无数的犯错积累形成的,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资产.下边的员工也会遵守规定.
在中国就不行,制度本身就可能不合理,一是因为积累不足,二是因为计划经济残余.执行中又要考虑人情,中国的国情就是法理大不过人情,权变是常态,一板一眼地执行反而是特殊情况.连政府机构和高速局这种现金牛都习惯于拖欠付款,面对的不确定性要远远超过美国.这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反映到生产力上,就是美国人干一小时顶得上中国人干十小时,做同样的活,生产出同样的东西,却不能交换回同样的价值.
“就是美国人干一小时顶得上中国人干十小时”,这是不对的,在个别领域有例外,绝大多数应该相差不多,例如制造业,例如零售业,例如铁路运输,例如航空运输,效率并无区别,区别的是分配制度。我们是高积累分配制度,美国人是寅吃卯粮。这几个行业的美国企业我有实践接触,不是看书看来的。
精英淘汰机制注定了平庸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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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忙总你这样的人是怎么上位的?还有那些你认为比你还要牛逼的人又是怎么上去的?我看还不如说现在的机制只容忍那些能伸能屈,经得住打击和考验的的人才上去。
只是外人看起来象回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决策权,甚至连建议权都受限制,至多算个干力气活的执行者;第二任何组织中都需要我等工蚁,但是工蚁永远就是工蚁。现在国家机关中有一大批优秀的工蚁,但是他们完全无法影响政策走向,就是干活而已。精英淘汰要筛选出的不是工蚁,而是决策者。工蚁是没有资格参与筛选的。
忙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就像德国人发明汽车与排尤没有因果关系一样。
以前我也认可网特的存在,认为网上那些过激言论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者只是一些找工作不太顺利的大学生为了图一时嘴巴痛快说的。但是豆瓣上的排行却让我对青年人的信心不再。在豆瓣上,《浪潮》与“再见列宁”的分数竟然比“黑客帝国”还高,前两者无论从观赏性到电影本身的摄制手法而言都无法同后者相比,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豆瓣上的这批人,应该是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果他们都这样想,那么真的这批群体的人应该都像下面两位小朋友所言的,并不认同忙总主帖中的观点。
只要走上社会,碰几次壁,知道锅是铁做的,不是幻想做的,就都转变了(除极少数人)。当年在美国参加民运的一帮子人,现在不也在国内讨生活,对官员们行贿起来比土鳖厉害多了。中国人哪有什么至高无上的理想,只有现实利益的比较。一旦利益所迫,就只关心自己那点地盘了。小朋友如果现在就很现实才是悲哀,说明我们在退化。
最少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忙总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我看过本地企业税收排名情况,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不但有移动公司、供电公司等垄断性企业,也有很多竞争领域的国有制造业企业。在落实社会保障各项制度上,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定上,落实劳动就业法规上,国有企业也都好于民营企业。
中央从来没有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左派和右派们喜欢大做文章的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都只不过是为了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已。
无论对于江总和朱老板有什么样的议论,由于他们亲身经历过47-48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胀,所以对于其灾难性后果还是比较警惕的。
本届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大都是40年代出生,对于那次的恶性通胀没有感性认识,因此对于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清楚。现在请WXMANG总帮着理清一下:
1. 中央是否真的想抑制通胀和打压楼市泡沫?
2. 如果想,是否有能力同时抑制通胀并打压楼市?
3. 如果只能二选一,估计中央会选哪个?
4. 如果二个都没能遏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会采取什么方法和措施呢?
除了万里风中虎外,河里还颇有几个写经济的高手,有偏重于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偏重于经济理论的探讨,当然实际操作经验丰富的要数无限忙,
请大家不吝赐教。
不管打压通胀还是房产所需要的政治资源目前都没有,所以打压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良性通货膨胀本来就在政策选项中,只是要防止恶性;房产有各种利益纠葛,尤其是地方财政因素和银行风险,需要双方妥协,所以只能适度控制,而不能下重手。所以我的观点是因循而已,也可以说无为而治吧。目前在经济领域的不作为现象已经很明显,大家可以仔细观察。这是各方力量平衡的结果,谁也不想把盆子踩翻。
这种鸡蛋壳上的芭蕾(不把盆子踩翻)估计还能跳多久呢?
这种跳法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很累人的,而且一旦踩错点儿,后果似乎会很严重。
不知道高层对于这种可能是否预判和预案?
中国比较适合无为而治,经济自然而然的发展。领导越有想法,老百姓反而越倒霉。
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不满主要还是在于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们不满的不过是美国不能一碗水端平,对中国不能像对自己国内或对欧洲盟友那样的普世价值。而对普世价值本身,反对的人并不多。
很简单直接的一个事实就是,包括普通民众在内,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向往美国的生活,这不仅仅因为美国的富强,还在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人们还是相信,在美国国内,人民还是活得很有尊严和自由的。中国人再不满美国在外交上的两面做派,但对其内政还是青睐有加。当年在北大声色俱厉批评克林顿的女学生,跑美国比谁都快。
一味逢迎美国并不等于就是全盘西化,秉承了美国的价值观。同样,对美国怀有敌意也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兴起。目前中美的交恶主要还是集中在利益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尽管亨廷顿一直把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的假想敌,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大陆,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中国越来越富有,中央政权越来越强大,但中下层民众因为房子、教育和医疗的压力,活得越来越不顺心,他们往往把这归咎于政府的压榨,人们对政府的认同越来越低,对立情绪越来越高,认为过去的官僚权贵又回来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所以,我认为中国抛弃的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西方价值观,而关注民生,增强政府公信力、与民众上下一心的凝聚力才是第一,否则就是畸形的强国。
意识形态与利益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根本不能分开。意识形态是战略武器,争的就是利益。请看看摩根索的书,看看美国鬼子是怎么看的:意识形态就是利益的载体和包装盒。
的确,有调查才有发言权,不过我既非社会精英也不是专业人士,这种调查怕是做不了的。
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感受。难道十年前我们不是普遍看到国企的种种弊端和困境么?如果现在的国企情况真的如诸位大大所说的这样好,那看来朱总理的改革是大大成功了?
另外,或许中央从来没有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但我也知道孙大午李书福等当年所遭遇的困境(当然,在这件事上,我也是没有深入调查的),我也知道民企在现实经营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这事儿我是有切身感受的)。
坦率讲,在下不才,这辈子也不会进入体制内。既然身在体制外,就不想再坚持了道德标准和艰苦奋斗之后,还要遭受普遍的猜忌和区别对待。我想社会上和在下想法类似的人还是不少的,既然忙总此文目的在于了解当下人的思想动态,我这点儿文字也权作抛砖引玉吧。
1.年龄。
2.平均收入水平。
我的感觉是,忙总接触的这批人大致年龄都在30甚至35岁以上,总体收入较高,具有一定的领导职务或者专业等级较高。基本上他们是30年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和成功卡位者。
4000的。有官员,也有一般技术人员。不是都是受益者,也有失落者。
我支持忙总关于民企社会责任不如国企的说法,但是我并不赞成他关于朱的评价。我的观点是当年的国企改革没错,今天加强国企的措施也没错。
如果做个简单的比喻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讲:国企是筋骨,民企是皮肉,二者都不可或缺,同时还要比例适当。
当年国企改革是因为骨头多肉少,甚至该长肉的地方都长了骨头,发展下去快成甲壳动物了,为了成长、为了发展,只能砸破某些骨头,当然伤筋动骨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现在加强国企是因为我们肉长的多了,为了迅速地成长、为了健康地发展、为了抵御外界的冲击,我们需要更坚韧的筋骨。
就把脓包捅破了,污染全身,然后一甩手了之,不管工人死活。对政治家来讲,这种管杀不管埋是极不道德的,是他一生的污点,永远无法抹去。
首先承认我的牢骚有很大的气话成分。豆瓣有它的优点——有些兴趣小组的咨讯很实用,找书方便,并且适宜于作阅读规划和寻找书目,也宜于找意趣相投的书友。我从今年夏天一直用着,以后相当时间内估计还要用下去。
但总的来说,我在那儿呆的很不舒服。因为豆瓣具有一切“读书人”,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不怎么接触实际的文科读书人的通病,就是清高自恋+无病呻吟+盲目跟风,只不过盲目跟风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在坚持独立思想批判精神。您对豆瓣评分的观察很敏锐也很准确,有些作品之所以在豆瓣被打高分,完全是出于彰显普世价值的需要。我可以再提供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不高兴》,这个书是不是好书另说,但豆瓣上的很多长评完全是骂街,一样被N多人推荐;另一个例子是龙奶奶的《大江大海1949》,不但分高,而且无数人纷纷表示看的很感动很受教育。
不过装13装多了往往要露馅,比方百家讲坛袁腾飞的所谓“历史普及读物”在那里一样得到4星的评价,这就很让人怀疑豆瓣众的平均水准到底如何,还是说有书商们在操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豆瓣也存在沉默的大多数。毕竟人都是喜欢扎堆的。比如我一个朋友和我,都对JY言论不感冒,但是当有人在《建国大业》页面上留言说,看这个片子就是为了“看校长和他背后那群无论何时都衣着笔挺的精英”时,要打起精神去辩驳也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朋友现在光在那儿找书看书,不说话;而我偶尔会发一两句牢骚,但基本也是光找书,不说话。
还有个类似的地方是国学数典。这是个很好的电子书网站,同时也是个神奇的地方,比如在钱老逝世的日子里,一个说钱老的伟大只差一个道歉的破贴在那里受到了热捧
这俩网站现在都在我博客上链着,注释是“书好,人傻,速来”
所以说,这俩网站都不是一个好的舆情样本。充其量代表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读了点书但没怎么读明白的人的倾向。它顶多说明普世价值在小知识分子里面还有相当的市场,但是不足以代表俺们这一代人的主流观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工夫有闲心去做酸秀才。
他们告诉我,豆瓣上竞争失败者居多,而且自恋、自爱,刻薄、挑剔者居多。所以我认为不能作为评价标准。
本来我还以为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用三颗炸弹炸醒了我。胡总当时是副主席,他到机场去迎接我们的使节,只能抱着使节哭泣的场景,我每一次想到都会流下屈辱的眼泪,心情因为激动而颤抖,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件事情那么深刻地打动了我。
当时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也无好感。但是炸了大使馆以后,连我这种从不打听政治消息的人,也要去问:为什么炸我们?回答:战略测试,在找我们底线,准备在其他方向修理我们。问:为什么不反击?回答:没有能力反击。问:怎么办?答:上打狗棍项目。
实际当时我们这些人是反对上某项目的,因为劳民伤财。但是那一刻所有反对者都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都愿意无条件努力,甚至献身。
那种悲愤和压抑至今仍然让我们一批人不能自制。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对普世论者和鼓吹美国那一套的人完全不能宽容也不能谅解的原因。在我以前服务的企业里,一旦发现这种人,我会立即让他滚蛋,就算支付解约赔偿也在所不惜。而且会对我认识的相关企业或相关人士说明,尽量封杀这种人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就算人家说我狭隘、阴暗也在所不惜。
贵州的吏治有那么糟糕?但见过一个贵州的官员,上调到部委后,无为而治,又回去了。
不管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多年前一央企都被拔得嗷嗷叫。不给拔,好,几百老百姓每天轮流堵门堵路。某央企只好落荒而逃,其老大发誓:谁再进贵州谁全家死绝。而他们还是某省委书记敲锣打鼓邀请去的。我是土著,都要被宰,何况外人
但这样您找个能折腾的领导去了我想他也没招,估计要是那种黑社会老大型的才能镇的住。就像王震在新疆一样。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发展机会,有机会就会好得多。因为大家就会去干事情了,不会没事干专门琢磨别人那点项目的好处。所以能够带来机会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在中国这就等同于会折腾。
如果这次气候大会,中国不能给出令西方大国满意的排放指标,执意征收碳关税,限制我们的工业发展,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董事会考虑过吗?
(我看到一条新闻,法国已经扬言,对于低于欧盟排放标准的国家,都要对他们的产品征收碳关税。)
不知他们的思路是什么。肯定有底牌可以对付。中国目前底牌太好了(相对于美、欧、日),具体如何,不好瞎猜。看现场直播吧。
也要去问:为什么炸我们?回答:战略测试,在找我们底线,准备在其他方向修理我们。问:为什么不反击?回答:没有能力反击。
什么叫没能力反击?
如果通过各种渠道判定是战略测试,这是很严重的事件,不是不出头就可以委曲求全糊弄过去的。
放个导弹打到钓鱼岛、或者澎湖海域,看看他怕不怕。
1、家庭出生:
我本人是在内地读的大学,85年生,父母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城市做小本生意(就我的观察,父母这类人的群体,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吃苦耐劳、敢闯甘拼,有点悟性的都能在城市找到发展机会,我的亲戚有做汽配的、钢材加工、食品批发的,都能积累小额财富,但受文化水平的限制,都只能做到较低的层次)。
2、信息渠道:
高中以前,由于父母无法引导,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学校的洗脑,二是电视,很难主动去选择信息渠道,更不会主动对信息做出筛选,且小时候阅读的兴趣没得到培养,视野很狭窄。
高中刚好经历课改,学校设置了阅读课、调研课、兴趣课,但主要任务还是应试,也开始对所学持怀疑态度。大学期间虽然接触了网络,还是很封闭。
直到毕业参加工作,逐渐养成了购买各类杂志、定期上各种网站、去图书馆的习惯,也会有选择性的看一些电视节目。感觉很多媒体忽悠的成分太多,很难看到真相、听到真话。
3、关于一些基本观念的成型
就我的成长经历而言,小时候的洗脑工程接收了一套共产主义、道德至上的价值观,课本上的古文启迪了传统价值观,漫画对日本文化的宣传作用最大,电视剧、娱乐节目就是韩国风和台湾风,欧美文化主要是电影、网络和各类时尚杂志。
接触社会深一些后,小时候那套逐渐瓦解,认为那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目前有了一些价值观的雏形,认同平衡(一个系统良性运转的必备条件,一旦不平衡就容易崩溃,也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开放(新陈代谢是发展的必备条件,要良性的吸收、淘汰,一种相对运动的状态),初步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准备好好学习一番,现在在看《颜氏家训》,但都未成型。例如我现在还不理解,“礼”为什么那么重要?
4、关于大学
由于初中、高中学习过于强调应试,而缺乏对自我意识、理想追求的引导,学生过得十分压抑,加上家长和老师常常会给学生灌输一种只要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的错觉,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比较茫然,也不怎么读书,光学着弄虚作假(四六级有高科技作弊、毕业论文可以复制粘贴、毕业成绩可以自己乱填、各种文凭证书都能造假,算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吧),不少人4年的青春是白白浪费掉的,我觉得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关于城市化
我父母是农村人,我小时候在市中心长大,在城郊读书,家住在典型的城中村,我周围的农民在拆迁后的主要生计是房租(城中村、安置小区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廉租房的作用),他们的基本生活模式是收租、打牌、省吃俭用,可以说也造成了相当大的资源浪费。但同时,我觉得我看到的农民,无论是我父母那样自己奋斗的还是靠租吃饭的,他们都勤俭节约、懂得如何趋利避害,争取自己的基本生存空间,比起他们,问题比较大的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养成了虚荣懒惰的习性,却缺乏谋生本事和闯劲干劲的一小部分城市人。
礼按今天的认识包括两个部分:组织结构(古代一般用等级表示)和制度(古代一般用信念教条表示)。
我们都知道,治国与治理一个组织本质上相差不多(难度相差很大),所以我用我熟悉的企业管理来类比。
治国的目标是国泰民安,民富国强。实际涉及4个领域。
1、政治:目标是凝聚力,也即大家同心同德,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方向。核心是吏治。整理吏治的核心是:
(1)、知人善任,不拘一格;
(2)、循名核实,赏罚分明。
这两点的实现都需要礼。首先是必须确定组织结构,也即大家在组织中的职责,否则是无法分工,也无法稽核他是否越权、渎职;也无法考核他是否称职,成绩如何。所以礼是吏治的基础。
其次是必须确定做事情的流程,就是怎么做,以及那些事情不能做,这就是制度(法律也是一种制度),一般说来礼包含的含义很广,我认为:工作标准,操作规范,控制制度和运作流程都属于礼。所以如果没有礼,国家是无法运转的。
2、外交:目标是获得安全环境,获得瓜分世界市场份额和资源的平等地位。外交政策的核心是:
(1)、合作:合纵连横
(2)、威慑:远交近攻
(3)、诱惑:利益共享
(4)、妥协:平衡制约
3、经济:核心目标是均衡平稳发展。发展的定义是在充分就业;财政收支平衡;良性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基础上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规模增长。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各种矛盾目标之间的平衡调整,包括:
(1)、量入为出,开源节流
(2)、平衡目标,体恤民力
(3)、藏富于民,不争民利
4、安全:目标是保证毁灭一切挑衅者(由于涉及许多敏感问题,不做更多解释)
以上外交,经济,安全领域的工作仍然需要制度来规范,指挥,控制和协同。没有礼,就会一团乱麻,各自为政,互相争抢资源,失去平衡。导致或者军国主义,或者重商主义,或者扩张主义等等问题。
所以礼的概念是老祖宗过早成熟的体现。我认为我们今天(包括西方人在内),认识水平并未有本质突破,这是我们可以深深自豪的。
他们没有GDP/引资的考核的?我还以为吃拿卡要只是最底层的小吏们才做得出的事.
引来金凤凰,拔毛冲政绩,以后管他娘。某人就更直接:筑巢引凤,关门拔毛。主要是当期政绩和任期制的原因,谁也不愿意给人摘桃子,都想当期兑现政绩。
1、礼法与自由:每一棵树都有它特有的姿态,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出与众不同的自己,有个性才有创造力。可是礼法又是要求规范,要求整齐划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组织对个体的要求,就个体本身而言,为什么非要成为方和圆呢?它会自发的追求礼法吗?如何在礼与己之间寻求平衡,一个组织又是怎样既规范个体的行为又不扼杀个体的创造力?
2、理想与现实:进入社会一段时间,理想渐渐明晰的同时,也开始一步一步的向现实妥协,有时认为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追求理想,有时又对自己说,没有时间了,赶紧妥协吧,没有那么多本钱去追求,怕竹篮打水一场空。有时候很羡慕前辈,甚至是前辈的前辈,总觉得他们那时候能更单纯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会像我们这一带这样顾虑那么多~(《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蜗居》在我的同龄朋友中都很火,我个人觉得它们都反映了我周围朋友的特点,但又都不能代表我们)
3、关于时代、国家和个人:我个人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是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但这也只是偶尔感情激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未必会有那么强烈的时代参与感,未必会有那样为国为民的伟大情怀,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只会做着简单的工作,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个人概念,而是团体概念(家族、血亲、氏族、乡亲、朋友、同学等等)都是扩大的宗法团体,是以团体利益为最大利益,很忽视个人在团体中的需求和价值。也就是说,用现代的观点看中国传统个人是没有自由的,一切以团体利益为最大利益,个人必须牺牲个性选择(例如现在经常讴歌的所谓某英雄舍小家顾大家之类)这种价值观与西方强调个体,人人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有根本不同。原因我想西西河有高手分析。我只想说这种客观现实使我们文化漠视个人价值和个人选择。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否一定不好,我觉得是信仰问题,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就要打到孔家店,信奉儒学的,就要全面复兴新儒学。都有道理。信仰本身是无法说好坏对错的东西。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有很强的传统力量,价值观并未完全西化。想在中国生存,可能还得适应这种价值观。
这些话是真知灼见,对治理国家应该是一样的。公平是很好的理想,但通常没啥效率,所以涛哥强调和谐,就是让大家各安其位,不要奢谈公平。
难得忙总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我看,河里的政委还是忙总做比较合适,陈大估计让位给师兄也不敢有意见。
政委还是陈经合适。因为我不懂经济学。
陈经那套在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还有点说服力。一旦世界经济进入下行期,他理论体系内部的重大缺陷就暴露出来了,尤其是他忽视贫富分化造成中国内部市场狭小的现实。现在他正在被达雅追着屁股打,日子比较难过。
一旦涉及到讨论具体企业运营,我就比较自信,因为教训很多,见过的幺蛾子也很多,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东西就比较有价值,一旦离开这个领域,基本就是预备菜鸟,有时也掺和一下,也是从观察的角度,提供点现实材料,并不能做深入分析。因为我觉得理论讨论先得确定前提、定义和假设一致,不然结论本身毫无意义。
而西西河往往喜欢只讨论结论,而不讨论结论产生的基础:假设、定义和前提是否真实存在或逻辑合理,结果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团混战。这种讨论我就不擅长,因为几乎基于信仰而不是事实在讨论,但我们讨论的又不是信仰,而是事实。
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项,不可能是万能,万能就是万金油,也没价值。我不懂经济学,就老老实实的坐在下面听懂得的人传道、授业、解惑,这才是最佳选择。去参与自己不懂的领域讨论,纯属误人误己,浪费时间。
据前财长项怀诚透露,上世纪90年代他的前任刘仲藜曾几次三番地打报告给朱镕基,要求加印钞票都被拒绝了。这也是刘在朱上任后去职的原因之一(个人揣测)。
自2008年中国为摆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业又让大家颇为担心,国内媒体经常提到的一些数据:
一是中国前一轮消化坏帐提高的资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
二是在房地产投放资金过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占GDP总额6.6%,以及四分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数十万亿。房地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银行贷款风险
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万多亿资金催生的项目反过来又有成为套取银行贷款工具的可能,起码现时实效有限。据北京派出的中央检查组分赴各地的检查结果,在被查的项目当中,有很多项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银监会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机构,而央行则是中央政府的钱袋子。政府需要从这个钱袋里掏多少钱,不由银监会作主,所以即便发生滥印钞票银监会也管不了
而忙总又很坦率地承认目前中央政府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有限,无以抑制房地产泡沫那么
中国房地产这个超大泡沫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即便萨苏这种一贯看好中国的大牛都看不懂中国(起码北京)目前的房价了,那么这种用资产泡沫催动的非理性繁荣难道一定就要导致非理性萧条?
之所以和忙总探讨这些实因为您是(起码在河里)少见的操作派选手,还请不吝赐教。
另:看了《2012》?
只是度的把握和平衡。会对过于失衡的情况进行微调(中国传统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当然基于政治需要,在宣传上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管媒体宣传如何大张旗鼓,事实上在各种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逐级博弈(基于各级执行者的最大利益的趋利避害),都会对政策进行修正,导致政策变形或延迟,效率放大或衰减,所以不能指望影响地方各级政府生存(地方财政平衡)的政策会有宣传的明显效果。决策层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中央地方双方制约的结果就是一个弱肉强食模型,典型的就是草原狼和羊群的关系,都有一个量的临界点,超过阀值系统就崩溃。可参看
http://slcx.sci.bupt.cn/sxjm/lec/Course07/course07_4.htm
所以各级都懂这个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不至于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另外银行坏账采用的是水涨船高策略,依靠水量增加,水位上升来淹没礁石。(也即扩大资产总量来消化不良资产,降低坏账率)所以规模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领导不是说: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吗。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
投入的临界点何时会出现也是个问题。
是参与全球市场和资源分配的平等权力(实际就是分得的蛋糕大小)的原因。英国人前几年就看懂了,开始恐惧:中国目前发展模式是一切内部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全球市场和资源来支撑的(例如失业,银行坏账,产能过剩等等),而且会不断挤压别人份额,导致别人生存空间缩小。
所以英国人反复说服美国鬼子统一行动,一是遏制中国份额增长空间,二是控制中国发展速度,三是加大中国份额的交换成本,四是美英争取获得更多政治和经济对价。克林顿时代开始合作,许多行动的背景都是如此。
所以一旦我们获得的全球资源和市场份额不能支持发展速度和规模,一是继续用各种手段(外交、政治、经济等等----例如无偿援助,例如53国非洲元首大会,例如东盟合作区模式等等)增加份额,这是良性的。二是将产生内部问题(例如恶性通胀,大规模失业,人民币贬值等等)向国外转移,通过例如倾销、贸易战、货币战争等等,实现危机转移,结果是干掉一大堆发展水平不如我们的国家。这时我们将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称为最邪恶的帝国主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不愿意的,但可能不得不是这个结果。
之前的游戏模式是弱肉强食模型,现在已经玩过界了,成了各个地方政府,随心所欲从国有银行套现。
地方政府成立国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高价拍地,从银行贷款,抵押给银行一块本来就属于政府的地皮。钱,从国家的银行,流入了地方政府手里。
游戏规则变成了各个地方政府,一个比一个胆大,比赛似的从银行套现。
杭州带头改变了游戏规则,上海、深圳、广州、北京首先跟进,发展到全国各省会、地级市、区县全面的大跃进,比赛从银行套钱的速度。
银行到时候损失的钱,由全国人民买单;而谁套出的钱越多,谁到时候得的好处也越多。权利和义务完全失衡。
游戏规则不再是狼和羊,而是变成了公共绿地,谁的羊吃的草越多,谁得的好处越多。
因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是一党专政,如果过分,立即就要下台的,不仅仅是个把省委书记。具体我不想说名字,但是正部级以上官员发生位置变动,就是不听话,至于用的罪行是什么名称是次要的。不听打招呼是在官场混不下去的。所以现在地方官做的都是高技术高技巧工作,就像在前面某个帖子我说的:某人说:走好钢丝绳,打好擦边球。这是做官的至理名言。没有官员敢对抗上级,除非自己不想干了。前几天600多个城市主管房地产的领导被召进京,你以为是去观光的?是去吵架的?使自己去找死的?
你需要先有机会列席他们如何往上爬的时候勾兑各种关系的宴会和娱乐聚会,你才会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和底气敢不听他的上级打招呼,其实没几个有胆子。
但是如果当下级代表着上级的利益时,上级亦不会过于为难下级了,非但如此,当作决定的时候往往还会仔细聆听和考虑下级的意见。
因为下级进步的过程也是争取代表上级的过程啊,您说呢?
自己升迁的了,也不完全是靠政绩,具体要想说清楚这些规则,只有你也当回官。外人用语言无法准确描述,而且忌讳颇多,我也不敢过于出位。
前几天600多个城市主管房地产的领导被召进京
可是这个打招呼主要是打什么呢?不让房价上涨速度过快?谢谢。
(这是毛主席喜欢讲的),是博弈双方的一次盘子行为,如何应对,看后面结果。有的地方实在聪明,已经开始金蝉脱壳。
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危言耸听的话,可能让您误解了。
前几天看新闻,北京顺义,在周边新房售价 3-3.3万/平米的情况下,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新国有房地产公司,以2.97万/平米的价格,拍下了一块别墅用地。考虑到开发成本,售价应在5万/平米以上。
最近看新闻,从杭州开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楼面地价,一个一个的历史记录被刷新,然后开始蔓延到小城市。
这些新闻,让我心里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拿一块地,就可以从银行换出几十亿的人民币。这是潘多拉的匣子,地方政府一旦上瘾,银行的钱肯定会被洗劫一空的。
从公开渠道的信息,地方ZF的资金链恐怕是不容乐观,否则不会想出这种吃地皮的歪门邪道出来。
看忙总的信息,中央ZF关注到这方面的风险,稍微让人放心一点。但是中央ZF要制止的话,需要给地方ZF活路,不能让资金链断了。
忙总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想请忙总从企业管理的视角,解释一下:
1. 地方ZF 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有多高
2. 中央ZF 的应对策略是开源还是截流?不让炒高房地产如何给地方ZF筹集资金?发债?通胀?
具体分析。但是就整体而言,地产商拉高出货,震仓,洗仓的行动已经开始。击鼓传花游戏正在进行时。如果你在1992年到1993年的海南呆过,你就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放大到全国,手法更为隐蔽和熟练而已。房地产拉高出货的技术比股票复杂(具体自己琢磨,我也不熟悉,只是道听途说一点),而且政策在配合。
所以第二种方式是必然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国家有多少?太少了根本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太多了那中国就有被群殴的危险。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选择了外向型发展的道路。这对世界经济的前景来说绝非福音。
船到桥下自然直,不是撞就是碰(所以萧规曹随);二是每一个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好多不幸的的国家(所以国家安全环境危机四伏)。
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吃点鸡脚,田鸡腿之类的市场和资源无济于事,所以未来主要利益冲突是与大国的正面对撞。地球上的大国都不会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下一代虽然不一定需要高举刀剑来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但不会比我们现在安全和平静。反复的撕咬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按西方的设想,过原始社会的生活(现在被西方包装成原生态生活,只是他们为什么不去过?),才不会有对抗。
走到哪算哪很容易其他世界大国群起而攻之,德国就是前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了。
至于发达国家的市场,那毕竟是他们说了算的事情。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时候,工作机会是第一位的。所有的遮羞布都会被撕下。中国要对此作最坏的打算。
(不管给自己抢和给国家抢都一样),高举着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牌牌,那是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的,什么温文尔雅那是孔夫子忽悠人的,说什么民主、人权那些废话那是西方人干的,我们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经常说的口头禅是都给我们吧,我们将给你们带来好处。。。。。。以下若干字,类似毛主席教导:傅作义出了城就由不得他了。所以才会有非洲某国换领导修理我们的事情(不过最近又搞定了)
结果如何,一战二战被群殴。故大国,要想笑到最后,不但要有平常国家常有的贪婪,更要有俾斯麦当年那样的恐惧心理。知进退,知进容易,知退难。
另外,忙总您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您对我的称呼不要谦虚。
甚至卑躬屈膝。只是最近几年狼尾巴不断时不时的偶尔露峥嵘。就是这样,被群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千年的合纵连横技术、中庸之道和模糊价值观岂是西方人能完全理解的。再说中国人不会两面作战,也不会速战速决,都是靠拖,靠忍来应战,持久战对美国鬼子也是致命武器。再说德国那时是没原子弹的,如果德国人有这玩意,可能的结果倒是可以请西西河的战史研究专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探讨一下,会是什么结果:假定在人类并不想全面毁灭自己的前提下。
奥巴马对中国的理解比中国领导班子对美国的理解深。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比起美国,并不具有打持久战的优势。如果想靠打持久战获胜,那就彻底进美国人的套了。
如果跟中国正面耗上,基本美国就没有能力控制欧洲和俄罗斯趁虚而入的崛起,等把中国干趴下,美国鬼子也将是精疲力竭,世界格局将不是他能够左右了、所以是否需要交换,跟中国打这个劫,要看犹太人的观点,犹太人会吗?历史上犹太人干过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吗?不过实际上我们已经与西方开始长期的低烈度持久战了。
中央政府手中的底牌不过如此,那时这些群狼可就真的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了。毕竟我们还是以内战见长的。
调控手段到二陈(陈希同、陈良宇)为止人们已经有些习惯了。杀猴给鸡看也不起作用了。
一旦到了那时,无论是不折腾还是和谐都是无法制止住这群饿狼的(其实并不饥饿而是对于利益的嗜血)。
的部级官员是什么生存状态,所以你才会说极端外行的话。谁敢?谁敢挑战中央绝对权威,现在虽然不株连九族,不过事实也差不多。看看朱小华的老婆女儿的下场。现在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杀鸡给猴看,就是实实在在的杀鸡,杀猴,才不在乎你看不看。你以为在中国,一个部级官员算什么,(看看陈良宇的心路历程,郑少东的心路历程,可能目前网上还看不到),不过是国家机器面前的臭虫。
我给忙总提供一个非典型案例吧。但是,在珠三角我这类人比较多。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末,老家属于中部,是高校扩招之前最后一批重点本科(这年头我估计连算个知识工人都够呛),是一个深圳的民营小型企业主,也就是所谓的小型血汗工厂主。
我说我是小血汗工厂主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我在用自己的血汗(不只是汗)去工作挣钱发展自己的小工厂,因为我一年只休五一节三天十一节三天春节十二天共十八天假,没有周末,基本上一天从上午十一点工作到晚上三四点,其间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应酬客户拉单或要债(主要是为了要债,站着给货跪着要钱,中国大陆商场上的信用是令人发指的差!!!)。虽说应酬大多是吃喝玩,其实我这应酬比上班更累,因为耗时、耗健康、耗心力、耗尊严更多。也曾有个女友因我基本全天忙于生意没有节假日而跑了。
二是我厂里的工人也有点血汗工厂的特点,因为我厂像深圳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一样不会严格按劳动法办事会稍打擦边球,也就是工人节假日少点(但也比我多几倍),加班多点,但基本工资和加班费会严格按劳动法办事,因为不这样的话很难招人而且部分工人会因此去到处有的劳动局分支机构劳务站投诉,但五金一险会能省则省工人也从不计较,---真交五金一险的话深圳企业绝大部分会倒闭。从我对深圳工人的了解来说,工人大多喜欢加班多的工厂,因为这样加班费会远超基本工资,加班少的厂反而不愿去。多么勤劳的中国人呀!!!
其实,了解珠三角的人就知道,珠三角的世界工厂就建立在数量极多的我这类工厂所构成的供应链或产业链基础之上,因为我们为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高效反应速度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所经历过的三个行业就是以很大数量的此类企业构成以及不断发展(含企业由小变大变强)的产业群彻底挤垮了几个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行业名就不说了。所以我们的这类工厂虽小,作为其中一员的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攻城掠地做出了贡献!
从经济收入来说,我比进政府或国有大企业的大学同学(毕竟毕业十年了大多有一官半职了)要差,在进入其它职业的同学中我属于中等吧,在深圳人中一年累死累活只赚几十万的我该属于社会底层民众了,因为超出党报上报导的两百多万深圳居民(不含外来工)平均年收入才一点点。在大多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版友汇聚而成的河里我更该属于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吧。
我的政治态度嘛,观念上信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尊崇北欧的高福利资本主义,现实行动中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是属于打酱油派或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更贴切。
我不喜欢体制性腐败的社会主义和目前全员腐败的TG,但是我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国家体制我只能努力去适应,所以我抱着老北京人面对政治的态度:"穷忍着,富耐着,不穷不富就眯着",只要不内乱,只要"老百姓常吃的棒子面有卖"(基本生活状态不降低或有所改善),才不管谁当皇帝谁执政哩。至少国人生活现在比民国时强嘛,尽管如果不解放那我爷爷留下的工商业资产就可让我轻松过小康生活,但我还是有点心怀天下民众的传统国人心态滴!
可以说,中国将来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统一、富强的富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高福利国家,是我唯一的社会愿景或幻想。
多嘴几句,别用所谓的八十年代中之前的TG不腐败很廉洁来忽悠我,因为有很密切的亲戚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央某部副部长,我小时常在他家生活,我所见识的当时高干特权生活与老家平民生活的差距比现在权贵们与平民的生活差距还大。现代社会特权阶层的存在也该算是一种制度腐败吧。
也别用党报树的英模来忽悠我现在大部分TG干部还是不腐败滴。我有好几个亲戚在老家是县市级干部,行政、司法、科教部门都有,就算其中民众口碑最好为人也最正直的亲戚,他一年中获得的纪委都不管的部门私发福利、日常小礼物也差不多有我半年收入之多,这相当于老家普通人五六年的收入,这些还是他不能不要的额外收入否则他无法在官场上生存。
对了,别用我为啥不去混衙内派经商模式来质疑我对TG腐败的以上观点。一来副部长亲戚八十年代中因病早逝我靠不上了,(要是现在他还在,我也许还真会去混衙内派经商模式了,因为可以轻快好省的跃进财富榜可以提前做我几十年后想做的事)。二来我看不惯家族里部分同辈在老家靠着长辈官场关系网做明里暗里的官商勾结的生意,才去深圳白手创业的,(我看北京和中西部省市的近半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主要是做官商勾结或相关的生意的),毕竟"辛苦钱,万万年"啦!
文化观念上嘛,我尊崇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民主、科学传统。因为从小酷爱读书(这曾是小时唯一爱好),逮书就读,所以极为热爱中国古典文化,也接受了西方的许多观念。可惜,爱读书的习惯到大学毕业后创业太忙完全废了,现在只能偶尔是抽一点空到网上找点管理类、本行业的资料看看。希望将来企业做大点后能有空多看看书。
人生理想上嘛,我只求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勤奋努力让事业与生活每年都有进步,只是希望能努力把自己创立的小工厂逐步做大做强,努力赚钱让家人以及后代过得更好些,就此生无憾了。如果能在退休时把一个行业内的名牌企业或上市公司交给儿女就是我最高的人生理想或者空想了。
中国大陆商场的信誉太差以及目前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条件,让我平日心情不是太好,对中国当今社会也不太乐观。但是根据我的知识、阅历上来分析,我知道中国大势上在一二十年内还是会在世界上有所突起,所以有空就来西西河看(潜水四、五年了,一年多前河里部分版块需注册登陆才能看才胡乱注册了一下),让自己对中国社会乐观一点。开个玩笑,下河就当看CCAV的新闻联播,看弘扬"主旋律"总是会让人振奋啦!呵呵。
的体验。我昨天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接触了一些类似你这样的企业,不过他们已经通过自己多年努力,开发出具有创新价值的产品,与传统技术相比,可以节能40%以上,也通过测试和鉴定,准备推广。这样的企业未来是可能脱离血汗工厂的。这些小业主大多是70后,经过10多年努力,有点资金和技术积累,都在狂热的寻找壮大的机会。中国人,不管60、70、80、90都在寻找机会,成长壮大,并不是海外想象的只看到赚钱,更多人的眼光要宽广的多,远得多。相反海归们由于地位局限,反而有点急功近利。
地方政府不鸟中央?
还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好像和您老上面的说法倒着来
钻空子。基本原则是:1、你没说不能干的,我就干(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2、你说了不能干的,我变通干(这就是所谓政策衰减和放大效应),也就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3、你禁止干的,我拖拖看,以拖待变(这就是所谓政策延迟和滞后效应),也就是所谓不能令行禁止(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些现象都存在,但是都有度,都是为了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采取的权衡变通,不是公开在政治上对抗。基本是一种默许的博弈。但是一旦敢公开对抗,必死无疑,不管你的地位,功劳或背景。从高岗开始,陈希同,陈良宇等无不如此。(可以列一个巨长的名单,但是太敏感,自己去查资料吧)
忙总的乐观,建立胡温愿意承担责任这个基础上。
西西河明石网友的“血脉?命脉?房地产与地方财政”,从2007年魔都的公开信息,推测魔都政府58%的支出,依赖于房地产。
(481.9亿土地出让金+约300亿地产税)。
地方ZF的债务变成了“土地出让金”,然后变成了“银行贷款”,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变成KFS的自有资本。
在明石网友帖子的一个回复里,有一个估计,仅杭州ZF2009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将达1200亿。不知道全国将会是多少?
忙总以前的文章,谈了上级只喜欢摘桃子,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胡温如果也是这类人,恐怕这个窟窿,到时候只能用金圆券来填了。
这样的帖子也投弹。这丫产蛋太多
我最近接触了几个号称掌握了一些极具市场潜力核心技术和创新技术的海龟,要找国内合作者。其条件是不承担任何风险,全部投资要合作者承担,股份不能低于51%,而且要求合作者出现金购买其部分专利。可想而知结果如何,就算国内土鳖是脑残,可能也不会傻到干这种事情。我问他们:技术产业化,有很多环节决定其成败,例如:市场销售网络建设,供应链建设,生产系统建设,运营流程建设,融资渠道建设等等都需要国内合作方来实现,没有这些土鳖的支持,你的技术就算是世界第一也不会变成钱。回答是:你不懂国际惯例,国外风险投资都是这样。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土。但是我敢肯定如果他们不改变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这辈子也休想发财。
其条件是不承担任何风险,全部投资要合作者承担,股份不能低于51%,而且要求合作者出现金购买其部分专利。也不可能折出51%的股权来,即使你们同意,法律也不允许。
他们的计划是技术占20%股份,土鳖用现金购买其部分专利,他们用这部分现金再入股,最终实现占有51%总股份的目标,当然可能会分成若干股东来入股,表面上可以让土鳖当第一大股东。而且他们在公司还要领取高额报酬(几个核心团队人物年薪+奖金不少于200万人民币)公司发展资金由土鳖股东提供担保,到银行贷款。
(回你对海归的偏见,对轰炸南联盟的态度)
老兄,你的底牌露出来了,控制控制情绪啊,你这样当了领导的确很得罪人。并不是说得罪上面的领导,你会得罪下面的小弟的。
所以,“忙总”。你从“总”的位置下来,可能不是老大的错。可能是你做了一些事,令小弟们捏鼻子走开了。
请控制情绪,不要生气,生气是我们年青人干的事。当老大要气定神闲,下面才有人跟你走。
你看,你又生气了。
难道当领导的就不能,不应该批评指点一下手下的部属?难道一个好好先生才是个好领导?况且,我实在看不出来忙总哪些看法、哪些言语属于“得罪年轻人”的范畴?
后来,我想明白了,针对普世民运的看法到您这里就成了“得罪”,您的小心胸还真是狭隘又敏感啊!既然这样,我也来得罪您一下
你所谓的"普世民运的看法",难到那不是他一种赤裸裸的权力炫耀,你是哪里来的小东西,我在wxmang面前,可以称年青人,但你在我面前,也只是小辈。
现在都言论趋于自由化,还搞“封杀”啊?就是真的封杀,也不屑讲出来,我以前一贯支持wxmang,但是这次看到wxmang这种论调,不禁侧目,与我心目中"忙总"应当具备的心态不同。
领导是高瞻远嘱的,温和而严肃,所谓度量也!
他老人家经常骂人,朱镕基也不合格,更是火爆。现代估计只有周恩来勉强符合你的标准,不过周恩来还骂过陈毅是饭桶。看来我真的找不到符合你的“领导是高瞻远嘱的,温和而严肃,所谓度量也! ”这个标准的领导了,你能找一个出来吗?
另外,本人是蓝领,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一个总是在冲锋陷阵的人绝对不能称为领导,称为炮灰倒是恰如其分。最近本人又在当炮灰了,真的没有当领导的天分,就会出去拼命。
怎么对股份不能低于51%这个条款存有疑问?
真正的VC在每轮投资中要控股一家被投资的公司吗?
wxmang同学与这些潜在的被投资对象接触时是以VC的身份吗?按前后文看又不是,不是受人委托做尽职调查吧?
海龟们最早想法是卖专利给对方。我介绍完后就没联系了,后来谈判我并未介入。谈判失败后,海龟请我再帮忙找一家企业。我才知道海龟们开出的交易条件,让我感到意外。这家央企并不是按风险投资运作的,他们只想引进几个行业优秀人才,至多给一点高工资,不存在给股权的法律基础(国资委规定央企不许搞期权)。
问题本身并不大,交易不成就算了。但是他们对国内情况的了解如此之少和如此的急功近利才是让我吃惊的,因为这些人也都50来岁,出国25年了,应该很成熟,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道理。
而且他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例如,认为我等还在为政府效力,是助纣为虐;中国目前不管怎么做都不对,都是在欺压老百姓;提到的任何混得比较好的熟人,他们都认为人家包藏祸心,要坑蒙拐骗;不相信我说的任何真实情况,不管好坏,一律要加一句:你确认吗?真的?
我再次声明,以上情况只限于我最近见到的人,不具有任何典型性,也没有统计价值,切勿放大范围或对号入座。
看后记在心里,想到下面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如有空,盼能从个人立场赐教。
一个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现在的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是贫富差距过大。而你的愿景又是“民主、法治的统一、富强的富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高福利国家”,显然现实离愿景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走。你的夜晚大部分活动用来应酬,那么有多大比例是与公检法等政府部门打交道,大概占用多少生产成本比例?如果政府真的能严吏治,这些节省下来的成本是会用于扩大再生产,还是用来提高工人待遇呢,不是说市场竞争所以不用提高工人待遇,而是从你内心角度,是否愿意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质量,比如好的食宿、业余生活、提高工资等,这个盼望说一下。在你看来,政府部门的腐败(比如吃拿卡要)或不作为乱作为对于收入分配的拉大起到了多大作用?我是在想,国家的拉动内需究竟有无可能,如果收入分配就是大,工人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哪里来的余钱消费呢?
一个是商场上的信用的。中国的商场上信用差,是与我们的民族性有关(我很怀疑,记得古代晋商、徽商好像信用都很好),还是市场经济时间短有关,还是政府腐败也起了重要作用?能否展开分析一下?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你不守信的时候会有多少,未来是否有逐步规范的希望,哪些方面看来最需要迫切改进?
还有一个,是你自己工厂的发展的。无疑,将来若有新的发展点的话,你一定会使工厂转行的。那么就现在而言,你的工厂要想发展壮大,有哪些现实途径呢,手段是否都会是守信用的,比如你见过的那些已壮大的企业?生产过剩是一个宏观上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带来的是利润会越来越低,你的工厂和你的知识储备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去年和今年的经济环境变化对你的工厂有哪些具体影响?我自个分析,认为随着货币的滥发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明后两年会是滞涨显现的时候,到时生产成本增加,生产过剩突出,各国贸易摩擦严重,你将怎样应对?这方面我还没完全想好,先问这几个吧,希望不算多
。
另外,我也是70后,与你比非常惭愧,书生气多,而社会实践少,收入也只有你的零头。
如有幸忙总看到,希望也能从您的角度指教一二
我分别与研究徽商和晋商的一些老先生探讨过徽商和晋商的成败得失,兴衰原因,总结起来,就是以贿赂官员,甚至官商一体为核心竞争力,获得政府采购代理权,国库解付代理权,军费支付代理权,国债发行代理权,铸币税,甚至发死人财(例如军人存款、太平军存款)。至于茶叶、颜料、丝绸、药材、纸张、陶瓷、粮食、煤炭贸易等等商业贸易,都是附加在金融信用上的,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完全结合了。按照现在观点,就是一些金融财团。
他们守信用是基于利害得失的判断,如果守信用的成本效益划得来,就守信用,如果划不来,就不守信用。在若干商品贸易合同上,失信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好自己去找点史料的书来看,不要被脑残电视剧给忽悠了。这些商帮都是人精,如果按电视剧上描述的那么脑残做生意,估计连骨头都会被人家煮来下酒。
关于你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群体觉醒的观点,不能认同。我观察的结果是大多数的人在愤怒之后,更加理性地对
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现在更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知仍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并不像您描述的“都不约而同彻底对美国绝望”。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对你不好,而否定一个存在的事实。如同我并没有因我的邻座没有给我吃他的午餐,我就认定那个鸡腿一定不好吃,或我吃了也许会中毒。不是吗?
我基本不认识什么知识分子,更不认识什么认为西方是正面的精英。我们都是蓝领工人,只会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听,来看中国的现实环境,不会被人忽悠,我们只相信自己独立的判断。我只看到大多数人要准备与企图遏制和阻击我们振兴的人对抗,也对企图颠覆我们的人毫不留情。更对那些正在叫嚣和准备剥夺我们及其我们后代生存空间和提高生存质量的西方人势不两立,对那种说是中国人开始吃肉导致西方生活质量下降的西方人嗤之以鼻。还需要我再举几个西方的正面形象?
“也即扩大资产总量来消化不良资产,降低坏账率”
这种滚雪球式的处理方法,当“扩大资产总量”遇到瓶颈时,就象老鼠会倒会一样吧
玩了一回,汇金公司再注入银行资本金,基本把这个炸弹引信卸掉了。你说的穿帮情况只能在财政出现严重危机,连寅吃卯粮都做不到,才会出现。只要没有大规模战争,就不会出现穿帮。看看国民党1949年的寅吃卯粮都到1964年了,如果没有战争,仍然不会穿帮。
您的文章里知识工人和知识分子是混用的,是吗?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例如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茅于轼,焦国标,张维迎等等。我们自认为达不到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或者是脑残或者是别有用心),但我们又在做靠知识混饭吃的工作,只好称自己为知识工人,我们更像靠手劳动来获得报酬的工人,而不象他们主要靠嘴来获得报酬。
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自大使馆“误炸”事件以后,没人敢公开在圈子里面说鬼子们对我们是友善的,偏偏很多知识份子不厌其烦的说,他们是真善美他们才是大多数,这大多数莫非都见了鬼去
补一下:
谈起执政党,圈子里面最激烈的观点无非就是最好早点下台,可要谈起充满善意的西方人,无不是冷嘲热讽,“美国人(西方人)靠得住,母猪也会上树”。这草根和精英的智慧怎么会差别这么大?莫非是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倒是见过大批炸馆后主动加夜班的工人师傅,就是那种平时吊儿郎当的小年轻都严肃认真干活。本来平时因为军品技术指标要求高,检测程序又麻烦,计件收入又不高,一般人都不太愿意接。但是炸馆后,再也没有人跟厂长讨价还价。谁也没有说什么高调的话,甚至连提醒都没有,实际啥也不用说了,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
您文章的题目为“知识工人”,有对其有定义。但自此以下均用“知识分子”一词。恕我鲁钝,自认为他们指的是同一类的人。但您是否能告知我您文章里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人呢?还有那个楚秀同学,不用那么伪善,也许这是“知识工人”特征?投弹即可。
现在重新看了一遍,我在帖子里面用了大约7、8个知识分子这个单词,我想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我本来想用知识工人,但是写成知识分子,这是我的错误(习惯原因),向你道歉,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评价一个群体上。第二种是哪个群体自称为知识分子,这就没有必要改了,例如目前还是有一些阶层或群体自称知识分子。第三种情况是西方人评价的群体,认为他们有独立的精神(实际是信奉西方价值观,在精神上是他们一伙的),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也不用改。真正受到炸馆影响而改变观念的是知识工人,也即不包括后面两种。
你认为一个市场先入者会热情给后入竞争者提供技术、资源、市场便利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我们和西方的关系,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努力即可。
炸了我们,能报复就报复,不能报等时机,总不能逆反着,把对方用的制度,用的技术一概排斥吧?
我以为技艺首先是自己理想或信念的载体,然后才是谋生。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这个国家处于巨变的前夜,大门刚刚打开,所以我们的骨髓都浸透了理想主义的光辉,有了一些此生不变的信念:平等(例如在人格上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可以在思想上奴役别人);自由(例如人人在生命上有自由选择权力,没有人可以强迫别人服从);公平(例如相信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场所)等等。这些信念不随时间而改变,不随年龄而改变,不随自己的处境而改变。例如现在我虽然很讨厌西方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指手划脚的帝国主义政治,但是仍然接受他们科学的理性,文化的开放和经济的自由等等理念。
首先您的定义不严密,您所定义的知识工人“例如教师,医生,职业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科学家,工程师等等”本身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您不齿的“茅于轼,焦国标,张维迎等等”又都是您定义的这职业中的知识工人。我不太清楚您与现实社会的理解有多大的差异,但您要创造一个新的名词或群体,您是否要考虑全面一些。还是您认为您大笔一挥就能给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三个阶级?
其次“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这一事件,我真的认为对无论是您的知识工人也好,还是知识分子也好都没有您说的那么震撼,倒是您所说的“主动加夜班的工人师傅,就是那种平时吊儿郎当的小年轻都严肃认真干活。本来平时因为军品技术指标要求高,检测程序又麻烦,计件收入又不高,一般人都不太愿意接。但是炸馆后,再也没有人跟厂长讨价还价。谁也没有说什么高调的话,甚至连提醒都没有,实际啥也不用说了,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 ”而这些人又不符合您的知识工人的定义吧。而他们的觉醒我相信在1-2周之内又会和以前一样不负责任吧。这是倒是中国的民族性-关键这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是否需要不断被炸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自愿的持续的努力工作,还是建立一套民主和自由的制度?
当年我们在80年代初受方励之副校长忽悠混这个口号时,大约还算比较时髦。这个口号现在已经成为垃圾了。中国人不是你可以侮辱的:他们的觉醒我相信在1-2周之内又会和以前一样不负责任吧。这是倒是中国的民族性-关键这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是否需要不断被炸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自愿的持续的努力工作,还是建立一套民主和自由的制度?
再次敬告,不要跟我说这些虚伪的废话。
呵呵,军屯后代都是这样火爆,
要不怎么有最后的汉族一说。
三权分立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了,突然想到古罗马的保民官,不过也没有那个社会基础,我们只有包公的基础。另外,恕我多说一句,其实我总觉得崇尚等级和威权的文化需要一点变化,怎么变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目前正在变化中,且看五十年后。毕竟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人的资本主义化也必然会发生。
演化过程(这里的自适应不是自动控制的概念,是一般老百姓概念),不能强制注入或移植。西方宣传其三权分立制度,有三种动机:一是基于信仰的原因,要解救中国人民,一如当年传教士一样的盲目;二是基于同化的原因,阉掉我们的血性,犹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描述的;三是基于遏、分化、瓦解和搞乱我们的原因,是用于颠覆的战略武器。我们的制度的确需要改变,从盲目崇拜权力、等级和盲目服从组织、团体中走出,从宗法社会进入人本社会。但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跟不能让别人搞木马屠城。
我愿意为“蓝领”和“炮灰”而鼓掌。
1. 中国的今天的局面全是靠那些被忽视的“蓝领”们拼下来的,连时代周刊都在今年把“中国工人”排在第二位了。若是全听那些精英的,我不敢想象今天会是个什么样了。
2. “炮灰”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将成名万骨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缩在后面让别人去挡枪子,还谈得上胜利吗
不是说风凉话和奉承话,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们是非常敬佩忙总这样的真汉子的。(也并不是完全赞成他写的全部东西),但能理解和体会他们的付出和艰辛。
我个人是真心觉得自愧不如的。
少,甚至因为身临其境,更难受。但是我们不想数典忘祖,把祖宗留下来的文明全部打倒,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几代人的一点一滴积累,找到进步的办法和方向,而且国家的确在进步。我们真切体会的第一个就是得有饭吃,干什么事情没有钱,没有经济实力,就是胡思乱想。不能让老百姓有肉吃,有车开,你想让他们跟你走,就是梦想。这也就是在中下层老百姓中那些民主人士会被嘲笑、辱骂的原因,也是他们会被老百姓扭送公安局的原因。我倒是奉劝这些先生或女士,在西西河发发言就算了,在国内千万不要乱说乱动,不然工人师傅,农民伯伯可能会把你们抓起来送到公安局或疯人院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安源运动模式了。
广东的放假通知下来之后,国务院发个通知,说不让放。广东连忙又改回来。呵呵
报纸上说,广东很委屈。说他们曾请示过,没被否决(则视为默认)。所以才敢发的通知。结果却被打脸了。
结果没想到测试变成打劫,结果被迫只好边角做活,窝囊得很。也说明博弈的某方弈棋水平还未入门。
JY们,总是以知识“分子”自居,高高在上。就像忙总以前说的,学过几本一看就是瞎编的所谓管理案例,就以高级管理人才自居。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那么一类货色。
太祖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知识”作为挡箭牌,攻击太祖不尊重“知识”。
忙总呢,跟西西河的大多数河友一样,都是知识“分母”,尊重知识,尊重常识,尊重逻辑,从实践中思考,从实践中学习。
现在,像忙总这样的知识“分母”们,在西西河也开始对知识“分子”开战了。不知道这会,知识“分子”们,用什么做挡箭牌。
实际上国内混民主和自由帮,我们这些人是最早的,也是最早认清其虚伪、无耻和丑恶的。方励之副校长当年忽悠了多少科大的翩翩少年跟着瞎起哄,现在还有多少?我相信方励之是因为脑残才来忽悠,而有的人却是保藏祸心的。
您的题目里就有“讨论”两个字啊。您要是换成“真理”我也就不发表意见了。因为您不允许别人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您的帖子的确是“讨论”啊。可是您现在不是一个讨论的态度。您要认为我说的都是废话您就不用回复了。我有我的观察结果,我说的是个实际的情况。您也不必给我扣上什么“中国人不是你可以侮辱的”之类的帽子。中国人没有不希望中国好的,提醒您包括您鄙视的知识分子们。
下面两段话是你的核心思想:
我观察的结果是大多数的人在愤怒之后,更加理性地对
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现在更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知仍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并不像您描述的“都不约而同彻底对美国绝望”。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对你不好,而否定一个存在的事实。如同我并没有因我的邻座没有给我吃他的午餐,我就认定那个鸡腿一定不好吃,或我吃了也许会中毒。不是吗?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这一事件,我真的认为对无论是您的知识工人也好,还是知识分子也好都没有您说的那么震撼,倒是您所说的“主动加夜班的工人师傅,就是那种平时吊儿郎当的小年轻都严肃认真干活。本来平时因为军品技术指标要求高,检测程序又麻烦,计件收入又不高,一般人都不太愿意接。但是炸馆后,再也没有人跟厂长讨价还价。谁也没有说什么高调的话,甚至连提醒都没有,实际啥也不用说了,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 ”而这些人又不符合您的知识工人的定义吧。而他们的觉醒我相信在1-2周之内又会和以前一样不负责任吧。这是倒是中国的民族性-关键这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是否需要不断被炸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自愿的持续的努力工作,还是建立一套民主和自由的制度?
我都没法用正常语言评价你的话,也许20年后你会觉得自己不该说。
别看我现在快到50岁,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网络上,你这么说话,我会立即让你血溅五步的。你知道吗,中国人是不能接受侮辱自己民族的。
按你说的,我们的民族性就是不负责任吗?我们就贱到需要美国人不断用大耳光打脸才会负责吗?我们会贱到被美国鬼子打完脸后还要衷心感谢打得好吗?我们会贱到自动把自己几千年文化阉割掉来讨几个洋人欢心吗?我们会蠢到不知道对方的祸心吗?
你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们不是脑残一族,我们毕竟5000年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你觉得这种讨论问题方式可以吗?
本来我是很平和的人,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你这种人,所以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也算得上文明人,但是没想到西西河居然让我发现我还是个野蛮人。真可惜西西河只是一个网络,不然到是可以看看自己还有多少战斗力。
推荐,wxmang 总也该了解一下西方真正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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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7月14~18日的五天里,我有幸参加了科斯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有很多让我感到震撼的人和事,但其中之最要数科斯对中国这么一个他从未谋面的遥远的东方国度所表达出来的深沉、热烈的情怀。无论是在公开的文章、演讲,还是私下的聊天、闲谈,张五常教授以前都曾多次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对中国非常友善,但没有谁比科斯对中国如此关心。经过这长达五日的会议,我总算是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
7月13日傍晚时分,我与友人飞抵芝加哥,就在入住的酒店附属的牛排屋吃晚饭。本来是因为经过长达14小时的飞行而太累太饿,无法到外面另觅吃饭的场所,却因此而遇上意外之喜——科斯竟然就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与张五常教授的儿子等人一起吃饭。
科斯的助手王宁先发现我们,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友人问我是否应该借此机会与科斯交谈并合照。开始时我有点犹豫,因为经过长途飞行,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子上前,似乎有点唐突。但转念想到,明天开会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想跟科斯在一起,那时机会就没现在这样好了。于是我就请原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芝加哥大学访学并照顾科斯的蔡鸿达代为传达求见之意。不久,蔡鸿达走到我面前说,科斯愿意与我们交谈,还说他记得我写的文章,对我有印象。
我走上前去,与科斯说了几句表示仰慕的话后,就跟他谈起这次会议与张五常教授的事情。科斯说:“当年张五常撰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小书,最后作出肯定的回答,我是同意他的预言的。”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口说:“是的,但其他所有人都并不同意——只有您是例外的。”科斯微笑着接口道:“但我当时想的是,这预言实现将是在100年之后!”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从这脱口而出的幽默可见,这98岁高龄的老人仍是保持着他的睿智与机敏。次日科斯在会议开始时致的开幕辞中也说到了这一句妙语。
科斯继续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我对此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召开这个会议。”我回答说:“中国经济在今天取得的成就,全赖对您的理论的应用。您曾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中说,在80岁的时候因20岁时的工作而获奖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我想,现在有一件更为神奇的事,那就是您能活着见到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现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并得到证实。”科斯微笑。
本想跟科斯再多聊,而他也显得兴致正高,但蔡鸿达担心科斯的身体,催着我们不要再多谈话,拍了照就送科斯离开。
第二天星期一是会议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此次会议竟是齐集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自己,做评论人的Fogel(福格尔,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蒙代尔,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持Panel的诺斯(North,也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若非Mundell没能赶上星期一的开幕、在星期二才到达,Fogel又只参加了星期一的会议,本来有可能出现同一时间在会场内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盛况。能目睹如此罕见的大师云集的场面,全赖科斯在学术界的江湖地位所具有的号召力,才得以实现的。
科斯率先致开幕词,开始的内容大致上跟昨晚交谈时说到的差不多。然后科斯谈到对这次会议的期待,希望能多听到争论,而不是一致的同意,因为没有争论的问题就会变成“死问题”。后来在私下聊天时,朱锡庆教授说到科斯的开幕词对他触动最深的就是这一句,因为它展现了科斯是如何的一位真正孜孜以求事实真相与知识学问的学者。
科斯的开幕词之后就是张五常教授为大会特别录制的DVD,内容是他朗读提交给大会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全文,之前有100秒的片头,朗读期间也不断地插播着与内容相关的图片与视频片段。来芝加哥之前,张教授就不断地提起那100秒的片头,说科斯很喜欢它的震撼性,对具体内容自然是大卖关子不肯说。此时我当然是睁大了眼睛看,竖起了耳朵听。只见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幅幅黑白图片,展现着旧中国时期的人们劳苦工作的情景,没有配任何音乐,只是一片的静默。突然之间,激昂的音乐喷薄飞扬,字幕显示是年仅10岁的钢琴神童牛牛负责的演奏。图片也随之切换成彩图,展现着的是现代中国绚丽夺目的景象: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生辉,高速公路蜿蜒四射,集装箱码头繁忙而有序……。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反差,让在场众人屏息凝气,在短短的100秒里感受到30年来中国改革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带来的是何等翻天覆地的改进。
接着是张五常教授朗读《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全文。虽然他已经读得非常快,但还是花了两个多小时,以致中途不得不插入一个Coffee Break让大家休息一下,以便舒缓舒缓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因为所有人都那么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看,眼睛也难得眨上一下。DVD制作得非常好,虽然此前张教授跟我抱怨过,说录制DVD时把麦克风放在桌下,拾音效果不理想,使得DVD里他的声音不够响亮清晰。但播放时我完全不觉得声音太小或听不清楚,显然播放时把声音调大了之后,除了有一点点电流噪音的小瑕疵之外,拾音的问题其实不算问题。插播其间的图片,有些是我帮忙在网上找来的,包括一些城镇或建筑物的面貌(如乐从的家俱城、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市容、杭州湾大桥的壮丽外观等)、人物及其著作的图片(如孙冶方的画像及其著作、马歇尔的头像及其著作、赫舒拉发的《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等)。
DVD播放完后,先是由Fogel进行评论。 Fogel的评论主要是表述他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大致上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见解,如FDI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提升、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和平稳定等等。接着是Demsetz(德姆塞茨)进行评论。在后来几天的会议里,我逐渐认识到他在学术辩论上是个“好战分子”,果然这时他一开口就连珠炮地提出各种异议,于是引发其他人的回应纷纭沓至,他又再一一反击。一时之间会场之内人声鼎沸,你来我往,唇枪舌战,短兵相接,好不热闹。
后来第二天张五常教授打通我的电话的时候,说科斯那天一大早的七点半就起来,在会场里撑了整整一天,晚上十一点半才回到住处,仍然兴奋地跟他通电话,告诉他这会议有多成功,大家的争论有多激烈。联系起科斯在开幕词中的说法,我理解这位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真知的老人的兴奋与快乐的源头:中国问题是活生生的问题,不是死问题。
此后的四天里,科斯以98岁的高龄,竟然天天坚持着坐在会场听讲,除了第二天上午,大概是第一天的兴奋与激动实在太消耗这老人的体力了,他不得不休息上半天。当天我有份做文章的presentation,根据会议的安排,科斯每天都会与当天有份演讲的人共进午餐。那天中午我们等在餐室的外面好一会儿,都没见到科斯,本以为经过昨天的劳累,他不会再来了,虽感遗憾,还是只好径自进去用餐。谁知吃到中途,却见科斯坐在轮椅上,缓缓而进。一时之间,我们既是感动,又是激动,赶紧调整座位,靠近科斯而坐。一位中文也能讲得很溜的美国教授向科斯表示,他在大学里主讲中国经济,常对学生们说,要理解中国改革,只需熟读几位诺奖得主的作品,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就是科斯的文章。然后他问起科斯是怎么写出《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科斯缓慢而优雅地追述着往事,我从旁细听,发觉内容大致与张五常教授多次写过的科斯与芝大诸君子如何在Director(戴维德,弗里德曼的郎舅,时任《法律经济学期刊》的主编)家里辩论并获胜的故事是一样的。其后又谈及他与诺斯的比较。科斯说,他的一生都是意料之外的,他从来没有期望过得到这一切,这一切却不期而至。相比之下,诺斯却是另一个极端,他对自己的一生预期得一丝不差,完全就是按着他的计划来展开人生的。这确实是很有趣的对比:完全掌控着自己的人生路向,还是一路上惊喜或意外不断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向往呢?
接下来的三天,科斯都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就到达会场,但他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默默地倾听发言,观看争辩,只有偶尔才在请求下说上几句。有一次,会场里争论起中国的未来将是发展成什么的样子,朱锡庆教授发言说,他不知道中国未来是怎样,他只能谈一下自己的希望。他希望中国能有独立的大学,有独立的传媒,有三权分立,但他不希望像美国那样一人一票选举总统。哪怕是用抽签的方法,也好过一人一票选总统。一直表现为“民主斗士”形象的Demsetz马上出言反驳,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辩护,最后请求科斯为此争论发表一下意见。这时科斯才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但他认为像美国现在那样,为了选出一个总统而提前两年就开始选战,这肯定不是正常的。
到了最后一天星期五,下午的会程结束后,大家有30分钟的Coffee Break休息,众人随意地走动、交谈、吃些小点心。科斯却仍然端坐在会场之内,慢慢地在纸上写着什么,大概是在准备接下来的闭幕词。这老人的认真执着,实在令人动容。不久,致闭幕词的时间到了,但科斯不肯坐到主席的位置去,仍是坐在会场左侧的第一排上,以他一贯的缓慢节奏开始了闭幕词。
如果说开幕词里科斯表达的是对这次会议的期待,那闭幕词里陈述的正是他对中国这从未谋面的国度的奇异“爱情”:年轻的时候只因看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中国在近代突然衰落,在近三十年又再突然崛起,这戏剧性的起起落落都让他迷惑不解却又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原句是“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尽管其实已经在科斯为张五常教授的英语论文集写的序言中看到过这一句,但亲耳听到科斯一字一顿、语重心长地说出这一句,我仍是忍不住热血升腾。)在他出生的1910年,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可是突然之间,愚蠢的战争相继爆发,无数生灵涂炭。这让他认识到美好的东西是那么容易破碎。希望中国也能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美好,不要重蹈欧洲人当年的覆辙。学者们应该多些聆听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的话。末了,这98岁高龄的老人以一句:“我将长眠,祝福中国!”结束了闭幕词,结束了他对中国这一份奇异“爱情”的漫长历程的简短总结。会场全体人员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掌声如潮数分钟,向科斯致敬,向这份“爱情”致敬。摄像机的镜头前,科斯的眼睛里泪光莹然……。
当我事后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的人追述这一幕的时候,总能再次回到那一刻,总是一再地热泪盈眶。哪怕是在最浪漫的爱情故事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也难以有如此炽热无尽的爱,更何况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又有多少人能这样拼尽风烛残年来爱中国?后来聊天的时候,朱锡庆教授谈到,如果科斯能来中国,哪怕只是亲自看一眼他深爱了这一辈子的这个国家,中国应该给予他最高规格的礼遇,也不过只是回报了这老人这份痴情的万分之一而已。
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
我由于一直在一线工作,没有机会全面接触西方各色人等(主要接触的都是企业家,金融家),所以是从更直接的现实观察西方。我认为象科斯这样的学者,出于对真理或学术的尊重,对理性和科学的尊重,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奇,甚至敬佩,是正常的,只要不是出于嫉妒和遏制的角度,谁对中国的发展不会感到敬佩呢?中国的发展靠的是绝大多数没有听说过什么科斯之类的普通老百姓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的积累,支撑起来的,绝对不是你说的:
我回答说:“中国经济在今天取得的成就,全赖对您的理论的应用。您曾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中说,在80岁的时候因20岁时的工作而获奖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我想,现在有一件更为神奇的事,那就是您能活着见到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现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并得到证实。”科斯微笑。
我觉得你有点谄媚的嫌疑(抱歉我用这个贬义词,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准确的单词),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政策制定者邓老先生并不知道科斯吗?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吗?基础理论就是白猫黑猫吗?与科斯何干?我恰好经历过那个时代,也参与过若干重要会议,知道高层的一些决策过程,实实在在与什么科斯无关。
中国的确需要吸收、消化西方的文明精华,也需要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比西方落后,但我觉得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你说呢?
至于科斯个人的人格魅力,可能使你崇敬,这我觉得无可厚非,尊老是我们民族的美好传统,我也会尊敬一个对我们民族善意和友好的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当年他的言论很激进,也富有煽动性,但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能,没有建设性,带有愤青言论的典型特点。前几天和老科大校友喝酒,大家都很尊重老方,但一致同意他煽动的86年学潮是科大衰败的开始,老方拍拍屁股回了北京,在天文台也没受什么限制,89后又去了美国,照样做他的教授和民主,可是科大的十年辉煌就此断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回到民主自由的话题,这些本来是很好的概念,也是大家的理想,但是,它们的定义其实很模糊,即使在西方,也从来没有一个毫无争议的界限,比如,为什么要自由?到底要怎样才算是自由?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是思想的还是行动的?民主更是要命:人民是谁?全球人民、全国人民还是全村人民?人民究竟能决定什么?权力还是经济?民主的目的是什么?普选人大代表或是国家领导人就可以达到民主的目标吗?达到了又怎么样?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如何实行?什么时候实行?
说实话,当时老方压根没谈过这些,而年青学子们很容易就被这些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化词汇所吸引,没有人问过实践的问题,全凭着一腔热情就开始了冲动。
西西河是个相对比较理性的地方,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是大家的共同之处,所以,河友们应该对这些问题多一些思考和建议,特别是有忙总这样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验证,大家可以少一点盲目和冲动。
在科大校园里鼓动,我们当时都是其粉丝,当时我们还办了一个刊物《蛙鸣》(刊名就是我起的)(目前已经被校方收编成为数学系的学生发表专业习作的刊物),当时全部是介绍西方思潮的文章,我记得我介绍过存在主义的一批文章: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斯,加缪等人,也介绍过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结果因为质疑官方宣传的真实性(当时正在推销辽宁一个叫曲啸的),被数学系党总支书记从课堂上叫出去谈话,结果我们班上一批同学全部冲出去理论,纷纷争相承担责任。最后临近离开学校,党的干部还警告我以后不要乱说乱动。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大家吃散伙饭的晚上,我被大家毫无疑义的评为全班同学中将在一生中最多姿多彩,最波澜起伏,生活前景最不可捉摸的人,也是悲剧跟喜剧交替上演的家伙。看来目前的确如此。前几年与一些同学相聚,他们的说法是你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安分守己的折腾分子。
我对方励之副校长的反思是8*8,当时有两个科大10系的学生来做论文(我当时已经是高级职称),去绝食。所里让我从三峡项目上回来找人,免得出事无法向其父母交差。结果我在现场呆了10天,到处找人,直到悲剧发生。现场的一切让我明白了方励之的胡说八道。他离开中国前说的一番话,让我对他的人格都产生鄙视。
可惜科大了。现在成了合肥科大了。我们真的好悲哀。
记得方发力时已经是85-86年了,舆论最宽松的88年他反倒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资格了。
只看过他在交大讲话的文稿,好像没什么过头话吧?
当时还不是副校长,仅仅是7系的教授,大约在1982或1983年成为副校长。当时与3系的温元凯并立成为科大的学生导师,每周必在阶梯教室(以前的红色物理楼)或四牌楼的6系宿舍的一楼大教室发表演讲,真是盛况空前,座无虚席。他没有煽动什么,就是介绍基督教文明的原则(平等、博爱、自由),以及西方文明,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成就。这种客观介绍比煽动性的言辞对少年人杀伤力更大。我们班的某人因此走上了不归路,目前有国不能回。发个传真回来给同学,同学都要被AA约谈。
看过忙总很多文章了,这篇觉得有点过于理想化了或者说拔高了国人的思想觉悟。应该说这几年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让更多的国人对西方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所以没有以前那种绝对崇拜的潮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社会在人文关怀、社会制度完善、环保、后勤保障、人权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行政廉政性(这点在国内非常容易引发群众矛盾)是我们目前无法比拟的。
借鉴和学习他们一切先进的理念、制度和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国情来选择可以学习的东西,绝对不能全盘照搬。我们必须在稳定中寻找进步的机会,而不能把现在所有东西都删除掉,来个重建。西方文化的自私自利,是不会管我们死活的。俄罗斯是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这个道理: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生存空间的竞争,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我们只有自己强大到西方人不敢打什么小算盘,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自己命运(实际上我认为目前并未完全做到这点,只要看看在台湾和南海上的被动)
忙总也不要太悲观,科大本来就是为两弹一星的目标建立的,应该说,我们也无愧于自己的使命,中国的普通大学有的是,就算科大现在关门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何况,还有忙总这样的人在为了国家的进步,以不惜当炮灰的心情而继续努力,校友们仍可以自豪。说来有意思,当年兄弟在别的院校和同学交流,别人无法理解我们闹事是在追求什么,我的回答原话是:“既然大学生号称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说你不仅要享受天之骄子的待遇,还要准备牺牲,我们在做的就是准备牺牲。”这句话和忙总的作为算是做个呼应吧。
至于方励之,我个人觉得他最初可能未必是恶意,更多的是出于热情,或是高岗所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但根据他的言论,当右派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观点也有问题,8*8时的做法更是让人失望。不过,对过去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再追究了,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与校友们交流,大家都对现状感到无奈和悲哀,不仅仅是对科大,因为科大的衰落与整个社会风气变得更实际和更功利密切相关。学生和家长都热切地要到北京上海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更在乎户口、工作和房子... 只有在中国真正实现了温饱之后,人们才会对一些理想产生追求,才不会那么介意地理位置的优劣。
看忙总的帖子,总是能唤醒自己心底的一点热情,想起当时一个电影《血,总是热的》。忙总是USTCer的骄傲,是我真心佩服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方励之和温元凯不是给我们灌输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东西,而是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的方法,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如何踏踏实实做事情,如何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我们这10届学生(77级--87级)会不会做出的贡献更大。本来老师应该教给我们的除基本的知识和技术外,更多的应该是教给我们理性而不是狂热,冷静而不是浮躁,宽容而不是狭隘,视野宽广而不是目光短浅,自信而不是卑琐,勇敢而不是懦弱。可惜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上付出血的代价才理解的。现在我去给年轻的校友们介绍社会真实情况时,我只讲如何在保证自己生存时,保持自己的正直和善良。我不会忽悠他们任何远大的理想,这是对他们的不负责甚至谋财害命,我认为大学学的东西并不足以让他们能够顺利度过适应期,必须补充对真实社会的认识。
说句题外话,科大现在的学生素质真的不如清华的了,知识面狭窄,缺乏自信和活力。
从盲目崇拜权力、等级和盲目服从组织、团体中走出,从宗法社会进入人本社会。”
我从最开始接受集体至上、道德至上的价值观,中途转向追求个性自由、平等开放的价值观,现在则像您在“礼”中所阐述的那样,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平等自由那么回事~
我想请问一下,您认为在认同组织文化信仰、服从团体利益与追求个人独有价值观、追求个人影响力之间是否矛盾?如何平衡?还是说,这之间存在一个过程,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
都会灭亡。中国历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西周的封建,到秦汉的郡县,再到西晋的门阀,再到后来唐宋的科举,明朝以后制度日渐僵化,直到清朝灭亡,皇帝制度才消亡。没有永远万岁的人,也没有万古长青的制度,同样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道德,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但任何东西都有度,超过那个特定社会环境的容忍程度,就是自杀。
举例来讲,现在社会对婚前同居基本持宽容态度,但是在20年前,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到道德败坏,人品低劣的程度的,甚至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最少也是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就发挥个人最大潜能来讲,当然是个体越自由越好,但是个体的自由必须受到约束,不然就像N匹马拉一辆马车,如果向N个方向奔跑,马车势必是四分五裂。因为社会是需要合作的,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损害别人的利益。目前这些民运人士最大的问题就是损害大家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或理想,而且是高举为大家谋福利的大旗。这是滑稽的。
在现代中国你想生存,首先必须遵守游戏规则,然后再设法发挥自己的自由选择能力。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现实,而不是靠幻想可以解决的。没饭吃的时候,就知道理想是不能当饭吃的。
我这几个月在学习苗东升著的《系统科学精要》,非常佩服他的视野,也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思维宽度。
不同的系统,其特点不同,人类社会就是个自组织系统,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不同,社会组织方式有差异,社会文化特点都不同,甚至社会进化完善程度也不同,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现实,基于很多个不同特点的基础上的高层政治形态,也必定是不同的,照搬照抄只会水土不服。所以对忙总的上面这个观点非常赞同,也对忙总的知识储备感到惊讶
后来觉得自己没有做科学家的天分,被迫转到管理科学上,改学投资分析。
我想没有人怀疑忙总你自己的爱国情怀,可是你因为自己爱国就把别人说成汉奸卖国贼,这多少有一点过分了。当初方校长不管想法对与否,起码不是收了别人的钱回国搞种族灭绝的吧?既然你自己说当初被方某忽悠,显然你是曾经做了一些糊涂事,可是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脑袋,都能被人忽悠,那么别人被人忽悠难道就是不可饶恕的么?难道方某就不存在被人忽悠的可能性么?既然你现在好好的活在世上,那么同样是被人忽悠的别人就难道一出大街就得被人打得体无完肤么?
美国人炸死了我们几个人,我们就说他们的制度是十恶不赦的,可你别忘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从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抄来的,他们八国联军的时候也没干过啥好事,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自己的制度是王八蛋制度?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猫脸狗屁股,说变就变,大家都是利益至上,何来高尚与卑鄙之说?照你这么说,成吉思汗当初跑到东欧去屠城,算不算兽行?那我们现在都是野兽的后代了?手上都沾满了欧洲人的血?
从未说过西西河任何人是汉奸卖国者,也没有说过其他人,如果说过请找出来,我一定道歉。第二,我从不认为我们是成吉思汗这种野兽的后代,你如果愿意认为是,随你便。第三,我们被方励之忽悠,并没有反对我们国家和政府,也从不想变天,只是觉得现实需要改变,反对腐败而已,不是要引进什么三权分立,也不是要全盘西化,请看看科大的校友们的回忆。我们觉得上当是被忽悠去完成一个不可能任务(应该是政治家的任务),而使很多校友丧失了在学术上进步的机会;第四,美国鬼子和西方政客遏制我们,阻击我们,难道我们还必须无限崇敬的歌颂他们的大恩大德,骂两句都是大逆不道?
至于其制度是否十恶不赦,我想三权分立这种玩意类似蛇的毒液这种蛋白质,对有的人是营养,对有的人就是毒药,我想他们贩卖的对我们就是是毒药。我引用一点漏斗子的话(抱歉未经允许,属私自引用):
哥本哈根大会充分暴露出西方的虚伪,这完全是一群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首先看美国,京都议定书都不参加,在会上什么也没做,却处心积虑地把一个关系全人类未来的大会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要别人“透明”,还要提出要对中国减排搞“核查”,自己呢,该怎么还是怎么,确实很透明,那就是甩流氓,完全是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强调;再看欧洲,在这个“人权”、“博爱”、“民主”口号的发源地,真正要负起对自己、对人类“博爱”、“人权”责任时,真面目露出来了,内部你推我搡,对外小动作连连,彻底表现出市井泼皮无赖的真面目。
这个大会虽然从国际法角度说,没有落成强制性文件,没有取得预想成果。但是西方的裸体表演,给第三世界人民上了一课,更可以看清了这群强盗无赖平时所作所为的虚伪。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展示西方丑陋面目的大会。成果巨大。
被人洗了脑筋了吧,民选政府就能代表民意,这不是按照西方价值观预设前提,“五毛党”标配武备。不就是想说中国政府不是民选,想做“合法性”裁判官。这一套已经做烂做臭,不起作用了。
维护国家利益当然可以,但就不要装B,说一套做一套就虚伪了。西方国家政府,尤其美国平时大喊普世性口号,“人权”大旗举的比谁都高,哪个国家都要管,把自己扮成“地球公民”。到关键时刻,需要地球人一起做的事情,就装疯卖傻,一撮极端自私自利的烂巴子。亏得还有人用“民选”包装他们,很幼稚可笑啊。
反正不管是谁再跟我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适合中国,比目前制度好,我就认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脑残。这是我的自由。
他主要是在说你对知识工人的定义不严密,而不是说民主自由,是你理解有误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不校对帖子) [ wxmang ] 于:2009-12-27 08:07:36
现在重新看了一遍,我在帖子里面用了大约7、8个知识分子这个单词,我想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我本来想用知识工人,但是写成知识分子,这是我的错误(习惯原因),向你道歉,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评价一个群体上。第二种是哪个群体自称为知识分子,这就没有必要改了,例如目前还是有一些阶层或群体自称知识分子。第三种情况是西方人评价的群体,认为他们有独立的精神(实际是信奉西方价值观,在精神上是他们一伙的),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也不用改。真正受到炸馆影响而改变观念的是知识工人,也即不包括后面两种。
而且已经改过。请自己去看。
2000多年来崇尚等级和威权的文化,带来的无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2000多年来崇尚等级和威权的文化,带来的无非是5000年的文明败给了500年的文明;
在我看来“崇尚等级和威权的文化”的确是真正的脑残。
特别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无以为继的时候.你说的你接触的官员混今天不知明天的心态,还有狱中官员"党叫做官就做官,党叫坐牢就坐牢"的心态,不就说明这个体制进了死胡同了吗?
说文化传统,等级之类,在网络、交通、通迅发达的今天,能有多少作用?
民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确定目标,一点一滴的开始,慢慢就会进步,中国人不是天生要做低等人的,你说的等级的意思就是大部人要安于做低等人吧?
现在就是不往前走,反而有今天没明天的混。
民主自由这样的终极目标、三权分立选举这样的逻辑安排,是理想状态的,就象我们理工专业学的理想状态的定律一样,在目前中国这样的非理想状态,肯定会加各种因子修正的,这不代表这个定律不行。
哥本哈根大会充分暴露出西方的虚伪,这完全是一群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首先看美国,京都议定书都不参加,在会上什么也没做,却处心积虑地把一个关系全人类未来的大会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要别人“透明”,还要提出要对中国减排搞“核查”,自己呢,该怎么还是怎么,确实很透明,那就是甩流氓,完全是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强调;再看欧洲,在这个“人权”、“博爱”、“民主”口号的发源地,真正要负起对自己、对人类“博爱”、“人权”责任时,真面目露出来了,内部你推我搡,对外小动作连连,彻底表现出市井泼皮无赖的真面目。
这个大会虽然从国际法角度说,没有落成强制性文件,没有取得预想成果。但是西方的裸体表演,给第三世界人民上了一课,更可以看清了这群强盗无赖平时所作所为的虚伪。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展示西方丑陋面目的大会。成果巨大。
被人洗了脑筋了吧,民选政府就能代表民意,这不是按照西方价值观预设前提,“五毛党”标配武备。不就是想说中国政府不是民选,想做“合法性”裁判官。这一套已经做烂做臭,不起作用了。
维护国家利益当然可以,但就不要装B,说一套做一套就虚伪了。西方国家政府,尤其美国平时大喊普世性口号,“人权”大旗举的比谁都高,哪个国家都要管,把自己扮成“地球公民”。到关键时刻,需要地球人一起做的事情,就装疯卖傻,一撮极端自私自利的烂巴子。亏得还有人用“民选”包装他们,很幼稚可笑啊。
抱歉没有得到允许,私自引用。
最近不断有这些人冒出来,我怀疑是不是在幻想中国实现民选,三权分立,你们会有什么机会作威作福?做你们的青天白日梦去吧。
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理解,你的理解不一定就是对的,别人的理解也不一定就是错的,这世界上没有人掌握了绝对的真理,你说对不对?
至于自由,你当然有你的自由,问题是你在这里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又是别有用心又是脑残的,那分明你就是把骂人作为这里的自由之一,如果大家都这么行使自由,这个自由还何来之有?
你再想想你到这里来还有什么意思?泄私愤还是图个嘴爽?当初邀请你来这里的人应该不会是这么想的,你当初来的时候也不是这么想的吧?可能,你现在见识比较多,算是比较有能力的人,那也犯不着把别人都踩死,我觉得你现在有点跑火车的倾向。尤其是说到海龟问题和制度问题,我要是说得直白一点,你是在说你的校友和同学们都是白痴。谁都知道中国哪个大学出国率最高,尤其是在你读书的那个时候。
杨元庆是你校友吧?按你这里的说法,他都没有你爱国,他敢在公司里面把支持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的人都炒掉么?
杨元庆并非科大校友,他是上海交大的,只在科大读过几天研究生。现在有人喜欢攀龙附凤。我们不认为他是科大土著。第二我说脑残的前提是反正不管是谁再跟我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适合中国,比目前制度好,我就认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脑残。
科大校友从未有人这么跟我说过,所以我从未说过
你是在说你的校友和同学们都是白痴。
这是你说的,对不对?第三,我来西西河没有任何人推荐,或介绍,是因为看萨苏的科学院系列跑来的,我跟萨苏不认识,所以不能算他推荐,对不对?第四,是响水湾先骂,我只是学习能力比较强而已
盲目反对先进的政治制度更是白痴脑残
特别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无以为继的时候.你说的你接触的官员混今天不知明天的心态,还有狱中官员"党叫做官就做官,党叫坐牢就坐牢"的心态,不就说明这个体制进了死胡同了吗?
说文化传统,等级之类,在网络、交通、通迅发达的今天,能有多少作用?
民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确定目标,一点一滴的开始,慢慢就会进步,中国人不是天生要做低等人的,你说的等级的意思就是大部人要安于做低等人吧?
现在就是不往前走,反而有今天没明天的混。
民主自由这样的终极目标、三权分立选举这样的逻辑安排,是理想状态的,就象我们理工专业学的理想状态的定律一样,在目前中国这样的非理想状态,肯定会加各种因子修正的,这不代表这个定律不行。
好,你的错误纠正完毕,开始讨论。先确定我们讨论的基础假设是否一致:
第一,中国不能乱,是否同意?
第二,中国必须走渐进式改革而不能革命,是否同意?
第三,所有改革方案必须符合中国国情,是否同意?
第四,没有通用的制度模板,是否同意?(其实企业运营体系都是不能复制的,何况国家)
第五,中国没有严格受过正规训练的治理国家人才,是否同意?
第六,中国目前是精英淘汰机制选拔人才,改革的可行性需要优先考虑,是否同意?
第七,海龟中有足够经验治理国家的人才凤毛麟角,不能指望,是否同意?
第八,中国人实用主义和趋利避害的文化传统必须考虑,是否同意?
如果以上都同意,请你拿出你的改革方案来,并且证明比现在制度好,且有可操作性,例如步骤,次序,重点,突破口选择。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可行方案,那么就不要说世界上存在比中国现行制度更好的制度。从逻辑上你必须至少举出一例,对不对?那么现在开始我将洗耳恭听你的宏才伟略,治国方针,并请论证其优越性。
是否同意?你也可以组团参与讨论。
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绝对的好绝对的坏,事物都是不断的发展与变化的,任何事物存在既合理,制度也是一样,只不过各有各的侧重点,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
我们现在为了自己的目标因为现有的条件只能选择了现在的道路,但在未来情况发生变化后我们也应该有可能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虽然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太可能看到.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路局限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这个世界有广阔的空间让我们去驰骋,我们应该辩证的分析与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觉得任何制度都是与时俱进的,僵化不变的制度 都会灭亡。
我想我说的是目前不能搞什么三权分立,至于我们的后代如何选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而且我认为制度首先必须考虑可操作性。目前在乡村已经开始普选,实行村民自治。我去年利用假期,去广东和海南农村调查过,结果是大失所望,基本是宗法社会回笼,族长就是村长,大的家族就是村长。选票是用钱买的,村民开会必须发钱。更有甚者,基本成为黑社会,搞私刑,乡规民约大于法律,完全不像学者们设计的美好世界。(本人写过一个调查报告,可惜现在一时找不到,不然倒是可以看看是什么样子)。
另外制度变更必须考虑成本。我们知道企业搞流程再造都可能死人,何况国家。我们已经经受不起一次内战来进行制度选择。现在的内战可能让我们亡国灭种。
所以只能是自适应选择,而不能认为干预。
制度变化需要时间,基本是个自组织系统的自适应演化过程(这里的自适应不是自动控制的概念,是一般老百姓概念),不能强制注入或移植。西方宣传其三权分立制度,有三种动机:一是基于信仰的原因,要解救中国人民,一如当年传教士一样的盲目;二是基于同化的原因,阉掉我们的血性,犹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描述的;三是基于遏制、分化、瓦解和搞乱我们的原因,是用于颠覆的战略武器。我们的制度的确需要改变,从盲目崇拜权力、等级和盲目服从组织、团体中走出,从宗法社会进入人本社会。但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更不能让别人搞木马屠城。
(前次的回复有一段是误解了忙总的几段回帖,我又不能在那里修改,所以改了一下重发,不好意思啦。)
谢谢忙总的回复。
本来只是想给忙总提供一点小资料(我在河里几年来的第一、二次回帖都是在忙总的这个帖里),没想到忙总会回帖,谢谢。
的确,珠三角的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主都不怎么关注政治或关注与TG的公关(与所在地工商、税务、劳动站、公安部门里的部分人的公关除外),但是大多是沉默的民族主义者或者现实主义者,不像一些买办以及部分国人那样的玩民族虚无主义、逢共必反、彻底崇美忽视民族利益,希望自己的祖国安宁、统一、富强,(安宁的国内环境才好做生意,富强的祖国才不会让我们中许多从事新兴产业的人的最大成本是采购国外昂贵的核心部件或者先进工业材料也忍受着国外控制的材料成本波动)。而是全心专注于发展自己的企业或者寻找有发展前景或者利润率高的新项目(对创新型项目往往兴趣极大)。忙总说我们是在"狂热的寻找壮大的机会",这话说得很到位。
但是,中小企业主对赚钱极为看重也有点急功近利,只是大多对努力赚钱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的兴趣,远远大于努力赚钱用于消费甚至挥霍的兴趣罢了,因为中小企业主最缺资金,另外有钱也不一定有时间花。
中小民营企业最有做大做强的欲望,但是最缺资金。一是因为中国商场信誉极差、回款很难,极少有人不拖欠货款。中小民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大多是年底的一大堆应收货款,纯属纸上利润、缺乏现金。
二是因为中小民营企业缺乏融资渠道。银行大多不贷给我们,去申请贷款往往会列出很多苛刻条件(尤其是往往只接受定期存款、房产、汽车等最容易变现的作抵押,占我们的资产中主要部分的生产设备、原料库存等却不能抵押)和大量公关时间、高额公关费用。珠三角开放的小额贷款公司则是月息百分之三左右年息高达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而且条件也很多比银行少不了多少,贷款额度又不大(三万至三十万),跟当铺差不多。亲友、老乡之间的民间贷款月利息在百分之三至五之间,年利息在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之间。可稍大额放款的当铺、地下钱庄的月利息则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五之间,年利息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一百八十。中小民营企业主要依靠历年利润积累和少量亲友、老乡之间的民间贷款来扩大企业或投资新项目,而这些资金往往不大,有时被迫接受小额贷款公司甚至当铺、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许多扩大机会或新项目投资往往也受制于资金有限融资太难而被迫放弃。
相对TG对国企、大型民企、外企的输血,虽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其实我在深圳没看到多少实施。银行外贴了广告,走进经理室一聊,和以前没啥区别。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我这类小业主还得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辛苦努力发展企业。咱不能像国企、大型企业可以得到很多外部支持,但"命苦不能怪政府"不是?呵呵!
最后,方便的话,想向忙总和懂行的网友咨询一下,中小民营企业如何拓展融资渠道。如果不方便回答,也没关系哈。
我在银行工作时,也不喜欢贷款给中小企业。原因有两点。一是风险大,因为中小企业抵押物一般不多,同时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期,前途难料,存活率不高。再就是因为企业不成熟,中小企业的创业冲动和投资冲动缺乏理性,投机性强,经常转换经营领域,可以一夜之间从小配件生产转为养殖鲍鱼。银行很难控制风险。二是成本高。搞一个1亿贷款项目和100万贷款项目的成本相差不大,都要走评估,审查程序,动用相同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管理比较不规范,银行监控更难。为了节省成本,有的中小企业连会计都是小时工,企业实际上有时就是跟着老板浪迹天涯,公章、账簿、票据、资金全在他自己的包里。我们甚至碰到过贷款一周后,企业就潜逃,连设备都卖掉,只剩下租来的厂房。最后只好请警察跨省追捕。所以中小企业受资格歧视实际是银行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表现。几乎不可能改变。
美国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局(SBA)来引导,但是并不成功。目前美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的储蓄,占45%左右,从亲朋中借款,占13%左右,由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主导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与商业银行贷款一起约占29%。(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贷款利率要比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更高)政府资助(中小企业管理局向中小企业提供的数量很少的直接贷款)约占1%证券融资,这部分资金只占4%左右。
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十分重视,总统每年向国会作“中小企业总状况”的年度报告。政府每年举办“中小企业活动周”,讨论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研究政府应在哪些方面作出政策调整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专门为小企业立法(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明确规定小企业管理局为永久性的联邦机构。局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向总统负责和汇报工作,全国10个地区局的负责人也全部由总统任命。小企业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小企业的意见及需求,及时向总统报告,并就保护小企业的权益向联邦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依靠设在各个州的100多个地区办公室和4000多名工作人员,协同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个信贷、教育、培训机构和一些志愿人员,通过实施若干计划来帮助小企业。)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对国内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数量很少,政府主要通过对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担保基金,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具体运作方式是通过SBA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来实现的。同时SBA对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的75%担保,对1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额80%的担保;对少数民族和妇女所办的中小企业贷款提供25万美元以下的90%的贷款担保;对中小企业急需的少数“快速”贷款提供50%额度的担保。
目前美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达300多家,拥有资本35亿美元(其中政府融资支持为11亿美元),累计已向10万多个具有较高风险且难以从一般渠道获得投资支持的中小企业提供了130多亿美元的投资和长期贷款。并向那些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前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数量有限的直接贷款。
美国共有中小企业2000多万家,占全美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60%,中小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有2/3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70%的创新发明是在小企业实现的,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在起步阶段也通常都是中小企业。
我国一度想复制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结果调查后就放弃了。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你想解决企业长大问题,可能还得从自己产品竞争力,毛利率,质量控制等等入手,慢慢积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量力而行。金融机构都是嫌贫爱富的,只作锦上添花的事情,不做雪中送炭。所有的中小企业成长史都是一本血泪帐。中国有句俗语:上辈子作孽,这辈子做企业。企业家都是十分辛酸的。
我本来还想着你忙总多少算是在这里有名望的人,起码知错就改能做到,想不到你脚底板擦油擦得比谁都快。
"杨元庆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进入联想集团工作;1994年,出任联想电脑公司总经理;2001年,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2004年12月8日,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
这段简历随便上网都查得到,按你的说法,科大的硕士几天就混到了?一个在科大读了至少2年书的人,算不算科大校友?况且你要反驳也多少说点有力的证据,居然发明一个“科大土著”以示区别,你觉得玩弄这些词汇有意思么?难道不成只有"裤子大衣服小"出身的才叫科大土著?才能和你忙总成为校友?
就算他不是你的校友,你敢比较他和你之间谁更爱国么?你敢跑去他办公室鼓吹把所有信奉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的人都炒掉么?避重就轻有啥意思。
你自己对自己说的话就这种态度,还要跳出来说指出别人的错误,搞这种双重标准很有乐子么?老话说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到你这里都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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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也问得很奇怪,治理国家如果靠这种简单的思维,不天下大乱才怪呢。
第一,中国不能乱,是否同意?
同意怎么样,不同意又怎么样?这事你管得了么?当初赢政这么说,叶赫那拉氏这么说,老蒋也这么说。老毛说你们不同意老子,老子就上山打游击,你支持谁?
第二,中国必须走渐进式改革而不能革命,是否同意?
这个只有天知道,你去读读李敖的法源寺,可能会有点启迪。
第三,所有改革方案必须符合中国国情,是否同意?
谁能把中国国情给定义出来?这种问题有啥意义?
第四,没有通用的制度模板,是否同意?(其实企业运营体系都是不能复制的,何况国家)
你是说你的想法也不一定对么?
第五,中国没有严格受过正规训练的治理国家人才,是否同意?
请说说如何正规训练治理国家的人材?哪个国家的治理国家的人材是“正规训练”出来的?
第六,中国目前是精英淘汰机制选拔人才,改革的可行性需要优先考虑,是否同意?
你凭什么说你的方法一定可行?你比赵紫阳还聪明?
第七,海龟中有足够经验治理国家的人才凤毛麟角,不能指望,是否同意?
小平同志就很不称职么。
第八,中国人实用主义和趋利避害的文化传统必须考虑,是否同意?
洋鬼子是空想主义,趋害避利?
周恩来还骂过陈毅是饭桶。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这时,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周恩来读着这份电报,陷入了沉思: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先留在开罗进行访问考察,以便观察形势变化,另作进一步的打算与安排。
在周恩来之前,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到达阿尔及尔。许多亚非国家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毅建立了友谊,都说陈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子豪爽、刚烈,是闻名遐迩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没沉着冷静地动动脑筋,一下子就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一点余地。
接下来,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别生气,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先见周恩来,刚进西花厅前院就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不断喃喃地说:“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陈老总表现出少见的心里不安,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但陈毅毕竟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 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很深,随意得多,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他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
这三声虽然敲得不狠,但自知理亏的陈毅已经是心跳加快,羞愧不已,身体依然站得直直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得更紧,站得更加挺立。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低声而发自肺腑地承认错误。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来,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忙兄颇有文山公之遗风,不知是否祖传。呵呵。
看来接触的海归还是少了一点,我倒是有不少在硅谷回去的海归,都是技术上的高手,很脚踏实地的一族。
但是心里平衡的不多。我在西西河介绍国内情况,就是想先给大家打预防针:国内现实是残酷且势利的,不要有幻想。
可能这是一种比较怪的说明方式:把最坏的情况说出来,让大家先去除幻想。
我的做事方法一直是准备最坏的情况,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反而得不偿失。干脆就直接到底线,慢慢往上走,每一步都是希望,都是进步。在工作中,我很多时候,都是把底线放到实在不行,就去当厨师的地步(本人有厨师证),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实从生活的角度和创造的成就快感而言,做厨师比搞企业爽得多,快乐得多。只是我们身上的文化烙印,总是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的责任,本人也未能免俗。实际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有虚荣心的俗人。
按忙总的阶级划分,我应该是典型的中年知识工人了。
在前年初我去了一次波兰,在格但斯克当年团结工会已经是旅游景点了,纪念馆的名字好像就叫自由之路,就在著名的格但斯克造船厂门口。听得出来波兰导游是带着几分自豪在介绍这段历史的,多少有些给我们这些中国人上上课的意思。相比于这个纪念馆,我的兴趣更在于旁边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我的经历以前向忙总汇报过
虽说都是蜻蜓点水,但接触过企业也有几百家跨了很多行业。
我接触到的企业最低限度也是能够正常运营的,而且在产品质量上多少还是有点上进心的。
格但斯克造船厂是我见过的最破烂的工厂,据后来听业内人的讲法,船厂只剩下400员工了(刚才Google了一下,另外一种说法是700人)。而在瓦文萨起家的时候,船厂的员工是16000人,另外一个数据是格但斯克整个城市只有40万人口出头的样子。以这样的比例不难理解为何当年一个格但斯克造船厂就撬动了整个城市,也不难体会这20年间这个城市的痛苦。
和当地行内人士聊了一下失业后工人的去向,高级人才(似乎比我们对高级人才的理解要低一些,是包括一些高级技术工人的)多半去了国外以英国居多,普通工人也就这样了。但随着波兰加入欧盟后,由于西欧制造业的转移,现在城市开始复苏(但高级别人员外流似乎依然很严重)。所以当地人对西欧是有好感的。
行业不是问题。08年初,正是造船行业最火爆的时候,不仅中国,日韩差不多的船厂订单都已经接到了10年开工。国家应该也不是问题,格但斯克造船厂是圣地,只要有一丝希望波兰政府也会救。仅从波兰加入欧盟(04年后)后的对该厂的补贴累计下来就有几亿欧元,网上可以看到欧盟对波兰对该厂大量补贴的异议。剩下的只能说体制问题了。
回来和同伴聊参观感受,就一点只要中国出现了团结工会,就立刻申请移民。
我去过俄罗斯的萨马拉(图154总装厂),那真是图154的坟墓,几百架图154一字排开,因为配件厂破产,成为废物。当时我们受牟其中的启发,也想搞点图154来飞,结果了解到虽然飞机可以1000万人民币给你(波音737--300当时是3400万美元),但是使用成本高的惊人,因为零配件分散在1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难以实现即时采购。四川航空公司是从旧图154上拆东墙补西墙的来飞,最后也不得不停飞。
当时看着前苏联的制造业,我们不仅仅是流口水,而是张大嘴合不拢,太惊人的工业基础了。现在一切都完了。
所以我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反对这些所谓精英的忽悠的。
杨元庆确实可以算科大校友,但真的不能算土著,要知道,当年的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叫科大研究生院,连校园也是科大早年在北京的校园,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院的所有研究生都是科大校友。
但是,很多学校,包括美国的学校,一般是以本科为准的,广义上,研究生也是校友(就好比总设计师也算是海龟),但还有一个更小的圈子,也即忙总所说的土著。
兄弟大概火气不小,文章中的问题口气不太好,建议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不过,还是等忙总自己回答吧。
裤子大那个地方我不比你们了解得少。
口气问题是大家的问题,起码我第一个帖子还是很客气的。可是总不能别人挖个坑我就乐呵呵的往下跳吧?况且还被人指着鼻子说你的错误如何如何,自己的问题就扯乎。
中国现阶段三权分立可能不合适,但过10年、20年、30年后呢。要知道,不远的70年代时我们还认为市场经济是一棵大毒草,可以亡党亡国,说起资本主义的赤字政策更是洪水猛兽呢。
如果裸兄不是科大的,能对裤子大这么了解还是不容易的。
感觉忙总是性情中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对西方偏见的痛恨是在骨子里的,所以凡是见到类似理论,忙总的言辞就比较尖锐,这一点可以理解。实话说,国内确实曾经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对西方盲目崇拜,早年的方励之以及同期的金观涛等人对青年学生影响极大,而后期这些人更进入决策层,对国家的危害就更大了,比如裸兄所举的赵紫阳似乎就对您的论证不利,至少相当多的人认为他对当时的问题要负极大的责任。
精英忽悠的国企改革,融入市场经济方案,在东北基本被执行成缩小版的休克疗法。我们下属的一个企业,因为要求破产关停指标达标,不得不停产,冬天交不起取暖费,许多家庭零下30多度就靠身体硬抗,全家把所有衣服都穿上,围坐在被窝里。一个老员工家,儿子30多岁算是顶替上岗,老两口退休,结果儿子得鼻咽癌,没钱手术,死了,老两口捆上电线自杀。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快疯了。至于到食堂去捡剩菜剩饭,甚至吃鸡饲料等等人间惨剧就更是数不胜数,不值得一提。我到北京反应情况,某海龟精英还讽刺我妇人之仁。所以不要跟我讲道理,我是蓝领,我只认识我们那些可怜的工人师傅,一辈子奉献,结果是什么?
如果有大量的社区银行和私人银行出现,也许小企业的问题可以解决?
那不是把传销发扬光大,普及全国了吗?你没跟江浙一带的老鼠会打过交道,总结起来就是:胆大包天,贪婪成性,亡命之徒,狡猾过人。建议找资料看看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如何高息揽存,最后资金链崩溃,导致破产的,最后还是中央买单。再看看德隆的手段,你就知道这个口子可不能开,一开国家整个金融体系就完了。
社区银行和私人银行,短期内是不允许吸收存款的,也就是只能以自有资本金放贷,暂时不存在忙总担心的问题。
到谷歌搜索一下,一定有意外惊喜。
现在这些担保公司有成功的吗?都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吗?
我当过一个全国排名前列的担保公司顾问,知道一些运营细节。民营担保基本在做资金贩子(具体细节不好透露),国家担保公司基本是在接受首长条子,结果前者极易成为非法集资诈骗犯,后者迅速成为烂资产。目前单纯做担保业务,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必须混业经营,例如典当,炒股,甚至商品批发。
现在是不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某一岗位(主要是市长、书记这类)上的任职有点短了,所以大家都要搞短平快的政绩工程。一来了就要折腾。就像您说的,折腾其实未必是坏事,但折腾的时间太短,还没见效就上调走人,换个领导再换个政策,那就变成了真的折腾。
上面怕时间长了,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下面想快速升官,不想苦心经营。
在全球变暖的辩论中,谁来减排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需要由政客和政府来决定的。减排成本最低的国家或者行业进行减排,是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减排框架(Cap and Trade也好,Carbon Tax也好)都会最终实现的,这是科斯定理的一个自然延伸。不要觉得科斯定理老掉牙了,Cap and Trade的背后,直接就是科斯他老人家的洞见—你把产权(这里更具体的就是排放的权利)定义清楚了,市场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减排方式。
问题的关键是排放的权利如何划定。
我刚开始学经济的时候,做作业,关于科斯定理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经过我大量改动):一个宿舍住六个男生,其中有一个人抽很多烟,让剩下5个人都吸二手烟。请运用科斯定理,缓解这个问题。
事实上,用无穷多的方案,或者说权利分配的方案,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有两个方案特别有趣。
方案一:定义在宿舍里抽烟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想让一个人不抽烟,那可以通过补偿这个人的方式实现。
方案二:定义宿舍里的每个人都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想在屋里抽烟,那也可以通过补偿其它人的方式实现。
两种方式,最终可以通过数学证明,都能实现让那个抽烟的人少抽烟(严格的说,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完全一样的减排效果)。但方案一意味着宿舍里剩下的5个人必须出钱,让那个人少抽,而方案二则意味着,那个抽烟的人必须出钱才能抽烟,从而自然而然的会减少抽烟。
从最终减排的结果上说,两种权利分配没有太多不同。但从真正的利益分配上说,两种分配则有天壤之别。
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利益分配,比这道作业题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
现在的情况是,那6个人中,有2个人(欧美)已经抽了一整天,现在总算消停一点,但问题是整个屋子已经搞得乌烟瘴气,然后第3个人(中国)突然开始大口猛吸一种劣质烟,把屋子搞得更加乌烟瘴气,然后剩下的3个人(亚非拉)正在学抽烟,但还没怎么抽过。
从减排的角度说,最重要的目标恐怕是让那个抽劣质烟的少抽一点,也就是中国需要控制排放。但一样有无穷多的权利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结果。
一个方案是:定义所有国家都没有再继续加强排放的权利,而且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如果要增加排放,则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个方案当然会实现中国控制排放,因为如果中国多排放,就要花高昂的代价从别的国家购买(一个普遍的排碳税也会实现类似的效果)。但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说,中国会是输家,亚非拉也会是输家,而欧美则会是(相对的)赢家。毕竟,增量的排放已经主要来自于中国和亚非拉,欧美的排放已经很稳定,并开始减少了。
还有一个方案是:定义每个地球人都享受一样的排放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比如说199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的80%,当然,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购买配额。这个方式一样可以实现让中国控制排放,因为不少国家会发现,在中国关闭一个高排放企业的成本要比在发达国家关闭一个已经很环保的企业成本要低得多,他们很可能会愿意出钱从中国买排放权利,而中国则相应的进行减排。这个方案,最大的受益者会是亚非拉,因为那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要远低于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他们有大量的排碳权可以出售,而欧美则会是巨大的输家,他们的人均排放量比全球的人均排放量要高出很多。
再有一个方案就是:不看增量,而是看累计量。我们确定到2050年,地球中能够容忍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然后把这个总量按照国家的大小(比如说人口数)分配到各个国家头上。如果你累计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这个份额,那就不光是减排的问题了,而是要把自己过去排放的给吸回去,否则就必须出钱从其它国家购买份额,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份额,那就还可以继续排放,或者把份额卖给那些需要的国家。这个方案很明显,会让欧美成为更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累计排放得更多,而中国和亚非拉显然会得益更多。
这里只是几个例子,你可以设想无穷多的分配方式,如果执行起来,都能一样实现减排,而且最终实现的减排中,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中国实现的,毕竟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但这里面的利益分配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关键。
在减排面前,地球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利益分配面前,则完全不是,而在利益面前,每个国家都是自利的,否则就不用谈判了,大家各自使劲减自己的不就行了。
但是我们在一线工作的人,更喜欢可操作方案,喜欢那种有明确步骤、次序、重点,有时间表,有预算,有分工的东西。原理与实用距离实在巨大。如果仅仅是因为使用了某人一个原理,就说功劳都是他的,毛主席一定会从棺材里起来。例如我们国内有些人总喜欢说四大发明,其实也就是是个原理而已,西方人有谁会较真?指望他们认同就太可笑了。同样,科斯定理也就是个粗糙的原理而已,指望我们较真就同样太可笑了。其实你举的例子解决很简单,让那个抽烟的家伙搬到啊同样抽烟的房间去就完了。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解决的。至于减排,只有看谁有政治和经济本钱了,靠强权说话,其他都是瞎扯。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就是力量的较量,这是美国鬼子的结论。请看我的读书笔记:
全是科斯的功劳-这种说法我也不同意,我感觉也不是那篇文章的重点。
原理与实用距离实在巨大-很多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曾经说过:
“后来,在90年代,斯坦.费雪尔(罗格夫的导师之一,当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总裁,罗格夫当时恰巧也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两次邀请我去讨论我对固定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的看法(我警告这有很大的风险)。最终,斯坦和我没有形成任何共识。但我不得不说,在进入他的办公室时,我99%的确信自己是对的。在我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应该谦虚一点,因为在一个高通胀国家稳定物价实在是太复杂了。”
凯恩斯也说过: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超出常识的结论,例如萨缪尔森大道定理,例如Arrow-Debreu一般经济均衡存在定理都超出了我们的直觉。作为纯粹的学术,我是心存敬意的。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一帮三脚猫功夫的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要来指点江山,而且既不了解现实,也不管边界条件,非要削足适履来贯彻他的理想,搞得俄罗斯吐血不止,我国东北元气大伤。更糟糕的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叫嚣,不是我的药不好,是你病得不对,谁叫你是得胃溃疡了,你应该得肝癌。
忙师兄好!
我在出国前对方老校长是十分尊敬的。在美国的图书馆里看到他1980年代的言论集,逐渐产生一个印象: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在事实层面上并没有错误,老方确实是旗帜鲜明反共的。例如他说,现在的共产党基本上是黑的,希望大家改变共产党的颜色。老方还有一个说法让我不安,就是不要搞四个坚持,不要在开放之前先说那些是不能碰的,应该在所有领域让中西文明自由碰撞,如果是中国文明好的地方自然会留下来的。--到这里为止我觉得都还不错,可是他下面说,--什么是中国胜过西方的地方呢?我觉得中餐就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中餐馆嘛。咦,老方这不是说除了饮食,中国全都不如西方,全都应该改变吗?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后来越来越感到老方思想的过时、偏激之处,现在只是以一种尊重老前辈的态度看待他了。毕竟,他还是在科大留下了优先给学生宿舍供暖气的佳话的,而且出国以后也一直和科大天文系的人合作做科研,跟政治离得比较远(当然还是不时地在《北京之春》上发发文章)。所以我想说,我不责怪方老校长,只责怪那个时代。
政治远不是外行能够涉足的,就像天体物理外行不能碰一样,不然对自己和学生都是悲剧。科学家的偏执和极端是普遍的,不这样他很难突破。但是政治家正好相反,要讲究均衡,因为国家经不起折腾。就像战斗机飞行员飞民航飞机是不合格的,得经过严格培训,改掉坏毛病,要记住不需要勇敢,而需要胆小,因为后面是100多条人命,不是几个导弹。可惜方校长是试图把开战斗机的技术用来开客机,当然是悲剧。受影响,我们都有点偏执,我们学生走了好大的弯路。
最近开会遇到一位现在美国做教授的老师,他说当年他跟温元凯很熟。温元凯的专业是计算机化学。这位老师说,温元凯确实是人才,不过不是计算机化学的人才,而是经商的人才。温元凯的学术水平其实一般,但他64以后以学术访问的名义去美国,然后就做生意,赚了大钱。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嘛!
管理咨询,水平一般,后来又做投资咨询(实际是风险投资媒婆),做得也有些声望,后来又做股票。这人真的是个天才,学什么象什么,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一流或二流水平,然后就不能坚持,又换方向了。其实如果他一直在科大搞植物油提纯,再利用安徽的食用油资源,现在什么鲁花,金龙鱼都不在话下,一年搞100亿,200亿销售没有一点问题,何至于现在这样到处流浪。
没有抬杠的意思,纯属讨论。
假设东北国企不改,那些企业的产品有足够的竞争力来养活工人师傅吗?
就撒手不管你了,让你自生自灭。这是缺乏政治道德的。
几年前我一直推崇这句话的,可现在再也不敢了,忙总也是经历丰富之人。任何时候给自己留条退路,哎,一言难尽,或者是我不会描述。元旦快乐。
和快感比搞企业爽得多,也算是专业人士不是?而且工作单纯,没有什么压力,也容易得到认同,成就感也比较直接。这真的就是我的退路。我一直想没事干后,就自己研发新菜,没准也会有意外惊喜。厨师的均衡感(味道复合)和组织能力(搭配),时间把握(火候)和次序掌握(上灶)也是很考功夫的,与管理实际相通。只是不是对人心,而是对人舌头而已。
对东北国企改革的看法,我和你没有太大分歧,不过你这段中举得例子,我觉得有点离谱(至少给人误解)。首先,东北楼房就是不要暖气,屋子里面的温度可不是零下三十多度(要是没玻璃或者干脆成天开着窗户和室外温度一样出外),一般在10~15度左右,我家好几个亲属家就不要暖气,我是知道情况的。另外,那个顶替上岗,现在还有这制度么?如果说80年代还差不多,1984年就已经废除了这个制度了。另外,下岗职工家里是困难,就我所见还没有看见捡剩菜剩饭吃和吃饲料的,除非您所在的地方太特殊了,属于特例。
1.我说的事情发生在1995年,80年代初18、9岁孩子顶替上岗很普遍。
2、我说的是室外零下30多度,如果室内也零下30多度,不早冻死了。(室内应该在7、8度吧,10度可能没有,因为穿大衣站久了都有点冷)
3、事情发生地在黑龙江。至于捡剩菜剩饭吃和吃饲料的虽然不普遍,但是也不是个别现象。不过那时的鸡饲料主要还是玉米碎(类似很小的大碴子,只是加了其他些类似鱼粉之类东西,用水一洗就干净了)。东北人好面子,饿死也不会告诉邻居、亲戚这种事情。我们是从核发困难补助申请中的得知的情况,也经过核实。当然我想一般人不至于用这种手段故意作假来骗取每月几十元,100元的困难补助。这种情况直到1998年初才开始好转。
如果你搜搜我的帖子和回帖 [ 酷爱星辰 ] 于:2009-12-31 05:53:33
应该能知道我就是在国企里长大的东北人,并且还是是对东北国企改革情况有一定了解的(我不敢吹是非常了解),从你引用这个关于东北国企的部分煽情煽的不错,但与事实差太多,这证明你只是听说一些而已,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首先,东北外面再冷,即便不取暖,屋子里面不会是零下30多度,除非你就一直开着窗户,现在四平好多家庭也不交取暖费(我几个亲戚家里就是不要暖气的),不供气室内温度是13~15℃,即便楼上楼下隔壁都不要暖气,屋子里面气温也在10摄氏度以上。无他,东北的楼房墙一米左右厚,窗户双层,保温很好。你要说是住老的平房,如果墙薄倒是有可能冷,但是平房没暖气自己点炉子,也涉及不到取暖费的问题。
这个老员工的事情如果是真的,也只是特殊的个例,拿特例可以说明总体么?毕竟不是每个下岗家庭家里都这样吧?我且问您一下,您可知道接班(顶替上岗)制度是什么废止的?30多岁的人接班(就算是10年前吧)是不可能出现,因为这个制度是1984年就已经废止的,别的我也不想多说。我家和亲属家都有下岗的,双下岗的也有,情况我比您了解的多,事实和您想象中的差很远很远。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27458
1.我说的事情发生在1995年,80年代初18、9岁孩子顶替上岗很普遍。
2、我说的是室外零下30多度,如果室内也零下30多度,不早冻死了。(室内应该在7、8度吧,10度可能没有,因为穿大衣站久了都有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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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斗胆敢说自己和忙总您的民族立场是一致的,很看不起那些崇洋媚外的人。现在很多人被西方的PUSSY价值忽悠的早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们只有用国家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现实来改变他们的自虐心态。想想吧,80年代那么多人爱西方爱的发狂,30年下来多数不也都清醒了。所以,就让JY们说他们的,我们踏踏实实做我们的,咱30年后见真章,相信忙总您好好保重身体,再活个30多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到时候咱们再看那些唱衰自己便宜别人的思想还剩多少。
哈哈,有一个观点也说的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崛起或者复兴的时候,往往是正反的力量都被这股运势所利用了的,所有的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进去了的,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嘛。
别有用心外,绝大多数都是那种自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实际可能是很成功的,只是心理类型导致),国家对不起自己的。
实际上人作为高等动物,不仅需要一个安身的房屋,更需要一个安顿心灵的家园。他们普遍是自己放弃了精神家园的人。
作为黄种人,就算你天天在白人面前高喊我们是一头的,可能也很难被接受融入,这是文化限制(也许有例外)。
如果自己再把生于斯养于斯的文化根刨掉,那真的就成精神上的孤魂野鬼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他们在50岁后才会真正体会。一个蔑视、侮辱自己文化的人,将也不会得到西方白人尊重。何苦干这种事情?当然那种要刻意讨人欢心的不算。
别有用心外,绝大多数都是那种自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实际可能是很成功的,只是心理类型导致),国家对不起自己的。
实际上人作为高等动物,不仅需要一个安身的房屋,更需要一个安顿心灵的家园。他们普遍是自己放弃了精神家园的人。
作为黄种人,就算你天天在白人面前高喊我们是一头的,可能也很难被接受融入,这是文化限制(也许有例外)。
如果自己再把生于斯养于斯的文化根刨掉,那真的就成精神上的孤魂野鬼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他们在50岁后才会真正体会。一个蔑视、侮辱自己文化的人,将也不会得到西方白人尊重。何苦干这种事情?当然那种要刻意讨人欢心的不算。
而且由于身临其境,相信我知道的贪污腐败,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比绝大多数河友多得多。
但是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家的房子破旧,就推倒不要吧,那我们去哪里呢。邻居家倒是高楼大厦,可惜一般不让人去,就是去了也只是做客。我们还是需要经过努力,一砖一瓦的把自己家建设起来。
俄罗斯推到自己家园的惨剧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不能指望人家来给我们建设家园,只能靠自己。出去做客我不反对,但希望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家可以回来。
我也喜欢做菜,但很讨厌洗碗。淮扬菜没吃过,不知道和上海菜有什么区别。我们家是做潮州菜的,潮州菜的精细和品种多在中国菜里都是很有名的。我发现在古代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菜系都相对比较精细和讲究。如粤菜,江浙菜,川菜。民以食为天,经济基础决定了饭菜呀。
家族里面很多长辈都是高级的业余厨师,很怀念小时候过年过节,吃围桌时满桌子的美食。那个口水呀……
火候太难了。不知老兄获得几分真传。
说别人的东西好就=说自己的东西不好?你这学数学的逻辑也就那回事。照你这么说我夸你两句就是对我自己不自信,我扁你两下就是自信的体现,我要是把你锤死就能说明这世界上不需要你,有我就足够了?你这都是什么逻辑。
别什么事都瞎引申,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弱点,而不是像你这样,别人一说你,你就鞋底擦油溜号。
依我看,你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东莞ISO的水平,顺便问你一句,那个让你非常气愤地精英,你溅在他五步之内的是哈喇子还是鼻血?
如果你比较客观,把这些攻击性的帖子全部看一遍,也把我的帖子全部看一遍,相信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我没有说中国好得不行,也没说我好得不行,实际我说的问题和阴暗面比西西河里任何人都多;其次是写攻击性帖子的人自己认为自己人生很失败,这也是事实,你可以逐一翻看,相信如果客观,不至于认为这个结论太离谱。第三就是我在帖子里说的
实际我对目前现状也是极端不满的。而且由于身临其境,相信我知道的贪污腐败,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比绝大多数河友多得多。
但是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家的房子破旧,就推倒不要吧,那我们去哪里呢。邻居家倒是高楼大厦,可惜一般不让人去,就是去了也只是做客。我们还是需要经过努力,一砖一瓦的把自己家建设起来。
俄罗斯推到自己家园的惨剧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不能指望人家来给我们建设家园,只能靠自己。出去做客我不反对,但希望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家可以回来。
这些难道有什么值得你人血沸腾的?
作为一个号称在科大读过书的人,你这样侮辱人,你不觉得对不起母校的对你的培育吗?
依我看,你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东莞ISO的水平,顺便问你一句,那个让你非常气愤地精英,你溅在他五步之内的是哈喇子还是鼻血?
如果真如你说的你是科大学生,我真的为科大悲哀。
忙总要写水浒吗?反贪官不反皇帝?有权要求破产关停指标达标的是精英吗?
忙总的文章很好,有根据有经验,非常有价值。不过别随便火冒三丈,要不消防队得忙死。
的事情,管个工厂,让大家有饭吃。不希望一些不愁吃穿的人来乱出主意,搞得上有老,下有小的,靠一双手养家糊口的人没饭吃。我既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什么右派,就是现实派,只要中国不乱,继续发展,管他什么意识形态,管他什么政治体制。这种问题一个蓝领哪有资格去讨论。孔夫子说:不知其位不谋其政。我们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你如果在认真开车,旁边有个从未开过车的人老来拉你的手,教你开车,你会不会发火?
我不懂政治,所以老老实实当蓝领。但是反感,甚至愤怒那种不懂装懂还要指点江山的,他们不知道指点江山错了,那是要老百姓用一辈子积蓄,甚至后半辈子就业为代价的?甚至是一家大小的生命为代价的?这些人知不知道自己可能在草菅人命?
那老员工家也真够惨的。
最好有照片和录音,还有医院的文书。
发到网上比较好。
把复制的给电视台或者报社也可以,但是现在媒体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不播放。
不过就算这样也顶多就是争取社保,精英还是拿他们没办法的。
不过……
能救一个是一个。
你是不是指哈佛的费正清东亚中心,燕京学社等?好像除了所谓汉学家外,还拥有不少华裔学者,甚至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也不少。中国崩溃论是他们提出的吗?哈佛水平这么菜?我原来还以为这是章家敦这类不入流的香蕉提的。记得六七年前轰动过一阵,主要是台湾媒体炒作的,章的那本书美国好像也不是卖得太好。
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都有人在干,1990年的一致观点是1年内中国崩溃(可以找当时的各种报道来看)。
忙总看的哪一期的Foreign Affair阿?我去年也买过几本外交杂志,就记得一篇关于中国势力进入印度洋的文章,看完以后就一个感觉,印度真贱,不愧是殖民地的底子.
俺第一次上街游行就是因为三颗炸弹。北京奥运会时也上街抗议CNN了。还在队伍中看到了三四岁的小朋友摇着小红旗,捏着小拳头跟着喊口号。看来这爱国情怀已经开始星火相传了。
仇恨日本的,看来可以放心了。
1、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是当时思想震动的最大根源。记得80年左右,看到香港带回来的折叠伞和walkman,非常稀罕,有个香港亲戚,则视为大贵人,一说他们月入几千,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字了(当时一般工人收入是48还是60?)。对比国内的收入和消费,资本主义国家,简直就是天堂。
76年驾驶MIG25叛逃的别连科,一到美国,据说大量购买猫粮,而且被CIA发现了大量被使用后的猫粮包装袋,但是他家根本不养猫....说个反过来的,1929年大萧条,失业的美国工人在苏联大使馆前面排起长队,等候前往苏联的签证....
2、对西方国家的不了解,导致的理想化倾向;当时对西方生活了解的很少,特别是对具体的西方生活接触少,所以理解就是理想化的,有
个例子就是:喜欢性开放的,就说美国多好多好,无比的性解放和性自由,见面就可以上床;有道之士,也认为美国多好多好,人人都衣冠楚楚,彬彬有礼,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而且有思想寄托,经常去教堂做礼拜。
现在,反过来的例子也有了,国外的左派们看到中国是一党执政,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所以中国很好;右派看到中国只搞了一点点社会福利,但是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所以也认为中国很好。
甩两下蹄子后,老虎们都笑了。现在很多毛驴开始怕老虎了:看看最近德国鬼子的舆论,日本鬼子的舆论。
主要是日本当年还有作倭寇那些年,实在比较禽兽。
也不记仇的人,但是对日本人是从心底里仇恨,这倒不完全是上一辈的言传身教,而且在自己实际生活中也感到这个民族比较可恨。例如以前在上海一个与三井合资的公司里,日方员工每天比中方员工都要早来半小时,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上海国家安全局找上门来,把日方员工带走,我们才知道每天这帮小子都在晚上把大家的工作日志打开,把大家的各种调查信息偷看后,连夜整理出有价值情报,早上趁大家没来时向东京发送。而我们很多大项目的内部信息就这样成为日方情报,或者去收买,或者去贿赂。然后甩开中方,变成三井的独食。(这个公司的合作方式是日方提供设备租赁渠道和资金,中方负责找项目)还有就是在航空公司时,丸红和日商岩井都以谈租赁飞机名义反复来机场,刺探军事情报,被安全部门解送出境。
.........。
要说中国人对日本人印象不好,都是自己搞的。
心底阴暗,对中国的蔑视是浸透到骨子里的,而且一旦你表现比他好,喝醋的水平比南朝鲜人还高;三是是最想搞死中国人(这点比较对称,中国人也最想搞死日本人)。
日本人表面功夫一流,很虚伪。
俺很少看日本电视节目,一般电视上新闻报道都大多是报道中国负面消息,像什么盗版日本卡通形象啦,环境污染啦,XXX暴乱啦,最近像世博会试运行第一天很糟糕,日本就使劲集中大力报道,之后的改进不少,提都不提。
像国际性体育比赛报道,基本上就只能看到日本选手的精彩的镜头,至于到底谁赢了,冠军亚军等等是很少报道的,除非是日本自己拿到冠军亚军名次了。
日本人也许吸收了孙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观念了吧,对中国研究很多,很深,一直没放松,像NHK就经常做一些中国方面的纪录片,在周日深夜播放,像《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中国铁道大纪行》,《中国力量》等,比国内电视台更深入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很强,不可小视,轻视。
忙总说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在俺看来也许是日本人对在历史上长期强于自己的强大中国的一种恐惧和不自信吧,日本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学生受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太长远,从文字,茶道,书道,空(唐)手道,饮食,和服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中国的影子,追溯到中国去。。。
南朝鲜人也是一样的心理,典型的暴发户。
缺乏创意,僵化,不灵活,没有爆发力,悲观。
意外事故多得很!
至少这10年刺激了中国军工发展,也泼醒了不少人。
再过10年,远投能力和技术逐步进步,就看决心了。
我就觉得我们的某些部门处理有问题,应该你抓我的人,我就抓你的人,玩几次,大家就都守规矩了,要不然老是人家抓咱们无辜的侨民还大肆宣传,抹黑中国人的形象。而我们这边外交部又总是申辩来申辩去,所以我建议,人家怎么干,咱们也怎么干,几个回合下来,不就守规矩了吗?我觉得西方玩情报战非常没品,情报战有情报战的规矩,你老拿无辜侨民开刀算什么东西嘛。
里面的日本鬼子都是大大的坏人。。。
麻烦的是同班的一个小朋友有个居然是日本后裔,还保留着日本姓。
写心得体会,然后演讲讨论。不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干过坏事,需要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不然人家真的以为中国人欺负他们。
我奶奶现在还问我,日本人现在打得过中国人么?我说中国有核武器,任何国家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进来肆意屠杀了。
日本人进村的随意屠杀对我爷爷奶奶辈是一个梦魇。
干脆就直接到底线,慢慢往上走,每一步都是希望,都是进步。
都不是可以轻易承受的压力。好像出国回来不混成人上人就是失败,就是垃圾,这种压力也是许多人流落海外不敢回家的原因。
湖南衡阳的。
下来欣赏。不但对中国人是这样残忍,对自己也是如此。以前我看日本电影,先还欣赏他们对的色彩的敏感,音乐的感性,但是后来实在受不了变态的心理。兽性和压抑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完整。中日之间的仇恨是没法解开的了。通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和反思,现在这种仇恨已经固化和理性化了。
效果如何啊?
80后,国外本科在读,工科。个人的价值观还在逐步形成中,目前来说可以概括为“有理想的实用主义”。
我崇尚实用主义(Pragmatism),忠于事实,认为一切行为的对错应当用其结果来评判,认为理论始终只是解释现实的一种工具,很多时候其价值远不如模糊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有些经验很难被理论解释,原因常常在于建立理论的一些假设通常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我相信抓老鼠理论,最怕想当然之流。
摘一段百度百科的定义,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 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 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
* 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 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 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
* 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影响。
实用主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判断方式,而没有提供最关键的价值标准。它只是一种方法论,而非价值观,因此还需要一个标准来判断好与坏。目前我的标准还在慢慢的形成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一些超出个人现实利益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比如悲悯之心,比如爱国之情(这个是出国之后才慢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之前老觉得爱国仅仅是政府的洗脑教育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商人,企业家,工程师都持实用主义观点,结果说明一切。这些职业的目标通常比较简单,有着公认的价值评判体系,容易区分好与坏,而且大部分都可以定量的来分析。因而实用主义比较流行,也不停地催赶着这些职业追求更高的效率。
至于我目前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主要还是靠自己受到的教育。父亲是个小的中学领导,看他办了不少事情,耳濡目染,知道一切还是要务实。从高中到大学都遇到了一些中坚骨干型的老师,只要是理工科的,也大部分是踏踏实实以结果论事的。再加上大学专业学习的是工科,强调应用,强调解决问题,理论涉及得少了,也因此越来越认可实用主义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在理工教育之外,我也有幸遇到了一位极其理想主义的文豪型语文教师。三年内他没教会我们如何应付高考语文试卷,却给我们讲了很多大道理,也让我们多读了很多书。我记得他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许由洗耳,不想当官,其次是庄子老婆死了,自己鼓盆而歌,或者是屈原其实是个怪人,喜欢奇装异服。高中的时候总觉得他是一个江湖骗子,没有真正的本事让我们考高分,只会拿故事和大道理忽悠我们。到了大学才发现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很厉害,也意识到他原来是一个坚定的素质教育实践者,因而一直感到十分庆幸在思想启蒙之际能有这样的老师铺上理想的土壤。
因此在我心里,心怀理想和脚踏实地都十分重要。大的方向上需要理想主义情怀来指引,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则必须牢记实用优先。
熟人,他对家乡对亲人的眷恋明明很深,也不存在身份问题,却一直不能成行,只能看央视网络节目排遣,就是因为忙总所说的那种压力,只能叹息。国内现在很多人的态度行为确实非常功利,人的价值只以其名利地位衡量,事事都要弄成利益交换,你不能给我带来实际好处?对不起,那就不在我交往之列。
还好自己的国内朋友们待我都是多年如一,闲时回国小聚,吃酒聊天,不亦快哉。我想将来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总会渐渐平静下来,开始珍视其它的东西。
他是西门子的总工程师,(我们有点常识都知道荒唐),搞的这位老兄再也不敢回国,怕人家说他是骗子。
去过几次。每次出来,觉得天空都是灰色的。
东海搅合,真是让人不舒服。
看他们做事情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
精英,真的是民族罪人。真不知道现在一帮影视界的“精英”居然热衷于粉饰国民党,怀念那个时代的所谓民国精英、十里洋场
那时我读初三,对方是我的亲戚,我直接了当就问:你说你们这么这么厉害,怎么被关起来了?当时被另外的长辈就是一个耳光。但是我还是继续说:打不过就打不过,老老实实承认,再吹牛还是打不过。结果老头再也不跟我说话。
小日本窃取我们的经济情报这个可以理解,TMD这帮畜生怎么经常来窃取我们的军事情报。特别是这帮龟儿子经常在内陆搞地理信息的高精度测绘。再说了,西北新疆一带在抗战时都和小鬼子八竿子打不着,去那儿的测绘地理资料到底是为了干嘛(难道沿海一带都被人摸了个透)???特别奇怪的是他们非常热衷于刺探我国的日常军事情报。。。按说小日本现在没这个能力在军事上单独和中国对抗,实在是没有这个需要啊。。。就算是为了米国,也TM不带这么大干劲的吧。真是想不明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难道说他们在我国的情报渗透已经非常的深入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发现他们干的边角料?
基本上我赞同忙总的观点,中日之间已经是世仇了。前面有朋友有不同的意见,并以古代来举例。但古代毕竟是古代,那时候信息的传播力度远远比不上现在。对于这么个变态的不可理喻的民族,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彻底打散它的元气,起码也要让其好几百年缓不过气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以现有的技术手段,我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50多年前,小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做过什么,我们中国人绝不会忘记,天道好还!
我想倒不一定是想打仗,而是一种恐惧或变态危机感。他们不但对有价值的项目了解,对人也很了解。比如我们去日本交流,日本人收集的我们个人资料精细程度和准确程度,接近我们组织部门水平,就差儿童时代的经历和祖宗三代情况了。
前有李德林白健生带头捣乱,后有宋孔陈三家族短视胡搞,左有冯基督阎老西割据有理,右有民盟民主人士四处聒噪,加上蒋光头度量狭窄毫无眼光(能打的如郭勋祺孙立人陈明仁黄百韬被精英淘汰,不能打的李仙洲刘扶经陈辞修胡宗仁倒是位高权重),可怜那些小角色,白白为一个不知道天下是自己家的家天下去流血牺牲,一关几十年。
扬子公司难道不想想,全大陆值多少钱?那点花纸头真的比全大陆更值钱?
用好朋友的话说:小资产阶级上台,穷怕了,满眼就知道钱,可是钱是什么?花纸儿,生产资料和政权,才是真正的力量。立国家之主赢几倍?老毛子借钱不还了,只要白杨还在,你咬他啊?
因为我是见过一些过去所谓的党国精英的,(有的英文说得比中文还好)就我自己观察,基本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而且属于不吃肉糜的阶层。与社会完全脱节,指望他们来治理中国,就是灾难。
日本人就会收集资料,但分析决策能力不敢恭维。战略能力更差!
他们资料越多,只会越把他们搞的头大!
对数据和信息分析还是相当透彻的,至少不比我们水平低。而且我认为以我这种受过系统信息分析训练的人来看,主线把握得相当好,目标清楚,因果关系清楚,资料组织严谨,结论有预见性和深度。
弟兄们游行了一圈,扔了石头矿泉水瓶子也喊了口号以后,不免想的多一些。基本上觉得这世界上没人不是中国的敌人,对米国那一套可以说比较彻底的决裂了。
记得当时有媒体说米国炸大使馆是得不偿失,因为失去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对此我深以为然。
估计以后会吸取点教训。中国人多记仇。记日本人的仇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如果方便的话,给个提纲或者书录,这样对着忙总的各个帖子,整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
没有操作流程和步骤,可参考价值不大。简单来说,商业情报分析流程如下:
1、确定任务;
2、确定情报工作目标;(有硬指标:搞清什么问题,得到什么结论:yes或No)
3、确定情报采集对象、范围和手段;(实际上95%的工作用公开信息即可完成,不需要特种手段和信息来源)
4、情报收集和筛选;(核心是情报价值判断,不然进去是垃圾出来还是垃圾。而判断情报价值,需要对任务对象熟悉,专业知识丰富,且有灵感。这是最难的,也是最需要经验的)
5、滤波;(主要是用一些工具去掉偶然性因素和白噪声,例如频率分析,例如相关分析)
6、搭建逻辑结构;(主要是用一些工具建立各种情报之间的关系,例如回归就是一种常用方法)
7、情报还原;(实际就是拼图或解码,有大量工具可用)
8、情报判断;(根据大致的拼图得出真相的结论或者预测对手动机或动向。这需要高度想象力和经验)
我和几个日本工程师打过交道, 感觉他们就是极端细致认真,但是大问题把握不住.
比如一张图纸,他们会反复地说你这个线型应该用什么,那个字体应该用什么.改了几版,就在这些问题上倒来倒去,到末了我拿到手里一看, tnnd 过定位的毛病没给我看出来.
但是 日本是有聪明人的. 丰田一家 还有那个田口弘一博士 都是极端聪明又细心 又能安下心来学以致用的人物.
日本民族强悍的地方, 可能以前老冰也说到, 他们的普通人普遍承认他们自己是很笨的.所以 一旦有个聪明人 尤其是他们自己族群里的聪明人出来领导他们,他们会很买帐.
而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来了个新领导第一反应是不服气. 所以很难弄.
最大的问题他们固执且顽强,认为自己的信息非常准确,你说什么他都不反对,但是就是不相信。有时谈了一两天,发现完全对牛弹琴。实际上有时明显是他们信息错误,就是不认可,死活不会做任何修正。所以效率极低。而且经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方人员都自发停下手中工作默哀片刻,其他时候,曾经有个哥们与日方人员打球时,对方大喊一声“要稀”,这哥们一拍子呼到对方桌前,在骂一声,小鬼子要拉你妈的稀.....,潇洒走人,从那后日方上下打乒乓球时从不敢“要稀”。
与他们相比,就像野蛮人。不知他们怎么想?
奶奶的娘家基本上快给杀绝了。亏得奶奶和她的兄长分别在外村成家,得以幸免。
外婆小时候跟我说起电线杆上年青学生的首级,让夏夜里的我,冷得发抖。
是比较小的,一般大屠杀主要在北方。海南人如此温顺善良,居然都难逃毒手。
在对中华文明和财富的洗劫和我们祖先的尸骨上的。所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在外企干下去,也受不了那些中国高级白领和金领的洋洋自得。当有人鼓吹资本/人才的无国界时,我知道做为一个中国人,是要有自己的底线的。
的自信。目前这些所谓精英脑残都是缺乏自信的人,可怜的人。
那时候还是中日蜜月期。
一个男孩子,上海人。大约就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暑假里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到日本参访。
接待他们的日方负责人,是个六七十岁的日本男子,很和蔼有礼的样子,夸赞少年们年青有为,作为优秀代表来日本游历。
上海男孩儿笑笑,回道:先生年青的时候,是否到过中国?是以何种身份到中国的呢?目下又是以何种心情回忆当初呢?
日本人,肃然一片。
爸爸回来说给我听,很是赞许。
默默无语的我,对那个少年,一片向往啊。
的人士,因为眼前利益和处境,说不定也是伪装的,谁知道那天就暴露真面目。
忙总如能筛选一些英文原文发到河里,由年轻的河友们来翻译,可以组个忙总翻译团。
研读,毕竟我们不是专业搞国际政治的,但是大概知道一下人家的想法,大约也可以开阔视野,减少被脑残的可能。最近美国的《商业周刊》又在忽悠中国9--12个月内崩溃了。看看他们的视角,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实际上美国那些比较严谨的刊物都值得浏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逻辑,值得参考。
翻译人家的想法如果能使更多的人开阔视野,减少脑残的可能,实在是一件好事情。就像忙总在河里讲自己的管理经验一样,真是让我们年轻人受益匪浅。
而且翻译政治文章也不要求实时性很高,一个星期内翻译一篇文章就差不多了,比美国电视剧字幕团要求低多了。
世界历史的文章,什么时候外语好的弟兄们把他整理翻译出来,大家都有收获。
人家估计刚从管理所里出来时间不长,你就揭人家伤疤。人家当然会不高兴。
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那在战犯管理所真是白呆了。
在当时,他彪悍的前半生(少年得志,大权在握,至少是个少将)和倒霉的后半生(劳改好多年)正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重获自由后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估计现在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应该能看破了。
大家先用翻译软件看一下:)
《外交季刊》现在已经是双月刊了:
1、1947 年7 月,乔治·凯南《外交季刊》《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这篇文章奠定冷战框架。
2、1953年7月号,罗伯特·奥本海默《外交季刊》《原子武器与美国政策》:奠定了今日确保互相摧毁的威慑理论,保证了大国间不发生战争。
3、1962年7月号亨利·基辛格《外交季刊》《欧洲防御所沒有解决的問題》:这篇文章奠定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
4、1967年10月号,尼克松《外交季刊》第四期《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这篇文章奠定中美开始交往。
5、1993年,SamuelP.Huntington《外交季刊》11/12月号《WHY CIVILIZATIONS WILL CLASH》:这篇文章奠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文化遏制理论基础。
6、1997年Jessica T. Mathews《外交季刊》《权力的转移》:被评为该杂志75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7、1998年5月号PaulKrugman《外交季刊》《是昙花一现,还是新趋势的开端——评1997年美国经济》:揭示美国衰退的先兆。
8、2008年7月/8月号,Fred Bergsten《外交季刊》《A Partnership of Equals》:提出G-2的概念,共同领导全球经济体制。
一句中文不会,但主持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孙中山死后,他在国民政府左派中一度权柄极大,并据说同宋女士传过绯闻,是个乱世的英雄。
我觉得,关键看人品和抱负。
特别是学习发扬中华文明的时候,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辩证。
引以为豪。不知他们论语,中庸和易经是怎么学的?
当时在西部的重工业城市 如兰州
也有一些国企停工,有些家庭没有钱买菜就去菜市场捡烂叶子度日。那段日子对于很多家庭而言,真的是可怜。
生大病,整个家就彻底完蛋。
记得那天晚上去网吧上网,在雅虎聊天室跟美国人开骂。当时跟美国人打嘴仗的人很多,很多人跟我一样水平很烂,说不出什么东西,就是对骂泄愤而已。现在想起来,从一方面说,没占到什么便宜,还让美国人笑话自己的英文水平。不过另一方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人的情绪、民意对这个事的反应。
那天聊天室有一个中国人,已经在国外,他没有骂,而是有理有据的就“是不是误炸”“中国人应不应该愤怒”跟美国人辩论,试图让美国人理解。效果怎么样不好说,但跟他对话的美国人态度还都是认真的。
那天聊天室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相信“误炸”,“中国人应该理解,生气是不对的”。真诚的让人觉得恶心。对于如此多的中国人在聊天室里愤怒的情绪,有个家伙“聪明的”提醒其他美国人:注意,注意,今天有很多南斯拉夫人在网上冒充中国人想调动中美之间的对立,大家要小心,目标对准真正的敌人。(意思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对这个应该并不怎么在意的”)。看了这个简直有点哭笑不得了:习惯于欺负别人的人,其真诚的心态真是可怕。
最让我震惊的是上完了网准备回家的时候。听到网吧的管理员跟人说话,大概是“老百姓谁管这个啊,都炸死才好呢”。我第一次这么强烈的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想的一样,人的认识居然可以这样天差地别!这个网吧是邮电开的,就在邮电大楼的营业大厅里面。管理员就是邮电的值班工作人员。按说绝不是社会底层的人了,居然由恨共产党以至如此。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看看20多年前香港瘪三来大陆是如何横行霸道的,现在还敢吗?
忙总好。
奥黑最近居然公开说“如果说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那么世界就会陷入灾难”。
奥黑这个黑种,他现在这样想干嘛?公然挑衅,还是想引得全世界围剿我们?
还有忙总,联系到这两天美元大幅飙升,欧元快崩了的情况,我愈发感到不安啊。我可怜的祖国。
请忙总赶紧给我们指条路。
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而是全球资源竞争。没什么,继续干活,继续发展,再过30年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虽然影响力要小一些。
314的CNN告诉我们所谓“普世”不过是十字军东征时候那个刻着耶稣的木块,后面马背上空空的钱袋子才是真章。
叶利钦也是在西方碰了一脑袋包才知道当年被人当猴给玩了。
的,而不是国内脑残精英描述的玫瑰花。
既老土又“盲塞”,基本属于乡下穷亲戚的形象,比如“甜蜜蜜”里把那种无根漂泊,有欲求但又矜持无力的感觉演活了。现在的影视形象,要么是大老板过来帮衬生意的,要么是中央特派前来围剿黑社会把持白社会的007,要不有钱,要不有势。香港拍了不少反映港人北上“搵食”的纪录片。亲眼见证这种变迁,令人感慨。
彻底走下坡路了,以后再也没有翻身机会。所以经济决定一切,包括价值观和道德观。
小时候看过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讲述南洋华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事情
海南人有不少下南洋的,以前新加坡很多。后来英国人投降了,很多户籍资料完整的落入日本人手里。日本人按1比4还是1比10,我不记得了,屠杀华人,若是海南人,则基本不放过。
后来,又看到过日本人屯垦海南岛的计划书,对海南岛的盐业,鱼类,矿产,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等情报,整理的非常详细。从头到尾,都是日本人如何如何,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对海南当地人的考量,换句话说,海南岛上的中国人,没有生存的空间。
用的全部是日本人的资料。
有部分跑去当马共了,好像。
没下杀手(据说韩练成还是地下tg),要想留点火种都不可能。海南的山区与贵州完全不可比,没有战略纵深。
九三,九四年左右。应该是在APEC会议中克林顿对386说:你们中国人也像美国人这么过日子,地球吃不消。(大概意思,没查资料)当时我是听VOA短波广播。
下来克林顿非常高兴地对VOA记者说,江完全没有准备,被哽得说不出话来。
脑残意淫我们民主自由后,美国会把我们当亲儿子。不会的,就凭13亿人,不管我们怎么干,就算去舔美国人的脚丫子,自废全部武功,也还是他们竞争资源的敌人。
很多人不过是被裹挟的,也有很多人,实际上并不认同共产党,这部分人,你强求他们是没用处的。抛开那一点政治上的分歧,其实大家想的是一样的。国民党的将官就不想让中国更好?其实他们大多数人也是一样的。虽然国民党贪污腐败,虽然对人民不义(说个反动的例子,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国民党的提留款比gcd少多了),但是两方在实现目标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在对方眼里只不过是个被gcd洗脑的人,而当年的历史在他眼里不过是成王败寇。
我在不到6岁的时候也干过相似的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个岁数的我,只有这件事情相关的一些事情没有忘记,其他的事情都忘记了。我的舅爷,就是我奶奶的弟弟是国民党,16岁的他去蚌埠找自己的堂哥,结果在乱军中参了军,由此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他在大陆待到51年,最后一批撤到台湾。88年回来的时候,我对他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国民党不还是被gcd打败了”?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垂下头,不理会我,眼神和表情都很复杂。他的堂哥在淮海战役中战死,他的堂嫂到台湾之后改嫁(应该是),那几年他身边估计也有很多好兄弟捐尸战场。
他们并不想吹牛,也不想怎么隐瞒当时的情况,只不过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很残酷,有些事情,对他们的人生来说转折太大,有些事情并不像我们今日所想这样。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虽然败了,但是责任并非全在他们。看黄仁宇的书差不多也能感受到这些。黄仁宇还算是比较客观的了。推荐忙总看一下。
虽然如此,他们自己也并非不讨论。那批回来的老兵,我奶奶的娘家一个村子有五六个人,如今大半作古。他们背着满满一箱的泡面,穿着当时大陆农村稀少的运动鞋,带着让人咂舌的金项链戒指,回来给父母的一抔黄土扫墓上坟,尽子女的孝道。他们很多人的亲戚在文革中被冲击,受牵连。他们自己也提起过:“当年共产党是很厉害,我们吃的饱饱的怎么都追不上他们,我们到该睡觉该休息的时候,一歇脚他们就开始打,搞得人疲惫不堪。”他们自己并非不反思,但是,有些往事对他们来说,还是太残酷了。
特别是与大陆隔离后三十年,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看到故乡的物质生活和他们走前相比提高不多。他们明显相当的失望。同情与悲悯,感慨与伤怀共存。我记得回来的老兵曾经感叹:“这边人吃的和我们那边狗吃的差不多!”
或许,我们今日的发展,已经过世的他们在九泉下知道了,也会开心的。
写的离题了,抱歉。
一个政党伟不伟大不再你想干什么,而是看你干了什么,人民是不是支持你。历史是最好的评价标准。他们是自以为精英的一代,瞧不起土包子,但是被土包子打败了,不服气而已。与现在精英脑残一样。
那真的可怕。香港应该就是如此,在该转进的时候没有改变自己的勇气,沉溺于过往的模式而不能自拔。
所以主观意识也能反作用于客观世界,错过了的追悔莫及。以香港对内地的优势,1997年以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机会(网络世界里的中文信息还很弱)。但香港本土精英大概不会习惯简体中文和普通话写作标准。
不过西方他们去不了,只能回来。
早期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台直接和延安联系。后来战斗中毁掉了。
韩练成当年去海南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私下问琼纵,你们有电台没有,琼纵回答说有,韩说,好,你们联系一下延安,就知道我了。但琼纵电台坏了,联系没有建立,还差点把韩搞掉。后来是韩只能单方面配合琼纵了。
49年解放海南岛的时候,先期登陆的几个团都是由琼纵接应的。
说明tg的组织动员能力真的不是吹的。忽悠的话简单明了:耕者有其田。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781411.html
请教下,为什么用马刀比喻“普世价值”。
名牌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都有这样的问题,当然尤以海归为甚。
本来竞争就激烈,还要背这么大的包袱,心力交瘁,力不从心就是必然结果。
总在考虑马刀与菜刀/西瓜刀/藏刀/三尖两刃刀/青龙偃月刀等常规、非常规、管制、非管制刀具的区别。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我倒不觉得普世价值本身是什么坏东西,本来它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只是,西方世界自以为对这个概念有着绝对的解释权,并且非常刚愎地输出大量夹带私活的“普世价值”。
事实上,我倒觉得孔孟之道里面就有这样的思想,这比西方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至少早个几千年了。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的解释权会被我们收回的。
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当时那个愤怒啊。如果党和国家让我去当人体炸弹袭击白宫,我都愿意去。
现在想来,退一万步说,炸馆就算真的是因为“地图出错”,美国当时的态度也非常让人无法接受。
当然,我有可能为了工作等原因和美国人合作,踏上美国国土,甚至办理绿卡,但肯定不会以任何理由加入这个国家的国籍,也不会和这个国家国籍的持有者组成家庭。
无他,只是觉得“认贼作父”很可耻而已。
内部瓦解他更好。
小男生荷尔蒙最多的年纪...而且又没有女朋友。
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就是几个小爷们看着环球时报开课桌政治局会议,对着地图制定统一世界作战方案这样度过的。
如果,一个爷们,小男生时代,没有过类似的热血想法,恐怕,唯一的解释就是,小时候立志长大参加超级男声之类的选秀节目:)
现在,虽然工作多年了,如果祖国一声召唤,我想我的体力还是能达到入伍扛枪跑五公里的及格线的。
不过,作为不懂金融的小白 && 作为一个爷们
做好这种极端的准备还是有必要的。
样可能就意味着人类自我毁灭。
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
一门心思的扩大自己占世界资源的份额,坚决不和美国人翻脸,适当和毛子、欧盟、美帝玩玩三国演义。
一次一小点,每天有进步,看起来窝囊,实际累积起来才发现是闷声发大财。
那些在花街上混生活的,混得好的差的都有。问题是,人家现在还把自己当中国人么?得承认,当香蕉对很多北美华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只要万分之一,就可以了。如果我年轻20岁,我就去干。可惜我20多岁时国家没这个实力,没这个机会。
内部瓦解需要内部的变量足够的强大。要腐化他们的社会结构,侵蚀他们的信仰,分化他们的同盟,激化他们的矛盾,制造类似911一样有深远影响但目的是催毁他们信心的突发事件。争夺他的地盘,消弱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
这些办到了他才可能瓦解。那么我们分步来,看能不能瓦解?
第一步:让美帝生活在更安逸,更无忧虑的环境,这样他们的竞争力就会下降,更多的脑残后代会出生。削弱他后代的奋斗意志可以起到瓦解作用,那么谁来做这个牺牲?不惜一切代价贩卖更多的毒品去美国?
第二步:侵饰他们的信仰?用什么宗教去侵饰?儒教吗?NO!伊斯兰教?NO!不如先腐饰基督教本身,不如先唱衰圣经,扶持摩门教?OMG!谁有能力去这么干?那做第二步的第一步是不是先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第三步,分化他的同盟,他的同盟是欧洲,代表的是大英帝国,现在仍然强盛,让英法之间干起来?他们有必要干吗?分化美帝的欧洲盟友,是不是先要在欧洲培养一个反美帝的联盟,谁可培养?德意志吗,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不结盟,英国就不会衰落.英国不衰落欧洲就不会被分化出美帝的联盟。欧州只有德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可是现实中,德国没必要和美帝这么干,他们的生活很好,欧洲才不会去搞事呢。
第四步,激化他的矛盾。这个正在激化中,欧洲现在发生的事对我们民族来讲,是个非常大的好事。欧洲最好闹大点。
第五步,争夺他的地盘,这个我们正在做,我们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在悄悄的挖美帝的墙角,现在除了非洲外,也只能悄悄的干,不才以为,这个偷偷干的事,还要延续起码20年。
第六步,制造类似911的事,可是天底下像拉登这样的“好同志”很少啊,美国说灭他也是能灭掉的。再说这种事有违人伦,还是不干的好。美帝不是被吓大的。
第七步,削弱他的军事力量必须要和美帝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明显不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如果能隐形的干一场,那最好的地方就是韩朝、东南亚。东北、云贵这么多年没怎么发展,算是留这一步棋吗?我看打场局部的战争是符合现阶段的形势的。要出头先要立威,要立威就先要有怨大头。周围的小国放他的胆子他也不敢先挑衅,那要立威,就我们自己先搞事喽!
第八步,美帝的经济力量仍然独步天下,我们现在根本玩不过人家,能守好就算不错的了。
怎么我见过的没什么信仰?欧洲还强大吗?如果欧盟这次过不了关就得解体。至于文化嘛,主要跟经济相关,20年前我们还崇拜香港垃圾文化呢。你怎么知道20年后人家不崇拜中国文化?
我找遍你的博客都没有。给和谐了?
如果没有,给个连接好吗?谢谢。
对老大的热血肝胆,有限正义钦佩一下,花一个。
何为有限正义-----盖相对某些滥情小资的无限人性,正义是以道德为疆界的。
天道不仅赏善,而且罚恶。
谢谢您为工人仗义执言。
但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却不一定适用。美国的那套理论在很多大学生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
你们实在太疏忽大意了,内部保密工作没做好啊。
让你一点点的吃,最后一把掀掉桌子争取让你血本无归,这次非洲好像就有点这个意思。
忙总不知道实际情况,美国那边只要到了中高层就非常的种族歧视了。别说是中国人,就是美国籍的华裔都不成。这是我了解的实际情况,中国人在华尔街的很多,但是高层的?没有。
造成次贷危机那个公式,应该就是一个华裔金融研究者最早提出来的
借口。
从而搞垮美国经济呢,如果卧底可行的话,我就去加入犹太教
会怎么做呢
以为您要单刀潜入呢
学金融的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多,但有良心的还没见过,见过几个都是深入交谈之后让我感到反胃的...金融这摊中国培养的文科生还真做不来,理科生又少有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在河里泡了一年后,我是真的在考虑要不要转了。毕竟大潮如此,个人只能顺势而为。
现在年轻人的进身之阶有限,虚拟经济可以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不依靠门第,不看人脸色,不用受贿行贿的行当。
西西河指点江山的人,其实生活水平已经很不错的,我想楼主就是这样的人吧。
生活水平已经不错,又何来现实是残酷且势利的呢?这其实只能说明楼主选择了用悲观的目光看世界。
俺记得台湾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说人的五官其实给合的就是一个‘苦’字。
有的人认为一个人的一生,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碰到问题是一种残酷,但有的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奋斗和提升的过程。
首先要认可一点的是,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断的解决问题是一种常态,到达了一定的地位,要左右逢源也是一种必要的现实。
楼主心态乐观一点,会生活得更好。
我的朋友当中有进行医药销售的,做这一行,是典型的当你觉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就会有大棒砸在脑壳上。不用说人际之间的关系,就是国家也动不动就派公安,安全厅的人,像抓敌人一样在医院埋伏设点,想诱抓医药代表呢,医药代表这一行,真是像是打游击战一样,你来我往,斗智斗勇。
但是他做了多年医药这一行,现在依然如鱼得水。因为他已经明白‘大棒是这一行附带的一部分’,是他必须正视的现实。
而且做了这一行,且成功下来的人,通常都很有心得:能做得了医药代表,那么其他所有的销售行业都不在话下。
累死的?还是害死的?在当今西方“文明社会”还会发生这种事?
没个说法?
有没了解?缠中说禅。他在新浪有个博客:http://blog.sina.com.cn/chzhshch
既然知道了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当初为啥犹太人让他知道?
黑头发,黄皮肤还有背景,都是一清二楚的。为啥犹太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找事做?
的活着。在我看来,这不是乐观,这是坚强。
但
不柔软。
跟这个有关系吗?
我们可不得不防。看看现在股市就知道,一涨就有巨大卖压。
海外又具体到哪些地方呢?
还有,您这样想是因为国内今后的形势会比海外差吗?
一个是搞资源,一个是搞技术。现在机会太好了。
诚如忙总所说金融方面感觉来钱快,但是哪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感觉很不真实。某位前辈曾对我说过,“如果你有能力去培育出一个成功大型企业的自豪感是难以言明的”,有生之年,希望自己能够培育一家还算满意的企业,这应该也是我能力的边际区间内所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高度了。
很有自豪感。
另外,上次我说的央企损失1000多亿美元(也有说2000亿美元的)包括最近5年的所有金融衍生产品,外汇及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损失。(这个数字来源是可靠的)
我接触仅限教育界人士。就我来看仍然是反动思潮占据主流
不过也像忙总说的,已经有一点松动了。比如我认识的某反动分子,跑了一趟呆丸,回来大夸呆丸什么人文精神丰富,但是同时也添了一句就是岩里正男和阿扁同志把呆丸经济搞糟了,比俺们这里还差。
就不会这样了。
综合上面两个您的回答,我有些糊涂:
在前一个回复中,您说“去海外企业搞资源和搞技术比较靠谱和刺激”,可是又说“30年国内是最有机会和希望的地方”,是否指:把资源和技术从海外搞到国内大有可为?联想起前两天您说的“技术转移开始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说去国外搞的不是一回事。
我就是教师,我们这一行也是一种社会职业,教书育人,靠劳动吃饭。您所说的靠别人养活是指我们是靠财政拨款发工资吧,那样的话公务员也是靠财政吃饭,按忙总说法是不是也是靠别人养活啊?
老师们其实也都是普通人,我们同事见面谈的最多还是评职称 发文章 衣食住行、房价什么的,都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只问一句:忙总手里上市了多少企业?
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情。我能写剧本,却不会撞大运,更不喜欢赌博。
去海外搞企业,应该去东南亚比去万里之外的非洲、南美靠谱吧。
另外最好要有组织,个体户过去弄企业说不定哪天就被军政府没收了被村民哄抢了,忙总帮忙给大家弄个挂靠单位吧,也算是拉张虎皮,那样万一有事说不定大使馆还能帮忙打个电话什么的。
我对自己干这种事没信心,正好有个刑满释放人员正在身边转悠,小时候的伙伴,五进宫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他顽强无畏的个性,可惜只是勉强认识几个字。给他十万块让他去跟那些流氓军政府打交道试试?天龙斗地虎。
据我了解,某油搞期货的很赚钱,07-09年期间也没亏,小赚,不过下面的炼厂认为自己出马搞更熟悉需求,更赚(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找不同品种原油价差)。
而且这个损失的算法似乎也很难,比如中远当年的巨亏,貌似是把运力过早卖掉,没有随着指数大涨赚钱,就算作金融亏损了。
损失,损失好像不存在;讲问题时,只讲损失不讲收益,收益也不存在。
讲政绩一般是自己自吹自擂,讲问题,一般是监督审计部门。
所以上述损失数据不包括收益。因为他们不关心收益,只关心能找到多少问题,好修理人。要知道:修理人是一笔极大的生意,甚至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意。
现在教师评职称,搞课题,评奖,发论文,读文凭,五大紧箍咒,对于没有多少资源的普通教师来说,那真是“最近比较烦,比较烦”,如果入行晚,房子没有解决,那更是苦不堪言!
朝不保夕的。
中国封建王朝是否有自己的官员培养体系。比如说科举上来的准官员的能力如何培养?是不是也是放到地方锤炼?
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和咱们的公务员差不多。边学边干。还有咱们的党校应该属于干部培养的地方吧?没作用?不是说里面有水平挺高的人么?
我家小帅2010年小学毕业,上初中了。小学是在官办民营的深圳南开实验学校读的,里面的老师不管年纪大小,从来是认真教课的,没见什么像范跑跑这样整日哗众取宠宣传什么民主自由的人物。
等到上了官办官营的初中,就发现不同了。教数学科学历史的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可是教语文的老师是个80后文学青年,尚未娶妻,整天教课的时间很少,倒是闲扯的时间很多,基本就是逆反心理大教育,中国如何混帐,外国如何美妙。很多以前没听过的学生听得目瞪口呆,而俺家小朋友不胜其烦。有一次回了一句嘴:外国也不是你说的那样。老师跳脚大怒,呵斥连连,还要叫班主任来。班主任来了,言明这个是一只小“海龟”,他还是要让孩子道歉。孩子说,我没错,没去过国外的是你不是我。班主任于是打电话给我,我沉默了一会说到,孩子说的是事实。
后来孩子回忆说,这个苏老师除了让我们写好字以外,没教什么有实际价值内容。孩子以前老说,老师又骂共党了,而领导每每听到这个就会说,这人是个loser,自己混不开全是别人的错。
后来孩子自己看这个学校学习风气实在难以容忍,就提出要转学,就转了。
一是酸葡萄的嫉妒派;二是破口大骂的过瘾派;三是义正词严的普世派或清醒派。
嫉妒派主要是那些没有跟上国家前进,掉队的垃圾,因为不能分享国家发展的利益,就恨不得大家都完蛋。其中一部分是蹲在墙角画圈圈诅咒,一部分是等着幸灾乐祸。
过瘾派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其实口出狂言无非为了展示自己个性,特立独行。其实警察一拿手铐,就立即尿裤子。
普世派或清醒派,完全是大脑混乱,不知道人是先要吃饭的,整天意淫世界大同,或者煽动老百姓闹事:你有无非是财富都被贪官污吏拿走了,你们饥寒交迫,受尽欺凌等等。以为空喊几声口号,就能成为中国名人,不能拿诺贝尔奖,也要成为美国皇上的座上客。
而且这些人还无法交流。敢批评他,立即不民主你,甚至恨不得在肉体上消灭你。可怜。
因为他常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像我们没啥本事。你们学好乐知识就可以出国了,就可以享受现代文明民主自由了。
我们当年没好好学外语,又不会别的,所以今天才混的这么惨云云。
反正就算家长投诉,学校也不能开除他,他有正规编制。民营学校要是老师被投诉,那就离开路不远了。
当年其实一系的教概率论的赵立人副教授整天上课也不好好教书,爱侃什么改制度啥的,被我们送一个外号,赵大山。
天分,也不努力。
第一第二第三类人,在社会上各占了30%,真正干活的就剩下十分之一不到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垃圾估计不超过3千万而已。
比如哪些人算是精英,哪些精英被淘汰,是否也有不被淘汰的精英,精英淘汰过程中是积极因素多还是消极因素多?
教育孩子的时候需要老师积极热忱的正面引导学生. 可是老师自己评职称, 晋升, 跑项目等等, 哪个不是要靠花钱,走关系的. 两端的,要么是能力特强, 学校耽误几年也最终挡不住人家发展的,要么是安于清贫 无欲无求的. 中间的大部分人也只得随波逐流, 违心的做这样 那样的事情, 没有牢骚很难
时,问她工作安排,她说治病救人需要技术,8、9年不摸已经生疏了,不能去害人。愿意去当老师,同样治病救人。
可惜现在没人看重老师,其实大家的最看重的孩子,就落在一些不责任的人手里饱受摧残了,可能不是废品就是变态。
不过天天侃大山就能当作家吗?还得动手写吧。没混到托尔斯泰或者阿瑟·黑利,也没有一个人整天为他整理口述材料啊。相当作家,就算没天分也要努力啊。
有一节课,应该是数理统计的一堂,上课就写了一个今天的分布方程,然后就侃了两节课。我们一个平时爱逃课的哥们那天恰好来了,听完了以后说,我TMD都来干啥来了。
小说提纲,到像是数学考试提纲。
说是尊师重教,可什么时候真正做到尊师重教了?我爸说他文革时的老师都是各个大学被下放的,其中一个老师和他爱人一个清华一个北大。那老师天天在课堂上被学生欺负,包括人参公鸡,一声都不吭。结果有天晚上学生们偶然发现这老师是个“武林高手”,居然一只手搬着脚,另一只脚从手和脚的那个圈儿里跳,一会儿又练打拳什么的。这老师和爱人太可怜了,就住在一个小破屋子里,煤气中毒死了。还有那时候男学生们孬的很,羞辱女老师,趁着老师上厕所逗弄她,无恶不作啊。以前是学生欺负老师,现在是校长和家长欺负老师。有钱学生的家长牛逼的不行,你能那他那捣乱的孩子怎么办,你教训他家长带人打你一顿。校长天天要求升学率,你弄不好怎办呢,老师肯定气啊,当然拿差生出气了,家长也不满意啊,其实完全是小孩儿天资一般,不能怪老师啊。没辙,这个时代就这样,老师都被逼良为娼了……
大多散落在城市中。
难怪城市里的大气氛会是这种样子。
忙总有何建议?毕竟,对于国家来说,城市是脸面,外人总是先根据脸面来取人的。
想要子女、父母、老婆过的体面,免不了随波逐流。
脱凡入圣,总是少数。
并不需要牺牲什么物质利益,教一点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给一点迷茫时的建议,都不是什么难事。最简单自己以身作则:以诚待人,踏实做事总不会有什么金钱损失吧?
很多人与人比烂,是借口,是自甘堕落。
可惜,是美国人掏钱请他们去的,这个原因嘛,大家心里都清楚啦。
这些人回来后,基本上就是在排着队,等着接刘晓波的班,平时叫唤两声,也不知这是不是他们的任务。
8方之后的美国人为啥愿意出钱养活某些人那么久?
不好意思忙总,打个岔~~~
这帮家伙注定是老死美国当垃圾了。
现在的孩子,即使你把自己最精华的东西告诉他,他回头就当废纸给扔掉。
在功利面前,人品和修养一文不名。
还得找到愿意学习,品行尚可的学生才行。
忙总你的帖子要发到天涯,估计板砖与口水齐飞。鲜花少很多。
只要有一点用,就不算浪费时间。
有时候真的压力很大。
常常会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值得。尤其经历太多因为利益而离去的人的时候。
很多孩子简直和小动物没啥区别。给个高分,不点名,就是所谓的好老师了。学习的东西,如果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肯定是会放弃的。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真正好的,即使让他挂科,他依然会感激你,因为你点醒了他。
如果想往金融方面发展,您觉得人行的研究生院怎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目前金融界的各级领导大多出自这个地方,应该有群体效应。
当然从水平上来讲,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从通道上来讲,还有价值。
能否解决这类问题?
忙总可能不了解现在的学校了. 当老师一边"教一点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 一边自己违心做事的时候, 他们能觉得对得起自己良心么. 楼上说有看到重点学校老师挺快乐的, 我只能说 这些快乐的老师, 心理素质一般都要比较强, 把做人的原则降到足够低了, 挣钱再不算少, 当然快乐了.
咱们数数看,小学入学家长就开始拼关系,拼钱择校, 然后打点班主任 主要任课老师. 升到中学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基本功课都还在. 此外还要给孩子弄些能高考加分的项目,从体育到音乐到科技创新大赛,孩子会不会没关系,关系够硬 钱够多 都可以弄到;进了大学从大一开始跟老师们打招呼要成绩, 入党,大四顺利保研,或者父母给活动个公务员事业单位.
学校已经堕落的不成样子了. 老师身在其中,想独善其身, 基本没有可能, 不听招呼,不懂事儿的,要不了多久,就给挤走了.
这么说吧,现在有几个老师能够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 经济经情况, 没有因为领导熟人打招呼, 调整过对学生的考核和态度.
这还不提老师自己评职称,花钱,跑关系, 论文抄袭等等. 让他们如何正确引导学生, 怎能无愧于心呢. 可是如果不同流合污, 那是真的混不下去. 我亲身经历,去年定岗,一位人品教学质量都非常优秀的老教师,硬是被领导 通过调整定岗标准给评下去了. 事后给自己部门的年轻老师开会, 我说要么离开这个系统(企业风气要好些), 要么就得放下尊严,同流合污, 否则没有出路. 真是非常可悲.
还没有非常堕落。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是否是普遍现象,还是地区差异?
只不过奔向金字塔塔尖的路当然是乌烟瘴气了。
现在不像当初,在奔向金字塔塔尖的路上,可以买的道具很多,可以开的外挂很多,觉得这个位子志在必得的当然累了。而当初道具是被垄断的,不流通的,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就是根本没有。所以就显得要清静一些。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随大流的就不会显现出如此强的功利心。
改变命运总是比较艰难的,发出一些抱怨的声音也是正常。
也挺可悲。
保守点说吧,这种状况在211大学中是普遍状态, 985中存在(参考西交大国家科技进步奖丑闻,去年施一公,饶毅在 science 上有发文讨论中国科研现状, 当然他们自身也面临不少质疑) 但是应该会好些. 相比之下,理工比人文社科要略好些. 地区差异有些, 发达地区钱多,身段好些而已没有本质区别.
说句冒犯的话, 科大这样的学校本身就是高校核心圈子的, 在基金评审委员,教指委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多数交易都可以在互利互惠中达成,姿态是要好看很多的. 再者自身实力在那里,也可以不去理会一些干扰(比如教学评估, 高校排名之类的)211 或者以下的学校,还在初级阶段 博上位,抢资源 吃相惨不忍睹.
学术不端在科大,清华正规博士中都有(我有证据, 被人狠狠教育后,没举报, sigh... 被表扬了)每年科大清华自主招生中,门道非常多, 当然最后保送成的,孩子自身条件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没有家长努力, 全凭高考页很难说就一定考上, 以前我觉得高考改革自主招生是好事, 现在看逃不脱马太效应, 对一般家庭孩子来说, 真是很不公平,好大学位子有限,自主招生后 他们的路更窄了.
现在已经不是个体的问题,个别学校,个别老师素质低.现在是教育管理机制普遍存在问题,教育行政化,教学科研人员职业道德退化,结果是,好好的博士来了几年,硬是给逼到歪道上. 整个中国教育界的道德水准下滑之快,令人瞠目,眼见着 低到尘埃里去了
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刚毕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还是有相当比例的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有上进心的,有公平正义感的。其实从西西河的讨论也能看得出一点点端倪。年轻人并没有因为污秽不堪的环境而变成一群群地沟老鼠。
所以老师们为经费,职称或者饭碗搞点见不得人的手脚,我想与社会大环境是一个水平的,不能指望校园是于世隔绝的乌托邦。我想美国也是如此,只是程度高低不同。
真正需要的是社会的自净能力要强大,就像我们无法防止污染,但是如果一个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大于污染能力,系统就还能正常生存。而现实社会的自净能力来自于人心:不同流合污,不自甘堕落的人心。如果所有人都报着不吃亏,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心态,老师吃了医生的亏,就来占警察的便宜,警察又去欺负买菜的。。。。。。如此循环下去,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救了。
我想不需要任何借口自甘堕落,先做好自己不堕落。不要怕自己吃亏,其实谁不吃亏。
有的便宜是不能随便占的,那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举例而言,有的人以为撒谎无所谓,且可以占便宜,也许他的下一代就会成为诈骗犯,在监狱度过余生。
del。
梦想着培养21世纪的顺民,我看不会这么顺利。
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坚强意志,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忙总,这些教育理念提是完全可以提的。国内在教育领域,言论上还是相对自由的,教育系统内外的会议,凡是跟教育能扯得上的,基本就是坐在一起群情激昂地诉苦抱怨痛斥教育现状,倡导理想的教育。
只是很关键的一点是,教育是实践活动。大家又不是傻子,道理都是明白的,然,说得再动听但不去想办法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话,是没任何意义的。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的脱离是很容易的,近十几年来也是越来越严重的。
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被功利主义绑架得失去了人性,全面沦为功利的奴隶(哦,这说法是我说的,但实质意思大家都能理解)。例子之一是,任何良好的想法,一旦进入现行的教育体系,就会身不由己地里里外外地具有了功利的色彩。同时,那些本身浸透着功利的教育活动却都很聪明地披着各种“良好想法”编织成的外衣……总之,挺变态的。
育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教育部对此是一清二楚伴随万分焦虑甚至允许疾病乱投医的。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现在已经病入膏肓,要一时半时改变局面那是不可能的任务。大家就一起慢慢煎熬等待自我涅槃吧~
不支持,民间的呼声就是空气。
实际上现在各个行业都是如此,都想安稳过日子,都想和谐。而且采取掩耳盗铃方式。
换一种问法,移动连通,石油石化这样分割垄断行业,是否减少了其中的淘汰?还是跟一个公司垄断没有太大区别?
我也是一个大学教师,虽然没做出什么大贡献,不过教课还算尽职,自觉学生对我也算尊重。
不觉得教师是靠谁养活呢?难道我们是剥削阶级不成?
忙总是不是还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为指导呢?认为大学教师不从事生产,不创造价值,与娼妓无异?
不丢人,丢人的是不干有价值的事情。
我自己家就是老师一排排的,拿过市政府颁的“教师世家”的匾。等我以后毕业当老师,至少是第五代了。我们家对一个老师师德最高的评价就是“那个老师真的是把学生当自己孩子”。
早就有银河号事件 台湾海峡航母事件了 还有和平珍珠夭折 对台军售等等
美强中弱 韬光养晦 卖菜的都知道
需要测试吗 ??
不就是一种变种的阴谋论吗
这种把一个拥有无数指向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大国的行为指针简化成一个人的行为指针的思维模式居然也出现在忙总贴里
多了个打工的选择?减少了一旦被淘汰就没地方去的问题?
这是关键。即便是教育部毕竟离决策层还有相当的距离。
教育是滞后于政治经济且为后者服务的。其实,当后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教育也算是跟着走上了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
不过,物极必反,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希望也就渐渐能看到了,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些星星之火的存在。得慢慢来。长叹——
可能今后几十年的国家骨干会就是那么几代人,其余年代的人都是过客,打酱油的。就像77,7,79几批人现在的垄断地位,而72,73,74,75,76的都在打酱油一样。
77、78、79三年上了大学的那批幸运儿垄断了当今中国最优越的地位?
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标记而有特殊机会,都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不包括衙内们)
相比起来,工农兵们专业能力不够和知识结构有缺陷,不堪一击。而80级以后又因为时间稍晚而失去先机,被提前卡位,机会少了很多。要等他们退休后才会腾出位置来了。
以当年我们毕业时为例,到科大数学系来要人的象国家计委,财政部这种单位,成绩好的同学都看不上。而去这种单位的都不是最好的学生,相反现在他们却掌握着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命门。这就是时命。
如果学校教育就足以使学生有大作为的话,学校的老师们早就自己去升官发财了。一个人真正需要的知识只能在工作中学习,独立自由的人格也只能在社会中培育。学校教育的不足或谬误,工作久了自然也就矫正过来了。
是个会侃大山的混日子的,而不会踏实做点具体事情。
“有独立精神和动手能力的人”什么时候都存在的,或者说,对天生异禀的人来说,教学大纲只是过眼烟云。
“有独立精神和动手能力的人”太多不是好事,太混乱了。而且这样的人级数越高越必须拥有纯正心地,否则就是祸害。
上一个政权被推翻,“有独立精神和动手能力的人”顶多只算是部分外因吧。其实现时代这样的人比例上数量上肯定比上一个政权时代只多不少。
政权进入稳定状态后必须采用愚民政策,非常认同。只是这“愚”字掌握的好的话那就是褒义。比如在咱美国,愚民很成功效果很好,被愚的民众乃至全世界深信咱美国人很独立思考很有独立人格,咱美国人从小到大到死的教育就是,你必须独立思考创造性思维,什么,你的人格受限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非常危险,只有LOSER才不独立思考或感到人格受限制,所以咱美国人从小到大到死都坚信自己是“有独立精神和动手能力的人”。
实际情况是,在美国聪明人使劲告诉自己和别人自己很独立,然后行动上很守规矩。不明白后半段的人就活的很糊涂。
严重申明以上不针对忙总只是接话题作为一个海外民工分享自己的观察和看法。
破坏性极大。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忽悠利用。我们文革为什么如此惨烈?后来8平方为什么这么多学生被裹挟进去?他们懂什么吗?其实如果真的懂,就不会有这种民族悲剧发生。
不好意思,忙总,这个时候才看到您的这篇回复。
我的理解是,
1、为了环境考量,把小锅炉、地方小冶炼之类的趁这个高帽子铲掉
但是地方上的小锅炉很多就是供暖的主力,而新建的那些拿来供暖之类则大大降低其设计能力。。。而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打击面太大,也使得很多地方企业不得不自谋出路
2、以类似GDP评价地方官员的减排效果,想驱使地方产业升级
这个和第一条一样,因为一刀切,所有的企业,如果没有后台关系,都遭殃;一些外企反而活的更滋润了
3、中国走高能耗的发展之路实在走不下去了,未雨绸缪
中国成了第一大石油进口大国,而海路等都被他国控制,中国发展之路随时可以被人掐断。。。后果不堪设想
4、产业集成,中小企不得不赶紧找棵大树乘凉,后果就是国进私退
5、给国际上一点面子,高举所谓“低碳”的旗帜么
还请忙总解惑,谢谢!
补贴,土地利益,税收利益(三小在地方一般没有太多税收贡献,反而麻烦不断:死人,污染等等),而腾出来的土地是可以卖钱的,是可以引进新的税源的。
当然在有的地方也不行,例如贵州,因为招不来商,所以就不砸三小。
我们实际上是利用个口号而已,实际不管是不是低碳,都会干的。因为这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道路。
地方政府只认识钱,不认识低碳,更不认识哥本哈根。
使得人类的思想更加的多元化,游戏、杂志、影视作品中也是如此,所以想靠教育来“顺民”,已经越来越无力了。可是我认为其实不只是政权希望培养顺民,人类的本性恐怕就是如此。只是我阅历不够,不知道这个想法对错与否。
另外忙总所说的“最好”是什么意思,学习最好,或者大家公认最有能力?好奇而已
普林斯顿,哈佛,斯坦福等等。或者有组织能力,这批人很早就下海创业,目前都在海外当外商,然后回国投资。
中等的进中科院各所,稍差的留校。最差的去行政单位。
资源。政府为了保证其进行得下去,要派驻大量人员挂钩坐镇,生怕出乱子。还要下拨工作经费(不拨的话,某些人就又要八仙过海了)。实际上这样干并非为了让真才上位,而主要是力争使这套游戏规则运作正常。因为八仙们实在神通广大。有些才1000人不到的村,也有人拿30多万来竞选。最稳妥地就是宗族势力代表,人多就是力量大!
有时候觉得纳闷。明知道这个搞法对谁也没好处,但是政府还得尽力维持,也不知道是为了向谁交待——“喏,谁说我们不搞民主?”
平均在30%以上(据某全国性装修公司的总裁告诉我的)。政治也是需要无用的装饰的。
肯定是需要有思想又有动手能力的。又如何才能培养出来呢?
一个政治白痴出来自己挖自己的祖坟。没有政党是能保证自己人才永远是最优的,何况还在精英淘汰。
今天谈到惨烈的文革,忙总能够多谈谈文革跟主席的关系吗?想听听忙总的看法
人事和时机成熟就很难避免。
侵略国人民支持侵略,解放战争百姓支前,美国百姓热爱提前消费,加上忙总举的例子。很难说是民众思考的结果还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如果他们后来后悔决心痛改前非也是人性的表现。
普及独立精神教育是否对社会国家绝对有益,或是必要?什么是“正确”的“独立精神教育”?这是我问题的重点所在。也可以换个问题,独立精神教育应该在什么时候如何进行?这些显然不是简单问题,答案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他著作等身。8平方时,他也同情学生,但是知道是被人利用,让我不断去劝说来我们实验室做论文的学生,可惜都走火入魔的不听,现在后悔得一塌糊涂。
独立是什么?就是能够自己判断,不人云亦云,不被传销的洗脑,不被跳大神的忽悠。
据说五道口并入清华是为了拓宽国际视野。真正的理由不太清楚。
虽然不是五道口人,我很钦佩五道口人在金融体系的担当与责任感,比如夏斌。
我一直觉得学校与同学们工作与精神在金融体系的传承,本身是无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而这,竟然能够轻易被“国际视野”所替代。是耶?非耶?
1。随不随大流,与有没有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两者关系并不理所当然。有独立精神,容易受精英理论忽悠,没有独立精神,对精英理论抗体很足,却容易被跳大神忽悠。君不见多少有独立精神和坚强意志的GGMM被人骗财骗色,关键是,时机到了,说到心坎上,就能奏效。
2。随大流容易被忽悠之类特点,并不天生就是缺点。多少危难时刻中华民族靠的就是万众一心。如果万众万心那就坏菜鸟。
3,至于您所说的那些悲剧,普遍认为很大原因是缺乏独立精神,但根据何在?作为一个还算用心的普通读者,我记不得读过什么解释,感觉所有根据不过就是人云亦云而已。
你说的那群 基本是衣食无忧 生活优裕的人了 算是高级知识工人吧
低级知识工人可不是这样
对于他们来说 高涨的房价物价(被官员和开发商剪羊毛)、沉重的赋税、黯淡的前景、眼见的官僚集团的骄奢淫逸才是第一问题 。
解决之道何在? 他们不能不去西方价值观(三权分立、政务透明、权力制衡等等)找出路。也许找不到,但至少在他们看来是个希望。
忙总可到三大门户网看看新闻及相关的网友评论,这些网友就是低级知识工人。
就算高级知识工人,鄙夷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自私自利、心口不一和认同西方的民主、法治、人权、制衡价值观也不见得矛盾。 难道要我指望中国官僚集团千秋万代、大公无私的为人民服务?
另外 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悲剧后果归结于西方忽悠的狼子野心这种阴谋论很肤浅,萨克斯、克鲁格曼等几个人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主流派都算不上。谁叫你俄罗斯人傻逼把几个新自由主义学者的理论当灵丹妙药拿自己国家给人练手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下一步怎么走?谁都不知道。反正我不指望官僚集团大发善心,到比较指望预算公开、分权治理、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约束官僚集团的价值观。至于国际关系,就让中国做个玩新殖民主义的中帝国主义吧。
代表自己。对中国怎么看,大多数人并不像网上愤青的看法。骂人的人基本都是失败者。你不能用失败者代替正常人。
忙总擅长哪个菜系呀?不会是家常菜系吧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知道忙总是不是一边烧着菜一边思索着治理企业的道理还是烧好菜,一道难题一下就有思路了?
人才不是教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就比如您自己。
教育系统只是给一个框架,至于往里面装什么怎么往里面装,重在教师。虽然留给教师的伸展的空间不大,但总还是有的。
当然,动手能力的培养,这是个大问题,没教育系统给教师创造条件,教师可施展的余地不大
这方面真应该向德国学习。Bismark创造的Duale Systeme是德国至今能牛的底气所在,别的国家想照搬可能也搬不过来
的学生成材率可能是70%,80%,自己摸索,可能只有10%。
行政能力还是欠缺。在南七两任,自诩最大的政绩就是“不作为”。南方科大这个事,搞得跟大S的婚礼似的,一方面号称要低调做实事,一方面各个媒体上面大唱高调,基本上能得罪的都得罪了。
从无到有开创一所大学,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有地方上的支持。更何况,他拿到的那个支持,比起港科大当年而言,压根就算不上什么。连深圳大学最近都蹦出来,号称要100到200万年薪招聘人才。明摆着就是跟他对台。深大草创之初,以及南七二次创业时候的策略,都是吸引国内中青年师资为主。从经济效益比上来说,是最好的方式。而南科号称的那种方式,直接引进“大腕”级人物,基本上就是烧钱。而且,烧也烧不出什么特色。深圳市政府也没把鸡蛋都放在他那个篮子里,深大很快就要换届了,大学城有几家做的还可以,还有那个和中科院合作的先进院,最近还和香港定了计划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建高等教育区。除非能把大学城里的几家加上先进院都整合起来,否则,短时间内在深圳再创一个一流大学,太难了。
但是我认为教育这种事情必须允许尝试,如果连探索都不许,都必须按一个教学大纲培养学生(顺便说一下,中国的确还有这种统一的教材写写作提纲和讲课提纲,因为本人参与审核过),这是不对的,因为教学大纲是基于普通中等的智力和能力的学生设置的,这样对能力超优的学生不公平,浪费他们青春。同时这种大纲有太多长官意志和政治愚民考量,会造成学生的普遍唯唯若若或者逆反心理。
孔子还说因材施教,我们现在做不到。其实教育人才是定制而不是套餐,套餐出来的学生,牺牲很多天性,导致人才浪费。
当然深圳政府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他们是当成政绩经营的。其实本来许可证并不是问题,因为汕头大学就没有问题,深圳官员的炒作导致教育部政治风险增加才是问题。
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失败国家呢?
特别是,那些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都成了失败者,这个社会怎么能健康运转?
其实很多所谓失败者目前所得到的功名利禄我觉得早就超出他的能力和贡献应该所得。这倒不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而是对自己没有正确判断,自寻烦恼,就像自己身高1.5米,却非要烦恼自己不能扣篮一样。
身高1.5米,就不要羡慕2米的人能做的事情。实事求是才是让自己快乐满足的真谛。
我想作为单个人来说,力量是弱小的,所以人类有群体性,聚集在一个core周围,然后在这个core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争取生存的权利。
所以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有一种被领导的潜在意识在里头,这个潜在意识,在开始的时候,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时候,被core里的人利用,并用教育的手段进行强化,以维护其统治,所以人类的这种被领导的潜在意识也助长了政权的腐化;然后在末期,这种被领导的潜在意识为新生的core提供了力量,如此反复。
如果微观来看,到组织这个层次,有独立精神但是锋芒毕露的人,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甚至这些人可能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为这和人类本能的被领导的潜意识有冲突。
再微观到个人,可能就是牵扯到善恶的本性了,说不好,就不说了。
(目前已经上市)被人忽悠炒内部职工股,他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懂杀猪,不懂花纸头可以卖钱。结果没上当。
其实只要有常识,不贪婪,就能独立判断。不需要高深东西。
中共现在绝对算不上愚民政策,反而是在对外开放和干活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开民智。其实如此大幅度范围的开放,也不可能再搞什么愚民,要想愚民从来都是先把国门关起来,比如古时的朱元璋、满清王朝和现在的朝鲜。中共所限制的,不过是避免讨论务虚的意识形态,无端的引发人心乱,的确是很不值得。
再说“推翻上一个政权的就是有这些独立精神和动手能力的人。”,也不是如此,TG的成功,和学生运动没有多大关系,是靠经济基础差异巨大的社会现实,以及一帮有理想、并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在尸山血海中打出来的。
虽然说“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坚强意志,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早就不敢提了。”,但是对于党的各种传统教育也不怎么提了,不比以前,现在谁上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有关党的概念压在头上。可见TG没有明显的偏向性。只能说教育部的步子迈的不够大。也很可能如楼下所说,是南方科大自己也有问题。再说,现在不给,不等于以后不给啊,教育部有它自己的考虑和标准,除非对南方科大长期斩尽杀绝,或者长期排除于体制外,才可以证明你的观点有可能是是对的。
忙总这段话实在是欠缺考虑。
发这种感慨。至于他们能否走下去,实际是可以判断的。汕头大学可以做个例子,这大学成立时候有什么了?为什么这么顺利?其实只要南方科大认输服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
而现在非要搞什么行政不能干预教学,教授治国,党政分开,不能外行管内行,学生的培养目标是独立思想,批判精神,健全人格等等,这些才是问题之所在。
其实深圳地方也不满这些想法。
从改开非毛化以来,太祖的思想开始在部分知识群体中回归
终于又见到忙总了,太想您了。
加上比较单纯的理想主义吧,对政治上和稀泥那套手段也不太在行。听家里说过不少他们家的事,不过他本人我倒没见过两次,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美国做学术跟吃鸡腿的往事了,觉得他后来做事的方式跟那时是一直吻合的。
后者,朱清时严重不合格,他基本不懂与人打交道获取利益交换。
不知道他那里的学生出国会有什么问题?没毕业证恐怕留学都麻烦。直接上企业?
我们文革为什么如此惨烈?后来8平方为什么这么多学生被裹挟进去?
这个你不从主席台上找毛病,却从主席台下找毛病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386上台后搞过“三讲”,结果大家一看不就是整人运动覆辙吗,结果抵制:你不讲,我不讲;你讲,我讲;你讲死我,我讲死你。最后没有老百姓的盲从和追随,只好自己悄悄偃旗息鼓。
所以没有老百姓盲从,当粉丝,政治家就是土豆一个。
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健全人格,这些都是通过经历阅历熬出来的,没有实际经历的支撑,恐怕再怎么教也是赵括。
类似南科大这种教法,虽然想法是好的,但我估计把学生教成错乱的概率也不小。
“西方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和他们关于自然的知识截然分开。后者就是普适的,前者就是腐朽糜烂的。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乃是一体,都是人类心智在不同领域的自然产物,是几百年来人们追求自由追求智慧追求幸福的结果,是现代社会所必需。”
我很认同这几句话。
中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才能谈超越,而不是刚取得了一点成就就鼓吹制度优越论。也许这只是应对西方势力咄咄逼人的权宜之计,也许只是当权者巩固政权的小小伎俩。
很奇怪为什么凡我的回复都被屏蔽了,没什么过火之处啊?
认为自己不行,要努力追赶超越。中国没什么人自吹自擂过,至少我没见过。
从背景上看联通似乎是作为一个破冰工具出现的。而且不少人说电信尤其是固话属于天然垄断,美国ATT目前也在重回垄断的路上。
还是希望忙总稍微说说被淘汰的都是哪种精英,都具备什么特征。
以及被淘汰的压力是否在统计上有区别。
比如,是不是智力水平越高(智商定义的精英)的越容易被淘汰,或自恃高不合群的(自我感觉是精英的就算精英)容易被淘汰,还是棱角分明个性张扬的(外人看着有精英范儿的算是精英)容易淘汰?
或者说任何人被淘汰的概率是随机的,“精英淘汰”只是说“制度没有避免精英被随机淘汰”?
不过一个学校肯定得有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不一定是校长就是了。按部队那种管理方式,主官是只管业务的,政委管内务比较像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但不一定就不懂得打仗。如果大学是以学术探索,教育发展为主要目的并应该为此努力尝试的话,朱可以胜任这个主官但不适合做政委那个角色。如果校长是纯粹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话,至少在中国是很容易出现他说的那种学校变官场的现象。
一开始动员时可是说的:新时代延安整风。
请教忙总,这个事难度在什么地方?我觉着既然他打算要做点事情,肯定不能再照着知识分子的风格来,而是要做好改改自己脾气的准备了。我觉着这种东西如果自己心态放下来应该改得比较快吧?还是说我低估了这个活的技术含量?
高手可以在一秒钟就搞定。尤其是权钱交易更需要实时决策。
“作交换难点在两点:一是定价,二是交易方式”,这个忙总方不方便具体说说?想想是比较有难度,在学校和别人打交道我一般都是大方一点,但是真走向社会就不好这么办了,毕竟社会上的人胃口比学校里的人难满足的多。怎么定价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让对方愿意交易,怎么确定交易方式让双方都觉着放心呢?
需要实践。没有实际场景和交易对手,我无法演示怎么对价,怎么定价,怎么交易。
关键是怎么获得认可,怎么知道定价标准(也许这两个非要师傅不可),我觉得交易方式和内容可能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达到净化或者巩固权力和威信目的。
我想,延安整风的意义即在于此吧。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时的创业者思想觉悟会高一些,但,能高出今人多少?应该不带有根本性的差别。
这种手段,说到底还是利用了不同派别、不同利益小团体之间的矛盾,玩的一种平衡术。
总起来说,操作程序无外以下程序:
首先,找出一个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或者对当前社会带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一个理论高度的回应,提出自己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政治主张。这些理论,必需回应时代诉求,紧扣时代主题,否则,无法占据道德制高点,无法赢得民心或者舆论的支持。同样,对一个继任者来说,找出前任没有精力解决,或者前任为解决一些问题而采取的措施留下的后遗症,查漏补缺,不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儿。延安时期的指导思想就是马与国情结合理论,政治主张就是毛主席的著名的三篇文章。
其次,通过从上到下的深入学习,初步检验各派别、各小团体对上级执政理念的认同程度,也就是观察站队的时期。
第三步,充分利用各派别、各小团体之间的矛盾,在学习理论过程中,掺入自己的私货。让各个派别、各小团体充分表演,互相扯虎皮当大旗,攻击对方,以为邀功,或者以为打倒对方的时机来临……总之,手段多样。
第四步,在大鸣大放之后,总会有花样繁多的举报检举,然后上位者就开始平衡,抽出重点、典型的反面人物,进行打击,或者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采取司法措施,或者采取思想措施,进行执政理念的深入学习,开始划线站队。
第五步,就是扩大战果,乘胜追击的时候。那就是创先争优,深入贯彻的阶段了。
我以为,这才是延安范例的要义所在吧。可能这也是天下所有从事管理工作的都会用的一些基本手法吧。